在商朝活人祭祀甚至王族食人真的是一种常态吗？ 第1页

这其实算是对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的延续。

贾兰坡先生早在七十年代写就《远古的食人之风》一文，对魏敦瑞先生《中国猿人头骨》一书中提出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击打裂缝」系由于「原始时代取食脑髓」的说法表示赞同，更进一步提出了远古人用脑盖骨盛水的说法。并且呼吁我们正视祖先经历过的这样一个阶段。

贾兰坡先生还以他参观的河姆渡遗址为例，指出：

「我发现在陶罐里有鱼和小孩的骨，而且是被煮过的。我还拿出一块人的臂骨看了看，是出生不久的小孩，大概共发现过三例。这不用『人吃人』是解释不通的。」

自贾兰坡和魏敦瑞两位大学者开了这个头，后来许多学者都投身于研究远古、上古甚至是中古、近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人相食的隐秘历史。

但就在贾兰坡先生同时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如吴汝康先生就认为，在对现代灵长类动物的习性研究中发现，灵长类动物在非极端环境下并没有普遍得出现同类相食的现象。相反，即使是脾气暴躁的灵长类动物，也更倾向于和同类和睦相处。加之人类的孕育后代的时间太长，如果以同类为食的话，极容易出现灭种的危机。

吴汝康先生于是对头骨裂缝提出了「膨胀破裂」说；对锅里的骨头，则提出了「燃料弃置」说：认为先民有利用骨骼作为燃料的习俗，用完之后就顺手丢在锅里了……这也确实有道理，因为「析骸而爨」的行为，在后代史书上也屡见不鲜。

以上这些算是题外话，只是想表达，即使你有许多条理由证明吃人风俗存在过，也会有学者用同样充分的理由一一驳倒。我们难以还原真实的境况、历史学其实也不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境况。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可以回到问题本身了。

关于商朝活人祭祀、贵族食人的观点，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假设，却也不见得就是完全的事实。活人祭祀这个无可厚非，此处不做讨论，几乎所有民族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可贵族食人的问题却是可以讨论讨论的。

商朝的贵族一直以来给人一种诡秘莫测的感觉。举个例子，商朝晚期有一种贵族酒器，我国学者命名为(有争议)：「商虎食人卣」

——为什么贵族的酒器非要整成一个老虎啃脑袋的样子？看起来还蛮凶神恶煞的(当然也有人觉得这只老虎很萌)。这种器皿风格其实和后来朝代的审美是有较大出路的。

这就不得不说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商朝贵族在有意用一种神秘学来包裹自己，以此维护自己统治地位。那些巫祝、神婆、大兴祭祀、阴森恐怖的器具……也许完完全全只是商朝贵族用于标榜自己不同，吓唬民众的统治工具。

这种「维护统治说」，也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周朝之后，鲜少听到正常情况下(无饥荒、战乱)，人相食的案例。因为礼乐、儒法、理学……它们实际上替代了「吃人」的威慑效果。

可商朝的贵族真的就喜欢吃人、吃人成风吗？我个人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这种「维护统治」的需求来看，完全可以把「吃人」的嫌疑引导到另一个方向：

不管吃不吃，煮个人加强一下祭祀的阴森效果。

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商朝是一个极为尚武的朝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卜辞，商朝发动战争是非常频繁的。

频繁战争、卫生条件不好、还有疑似人牲的习俗(还动辄千百)。在这三个条件的压力下，商朝却并没有出现绝种的危机，也没有人起来推翻这个统治阶级，倒是平平安安过了几百年，比此后许多朝代的命都要长。这不合理。

我们根据这些不合理，可以猜测，被殉、被煮的，更可能是战俘、被征服的民族，而不会是殷商的本国居民。至于这种对待俘虏的「煮」，则可能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它表示一种惩戒？耀武扬威？还是祭祀需要这些敌人的鲜血？我们就难以得知了。

从目前来看，所有指证商朝贵族吃人的证据，其本质都和贾兰坡先生在古人类领域的证据类似：考古发现锅里有人骨，且有被煮的迹象。

但是「煮」了，真的就被吃了吗？这二者不是充分必要关系。

就像我们常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你也许真的恨得牙痒痒的时候会煮，会虐杀。你会有很多残忍的手段虐待你的战俘、你征服的国家。但如果我们看到被「煮」的痕迹，就要想到吃人。那「炮烙」岂不是炭烤人排、「剐刑」岂不是人肉刺身了吗？

