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这篇文章我很不喜欢,但是用「新闻伦理」的棒子去批评他并不合适。
作为新闻学专业毕业的不孝门徒,干着跟新闻媒体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工作,这两天在朋友圈和微信还是感受到了很强烈的割裂感。
比如来自对《人物》这篇文章的批评,比如来自于微信朋友圈,大量身处报社、电视台、高校、各种新闻传媒行业的、本身是行业里非常优秀的朋友、从业多年的资深记者、编辑、主编、老师、教授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朋友圈很大一部分媒体人,都表达了对《人物》批评的不认同。
(比如虽然不喜欢《人物》的文章,但是来自于后面举例赞同的冰点报道标题,也透露出了隐隐为《人物》报道立场认同的表态 0.0)
回到原始的读者情绪,我也会想这个时间节点,这篇文章本身的价值本身有多大。
如果文章有问题,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被感动,那么多媒体人支持。如果人物的文章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读者读完之后会觉得生气,都是出于「对媒体的惯性批评」吗?
大概不完全是。
人血馒头、打扰家属、无良媒体、流量至上...很多人说着媒体不厚道,用《人物》这次的文章,拿着很多新闻学专业理论去批评媒体,灾难报道该怎么报道、记者要不要去打扰家属、什么是人血馒头...
关于这场争论,媒体圈的愤怒和反击,可能多数来自于这场争执中,部分人对与媒体的惯性批评和无辜扫射。
可能已经脱离了《人物》本身这篇文章和矛盾点本身。概念一旦扩大化,讨论的边界就会因为失去条件和特定的情形变得低效起来。
大家的争议越来越围绕在「新闻报道」的伦理上,以前专业课、PPT 里的大量学术名词、专业理论越刷越多。但是越看久了,越觉得没什么用处,表达欲让人想脱离那些拗口、隐晦的词汇,大白话地说些太阳下的话。
首先最开始的一点,有人觉得《人物》为了流量怀揣恶意,我倾向于肯定的没有,这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带着疑心揣测,在一场沉重的灾难面前,我相信中国人在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流量还不足以让人做太坏的事情,甚至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是怀揣真实的善意和感动的。
其次,人物的文章选题方向和立场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也没有。灾难报道不可能绕开「人」,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人物》侵扰了逝者家属,认为媒体应该回避家属、尊重逝者,但是我觉得《人物》的问题不是因为报道了人、侵扰了家属,反而正是因为对家属的接触不够,他写「人」写得不够重。
没有感受到充分扎实的采访量,没有感受到内容的份量。
也是我不喜欢《人物》那篇文章的根本原因,不是「该不该让家属表达的侵扰和伦理」问题,是操作方式的问题。
可能跟宏大的新闻伦理问题和各种分析比起来,操作不当这个理由让对他的批评显得太过强势,但是在这次表达造成的大众负面情绪和抵触里,是很直接的枪杆子。
能否采访遇难者家属,能否报道逝者,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以,这时候记者的操作方式就更加重要。
为什么要采访家属,如何理解他们的痛苦,理解他们的表达,他们愿不愿意表达、想表达什么,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当前迫切的需求,如何能够提供帮助,如何提炼、展示对社会公众而言具有价值的内容,是「侵扰家属」这个事情里必须清楚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下意识认为需要回避家属的伤痛,不做打扰。但是实际上遇到更真实的情况是,特别是这种重大安全事故里,真相太复杂,真相的流程太复杂,有些家属是更主动依赖和需要记者通过报道去争取利益的(虽然报道可能迫于压力发不出来),在为数不多当记者的时间里,见过家中有苦难的家属,每天小心翼翼在微信询问记者报道进度,能不能发稿,能不能有进展,更何况这种灾祸。
毕竟不一定所有事故原因和责任追究都能披露到位,不一定所有的安抚、赔偿、协商都能尽善尽美,并非单纯的故事记录,背后可能都有对应的问题。
有人说通过这篇文章「看到了 132 不止是冰冷的数字,是鲜活的人」,但是我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是生气。
生人如何缅怀逝者。
如果只是作为普通个人,哪怕是陌生人,都可以依赖天生的、朴素的、直接的、纯粹的感情。
但是如何报道逝者,报道本身是加工的产物,不可避免会面临大量的主观意图、人为刻意、价值选择,所以更需要厚重、真实的处理。
