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真的养懒汉吗？ 第1页

养懒汉有什么不对吗？

你们怎么有脸吐槽996呢？才十二个小时而已嘛，达不到的都是懒汉。

大概看了一下回答里有人言辞激烈，似乎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阶层，可以颐指气使定义各种懒汉，兴致之下，去看了看他的各种回答痕迹。

这个人看起来也是985毕业，赚钱能力号称是老婆的好几倍，所以理所当然是家里掌钱的。属于比较典型的某类知乎答主画像。

但是细品似乎也不是滋味，此人40岁才买一台13万的车，看头像似乎这台车还到一年一检，应该说，父辈给的家底并不丰厚。

也许他认为能在广州买房买13万的车，是来自勤劳致富，至少比他的父辈要勤劳得多。

然而我不敢说我比我的父辈更勤劳。

从小我就在厂院长大，是工人家庭的孩子。

我父亲是检修工，负责大型设备的检修维护，从巨大的金属容器和管道里钻进钻出，维护设备的运行。

你说我父亲是懒汉也可以这样定义，因为设备运行的时候，他是没有太多工作的。

但是设备一旦停车，经常就是几天几夜没法回家。

因为现场太忙，争分夺秒，我父亲总是来不及戴防护眼镜，眼睛经常被猝不及防电焊打伤，没到这种时候，我母亲就会准备好热水随时热敷。

父亲随时都会半夜眼睛疼到惊醒，母亲又要去准备热水。

第二天只要我父亲还能看见，还是会继续去现场上班。

事实上，母亲也经常忙得合不上眼。

我母亲负责后勤中心300多人的工资考勤加上各种物资领取。

因为单位离家近，可以照顾家里，但真正到大检修时，往往是我父亲在现场没日没夜干活。我母亲在后勤这边加班加点给后勤帮忙。

有时候，半夜给父亲敷热毛巾就落到我头上。

我脑子里推演过一万遍，万一父亲早上醒来瞎了怎么办。

但是幸好，父亲母亲很早就下岗了，所以现在也只是有点老花。

说真的，如果谁当面敢说我父母这一辈是懒汉，我绝对一巴掌糊上去。

我也知道，有些人从小在农村长大，认为工人那会儿待遇好，吃大锅饭，都是懒汉。

狭隘！龌龊！

没有当地主的命，就别给地主家做免费的狗腿子。

所谓的大锅饭本来就是伪命题。更不要说大锅饭概念下的懒汉一说。

就拿我从小长大的工厂来说，同样的设备，在日本的预算人员是1800人，当时厂里是3000职工。

问题来了，你可能会说厂里养了1200个懒汉。

但是日本人薪水多少？中国工人薪水多少？

这帮懒汉用相同的设备，把产量从40万吨提升到60万吨，把设备寿命提升了20多年。

很多人拿农村磨洋工说事，但是工厂里是不一样的，有生产指标，有任务计划，每个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是伤病，有多少偷懒的机会？

大锅饭养懒汉，本质上就是某些人侵吞国资的舆论准备。

起始状态是，国营企业本质上内部最高权力机构是职代会。企业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由职代会决议通过。也就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但是从打破“大锅饭”起，厂长和工厂的上层官僚集团就实际掌握了定义“懒汉”的权力。职工代表大会从此名存实亡。

工人失去了参与管理的权力，那么企业的资产自然也就成为了企业上层官僚集团随意瓜分的蛋糕。

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领导权，还被戴上了懒汉的帽子。

相对于工人偶尔摸鱼，企业的上层管理者无论是决策失误还是懒政不作为都没有了监督。做得好是他能力强，做不好那是大环境差。

那段时间各种劳模，基本上都被企业领导霸占。好像这个世界工人都是懒汉，领导才是劳模。

我所以知道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就是工人的孩子。

包产到户之后

第一个崩塌的就是农村教育，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按照人头领取粮食了，同时，村办中学大量破产，村办中学的“兼职教师”们也不能领取粮食了，于是“村办中学”的老师和学生集体回家种地了

