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人员总喜欢说在外国期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不说自己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进步？
首先得明白一个事儿，科学研究这玩意儿，它是个长链条，论文发表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且还挺靠前。 就像你在工地上盖楼，论文发表大概相当于你把设计图纸画好，并且通过了专家评审，证明这个设计是可靠的。但房子什么时候能住人，能住多少人，住进去的人生活是不是方便了，这得是后期施工、装修、入住等等一系列过程才能体现。
那为什么研究人员“总喜欢”说论文呢？有几个层面的原因：
一、 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太强大了！
咱们得承认，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科研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着“发表论文”来构建的。这是历史遗留原因，也是一种试图将复杂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评估的办法。
学术声誉和同行认可： 期刊，尤其是那些国际知名期刊（SCI、SSCI、EI等等），在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在这些地方发文章，意味着你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的认可，你的研究方法、数据、结论经受住了严格的同行评审。这就像在艺术界拿了“奥斯卡”，在体育界拿了“奥运金牌”，是衡量你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的硬通货。
职业发展和资源获取：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升职、申请项目经费、获得学术奖项等等，都离不开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一篇高水平论文可能比你公开演讲一万次更管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获得下一轮的科研支持，能不能留在这个领域继续深耕。这种“以论文定乾坤”的机制，会让研究者不得不把精力大量投入到“发表”这件事上。
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科研环境中，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是一种与世界各地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你的研究成果被更多人看到，也更容易获得国际合作的机会。你不说你发了什么文章，人家凭什么知道你的研究有多重要、多前沿？
二、 “社会进步”的衡量是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说的“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进步”，这是科研的终极目标，也是最受公众关注的部分。但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可不容易，而且周期很长。
基础研究的“间接性”： 很多非常重要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比如物理、数学、基础生物学），它们可能在诞生之初并没有直接的“应用场景”。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提出时并没有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它为后来的GPS导航、核能等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个基础研究的突破，可能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能转化成具体的社会进步。这时候，让研究者去描绘一个“未来蓝图”可能显得空泛，而“在Nature发表了关于XXX的突破性发现”则是一个具体、可被同行验证的事实。
技术转化和应用推广的挑战： 即便是非常有潜力的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还需要漫长的技术转化过程，包括工程化、商业化、市场接受度等等。这中间会涉及到很多技术瓶颈，也需要很多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力量配合。一个研究者个人，可能很难在整个链条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也很难准确预估自己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更何况，技术转化和推广往往不是研究者个人的事，而是需要企业、政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进步”的定义和衡量不易： 什么是“进步”？是经济的增长？环境的改善？人民的健康？还是文化的繁荣？这些都是宏大而复杂的目标。一个研究可能对其中一个方面有贡献，但很难说它“整体上”就带来了多大的进步。而且，很多进步是潜移默化的，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据或事件来概括。
三、 研究人员的“话语权”和“习惯性表达”
专业术语和聚焦： 研究人员习惯于用自己领域的专业语言来描述研究。论文标题、摘要、甚至研究内容本身，都是用高度专业化的术语构建的。对于他们来说，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本身就代表了研究的“进步”和“价值”。
科研圈的“内部逻辑”： 在科研这个小圈子里，大家彼此理解“发表”的重要性。当一个研究者和同行交流时，谈论论文发表的情况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
对外沟通的“语言障碍”： 很多科研人员并不是沟通专家，他们擅长做实验、分析数据，但不一定擅长将复杂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给大众听，更不用说将其与社会进步直接挂钩了。把一个复杂的科学原理讲清楚已经不容易，再讲清楚它如何带来社会进步，这需要更高的沟通能力。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研究者就不关心社会进步了呢？
