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为什么抢占中国的铁路修筑权？是修筑了就能有铁路的所有权了吗？ 第1页

抢占铁路修筑权的本质是以铁路为骨架控制铁路周边土地以便掠夺当地的各类资源，至于所有权就是虚的，控制权必然捏在殖民者手里死死的。控制铁路还有个外带的好处，就是列强的各类工业品倾销更加顺畅，附带着控制铁路沿线各种商业活动，严重损害所在国的经济主权。

清朝末年，因为以甲午战争为代表的反殖民战争相继失败，导致清廷赔付巨额资金跟列强，引发长年的财政拮据。在这个背景下，铁路修筑一般是两种情况：

一、列强与清廷签约，自行修筑铁路，比如中东路与胶济路，以及滇越路；

二、列强逼迫清廷向其告贷筑路，再以贷款为切入点强行“提供”技术支持，而抵押品则是铁路本身的经营控制权，比如卢汉路跟津浦路。

上述两条并不是终点，而还会有各种后续条约还外扩到比如支持铁路建设形成的各类工厂经营所有权与沿线矿山的开采权等其他治外法权，形成以铁路为轴线的外国势力范围，严重侵害清廷的主权，所以是不平等条约。

当然，如果清廷足够有钱的前提下，铁路自然还是官办，比如京张。京张就是资金来源、技术支持与施工建设这三大件都是本国提供，列强无从至喙。

而例如胶济铁路的修建，就是德二图谋殖民中国的核心事件。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亦进入领土兼并阶段，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胶州湾，以武力占领胶澳商埠（即青岛）。
德国人在实现占领胶州湾的图谋后，对修筑胶济铁路的事情，简直是“雷厉风行”地进行的。《条约》一签订，德国14家大银行立即组成一个“辛迪加”成立德华银行、山东铁道公司和矿务公司等机构，联合向胶济铁路及沿线矿业投资，解决了资金问题。德国政府迅速发布《准许山东铁路公司建筑铁路及营业条款》16条，要求五年内全部建成青岛至济南间的铁路；规定：胶济铁路运价率与行车时刻表之制订与变更，均需得到德国驻胶州总督认可；铁路运输及营业方面主管人员的任用，需经德国政府同意。条约签订第三个月（1899年6月），勘测设计全面开始；又三个月（9月23日），胶济铁路建造工程便在青岛开工。对于他们为什么抓得这么紧，德国驻上海领事说出了其中的奥妙：“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这是“筑路圈地”战略：我德国的铁路筑到哪里，就是德国对中国领土占领到哪里。胶济铁路一通到济南，整个山东都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天下，此事绝对不能迟疑片刻，免得到嘴的肥肉被别的殖民对手抢走。

运价是殖民者说了算，时刻表制定与变更需要殖民地总督认可，沿线探明的矿山也得是殖民者来修建并连通这条铁路。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也受到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但是清廷毕竟无能，签了条约就管不了那么多，还得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抗。

另一件事是滇越线。

从19世纪初开始，英法殖民者侵入东南亚及中国云南，互相角逐。法国自入侵以后，步步紧逼，意欲控制云南，变云南为其殖民地。
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因觊觎云南丰富的矿产，开始计划修建铁路加大运输量，掠夺云南地区矿产资源。
1885年，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与清政府缔结《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及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修筑铁路权。
1895年，法国借口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中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取得将越南铁路延伸修入中国境内的修筑权。
1903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随即法国派人踏勘路线，绘制蓝图，并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

胶济线毕竟仅局限于山东一省，而且吃相过于难看，资金、技术、施工均由德二提供，因此在修筑津浦路的时候，清廷还是想办法分成两家贷款，至少不让沿线落入一家之手。

清光绪六年（1880），曾任台湾巡抚、直隶提督的刘铭传上书清廷，建议“议借洋债”，修建由北京经山东到江苏清江的铁路。尔后，军机大臣左宗棠、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也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均未获批准。中日甲午战争后，遭受战败之苦的清廷宣称要力行以修铁路、开矿山等为主要内容的实政， “图自强而再弭隐患”。在此情况下，江苏补用道容闳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提出“借力于美（国）修建中国铁路”的主张，建议修建由天津经山东德州至江苏镇江府的铁路，“以为便于兴利之旨”。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将其建议及所附22条办路章程一并奏报，随即得到清廷批准。但由于津镇铁路与正在进行借款谈判的卢（沟桥）汉（口）铁路走向大致相同，利益发生冲突。德国公使也以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为由，抗议铁路经过山东。迫于内外压力，总理衙门责令容闳将津镇铁路走向改为“绕山东过黄河经河南以达安徽”，并要求在6个月内招齐股金，而且只能招中国资本，不准外资入股。面对上述难题，容闳无法破解，只好作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英国政府借口沙俄侵犯了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要清廷给予补偿，提出津镇等五条铁路贷款权的要求，并威胁如不接受，“即视为蓄意对英国的敌视行为”。德国得知此消息后，也提出修建津镇铁路的要求。后两国背着中国进行秘商，划定津镇铁路的各自势力范围，所需资金由英德双方联合征集；铁路建成后，由英德双方联合经营。当年9月10日，英德两国驻华使节同时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准许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共同承办津镇铁路。几经周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九日（1899年5月18日），津镇铁路督办大臣许景澄、帮办大臣张翼与汇丰、德华两银行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草合同签订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借款事被搁置。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英德两国两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迅速商订正式借款合同。但由于德华银行横生枝节，要求增建支线，超出草合同范围，中方不允，致使商订正式借款合同事宜停滞。
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和商办铁路运动蓬勃发展。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对列强在华势力日炽深感忧虑，认为如果津镇铁路再落入英德手中，则“直隶、江苏、山东永为英德势力范围。平时则妨我主权、事事牵制，有事则南北隔绝、声势不通，中原全局，关系甚钜”，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废除津镇铁路借款合同，由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绅商集资自建。于是，清廷特命张之洞、袁世凯“妥商办理”津镇铁路事宜。英德两国在此形势下，从其长远利益着想，稍做让步，于是清廷正式批准向英德借款修建此路。双方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1908年1月13日），签定了正式借款合同。在签定正式借款合同时，因沪宁铁路即将建成通车，为便于将来两路联运并接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建议，将津镇铁路由徐州西南行，改经安徽省宿县、蚌埠、滁县，终点站为浦口。因此，津镇铁路改称为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亦为《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借款总额500万英镑，其中德国借款300万英镑，占63%；英国借款为200万英镑，占37%；借款年利5厘，借款期限30年。施工期间须选用两国银行认可的英德两国的总工程师各一人。通车后，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须用欧洲人。施工期内，凡须购外国设备、材料等均由贷款银行代办，并按价收取5%的佣金。另外，还须由借款中提取20万英镑，作为对银行的酬金。借款合同中还规定，以后建造支线如需用外国资本，须先与两国银行商办。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910年9月28日）按原借款条件，续借480万英镑。1912年，再借90万英镑，华中铁路公司垫款30万英镑。总计借款为920英镑，平均每公里造价9万元。

列强这种威逼清廷求贷筑路的玩法其实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还有清廷骚操作，民间筹款自建的铁路想法子空手套白狼收归国有，那更是激起全国的反对。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然后清廷就没了。又打了近40年不计其数的仗，国家才重获和平与平等。

这一套抢占筑路权的玩法算清廷特供，要放到其他在殖民地建立之前都不存在本土稳固统治结构（南亚次大陆，非洲），或者本土稳固统治结构完全被破坏掉（朝鲜王国）的地方，铁路不还是还是说修就修，当地人民根本无法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