为了粉饰这种脱学入农的“成就”，全社会掀起一场批斗“农村教育劣质”的高潮，直接说这些教育培养的都是废品就好了

第二个崩溃的是农村水利，集体经济破产，土地破碎化，那么成规模浇灌的水利设施就失去意义了，这个用脚指头也能想明白。尤其是土地归结到个人名下，各种侵占水渠。组织群众集体维护的难度越来越大，失去群众组织，再想把群众都召集起来扛着铁锹去挖沟，已经很难了。我小学的时候还能偶尔遇到大队组织的集体劳动疏通水渠，我上中学之后就一次也没遇到过了。水利设施崩溃的速度比教育崩溃的要晚一点

第三个崩溃的是乡村卫生。这个真是血泪史。农村集体经济崩溃，乡村卫生体系建设也全部破败，各种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开始回潮，像卖血导致集体感染艾滋病的村子特别多，这种事情如果有基层卫生体系及早发现，及早阻止，是本可以挽救的。其他的传染性疾病，比如乙肝之类的，说多了都是泪

第四个崩溃的是信仰。权力不会存在真空，集体退场了，宗教、宗族重新登场，最终酿成了flg，flg失败之后jd、ysl都在大肆扩张

还有人口，因为集体经济体系下，完全脱产的儿童，和半脱产的青少年，是能领到集体的粮食的，在集体经济时代，多生孩子等同于薅集体羊毛。所以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农村生育率也从5.0以上降到了3.0左右，这个可能不算一件坏事，但是再降到2.0以下就不妙了

把以上几个甚至更多的“崩溃”反过来看，也应证了题主的问题，那些致力于“农村教育”、“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农村卫生”、“农村宣传”、农村文化建设的人，他们都属于广义的半脱产“懒汉”

这些“懒汉”还包括老年人和五保户这些不参加劳动的人口，尤其是五保户，特别是无儿无女、身体残疾的老年人，在集体经济时代，他们的生活是有集体照顾的

当然了，上面没有完全坐视基层财政真的崩溃，于是搞了“三提五统”，这个就呵呵了，雪上加霜，就差那啥了

这还没提到教育崩塌之后中学毛入学率下降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闲散人士造成的治安“混乱”现象，引起的“严打”，这些社会成本都算进来，任何一个单独议题都够出一本书绰绰有余

当然了，不能无限制吹捧好处，集体经济也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庇护的“真正的懒汉”

但这是管理水平的问题，没有人说管理水平不行就把公司拆了集体打伙儿分了单干吧

但我也必须说一句，拥护包产到户的也不全是懒汉，我认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没有子女，可能是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他们家在集体经济时代特别吃亏，干的活儿和别人家一样多，但是因为没有子女到年底分到的粮食就只有别人的7成左右，所以包产到户对他们这类人来说的确是个福音，但换个角度想想，他们现在老了虽然顶着五保户的名号也能领到低保，但还是很可怜，我觉得还不如留在公社时代，好歹有集体的物质照顾

在历史上，大锅饭造成的后果，可远远比养出一群懒汉糟糕多了。

在1958年，公共食堂之风刮遍了中国大地，所及之处大刮共产风，平调社员群众的生活物资：房屋、碾磨、炉灶、刀板、锅碗瓢勺等都无偿充公，最严重的地方，只剩一双筷子是社员自己的。口粮分到食堂，吃大锅饭，敞开肚皮吃饭不要钱，家禽、家畜、自留地、收归食堂集体经营，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再收费。

以江苏省为例，1958年全省已办公共食堂241711个，食堂吃饭的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92%，基本上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已办托儿所189345个，幼儿园65271个，幸福院4850个，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的情况：全省已有1190个公社实行了伙食供给制或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占总社数的88%，只有165个公社未实行供给制，在实行供给制的公社中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7.1%，伙食供给制的占50.2%，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占40.5%，全部供给制的占1.3%。当时全省共计办了34万公共食堂，90%以上的社员在食堂吃饭。