况且我相信商朝贵族们，吃惯了牛羊肉，面对一锅煮熟了的人肉，大概是不能兴致勃勃地品尝的。

毕竟，人真的不好吃呀。

至于这个，你就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的了。

：)

—————————————————————————————————————

统一回复区：

一、卣

很多朋友对这个卣的兴趣高过了对吃人的兴趣。也猜测了关于这个卣、这种造型的其他含义。

确实，目前叫它「商虎食人卣」争议是很大的。它主要源于我们对一种青铜器纹饰的称呼，即「虎食人头纹」（「饕餮食人纹」）：

这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是否出自同一种信仰？我们对「虎食人头纹」是否需要重新看待？这就是未解之谜了。

我稍微总结了一下，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虎卣的猜测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 直白：老虎在吃人。
2. 推理：祭祀人牲给某种信仰。
3. 这不是人，而是猿猴。
4. 这不是人，是某路神人（如九屈神人）。
5. 这不是人，是灾祸的象征。
6. 人(神)虎在嬉戏，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7. 人(神)虎在交配，表现了原始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

……

至于你相信哪一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目前的证据，恐怕还不足以证明其中任何一种。

二、黑猩猩

也有朋友对吴汝康先生「灵长类是否攻击同类、同类相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黑猩猩存在攻击同类、同类相食的现象。

我对灵长类动物是一窍不通的。也许是我转述有误，所以这里贴一下吴汝康先生这篇《也谈食人之风》的部分，供大家参考：

近年来对于各种哺乳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习性的研究表明，在野生的正常状态下，同一个种内的动物，极少有因殴斗而致死的。只有在群体的数目远远超出其生活环境能够容纳的时候，才会发生殴斗致死的情形。
对于灵长类的若干种类(如黑猩猩、大猩猩等)的野外观察，也表明群体之间和群体之内通常都是和平相处的。各猴群的关系，有些对邻近猴群侵入其占有的地区时，进行抵抗；有些则其生活地区可以互相重叠而和平相处。
即使象狒狒那祥最富有侵袭性的动物，它们的群体行为的研究是被用来作为早期人类的生话状态参照的，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也没有见到互相捕食的行为。

我认为吴汝康先生这里并没有否认「灵长类相互攻击」、「灵长类同类相食」。而是对这两个现象，提出了前提条件：

1. 群体的数目远远超出其生活环境能够容纳的时候（人类也同样会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
2. 各猴群处理入侵关系，有时候会抵抗，有时候会相容。
3. 同类相互捕食，即以同类作为一种食物的重要来源的情况，没有发现。

所以当有朋友质疑，认为黑猩猩存在攻击同类、同类相食的现象时。我认为我们更要注意他是「无缘无故」地进行攻击、猎杀、食用同类；还是出于争夺领地、争夺交配权、食物不足等特殊原因，猎杀、食用同类。

即使再文明的人类，在特殊原因下，也会做出食用同类的行为。

商人用“活人祭祀”还存在争议，吃人更是无从说起，要是仅仅从一些考古发现来说商朝吃人，那真是摸黑商朝了！也请某些人不要带节奏！

烹杀，作为古代刑法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使《三国演义》也有烹杀的故事。而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烹杀有，西周周懿王

包括楚汉相争时，也有项羽要烹杀刘太公的事情！

而人殉或者祭祀，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是位于陕西的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考古发现墓葬中人殉最多的，达到180多人！

另外就在几百年前的明朝也长期保持着殉葬制度。

如果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些“可能是祭祀或者殉葬”的人骨就说商朝吃人，那吃人的历史延续到了几百年年前的明朝？现在对先秦历史知之甚少，还望一些人不要“耸人听闻，乱带节奏”

后世秦坑杀赵国士卒，项羽坑杀秦人，，，，哪一次不是几十万人，累累白骨，恐怕把商朝六百年杀的加起来都不及白起或者项羽一个人杀的！

吃人这种事，商朝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唐朝是有的

唐安史之乱，张巡守睢阳。若干年后，当史料不全时，后人是否会说“唐朝是个吃人的朝代”？

先上结论：反对作者和高票的推测，人牲是给鬼神吃的，不是给活人吃的。食人风俗在原始人群中广泛盛行，但进入农业社会后就不是常态了；活人祭祀在商朝中期最鼎盛，此后逐渐减少但偶尔还能发现。另外要注意人殉和人牲不同，人牲是鬼神的食物，人殉是鬼神的侍从，这里我们讨论的都是人牲。