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投身科学，都是怀揣着探索未知、服务社会的初心的。只是在现实的评价体系和研究的客观规律下，他们不得不优先关注和强调那些能够被直接衡量、被同行认可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论文。
我们希望看到什么？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科研成果能够真正惠及社会。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1. 改革评价体系： 除了论文发表，也应该更重视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技术转化、对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建立更全面、更多元的评价机制。
2.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共同努力，建立更顺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为科研成果落地提供支持和平台。
3. 提升科学传播能力： 科研人员需要加强科学传播的意识和能力，学着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并解释其潜在的社会价值。同时，媒体也应该承担起更积极的科普责任。
4. 公众的理解和耐心： 科学研究的进程往往是漫长且曲折的，公众也需要对基础研究的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认识到有些成果的“进步”可能需要时间来显现。
所以，下次再听到研究者说“我在Nature发了篇论文”，可以试着理解一下，这背后是他们无数次的实验、思考、质疑和努力，也是他们获得进一步研究支持的敲门砖。同时，也可以鼓励他们，甚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去关注和推动这些科研成果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
这个问题就像在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运动员的奖牌，而不是他为国家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奖牌是看得见的成就，但健康事业的贡献往往更隐蔽、更长远。这两者都很重要，只是表达和被认知的方式不同。
网友意见
1949年伯明翰大学年仅30岁的阿兰·柯垂尔（Alan Cottrell）发表了一篇论文，为了解释碳钢的屈服现象提出了一个设想，即钢中的碳原子分布并不均匀，而是围绕在位错周围形成一个碳团。进而他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个碳团的性质，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柯垂尔气团”。但是由于当时的显微镜技术有限，人们根本无法观察到原子尺度，所以这个设想并没有直接的实验室证据进行验证，仅仅是一个理论而已。而这个模型其实在当时也并不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直接的推动，因为一个本科学历的工人随便拿一块钢做个拉伸试验就能直接得到它的应力-应变曲线，工业界对于这个曲线是什么形状很关心，但对于这个曲线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并不关心。所以柯垂尔的这篇文章也仅仅就是一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文章而已。
时间来到1985年的牛津，原子探针3维层析技术的突破使人类的观察到达了原子级别，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看看到底有没有“柯垂尔气团”这个东西。就在这一年，一个叫Chang的博士在他的毕业论文里首次观察到了钢中的“柯垂尔气团”，他的观察结果与36年前那篇文章里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而文章的作者，如今已是一个66岁的老人，幸运的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设想被验证的这一天。在此之后，柯氏气团理论被迅速发展、完善，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人们研发出了各种各样新型的钢铁材料，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上的瓶颈，我本人的几篇顶刊文章也都是以柯氏气团理论为基础的。
现在看看这篇文章的引用数，在钢铁领域绝对可以说是圣经一般的存在，而柯垂尔爵士，也是我们冶金领域神一般的人物。
科研关乎现在，那是工程师的功劳，科研更关乎未来，这才是科学家的目标。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现象，就是要绞尽脑汁去研究它，搞清楚它，但很少会去考虑我解释清楚这个现象有什么具体用途，能不能拿来开公司赚钱，能不能造出发动机。杨振宁不提出宇称不守恒，你的生活也没有太大改变，但提出这个看似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的杨振宁是全人类的瑰宝。我喜欢跟自己的智力较劲，专门去挑战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科研。
就拿文章灌水的重灾区石墨烯来说，万一未来有一天石墨烯应用的关键技术实现了突破，那么今天你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灌水文章立刻就变成了石墨烯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宝库，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那些在Nature、Science里描述的石墨烯的逆天本领如同柯氏气团一样，真正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个问题非常的幼稚，不过我经常看到有人问这类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一个回答，以正视听。