没有真实接触到团队幕后的工作程度,《人物》的文章本身读下来的感受是,对于逝者的基本了解、报道的意图、内容中心的表达,更像是一篇散文。家属的出境、给到的信息很轻很轻,不是为了避免伤害而刻意淡化处理的那种轻,而是确实信息不足难以支撑的单薄。
或许是受制于客观采访条件、前期的信息能力,采访看起来是停留在「拨打了家属电话」和「和逝者的朋友」联系上这一程度上,甚至有部分朋友、老师并不知道当事人空难的消息。文字的组织停留在对于逝者大量社交平台生活细节的堆砌上,停留在大量对于逝者当时情景的语气、动作、心理状态脑补上,停留在对于悲伤气氛的营造上。
问题在于操作方式,类似风格的内容并不是第一次,在《人物》之前字节员工猝死的那篇文章里,第一次印象深刻对这种通过逝者微博动态近乎罗列、主观补充大量细节的写法感受到了不适:
可能由于这个,以至于在看到东航这篇文章时,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怒气,等通篇读完,其实也冷静了下来。可以感觉到在这起灾难前面《人物》有做到一些行文和渲染的克制,也有采访到家属作为信源的补充,但是还是让人看完之后感受到了单薄。
可能不同人感受不同,有的人会真实地被打动,身边很多朋友也觉得《人物》这篇文章有被感动到,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仔仔细细看完了,身处在灾难事故本身的悲伤、沉重的大环境下,本身每天被一层层信息冲击着,再感受到了滤镜化的悲伤情绪,很容易有真实的悲伤情绪的调动和唤起,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真的「鲜活」。
自己的感受是,他更像出自熟人之手的一篇讣告,通过生活细节还原人生轨迹,可以作为一篇缅怀文章,出现在熟悉这些人的亲友的公众号、微博、朋友圈,即:生人如何缅怀逝者,我读到的时候可能会感动地更加真切。但是在媒体本身离逝者很远,依赖加工去表达感情的这样一个情形下去看,让我感受到的是一些别扭和无法共情的情绪。
也可能也是对于这种,引用大量社交媒体动态作为写作素材这一操作手法的不满,《人物》这篇文章,对我一直称之为文章,而不是报道,本身是无法称之为严肃的灾难报道、新闻,或是人物特写、人物侧写,没有办法也没有太大必要用新闻理论、名词术语去解释他的合理性、必要性。
同样角度的选题,同样是报道逝者,后来看到了冰点的一篇报道,也留意着别的报道中,对于涉及到逝者和家属的处理,都没有像读《人物》这篇时候的类似的感受。
冰点这边的处理方式,外人可能看起来甚至更「偷懒」,手记+记者对家属的讲述进行了整理。但是背后的工作量却是更难把握的:对于被报道人身份的了解、经历的了解、基本情况的了解,和遇难者家属的接触分寸的把握、在不伤害家属的前提下去进行引导他们讲述大量的内容、对于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枝干处理,比如家庭基本情况、事情经过、目前困境重点呈现,哪些信息不做赘述、记者的克制,不做自己脑补、不做悲伤氛围的渲染,都是需要去花大量心思去处理的。
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当前的处境、面临的困境、后续救援情况的信息通报,当地政府/航空公司/当地政府/事故处理跟进目前和家属的对接情况,都是有价值的。
这给人的感受是更加真实,没有太多刻意的滤镜式的文字处理,冷静而克制,但是真实的故事给人看完的冲击感受却是更深刻。一个家庭的样貌真实浮现出来,看完之后脑子里想起来老人常说的一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专挑苦命人。」
哪怕现阶段,没有更多有效信息披露出来,扎实真实的报道,你也会因为真实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真实苦难而保持着宝贵的关注度,这是一个公共社会事件借助媒介能具有的能力和能量。除了家属苦难的表达,也给到了公众更多的价值。
对于家属本人而言,表达是重要的,也不是唯一的。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用媒介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价值,除了情绪的表达,在情绪之外挖掘更多的信息,对枝叶的修建和呈现,是媒体本身的任务和义务,也让报道更有分量。
想到哪儿写哪儿。
国内有个一个挺有名的商界元老,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就是。
赚了一百块钱,里面就一块钱有是非,那是境界。
为赚一块钱,却惹了一千块的是非回来。最后那一块钱都保不住。
总之。对不对,初衷是什么。这些没有讨论和争论的意义,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件事可能不应该去做。
以前选修新闻学的课程的时候,老师讲到新闻伦理。这个东西,有的条目标得很明确,比如对“真”的要求,你不管是看中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还是美国的《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职业伦理规范》,都会对“真实性”有着明确的要求,顶多是顺序不大一样。
