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辽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第1页

西辽王朝历时88年，历世五主，其中女主二人。西辽时期女性地位较高，且能被全国上下所普遍接受。游牧社会女性参与社会分工较多，而帝国女性参政的伦理基础或许来源于他们旧的游牧传统及其影响下的两性观念。

在虎思斡尔答（八喇沙衮 Balasaghun）居住的西辽诸可汗，无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蒙古人都尊称他们为古尔汗Gül/Gul khan，之后的蒙古札答阑部首领扎木合Jamuqa也曾被诸蒙古部落首领尊为古尔汗。该称号的起源仍是一个谜，一些史料中以“汗之汗”khan der khan来解释这一名称。在这称号中的Gül一字有可能就是古代突厥语中的Kür或是Kül，它见于鄂尔浑碑文，意为勇敢的、顽强的，bilge kül閟伽阙一名中的kül也正是这个词。

属国内部自治原则在西辽得到广泛的运用。西辽仅仅消灭喀喇汗在八拉沙衮的统治，古尔汗在这里行使其权力，在其他被统治的地区，在六城和河中地方喀喇汗国、花拉子摸国和高昌回鹘国仍和以前一样存在着。归顺古尔汗的标志是向他纳税，在上述属国的宫廷中有古尔汗的代表，如同后来在蒙古时代所见到的一种归顺形式，有时被其他更具特权的形式所代替。古尔汗的代表只为了收税住在属国君主的宫廷里，此外属国的君主甚至可以取得亲自携带贡物交给古尔汗的权力。

西辽所制定的按户征税制度是模仿中原的。人们向每户征收一第纳尔。这种制度并没有随着西辽的灭亡而消失，对不动产征税和按每户征税的习惯在中亚地区甚至保存到19世纪。例如在浩罕时代塔什干是按户来征税的，而且是按旧账册（或者说是按旧的人口统计册）去各户征税。如12世纪古尔汗时代的情况一样，在浩罕汗时代也是按每户征收一个tilla（金币）。可惜的是，我们对于12世纪至19世纪这一长时期内的征税制度知道得太少了，以致于在西辽和浩罕的行政制度之间是否可能有历史联系或者我们这里只看到偶然的巧合，仍然是不清楚的。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是自喀喇汗时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城市规模增大首先表现在工商区的扩大，经济中心有Shahristan内城转移到关厢。据考证，西辽时期的撒马尔罕城的面积已不少于630公顷。布哈拉在原来的城外兴建工商业用房，彼时的布哈拉已是19世纪布哈拉城的规模。此外，巴拉沙衮、乌兹干、怛罗斯、讹达拉等城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中世纪的中亚城市在格局上分为Shahristan内城/老城/城本身 和 rabat 城厢（手工作坊和商业市集所在地）两部分， 前者房屋密集，后者建筑物之间比较空旷。一般市民房多为土泥所筑，少数用砖筑成。

西辽中央朝廷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很有可能是汉语，但王朝也在使用契丹语言和文字，比如西辽末年的中书李世昌（汉人）晓契丹文，耶律楚材曾向他学习，如果一个汉人官员都会契丹语文，那么至少宫廷内的契丹人应该大都是通晓契丹语文的。

出于对统治的需要，西辽统治集团也学习了回鹘语，比如「元史」记载古尔汗召高昌回鹘人哈拉亦哈赤北鲁到巴拉沙衮做皇太子的教师。此外，中亚地区的契丹人普遍通晓回鹘语，所以在西辽灭亡后，契丹人穿上回鹘服饰融入到了中亚诸族群当中。

西辽境内的葡萄种植和酿酒产业规模相当大，由于天山南北、七河和河中等地原本就存在酿酒产业链，随着农业与园艺业的发展，粮食加工与葡萄酒酿造业也得到了发展。金朝元好问「蒲桃酒赋」在序中讲到西辽的葡萄酒及其酿造是中原所没有的。

在西辽的宗教宽容政策下，帝国境内的很多宗教开始活跃起来。史学家伊本•阿西尔称耶律大石是摩尼教徒，我们没有其他史料来证明这项观点，但伊本•阿西尔的陈述也从侧面表示出了摩尼教在当时对西辽统治阶级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宗教宽容政策下，伊教失去了以往独尊的地位，有识之士看到了帝国境内各宗教「和平竞争」的激烈性，开始把宗教改革提上日程。「如果不改革和简化教规和仪式，吸收当地人民不同宗教中的某些成份，就很难竞争过其他宗教」，持这个改革观点的人是一名苏菲派谢赫艾合麦德•亞赛维 Ahmed Yusavi，他用图克语宣传自己的教义，简化了各种宗教仪式，同时把那些在游牧文化有神祗和影响力的名字和仪式吸收到雅士兰教里。于是，他的教义很快被广大游牧部落所接受，在各图克语游牧部族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新的学派「亞赛维派」由此诞生了。

有不少犹太人曾带着自己的宗教进入西辽，根据「本贾明游记」，在花拉子摸首府玉龙杰赤有8000犹太人，在西喀喇汗首府撒马尔汗罕有较大的犹太人宗教社团，在其他一些边远的城市也有犹太人的宗教社团。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资料表明，火炕是西辽时期新出现的取暖系统。

西辽的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临时调派若干士兵给某位将军指挥，而不是派遣某个将军率所部去执行任务，这也正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实行的制度。

耶律大石在王朝直辖地取消伊克塔Iqta制度（分封制），这一举措有效的保证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进步仍是十分有局限性的，即仅围绕以巴拉沙衮为核心的帝国直辖地实现了分封制的废除。辽朝的“宫卫”制、“头下军州”制本质上也是分封制，耶律大石从辽朝的溃败中吸取教训，资鉴了唐宋的政治制度毅然决然的取消分封制。（塞尔柱王朝著名宰相Nizam mulki也大力主张废除伊克塔制度，但未能通行）

西辽虽然对文明的进步产生有利的影响，但也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内并存的文化各种因素的接近方面作了贡献。纵然西辽政权也曾尝试把「暴乱」的游牧民（比如葛逻禄）卸其铠甲、迫其务农，但这种尝试并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效，相反，葛逻禄人的反抗却一直进行到了西辽的瓦解。

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认为西辽（尤其是契丹皇族）是代表当时中亚最先进文明的，只是帝国政权被这种（契丹）文化的代表所掌握而已。如果将中亚地区在西辽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的归功于契丹人及其契丹文明，而不考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否认耶律大石局部废除伊克塔制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那就会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