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比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代神君还夸张的君主制国家吗? 第1页

我分析了一下，历史上的君主制国家，想要连续多代明君，一定要处于一种外患的压力下，并且内部贵族等阶层有强烈的需要扩张来获取财富的，统治者本人要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与能力，以及一个相对中央集权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税收制度，这些制度是适应不断的军事扩张和对庞大领土的统治需要，这样看起来每代都在军事扩张，开疆拓土，并且每代都在不断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尤其是需要赶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巨大变革之时。

当然，这个外患太小了，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一代人内统一全国的王朝，相对稳定后，就会出现一些腐化的统治者。比如明朝建文帝、英宗就不怎么行。

这个外患太大了，一不小心就被灭了，或者长期仰人鼻息，沦为附庸的话，也很难代代神君。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奋六世之余烈，从关中一隅逐渐统一秦国，赶上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变法图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高度加强了君主权力；国野不分后，军队规模高度扩大，进行庞大的战争，军功爵制更是激励人们为社会流动而渴望通过扩张获取功名；铁器牛耕后，废井田开阡陌，郑国渠等水利设施的修建，为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赶上了好的时代背景，一个相对平衡的外部环境，加上历代君主的能力，秦国成为典型的例子。

统治者本人的威望与能力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行政管理与财政制度的国家。像欧洲中世纪前期和中期，那些刚从部落制转化为封建制的国家，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常备军，国王需要身先士卒率领军队，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军事权力的基础上，行政、司法权力受到长老会、议会的部落或封建贵族、教士们的限制。这早就了早期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神君辈出。

还有就是游牧部落的许多统治者，尤其是大蒙古国，从成吉思汗开始，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统治者，历代都有很大的军事扩张与政治制度建立的成就。对于这样的游牧部落向帝国转换的政权，个人威望与能力非常重要。缺乏官僚体系与稳定的农业经济物质基础的松散的部落组织，需要强势的首领来维持团结，并且有足够的军事才能，率领军事贵族们四处征战，获取战利品。而大蒙古国所经历的政权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比如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并且建立千户制打破原有部落的分散，组成相对集中高效的政治、军事组织；窝阔台在耶律楚才帮助下学习中原的财政税收制度；忽必烈重用汉族幕僚，发展水军，重视农业经济，建立官僚机构，建立行省制，兴建运河、道路等大型工程，每代大汗都为了适用统治庞大农业经济的疆域的需要，学习中原制度并进行创新，这极大凸显了大蒙古国历代统治者的作为。

当然以上提到的贵族强势，君主个人权力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国家，也经常出现多代无作用的统治者，因为贵族们的束缚，不希望君主的权力过大。甚至统治者的废立经常被其操纵。在萨法维王朝16世纪，伊斯玛仪一世、塔赫马斯普一世和阿巴斯一世以外的几位沙阿就被土库曼人的齐兹巴什红头贵族们废立。

对于已经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行政管理与财政制度的国家，因为这些已有的制度，甚至可以较少的依赖统治者本人，自行运转，不必担心统治者个人威望或能力不够，使得无法取得军事胜利来维持相对松散的体制，这样的制度下，连续多代神君的几率会变小，有时候能多代守成之主便已经不错。比如东汉在黄巾之乱之前，数代君主大部分要么年幼，要么昏庸，很少有能人，但东汉在官僚体系下能够正常运转。 明朝也可以在万历不上朝的情况下，内阁为首的官僚系统维持正常运转，并且见证16世纪后期商业革命下的发展变革。

以下我再举几个例子，看看那些多代神君的王朝和帝国。

埃及新王国可以算是个例子，从雅赫摩斯赶走尼罗河三角洲的希克索斯人，学习亚洲的战车技术，强化军事实力开始，出现了哈特谢普苏特、图特摩斯三世、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三世等神君，要么是哈特谢普苏特、塞提一世这样经济上让国家富庶，与世界商业贸易交流频繁，要么是图特摩斯三世、拉美西斯二世这样在努比亚和亚洲开疆拓土，或是拉美西斯三世那样在尼罗河海战击败海上民族的入侵，而且几乎都兴建了庞大的纪念建筑，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亚述新王国也算个不错的例子，纵观亚述新王国的历史，可以看见这个在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时期，还是个以阿淑尔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受到长老会限制君权，热衷于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贸易殖民地，爱经商胜于战争的国家，到了新王国逐渐成为了古代中东强大的战争机器，历代君主的威名都与自己的扩张和改革联系在一起，像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和征服叙利亚阿拉米人各城邦、萨尔贡二世的远征乌拉尔图人和灭以色列国、亚述巴尼拔的征服埃兰和建立尼尼微图书馆，以及各种行政上设立类似行省的制度以及大规模地迁移被征服民族等政策，使得新亚述除了中期发生过一起全国大起义以及最后被米底和迦勒底联合消灭外，制度上不断改革创新，对外扩张基本没吃过瘪，可以算是神君辈出。

东南亚泰国的曼谷王朝，在拉玛六世前，也可以算是神君辈出，从拉玛一世政变取代郑信的吞武里王朝，建立却克里王朝后，虽然没像埃及和亚述新王国在开疆拓土上显得那么夸张，也的确做到了改革创新和治国安邦。拉玛一至三世，不断扩张领土，在对于世仇缅甸的战争中不仅阻止了缅甸的威胁，还获取了一些领土；并且加强君主权力和中央集权，加强对各地区的控制；三拉玛还履行了佛教君主的责任，并且重修佛教经典，加强对僧侣制度的管理与纪律要求，以此通过对佛教的尊崇，对其道德要求的恪守神化君主权力。

从拉玛四世开始，虽然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且从东西分别收到法国、英国的渗透，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拉玛四世到六世也极好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时代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拉玛四世孟固和拉玛五世朱拉隆功，进行了西化改革。1893年暹法战争泰国失败后，朱拉隆功大帝痛定思痛，决心进行较为全面的西化改革，他亲自来到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和西方本土，要求泰国贵族学习其制度。废除传统贵族的萨克迪纳制，实行现代的俸薪官僚制；加强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地方贵族的自治特权，建立现代高效的行政单位，为在各地有效地征税、征兵和实行改革创造条件；利用华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出口稻米、橡胶、锡；建立现代军队。在朱拉隆功改革下，虽然仍然向法国、英国割让了一些藩属国来保太平，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改革行政管理制度，使得历史上长期松散控制的泰国北部兰纳地区和南部马来各国逐渐在行政、司法等方面受到中央的控制，泰国能够对更多的地区进行整合，使得泰国在现代化上有了很大进步，并且为避免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起到了内因，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