但是有些东西呢,就很模糊了,比如说要维持正确积极的舆论导向,又或者:
但是这里面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他没说不可以报,但是说要减小伤害,可是这个伤害又不是物理伤害,是一个很主观的心理伤害。
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真的痛不欲生,但有些人真的是需要倾诉。
我认为这类报道不是不可以报,但是你要有诚意,你要确定被采访者的心理状况,而不是像赶业绩一样为了赶紧出一篇文章。
当然,我并不觉得《人物》真是为了抢流量,作为《人物》半个还算忠实的读者,其实他一向以来的文章还是有质量也不缺读者的。但是还是说回来,这篇文章太赶了。可能他觉得热点新闻,重大事件必须要快点报道吧。这里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自我感动的怪圈。
所以我觉得或许不喜欢,但是没必要批评《人物》的取材方向,这种报道不是不可以有,甚至是很有必要有。
但是我并不赞同《人物》这次的报道方法。
所以我并不喜欢这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的措辞太轻佻了。而且整体质量并不高。
不像是写报道,而像是在写一篇叙事散文。他很明白地在消费情绪,尤其在疫情时代这种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大背景下,人们需要一个出口来发泄自己的悲伤。给自己哭一场的理由。这就像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下岗潮流中苦情戏成为了电视剧的主流。人们需要这种情感宣泄的媒介。
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注意的,在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口味了。
我很讨厌媒体消费情绪。以前营造中产焦虑的、或者像咪蒙之流挑起性别对立的,还有一些引起人们仇恨的,都是消费情绪。
当然,《人物》比上述的情况还是要好很多,至少他大部分的报道应该是基于“真实”这个最基础的原则的。
但这依旧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向。我觉得如果能更深思熟虑的,能跟他们的被采访者经过更深入的交流,而不是这种赶工似的手段,用更沉重客观的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之后写出一篇同样题材的,但是更加严肃的报道,才是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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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最后的报道出来了,逝者安息。
再说两句吧,其实媒体,尤其传统媒体近些年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差了,作为一个从小在报社混大的人其实挺难受的。如果说以前的压力多来自监管机构,现在简直是全方位的。
想到了当年7.23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的人们,尤其年龄小一点的朋友是不是都没有印象了。
当年的媒体人,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时候,真的非常可敬。而能坚持到现在的,实在是….埃
有的新闻工作者们也别替他们开脱了。可以报道吗?可以,也应该。但是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真的把可能的后果跟当事人告知清楚了吗?
文章中多位当事人的信息过于详细,且未经处理。结果其家人电话被打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报道文章里,写的都是“某文化公司”、“河南某高校”、“方某”。这种写法在此类文章中,对读者产生共情会有一定影响,但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保护显然应高于这个考虑。况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这种信息公开以后受到不必要的叨扰的情况太多了,作为专业媒体,不要告诉我没有这了方面经验或者预见不到哦。
这也是为什么文章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新闻工作者还需要别的很多专业技能和素质。
我选一段改写一下大家看看。
一个92年出生的姑娘,小芳……30多岁的她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她的起点并不算高,毕业于一个非985财经院校……
你看,并不会有本质的差别。所以这是职业能力太差,还是职业道德出现了偏差呢?
