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发现革命、起义鲜有从江浙开始，这是为什么？ 第1页

只是没成功，也不让说罢了。别的地方是因为穷闹起来的。浙江农民不穷。等到大家种的，都收光，平分。浙江农民不急么。你看乌克兰的余量收集吧。至于浙江，当时的说法是，台湾特务挑唆。就到这里。

江南社会非常奇怪，在近代，他可以说是在上层没有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意愿，在下层也没有gc主义革命意愿的地区。近代江南最热忱的革命者，是处于上下层之间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阶层。

在清末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之中，新兴资产阶级，旧式士绅，乃至知识分子阶层，换言之，江南社会的中上层，确实都有积极参与，但这种联合是短暂的，而革命的动机更多是基于长期以来整个南方社会积累的排满情绪，与对满清严酷皇权压迫的反抗。它并不一定指向资本主义或者gc主义下的民主国家，有些人甚至相当保守。在“双十”以后，这个群体就逐渐走向分化。

一、资本家不爱革命

近代江南有最繁荣的工商业，也拥有上海这样旧中国最大的沿海口岸都会，资产阶级的力量是最大的，但他们却不像那些侨居南洋、北美的华南籍资本家一样，有着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强烈意愿，热切支持同盟会的革命。纵观近代史，除了在20年代筹备“商人政府”，30年代悄悄搞搞“上海自治运动”，总体来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诉求。

这可能与江南社会在帝制时期，长期受到皇权严密控制有关，上层本质依然是依附威权体制的。在科举存在之时，这里就将求取功名看的比行商做贾看的更重。近代，西方力量的进入和中央政权的衰微使得资本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以改善营商环境，摆脱洋人钳制，甚至希望依托官僚特权发财，但另一方面却对政府可能产生的强权感到畏惧，甚至因此将洋人视为抵抗政府权力的一种依仗。事实上，在工商业活动中，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对西方力量的依赖，不可避免染上买办的暗影。

在27年前后，这种摇摆的心态最为明显，为了抵抗gcd的工人运动，遏制共产主义兴起，江南的资本家选择支持北伐来沪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而以后却发现这种合作并不愉快。南京政府企图全面掌控私营经济的计划，以及用于内战的巨量军费开销，使得资本家开始遭受惨烈的盘剥，他们不得不不借助上海租界的洋人力量来保护自己，抵抗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与下沉。

江南资本家不仅对威权体制两面摇摆，对殖民势力游移不定，甚至对旧的封建土地制度也是态度模糊。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动荡时局的不安，他们对保存乡间的祖业土地有着相当的眷念，而并不愿意完全将资金投入工商业，很多人自身依然是大地主。这与海外的华南资本家不同，他们本身就出身贫民，家乡并无土地，因而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口号才能受到他们的支持。

二、农民也不爱革命

江南的下层也没有多少gc主义的革命意愿。

尽管近代江南有着帝国程度最深的租佃模式，农民多是佃户而不是自耕农，但他们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却并不大。一田两主的永佃制使得他们实际上半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与独立买卖也使得佃户和地主的关系经常变动，而地主从事工商业带来的的城居化又拉远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佃户不交税，因此，农民和国家不存在交税矛盾。佃户和地主当然存在收租矛盾，但他们往往会通过求助政府，要求减租来使政府出面压制地主，这种做法与江南的资本家有很相似的地方，即都是通过寻求另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支持来制衡直接敌对的力量，而不是其本身作为整体性的一股力量去消解并主导整个秩序。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可能是江南社会长期在皇权严密控制下所产生的某种惯性策略，即总是寻求在既有框架内的变通办法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而且，江南农民在土地耕种以外，也有更灵活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商品经济与近代都市的新兴工业都可以提供这些机会（尽管手工业的丝绵都受到了国外产品的冲击，但本土棉纺织业的机器化很快，而丝织业的衰落要到30年代，江南农村确实遭遇危机，但实际上并未发生崩溃），事实上这也削弱了江南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以及国家对地主的征税力度，因为地主主要在工商业活动中获利，而国家也主要依靠这种活动中的商业税而非农业税作为税源。

都市的新兴工业催生了工人，但就上海来说，江南籍的产业工人也未必比江北籍工人更有革命的意愿。尽管工人阶级在后来已经被认定为旧中国的少数群体，并且因其待遇远好于农民而不太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但横向比较起来，江北籍工人依然有着更强的革命性，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洪涝饥荒，失去家园而逃往上海的，而不像江南籍工人普遍有回家种地的退路。

这一点与华北农村的农民迥异，后者正是tg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华北农村自然经济主导的自耕农结构，使得其在国家苛政和自然灾害面前很容易变得脆弱，陷入另一种自耕农破产卖地的佃户化，而即使不变成佃户，自耕农也要直面负责收税的国家，包括官吏和他们的乡村代理人，而华北农民是没有太多其他谋生出路的，同理，这里的税收也无法如江南一样依靠工商业。因此在这里，无论是农民和地主，还是农民和国家，矛盾都比江南尖锐，这也是为什么40年代华北根据地的土改，矛头指向地主也指向所谓恶霸，后者正是指那些国家的乡间代理人。

三、小资产阶级最爱革命

上层，下层都不革命，但中下层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知识分子群体，却最有革命意愿。这部分人相对年轻，他们可能未必经历“双十”，但都深受“五四”的激进浪潮影响，“民主”成为激动人心的字眼，并且也产生了两种群体，资本主义或者gc主义的民主革命者，但江南的小知识分子往往属于后者。

这是因为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实际上成为最边缘的群体。如果退回到科举时代，他们基本可以认为是无法及第的，小康家庭的读书人，空有知识但无法获得功名以求得在官僚体制中的立身之处，而他们则大多也不具备经商的才干或者家底。不过，在过去，科举制度提供的标准是明确的，未及第者会安于庶民身份，但这在近代则变得模糊了。

这群人几乎可以说游走在乡村、市镇与都会之间，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目睹家乡的乡村市镇还残留的怪谬的封建伦理，顽固的乡绅势力，以及虚伪凉薄的小市民习气，于是愤而出走，但他们在大都会依然寻找不到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半殖民口岸社会中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原始而又残酷。他们有一点学历，但又不够，同时又没有地方士绅大户家庭子弟的人际网络，无法觅得好的工作，无法进入那些由洋行、公司、政府精英组成的都市上流圈子。

他们与江南的资本家不同，也与江南的乡民，工人不同。后两者尽管也有挣扎，抱怨，苦闷，但总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而他们事实上无法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恰在这种无法找寻之中，他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近代江南乡村与都会社会的双重的畸形，也因此产生的最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想法，自然而然的走向最左翼。

而基于家乡江南文脉所传承的，儒家熏陶下的家国情怀，又使得他们更有挽救民众、振兴民族的天然的觉悟与担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小知识分子式的革命者，是从“启蒙”走向“斗争”的。他们或许从一开始只是抱有更加温和的批判改良态度，而后才发现要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暴力革命。这也是27年以前，早期gcd一种很明显的趋向，而早期的gcd，也恰恰诞生于上海，并且有着大量江南知识分子气质的“文人d员”。

只不过，伴随着大革命失败，tg的工作重心从沿海城市转向了广袤、封闭而贫穷的内陆农村，形式也转向暴力的军事武装斗争，面对的社会情势、gm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一条脉络，就这样渐渐隐没在更加宏大的延安叙事之下，隐没在根据地的敌后抗战与土地gm后面，不再为很多人明显的意识到。事实上，这些人大量都留在了上海，他们大量参与了文艺宣传工作与地下情报工作，为白区革命的上海叙事，书写着同样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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