话说过去曾长期把本文作者和硕帝搞混，因为发现这篇文章和姨学有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在华丽的词藻中混入苍白的结论，其中就包括这篇文章最吸引眼球的"商人是食人族”。不过后来才知道，此李硕非彼李硕，硕帝是写不出这种文章的。

然后我们再看硕帝，哦不，李硕这篇文章中骇人听闻论断的部分：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作者自己只说“很有可能”，其实就没有把话说死；同样高票也只说“给人特别不好的暗示”，说得其实都比较含糊。那么作者提供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是否能够推出他这“很有可能”的说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牵强的。至少据我所知，在学界没有人这样提到过，那么对于这种新颖观点，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分析。

1、关于作者提供的文献证据。作者自己在后文引用了“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说法，但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又认可这种“天下之恶”。其实“脯鬼侯”出自《吕氏春秋》、“脯鄂侯”出自《战国策》，都是战国说法；“烹伯邑考”出自《帝王世纪》，更是晚至西晋的说法了（评论区指出汉简《六韬》已提到食伯邑考）。这些材料可靠性都是存在问题的，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过是一种罕用的刑罚，类似刘邦醢彭越分赐诸侯，和食人的风俗有什么关系呢？

2、作者认为祭品在死人吃后是留给活人分享的。在后代乃至现在，祭品确实可以给后人分食的，因为祭品的“灵魂”已经被祖先鬼神享用了。但不意味着商人也是这样。最简单的逻辑，如果商人的祭品都被吃了，那今天就只能发现散碎的骨头。吃完剩下的骨头难道不应该当垃圾扔了？还要拼回骨架放入人牲坑？诚然很多骨架不完整，甚至有切割痕迹，或者只剩一个头颅，但只能认为他们生前被切割肢体或被斩首。不要说人牲，就连发现的很多牺牲也是完整的。

（图为奠基人牲，拍摄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妇好墓）

3、关于人牲的处理方法，姚孝遂先生在《商代的俘虏》一文中对其分类过，有全牲（俎）、击杀（弹）、砍头（伐）、烧死（尞）、投水（沈）、剖开身体（卯）、取出内脏（副）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某些杀祭方式如“尞”“沈”肯定和吃没有关系，因为肉体都已经付之水火了。而且除了祭祀人牲外，还有一种奠基人牲。奠基人牲是把人牲杀死直接埋入房基下，也有埋入牺牲的，都是杀死后埋入躯体，难道用吃剩的骨头祭祀地神？

（图为执戈人殉，拍摄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4、高票提供的是头颅放置在青铜器中的图片，这当然也不能说明头颅是给活人食用的，否则怎么会连带铜器一起埋葬呢？砍头主要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剥去头皮、用头盖骨制作饮器，这种和人牲关系不大；另一种是齐颈砍下不剥皮，这种才是作为祭品的“猎头”。殷墟王陵区公共祭祀场中，在六七百个人牲坑中就有部分人头坑，大多是十坑一排、每坑头骨十具，人头坑也是在祭祀区中，明显都是用来祭祀的“猎头”，而不可能是祭祀吃完又把头骨扔祭祀坑的。

（图为人头坑，拍摄于殷墟王陵遗址）

5、商代用人祭祀的风俗明显呈现一个减少的趋势，根据姚孝遂先生对有关甲骨的统计，殷墟早期（武丁时期）用人牲计数者有5418人、不计数有247次；中期（祖庚到文丁）用人牲计数者有1950人、不计数有189次；晚期（帝乙到帝辛）用人牲计数者有75人、不计数有29次。这说明商朝还是不断舍弃这种陋俗的，其实到西周也没完全放弃了人牲。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宝鸡茹家庄1号墓、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河南新郑唐户村3号墓都有人牲的发现。

6、后世某些落后地区确有吃人习俗，如《墨子》记载“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非洲、东南亚直至近世仍有这种风俗，但是作为这种“人牲”的一般只是长子而非敌人。一般认为是由于长子血统不清洁；也有认为长子可能是仇人投胎，杀掉他有利于弟弟的成长，这是一种“厌胜巫术”的表现。至于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也会在战乱年代“易子而食”，或偶有极度变态者有此爱好，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商人大规模食俘的证据。

7、食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风俗，主要还是上古食物缺乏所致，其实在农业产生就不是常态了。关于食器盛人头牲的现象，也可以从食器盛畜牲的现象找到旁证。正如黄展岳先生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提到：