《新华日报》当时报道了淮安县联盟社的公共食堂，这个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既不要钱，也不限量，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帐，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在江苏有些地方，食堂每天吃5顿，灶中不断火，吃饭的人，一班接一班，不计算粮食，不管农闲、农忙，都是三顿干饭或二干一稀。强调吃好，自然就发生了严重浪费现象。

苏州专区100斤稻子只轧60斤米，苏州专区有的公社吃一顿糰子，每人平均吃二、三斤米。江宁县在1958年下半年中，每人平均吃掉380斤粮食，占全年粮食总数的79％，群众批评说：“这样吃法吃不长。”1959年春，徐州专区妇联的同志到农村调研，与群众座谈食堂问题。当时农村粮食已十分匮乏，有一位劳力较强的男社员对妇联的同志说：“现在每人一天半斤面，如果在家里自己做，烧上一大碗菜汤，二顿也能凑合，食堂烧起来，一顿也吃不饱”。

铜山县夹河公社新庄大队的傅庄食堂，1959年从麦收到秋收，70天时间，平均每人只分到55斤口粮，食堂开了23天饭，平均每人吃了28斤，日子过了1/3，粮食却吃了一半多，不得不把粮食分给社员，回家自炊。有社员反映，食堂是“吃精不吃粗，吃少不吃饱”，强烈要求粮草到户，回家自炊。

1958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又以《常州区三万食堂开展竞赛》、《菜好饭香，干劲洋溢》为题报道了常州食堂开展竞赛,比吃饱吃好等方面的情况。现场会所在的赛桥公社的贝桥食堂，每天一干两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餐三莱一汤。这个食堂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二次饼子，三次团子，二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 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 二年超过德秦恒”，而马福兴和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但这种狂欢的日子很快走到了尽头，从1958年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均出现了粮食短缺的现象，农民们最初对公共食堂的那种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

以河北省为例，1958年9月，就在发文件宣布公共食堂采取“不限量吃法”的两个月以后，就又紧急发文要求进行薯粮搭配，至次年1月，省委就转发了关于治疗浮肿病的经验，到5月矛盾再也掩盖不住，发生了55个自然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的严重事件。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下放自留地。毛的态度也趋向温和，在6月13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6月13日，让给各省打电话说，留30%就不错了，因为这是生活问题”。以此为契机，农民得到了口粮的自主权。在5、6、7三个月，陆续退出了公共食堂。如河北省原有食堂200345个，到5月2 0日统计解散伙食堂数是143456个，占总数的71.5%，到8月底之剩下8%，山西省一度剩下的不到农村户口的20%，全国大致如此，除一两个省坚持外，大部分都散掉了80%左右。凡是食堂散得较多的地方，都呈现了出勤增多，养猪增多，劳动效率提高和社员心情舒畅的好局面。

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形势急转急下，解散食堂被打成“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立即表态呼应。如河北省委年9月12日下发《关于积极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指示》，表示要纠正右倾思潮的滋长和放任自流的消极情绪，迅速恢复公共食堂。河南一直是坚持100%加入食堂的省份，湖北省委也发文件恢复公共食堂，提出“必须在全党全民中树立‘公共食堂万岁’的坚定信念”。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百天之内，全国各地一刀切的恢复公共食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河南、湖南等省，达到了97%以上。

就这样，回家吃饭不到100天的农民，又被迫连人带粮一起集中到食堂，自留地再次被回收。把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又都集中起来办了“千猪场”、“万鸡山”等。大批农民的家庭 副业又搞了个一光二净。与第一次大办公共食堂的不同之处是，这次强行恢复起来的公共食堂，从一开始就存在粮食紧缺的危险现象。但是为了坚守公共食堂，在1959年lO月15日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三个月，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

在湖南隆回县，1960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就餐的粮食标准又降了下来：每天男性半斤，妇女四两， 小孩二两半，分做两餐。这点米根本填不了肚子。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山上的牛皮树和枇杷树慢慢被剥得精光，野菜刚长出来一点嫩叶就被掐个精光，草根被挖绝迹了，人们开始用稻谷壳填充肚子。