共 情 密 码
时机有点着急,但这样的人物采访,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它提醒我们所哀悼缅怀的,不是一串数字。
当空难新闻被明星塌房、地产价格、国际局势等热点事件,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替代并淡去……
至少世界上还留存下了纪录这些生命的文字。
这种新闻,说句难听的。
狗脖子上挂个大饼子都能写。
其实没什么好震惊的,吃人血馒头,是自媒体的一大必备技能。
吃人血馒头这个东西,如果不吃,被其他同行吃了,自家的流量就没了。
这玩意,谁也不用说谁,哪个有体量的新闻或自媒体没吃过人血馒头?大伙都吃的满嘴是血。
不过吃人血馒头,也是个技术活,吃得好,能吃到大量的流量和W。
吃不好,就是个引火烧身。
至于这篇文章为啥挨骂,很简单,这是一篇孩子死了,他来奶的文章。
他们不选择去报道实事情况,而是找到了遇难者的家属,试图写出一篇感情文,让人们哀悼遇难者。
殊不知这种行为,就是引火烧身的吃人血馒头。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蹭到了流量,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自然死球
高端的人血馒头,往往含情脉脉诱人共情,蕴含着巨大的善意,令人观后免不了一包纸巾,却从未改变揭人伤疤骗取流量的本质。
不谈题目中的具体杂志,下图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为了抢新闻而无比兴奋的美国记者:
这就是媒体人。
无论什么“主流”亦或者“自媒体”,眼球流量就是生存之道。
大大方方承认,没什么不好,毕竟八卦、偷窥他人隐私就是人类进化到今天留存于基因的本能。
做了,还非要去洗地,说自己跟那些借机做房地产、保险、理财广告的朋友圈中介有什么不同,就大可不必了。
虽然我不是新闻人,但当这篇报道涉及个人史片段的创作时,我较熟悉的史学或许能发挥作用。首先应认识到,目前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新新闻主义),不只是新闻而已,它还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艺术创作和历史写作(成为了报告文学或历史文本)。于是,引用或依靠当事人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草率拼凑人物的做法就有很大问题。
第一,这种做法仍有法律争议。
第二,即便没有法律争议,即隐私权争议,仅靠社交媒体信息也无法准确还原人物形象,因为所有信源所能拼凑的恰恰只是人的网络人格。这个话题应该是新闻传播学非常熟悉的。该报道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公开的个人身份信息(如职业)并不一定是报道所需的人物信息。例如,该报道称乘客中还有企业家等等职业人士,这种写法忽略了乘客自己的动机,人可以抛弃其职业身份登机,以一个父母或朋友登机。因此,这种看似一笔带过的写法其实是为作者的表达意图服务的。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希望把整个社会都绑到这架飞机上,以此加深受众共情,并描绘出一种宏大的社会现状的切片。他们的这种做法简直是在跳舞,甚至炫技,并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
这些内容无法给出形式上需要的新闻增量,以至于在接受层面,过于细致乃至繁多的人物身份描写以及精确到令人恐怖的,感觉过于冷峻的座舱场景还原,映照在抽象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经济社会脉络图景前,反倒阻碍了人们的共情,甚至引发了负面效果。(凭什么你们知道的那么多?!受众会这么说)
凭什么呢?凭追新闻黄金时间的动机和对家属与亲友的采访。事实上,这两点没有问题,只要方式方法做对即可。毕竟,家属也有意欲倾诉的,而倾诉也是一种心理疏导的方式。可惜的是,某些问询方法令受众反感,无法接受。在一些采访中,记者没有在场,而是一个电话突如其然地拨了过去。在接受层面,今人对这类电话采访形式的态度存在抵触也无可厚非。
那为何不回避这些可能会让人反感的表达呢?例如,在讲述六人通行的那一段中,为何要赘述那位表达完悲伤情绪便无力再说的家属呢?以最恶意的角度看,既然这组人物足够戏剧化了,那应差阳错的改签就是为了锦上添花。这种似乎画蛇添足的写法并不罕见,如文中突然拉入杨丽萍经纪人的写法,显然是在为文章中更高的结构服务的。
在史学理论中,重要的除了史实本身,以及人物的动机,历史书写者对文本的选用同等重要。今天的读者比以前眼睛更毒辣,他们能感觉出异样,感觉出作者在报道事件同时的其它意图。一个准确的视角尤其重要,就像电影导演一样,要选择什么是观众能看的,什么是以后再看的。
最后,作为饱经观众鞭策的艺术人,我想说,我很惊讶新闻界对它的看法。正如我熟悉的艺术品争议事件,在应对部分人对该报道的攻击时,我发现大多数新闻人同样坚决站在其职业立场上,为报道的合法性做出辩护,但似乎少有人反思这篇报道存在的接受问题。
这种立场似乎意味着对传统的作者中心论的坚持,而该报道引起的新闻接受问题(一如艺术品接受问题)其实发生在后现代语境中。今天,新闻不是一颗指哪儿打哪儿魔法子弹,新闻接受者,即读者受众不仅参与进新闻阐释,也同样是新闻的生产者。因此,指出部分受众对该报道的理性批评(非谩骂)是不专业的见解本身,或许也是一种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