在远古的蒙昧时代，人们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生存，人们什么肉食都吃，不但吃野兽，同时也吃自己的同胞，甚至吃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到了新石器时代，已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生活资料有了比较可靠的来源，并开始过定居生活，食人之风才逐渐消失。但古老的食人生活仍保留在人们的憧憬中。这时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不断发生，获取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人们又没有可能养活大量的俘虏以供役使，于是，大量俘虏被杀来用作祭祀的牺牲。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根据亲自搜集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在其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曾多次论述过食人之风与俘虏命运的关系。马克思据此“关于俘虏的处理的三个时期”，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附录被“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恩格斯说这种现象是“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而保存着”。

殷墓中经常发现整狗、整马、整猪、整鸡、整鱼，或狗头、羊头、猪头、牛头，或牛腿、羊腿、马腿、猪腿、鸡腿。除一部分整狗、整马应属殉牲外，显然都属于祭牲。祭牲有的是煮熟后盛于铜陶器皿中，或宰杀后生置于铜陶器皿上，或放墓主棺木前头，或放墓主棺前二层台上，或放椁顶上，或埋填土中。

最后要说的是，作者的文笔确实不错，全文都看过了，有享受史诗大片的感觉。但是像“商人很可能是食人族”之类论断，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臆测之词。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对商的礼仪制度其实很大程度是继承。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人给商纣泼了不少脏水（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那么更应该客观理性去研习商代史，而不是相信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凭空把这个文化灿烂的朝代妖魔化。

硕帝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错误，比如对于周字的解释，可以看看赵老师的这篇反驳：

趙瑾昀：关于「周」字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周」字甲骨文是否从用从口？

欢迎关注公众号：林屋读书（linwudushu）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正反双方回答大量引用考古证据但没说到点上。我尝试说一下从考古学角度解决的方法。

食人行为在过去肯定存在，但是考古学有没有可能发现相关证据，甚至说明这种行为有多普遍呢？

比如有的高赞回答中明显表现出对考古证据的鄙视（甚至还说“商代的民间生活我们缺乏第一手资料”）：

至于有朋友说，如果是吃人的，吃完之后骨头是散碎一堆，没错，但这样的散碎人骨就会随手抛弃，根本不可能留存到现世。现在看到的人骨要么是人祭坑，要么是墓葬，要么是房基下面的殉葬品，这些人骨连当时存量的百分之一都不一定有。

人类的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如果人也被列入食谱，最好的比较对象还是动物。

随手翻检考古报告的话，只要不是南方酸性土壤条件下的遗址，都会有大量动物遗存被发现，否则也不会存在动物考古这样一个分支学科。除了个别的动物（如宠物等）外，多数出现在全新世人类活动遗址中的动物遗存可以默认是人类食用有关（役用、皮毛乃至骨器制作等次级开发与食用不矛盾，陪葬、祭祀等功能都是建立在有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商代遗址更是如此，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迹是“灰坑”，而灰坑内除了破碎的陶片、灰烬外最大量的遗存就是零散的动物骨头，猪、狗、鸡、牛、羊、马、鹿、龟、鱼、贝类等等都有。

动物骨头出现于考古遗址中的情境可简单粗暴地分成三类：

一类是有完整骨架、符合解剖学位置且未被扰动，可知是带肉埋入，经过一定白骨化过程，有机质腐烂消失剩下我们所见的骨头，类似于人类的墓葬。有回答主要引用人殉人牲实际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它和这类遗存一样对应的是人类祭祀、丧葬活动，肉没被吃掉，可以不予考虑，与其就很小一部分材料做肆意发挥，不如看实际情形更多时候是什么样。

第二类是当作工具原料。包括骨料、骨器及其半成品、废品等，类似于石料之于石器的关系，这一产业链中的任一环节都是可以辨认的。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据说是同时期世界上骨料最多的作坊，仅出土的骨料就有50吨，而整个殷墟有好几个这样的制骨作坊，据保守估计大约消耗了三四十万头牛。

第三类是普通的食物残渣。在排除第二类造成的干扰之后，这种骨头应当表现出特定的组合关系（经过食物加工工序和埋藏因素会损失一定的骨头部位，而且日常消费的动物骨骼组合在种属和部位构成上与制骨作坊不同），特定的死亡年龄组合模式（在动物生长周期内某个时间宰杀才能价值最大化），一定比例的人为屠宰、烹饪、食用造成的骨骼断裂方式和骨骼表面痕迹（砍砸、切割、烧烤等）且这些痕迹的排列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出土情境看，这类骨头一般是和其他生活垃圾如陶片等一起废弃于灰坑中。其实这一类的动物遗存极其普遍，只是经过现在意义上动物考古学分析的较少（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人做），如殷墟花园庄、白家坟东地、孝民屯、机场南路等地点，若论晚商人如何吃肉，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

