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帝之鞭」征服了西欧会打断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吗？ 第1页

阿提拉匈奴在公元五世纪，蒙古西征在十三世纪，工业革命在1760到1840，故「打断」是无稽之谈。况且，蒙古有多“野蛮”呢？不同于流俗的刻板印象（亦或是西方的异域想象），蒙古帝国初期的图图并不能抹杀其后来所保障的欧亚通商秩序。根据1340年左右的商人手册（Pratica della mercatura）记载，“...从塔纳（Thane）到萨莱（Sarai）的路线，不如到中国的任何一条道路安全。但即便在这条路上，如果有六十人护卫，也能像呆在自己家里一样安全。走过塔纳到中国的旅行家记述，这条路线日夜都很安全。”在这条商路上，一来有纸币通货、香料和皮革贸易，二来有算盘、印刷术、火药、制图术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没有欧亚蒙古帝国就没有后代的技术革命。

哥伦布航行的动机是商路开辟——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帝国。如果说世界体系的建立是“偶然”的事件化，蒙古西征则无法不被视为这个偶然中的一环。相较之下，这样的“西”更“西”是否是举足轻重的，往西图图究竟会加速还是减缓亦或全然改变这样的进程......现在的史学理论家会悬置这样的逻辑，或者认为这种反事实是荒谬的（至少是在认知意义上危险的，也就是想多了会变傻）。

那么，假如在某种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变革的主体遭到暴力征服，历史过程是否会得到改变？如果这种变革的运动与其主体所绑定的话，该命题似乎是显然的。然而，任何一部（不管是作为闲书还是教科书）通史都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断裂在人类文明中，如果不是泊松的，至少也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正是这些断裂构成了文明叙事和野蛮叙事的视域，构成了我们的“有效历史”——我们并不清楚怎如何同其先定的框架解耦而描述一种反事实的信史——我们掌握了怎样的文明形态学真理，去独断自己这一版本的反事实叙事是“信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