当地原来的老碾子把稻谷碾成大米，会有一点细糠，再就是粗糙的谷壳。那点细糠和谷壳平时都是用来填猪圈牛圈，或冬天做燃料烘腊肉。但那年公共食堂把碾成粉末的谷壳大把大 把放进钵里与那一点稀饭反复搅拌，村民们再一口一口地生吞硬咽下肚。咽下去还不是很难, 最难的是不能消化,又粗糙,到第二天根本拉不出来。

在河南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202个食堂，停伙17个，农民只好拣红薯、萝卜、刮树度日，55个食堂完全没有粮食，只吃红薯、萝卜。吃4两以下粮食的食堂有42个，4两至半斤的 64个，半斤至l2两的l4个，l2两以上的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公社患浮肿病的978人，其中严重到不能生产的200人。其他疾病如麻疹、白喉、流感等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牲口死亡多，如李岩大队540头牲畜，已死掉182头。李岩生产队5l头牲畜，只剩下l8头，死掉33头，信阳地区商城县越美公社关庙团在1959年春节前后发生粮荒，74个食堂停伙，其中有13个食堂停伙一个多月。据开封地区调查，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区浮肿病患者有136114人，因不堪饥饿外逃70000多人。

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不到每人每天6两。在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其营养价值所剩无几。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2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

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JL)，盆内有个碗(JL)，碗里有个人(儿)”。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

大锅饭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如此：

公共食堂使得基础官员拥有了对农民的生杀大权，对于不服管理的农民就不给他们饭吃。把粮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饭成了农村干部惩罚农民的手段之一。

一些农民就因被扣饭而致死，四川省的一个农村干部在1961年被判刑．其罪名是“连续不断扣饭，全家6口人，在一个月饿死4人”。四川省西昌县的一些农村干部利用食堂扣饭惩罚农民，造成一些农民自杀。也有农民因为被扣饭而杀死农村干部，可能是考虑到被杀死者作恶在先 ，因此对杀人者仅判处18年徒刑。四川省资中县有的干部利用“连坐法”扣饭，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有5名小学生没有加夜班．连累 29人被扣饭。湖南省宁乡县一些农村干部对劳动不尽力者也要扣饭或者一餐 、几餐不让吃。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 42人。

在家庭副业上，群众反映过去自己做饭，自己加工口粮，皮糠大糠套碾，100斤稻出70斤米，还能出20斤细糠喂猪。按照320斤的口粮标准，五口之家自己加工可以搞到320斤细糠，加上青粗饲料，就可以养好一头猪，但是粮食到食堂，到机 米厂轧米，100斤稻只有1.5斤糠，因此猪养不起来。只有自己做饭，才能养猪。1959年5月底统计，江苏省生猪存栏量只有六百六十一万头，比公社化前的一千一百多万头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1960年又下降到513.8万头，几乎下降了50%。

公共食堂也不利于保存粮食，1959年5月，徐州地委书记马克玉在江苏省财经工作会议上反映：办食堂，口粮保管困难，全区口粮大约三亿多斤，公社没有这样大的仓库，而且保管不好，霉烂损失5%就是一千多万斤粮食，10%就是三千多万斤粮食，总之分散给社员保管使用，每户不过百来斤，二百斤，是可以保管好的”1960年，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队的社员说，把粮食分给社员个人，“粮食装在社员坛坛罐罐里，老鼠总吃不到一粒”1960年冬，由于管理不善，宿迁县已经烂掉鲜山芋五百七十二万斤。

公共食堂也并没有如预想的一样节约劳动力，因为这种形式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农村烧饭有的是下工之后烧的，不占用劳动时间，有的家中有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病人、孩子烧饭，他们本身就不是劳动力，而办食堂需要用专人做饭，专人种菜，专人拉柴拉煤等，都需要强壮劳动力，而节省下来的劳力很少参加劳动或不参加劳动，所以反而浪费劳动力。

