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于欢案及其一审判决？ 第1页

谢邀。

事情出在山东聊城。

很巧，聊城阳谷县，以前出过一个我们熟悉的案子。结果大不相同。

武松出差回家，兄长一命呜呼。

找了团头何九叔，要到了兄长骨殖；找了郓哥，知道了证据。满县人无不知道这桩冤情。

然而县官收了西门庆人情，执法不作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就罢了。

武松何等烈性。长兄如父，大仇不可不报。

于是杀了潘金莲与西门庆，亲去出首。

好一桩大事，轰动了阳谷县。按现在量刑，必然死刑吧？这里可是众目睽睽，两条实实在在的人命呢。

但只被判了充军发配。

当时情势：

满街人都来看热闹，这是围观群众。

全县人都争先恐后给武松送银子酒食，这是民意。

武松先前已经逼王婆招供画押，有四邻作证，这是证据。

县官本来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感念他上京出差去帮忙，这是人情。

县官改了证词，说“武松祭献亡兄武大，嫂子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嫂子推倒灵床，起了斗殴，一时杀死；妇人的奸夫西门庆赶来强护，扭打到狮子桥边，斗杀身死。”

武松一桩故意杀人案，被县官用人情弱化成斗殴误杀。

县官特意强调了妇人推倒灵床，让武松的愤怒有了理由，有了斗殴之中正当防卫“一时杀死”的借口。

东平府的陈文昭，书里说他“是个聪察的官”。他拿了案子先改轻了罪案，又让心腹人带了密信，去京城替他辩护。最后议下是：“王婆哄诱通奸，唆使妇人药杀亲夫；又命妇人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

死者的罪恶都抖将出来，又改轻了武松的案情。

如此这般，武松杀了两人，却只用刺配了。王婆反而被剐。

大快人心啊。

县官虽先前执法不作为，但之后倒也给武松留了面子，帮了忙。

这是个庸官，倒不是坏官。

陈文昭更是个“聪察的官”。武松逃脱性命，全靠他们周全。

自然，围观百姓、确凿证据、周遭人情，都帮了忙。

《水浒》里另有个故事。杨志在东京卖刀，被牛二揪住吵闹。

几次三番，杨志被牛二抬手殴辱，一时性起，赶过去戳了几刀杀了。

一条人命啊。最后被发配大名府，没几天被梁中书提携，当了提辖了。

这却又为何呢？这可真是杀人了呀。

当日，天汉州桥下看热闹的百姓，因为杨志为民除害，都来送他送饭送钱打点。

推司先看他是条自守的好汉，又为民除害，牛二家又没苦主，于是改轻了案例。

“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

杨志于是也不过刺配而已。

与武松类似：因为人情，被改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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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聊城这个案子。

在场多少目击者亲眼目睹，那是阳谷县与天汉桥的居民，是围观群众。

母亲与刺人者自己受辱，是事实。

死者杜某身上负着的肇事逃逸案，算前科。

结果是……受辱反击，被认为不算防卫过当。

说不算防卫过当的理由是：

对方未使用工具，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衙门又已经派人了，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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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古代是人治，人治不如法治。

《水浒》里这俩故事，已有人治的色彩了。的确不太应该。

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武松和杨志的结果挺好，还可以接受呢？

因为在法治不作为的前提下，这点人治，给这些惨事，补了点人性化的色彩。

武松那个县官断案时，是考虑到了自己先前的不作为的。他先前不肯听武松去惩治西门庆，出事了，他也不好意思对武松太狠。虽然软，也算软得有始有终。

如果先前衙役不去捉通奸伤人的西门庆，不去捉殴辱杨志的牛二。

事后却揪着杀人的武松与杨志，说：

“武大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杨志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

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武松及杨志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衙门也表示了关注，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好像哪里不大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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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役不作为，也可以理解：我国法度，衙役不得介入经济纠纷。类似债务事件，是不管的。

这么做的初衷，自然是好。但在不适当的尺度下，却成了高利贷恶意催债的温床。成了暴力的庇护伞。

再怎样残忍的人身攻击和侮辱，一句“已经派了衙役”，就剥夺了你反击的理由？

法治胜于人治，前提是，得有公平周全的法治。

比如，考虑武松杀嫂是否合理前，得先问句：

先前，县衙真对西门庆这种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的匪类，下够狠手了么？

我知道我这么说说，也没太大意义。

但您大概也注意到了：武松那个案子，阳谷县百姓和街坊四邻起了作用。

杨志那个案子，天汉州桥的人民起了作用。

我大约知道，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类似事儿，得靠人多。一整个阳谷县百姓去听堂，县官也没法子犯众怒。

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当个阳谷县百姓，围观这件事，传播这件事。如果确实没争议，就不怕人讨论，不怕人知道。

我不认为于欢无罪。就像我不会说武松杀人是无罪的。

但事情还是这样：

众目睽睽把人欺负成那样，衙役到了又走了，没管放刁把滥的西门庆。就因为西门庆没动刀子，衙门已经来过人了，就认说不算是防卫过当，单判个“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阉割了武松的怒气与动手的权利……

究竟得受多大的威胁，被逼到什么程度，才能被认定有权防卫呢？类似判例会如何影响之后的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呢？这中间的定义，可是会极大地影响到以后人群行为的。想想彭宇案吧。

是不是得跟超级赛亚人似的，看着兄弟被杀了，才能飕一声变身来暴打对面呢？

法治胜于人治，前提是，得有公平周全的法治。

如果严格限制在“对方没器械+已经有衙役出动了=你们没权利防卫”，这也太不把人当人了吧？

对方球员踢我一脚裁判不判，我还一肘裁判给我红牌。理由是“裁判正准备判呢你就不该还手活该挨两脚又不会死，而且他只是脚挂到你又不是要杀掉你你没有还他一肘的紧迫性”。

给我红牌这件事本身没问题，规则本身没问题。但这个执法流程和尺度，真没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