显而易见的推理是：

1.人骨可以进入商代考古遗址中、并进而被考古学家发现和研究。埋入遗址的比例当然可以讨论（并非100%），但是低到0%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有经验证据的支持（比如人骨的骨密度比其他哺乳动物低得多，以致于存在显著的保存比例偏差）。

2.如果吃人肉像吃其他动物的肉一样常态化，可以预计其屠宰、食用和废弃方式类似于其他食用动物，那么也会表现出与其他动物遗存类似的证据。（如果人作为食物却和牛羊猪鸡区别对待，那还是很难说成“常态”）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这一类的发现还极少，而且由于发现年代较早，和兽骨共存的人骨是否具有普通消费肉食的特征还不清楚。试举两个把人骨当垃圾废弃的例子：

殷墟花园庄南地的大灰坑H27，坑面积约五百多平方米，坑内堆积大量破碎的兽骨，总数将近30万块，经周本雄先生鉴定，98%是牛骨，其余是猪骨、鹿骨、牛骨及破碎的人骨等。坑内有少量骨锥半成品，骨锥、骨簪、骨镞、骨匕等骨器。但是人骨缺乏描述，也没有线图或图版。

郑州商城紫荆山北制骨作坊，经裴文中先生鉴定，灰坑C15H8中除了使用牛、羊、猪、鹿的骨头外，还使用人的肢骨作为骨料。成品则是骨簪、骨锥、骨镞等。人骨占骨料中的比例不详。

总的来说，相比较其他动物被食用，目前证据远远不能说明商代食人是常态，甚至只是暗示有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食人还不一定。

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可以参考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例子。一般人都能理解更新世人类化石非常稀少（当时全世界人口极少，而且年代越远越不易保存下来、越不容易被发现）。然而，就是在这么零星的人骨上面，考古学家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难（埋藏因素和人为因素不易区分，详见：如何评价一席《进击的智人》里袁硕的演讲？），找到了不少古人类食人的例子，并且有达成共识的证据清单：

Instances of prehistoric cannibalism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with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based on anthropogenic modification of hominin skeletal remains in relation to taphonomic processes. The key signatures of cannibalism1,2,11,14,19,29,30,31,32,33,34,35,36,37 include: 1. lack of a cranial base (to get to the brain) on otherwise complete or near-complete skeletons; 2. virtual absence of vertebrae (due to crushing or boiling to get at bone marrow and grease); 3. cut- and chop-marks; 4. cutmark arrangement: position, number and placement; 5. long bone breakage (to access the marrow); 6. anvil abrasions; 7. comparable butchering techniques on human remains as in faunal (food) remains; 8. post-processing discard of hominin remains similar to faunal remains; 9. evidence of cooking in the form of burnt bone; 10. peeling: a roughened bone surface with parallel grooves or fibrous texture is produced when fresh bone is fractured and peeled apart; 11. percussion pits: the point of impact where a stone or any solid matter struck the bone cortex and scarred the surface; 12. human tooth marks; and 13. scraping marks.

（Assessing the calorific significance of episodes of human cannibalism in the Palaeolithic, James Cole, Nature, 2017.）

不过 Cole这篇文章主旨是论证人肉的营养价值。经过计算，一个成年男性身上的肉每公斤也就能提供1300卡的热量，作者发现，与体型和重量相当的动物相比，人类骨骼肌的营养价值大体一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既然从热量的角度来考虑吃人并不划算，那么这篇论文当然也是对那种“出于营养需要常态化食人”想法的一种反驳。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最优觅食模型，也就是把捕食人和别的动物的成本也进行比较，某个社会常态化把人当作肉食来源不太符合常识。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要等待实证。商代人骨没有旧石器时代人骨研究强度那么高，但是早晚会有。考古遗存中也经常有单从解剖学上分不出来是人还是动物的骨头渣渣，但是新出现的古蛋白质质谱分析可以区分出这些碎骨的具体物种，不会陷入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就目前的考古证据而言，如果能在商代遗存中的人骨确实找到普通消费动物的特征，那当然是重大发现。所谓“老祖宗食人这一点不光彩”，在发文带来的巨大收益面前根本不值一提。PS：诉诸阴谋论往往是流氓逻辑技穷的表现。

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P461。

杨宝成著. 殷墟文化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冈村秀典：《商代的动物牺牲》，《考古学集刊》（第十五辑），2004年。

李志鹏：《殷墟动物考古90年》，《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