1961年 3月，句容县城东公社北阳门大队吕家园生产队社员吕百友说：我家六个人，过去都是起早烧早饭，我烧锅，老婆上灶，早饭带中饭，息工回来带弄菜，大家都有分工，烧饭根本不占正当的劳动时间。现在办食堂，全队23个劳力，有4个半人搞饭吃(二个炊事员，1个会计 ，1个种菜，队长一天有半天不参加生产。)赣榆县金山公社有一个食堂300人就餐，有16个做饭，严重浪费劳动力 。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队南岗一队有 29户 34个劳力，食堂炊事员2人，食堂会计 1人，为食堂砍草的2人，种菜 2人，共占用 7个强壮劳动力，占全队劳力的20％多，全队1960年统计：参加炊事、砍草、种菜、看食堂、运 口粮等项 目，供给 17844个劳动日，占全队工分总数的8．9％，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还降低了工分值 。另外，有一部 分公社的食堂规模过大，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般办得不好 ，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拥挤，浪费时间，有的食堂因为吃饭的人多锅小，就吃了再烧，一顿饭吃了三、四个钟头 ，因此，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而且也没有做到出工齐，这和办食堂所宣传的节约劳动力并做到出工齐的宣传背道而驰。

事情发展到1961年时，情况已经彻底失控，中央高层领导纷纷下基层调查问题。

当年5月，朱德去陕西调查。他范颖道：“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咂了； 5、把上级哄咂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从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进行调查，他发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认为“这样的食堂要解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在谈到食堂的情况时说“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这样的食堂要散 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又说：“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是平均主义的阵地”。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调查，他向当时在上海的主席报告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陕西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面。

4月3日至5月7日，邓子恢到福建龙岩进行调查，之后向党中央和主席写出报告。关于食堂，邓子恢说：“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有害无利”。他列举了食堂的五大弊病，然后得出结论说：“办食堂成为妨碍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要求“食堂下放”，“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 邓子恢认为有四大害处：一是降低工分值； 二是扩大了供给面，减少了供给量，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三是地、富、反、坏 二流子因人口多、劳力少，从供给制中得到好。群众说：“二九年分地主(指苏维埃时期打土豪，分田地)， 五八年养地主”；四是养了一批懒汉，打击了勤劳者的积极性。群众赞成一包两照顾的办法，即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和劳力病伤户，解散食堂是除懒汉、二流子之外的群众的普遍呼声。

4月，胡乔木到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公社进行调，4月14日，他在主席的报告中写到：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己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说，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说来：1，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2，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副业，粪肥减少了，生产队的农业收人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3，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4，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不劳动了；5，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之间的纠纷增多了；6，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解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4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主席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至此，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食堂的左倾错误，各地农村在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停办了公共食堂，至此这场闹剧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懒（生产积极性不高）是肯定的，老一辈儿人问一问，都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为什么懒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分配制度造成的。农民辛苦一年，要交税，要把粮食让给城里人吃，甚至农民还要欠生产队粮食，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挺荒唐的对不对？越种越穷。这么搞一两年还行，时间一长，农民虽然看不出他是在为工业输血，但意识到自己的辛苦与回报不成正比，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了打击，谁还愿意好好种地啊？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一切的问题都是管理的问题，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就是有问题。那么请问，就这么点粮食，怎么搞激励呢。男的一天10/12工分，他如果干得好，你敢给他往上加2工分吗？女的一天8/10个工分，她如果干得不好，你敢给她往下减2工分吗？受制于当时的分配制度以及科技水平，本来大家都吃不饱，还搞激励，嫌没人饿死是吗？）

