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代不按地名封王？ 第1页

满洲人亲王的封号，可能是来自于他们民族给君主加美称前缀的传统。

如果考虑爱新觉罗政权在还没有设立亲王这个爵位的时候，就已经有用各种美称加在贝勒这个爵位之前了。比如努尔哈赤曾自封为“淑勒贝勒”（sure beile），直译就是“智慧的王”（《满洲实录》中，“贝勒”一词的汉语对应词就是“王”），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也被称为“广略贝勒”（argatu beile），如果直译，就是“足智多谋的王”。

满洲最早的一批亲王，皆是在崇德元年册封，王的封号，如果看满语的话，就是美称，似乎可以和之前加在贝勒的前缀一脉相承，比如“睿亲王”的满文为“mergen cin wang” ，直译就是“机智的亲王”，“英亲王”满文为“baturu cin wang”在史籍中亦称“巴图鲁亲王”直译意思是“勇武的亲王”，“豫亲王”满文是“erke cin wang”，直译就是“强悍的亲王”，“郑亲王”满文是“ujen cin wang”，直译是“重大的亲王”。在崇德元年和睿亲王、礼亲王、豫亲王等人同一批册封，不止有亲王、郡王，还册封了“安平贝勒”杜度，“饶余贝勒”贝勒阿巴泰。看到“安平贝勒”、“饶余贝勒”这两个封号头衔，是不是觉得跟之前的“淑勒贝勒”、“广略贝勒”画风很像？

满洲王公的封号，有的时候，为了更精确表达满文的含义，汉语版本甚至出现了二字的汉语译名作为头衔，如“kobtonggo cin wang”直译为“恭敬的亲王”，汉语封号就是“敬谨亲王”，这在明代制度上是完全无出处的，明朝的王，凡二字封号的，都是以行政州府名为名，如东平王、通城王、建安王，却从没有过以二字美称为封号的情况，但这种玩法却可以在满洲旧的头衔风格传统里得到解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清早期册封的“郑亲王”、“礼亲王”、“肃亲王”的这些“郑”、“礼”、“肃”等作为封号的，应该是封给济尔哈朗、代善、豪格这些王公个人的前缀美称，并非封给这些人的子孙、家族世系，不能如明代那样与某个封国捆绑，传于后代。比如代善被封为“礼亲王”，其子满达海承袭亲王爵位的时候，就成了“巽亲王”。豪格被册封为亲王的时候是“肃亲王”，其子富绶袭亲王爵位时候，就被封成了“显亲王”。济尔哈朗受封亲王的时候是“郑亲王”，其子济度承袭亲王爵位的时候，就变成了“简亲王”，而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则被追封为“庄亲王”。硕塞被封为“承泽亲王”，但其子博果铎承袭亲王爵位时候就成了“庄亲王”。饶余郡王阿巴泰之子岳乐承袭郡王爵位的时候，就变成了“安郡王”。再如果观察的话，这些王号都是高度个性化、个人化的，甚至是为受封者本人量身定做的。比如睿亲王多尔衮的各种表现确实机智，当得起“mergen”这个修饰，英亲王阿济格封号是“baturu”，而阿济格这个人也确实是个巴图鲁，勇敢的莽夫，豫亲王/erke cin wang多铎这个人是很剽悍，广略贝勒储英的确在作战的时候足智多谋。总而言之，满洲贵族的王号的制定高度个性化，就着受封者个人特点而来的，与明朝的王的封号与封国之名捆绑，世世代代相传，二者是迥然不同的。

还必须注意到，清代封王的封号具有相对随意性，而且是以满文为基准的。比如“dorolon cin wang”这个称号，崇德元年以“礼亲王”之名封给了代善，康熙年间，又以“履亲王”的汉文形式封给了皇子允祹。虽然“礼者，履也”，两个字说的是一个意思，但似乎可以推测，加在亲王前面的满文美称才是基础版本，汉文的“礼”、“履”只是衍生译名。

至于受明朝影响，如果考虑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可能性应该也是不大的。毕竟设立亲王封号的时代为崇德元年，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条件下，在清国君臣应该是不会有闲工夫去探听明光宗、明熹宗、明槐宗家里有子嗣几口，这些男性子嗣都被封到哪个城市，封号叫什么，封号和封地的关系如何，封号来自地名还是按美称，等等这些无足轻重的消息情报，应该不是清政权探听的内容，更不可能去基于这些消息去归纳出取封号的规律纳入自己的爵位制度当中。

至于满洲这种王号的习惯，非常可能来自于蒙古汗国的汗号传统，比如元顺帝的汗号是“乌哈噶图汗”，其子天元帝的汗号是“乌萨哈尔汗”，汗号皆是针对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