于是张三抽旱烟，李四拉野屎，王二麻子有样学样，三遍哨才起来。农民这就懒惰起来了。当然我觉得理解起来也不难，想想如今的摸鱼论、躺平论，都是一个道理。

现在除了一小撮人，谁会批评摸鱼的？结果谈到大锅饭，同样是分配制度造成的，却要逮着农民骂，搞得农民欠他二五八万似的。丧心病狂啊。

知乎上还是天真烂漫的学生党居多。

稍稍走上社会，工作几年，任何一个人都能深深的理解“人的本性是懒惰的”这句话有多么的正确。

这里先假设题目说的“大锅饭”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即劳动成果属于集体，激励机制全靠个人奉献精神的模式。

如果是什么有现代化的先进的管理激励机制的高端“大锅饭”，那你凭什么骂人“大锅饭”呢？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能接触到最像大锅饭的单位，可以理解为GWY。看看是什么样子：

• 搞计算机的技术人员，除了个cd不会任何基本的Linux命令。不会也就算了，自己不去百度，微信上问我。
• 项目群里十几个人，几周时间因为点小问题屁进度没有，“推进”、“关照”、“负责”、“跟进”、“反馈”各种刷存在感的词汇天天发。
• 屁大点事儿先问领导，问一次领导几天过去了。
• 某地自己不懂配置，整个系统运作有问题，我们查不出问题，最后我出差去了现场，花了20分钟发现了问题所在。那人改起配置来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其实只需要鼠标点两下。来回路费1000+，住宿600+，出差补贴450，各位nsr知道你们的钱去哪了吧。
• 给某地安装系统，别地儿都可以远程安装，当地说因安全问题不让远程，又喊我出差。明明都是局域网，就你特殊，各地都是土皇帝。还好头儿说疫情不让出差，这事儿就搁置在那。又帮各位nsr省了2000块钱。
• 让某地导数据库，按理说应该是百万级的数据量，跟我说导好了，我进去一看就9w，喊他们重导。两个星期过去了，今天又说好了，我进去一看变3w了。

这帮人一半是有人梦寐以求的GWY，拿着不错的铁饭碗收入和高得离谱的公积金。（当然我知道知乎上的GWY都是wrmfw的好榜样，我遇到的都是万里挑一的特例）

这就是目前最像大锅饭的群体。

他们没有自我学习意识，没有效率意识，没有成本意识（反正是nsr的钱），不对工作成果负责，只对领导和关系负责。

他们懒惰，能不做事就不做事，能拖就拖，反正不能开除我。

这就是有的人吹捧的大锅饭。

补充：

竟然有人质疑“人的本性是懒惰的”这句话，你们真的人均乔布斯毕加索啊，不去创业上市5年身价200亿美金真的可惜了。

如果不考虑饥饿和交配权，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天天就爬石头上晒太阳睡大觉，你见过狮子闲下来健身吗?操练团体捕猎技巧？未雨绸缪多抓几只斑马做成腌肉藏起来下顿吃？

如果没有考研保研留学保送奖学金等机制，大部分大学生都只想混个60分毕业（清华北大除外），真以为多少人想钻研你那泰勒级数和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啊？睡到自然醒才是真香。

“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就是事实，所以人类才发明了那么多优秀的激励机制来与之对抗，包括荣誉、金钱、权力等，但不包括大锅饭。

年纪大的知道过去大锅饭养不养懒汉的大多可能不上网，起码不会上知乎。

年纪轻的又都没有经历过过去的大锅饭年代。但是幸运的是，大锅饭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掉，很多公有单位至今还是大锅饭，一些私人企业或者其中一些部门也是大锅饭，年轻人可以看看现在的这些大锅饭边有没有养懒汉，看看国有或私有企业管理者愿不愿意用大锅饭的体制来管理企业。

如果是学生接触不到社会，在学校也可以搞大锅饭实验的，比如搞一次大扫除，但是搞大锅饭，不分工，干多干少都一样，看看大扫除效果怎么样。

你认为改革开放是因为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还是吃太饱了没事干折腾一下？

真实的例子在此：

袁庚往事：打破大锅饭，他为4分钱惊动中南海-新华网

《红色印记》第84集：“四分钱”打破“大锅饭”_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