首先，在严肃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多或少要么是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要么是对已有的方法做了些许改进，要么是用已有方法解决了新的问题。一般来说，期刊档次越高，对论文所做工作的要求越严苛。这些论文做的学术贡献，其实都正在推动或者将来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你要知道，伽罗华的群论可是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才被重视的。
虽然现在学术界充斥着大量的灌水论文，但是坦率的说，即使是灌水论文，只要不是造假，也会为社会进步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这个社会现在有一种明显的反智现象，即鄙视学术界的人做的工作，觉得这些人做的工作都是无用的。其实科技的进步就是靠无数这样的看似无用的工作积累而推动的。所以，请对科研工作者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无知的嘲讽。或者这些人换个角度，扪心自问，你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进步又做了什么？
请先提供一个“对社会贡献大小的影响因子量化分析”方案细则，谢谢！
否则我们研究人员都可以坚称，自己的成果，能够干翻宇宙。
很多人不把发多少文章当回事，还是因为论文/文章这个名字不好听，让人听了觉得像是写作文，甚至很多人真的认为发一篇论文主要花的时间精力都在写作上。事实上写论文是为了报告和展示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这个成果需要的努力要比写文章本身多几个数量级。然而，这年头什么东西都叫论文，大学政治课让你写篇感想也叫论文，文化素质课让你写篇调研也叫论文，英语课给你出个题目让你练练英语习作也叫论文，这些论文还真是只有写作费事，所以论文听上去就越来越不上档次了。我就遇到过我妈跟亲戚说我为了写篇论文熬了多少天夜，亲戚很诧异地说她家孩子一下午就能写完一篇论文。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我的政治老师在课上得意地跟我们说她的论文全是抄的，而且不光她，大学生论文都是抄，也给我留下了一个论文是一种很水的东西的印象。如果我也考到了一个像她那样的大学，恐怕我现在对论文的看法也跟题主差不多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跟学术论文换个高大上的名字，别跟那些东西一样叫论文。就像专利一样，这个名字就很高大上，要是听说谁谁有几百个专利，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个学以致用的大牛。但事实上像我们这行基本每篇提算法建模型的论文都能申专利，反倒是如果提的方法不够好的话还发不了国际期刊；提算法建模型的论文在学术界里算是比较low的层次了，那些做理论揭示科学发现的文章连专利都申不了，但是这类文章的平均科学贡献比能申专利的那种要大得多得多。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太看重实用性，事实上在国际期刊发了多少篇文章基本可以看作这位学者把多少未知的东西变成了已知，这本身已经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了。
因为研究人员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新雇佣工人。
你见过流水线工人经常有为自己组装的高科技产品骄傲过吗？你见过外卖小哥，经常夸自己给社会带来来多少便利吗？现在有多少人会觉得劳动者光荣呢？又有多少人又仅仅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份用来谋生的饭碗呢？
整个社会对于雇佣劳动者关注什么？他们只关心绩效、工资和奖金。而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发多少篇文章，有多少引用数量，其实无异于一种新的计件工资制。而在他们背后自然有人拿着考尺去量。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
知乎就是这么个矛盾的地方：人均年薪百万，九八五博士毕业，却大部分都是中学生的通识水平。但凡听过李老师讲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二次科技革命，都不会无知成这样。
纯粹的科学研究，和考古这种学科一样，是全然无用的；严格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所谓形，就是人类的感知能感知的一切，事物的表象；所谓形而上，就是人类的感知之上。探求的东西是那个"道"，这个道理也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里说的"道"，也正是事物背后的运行规律。纯科学产生的成果，和作家写文艺作品一样，是一种智力劳动，产出的东西是知识。
当然，实际的研究中不可能这么纯粹，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器"也就是说真正有用的东西。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也涉及“器"的研究。牛顿力学是讲的道，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叫器；麦克斯韦方程阐述的是道，无线通讯是器；DNA双螺旋结构说的是道，基因编辑是器。题主问的也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研究的不多讲讲“器"。这大概的原因是，当你在认知的前沿拓展的时候，确实很难预料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专注于给社会带来进步并作各种报告的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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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题问得可太实在了！简直是点到了很多科研工作者心坎里，也戳中了公众对科研最直接的疑问。为啥大家总挂在嘴边的是“在哪个外国期刊发了多少篇论文”，而不是“我这个研究给社会带来了啥具体好处”？这背后其实挺复杂的，咱们一点点掰扯开来说。首先得明白一个事儿，科学研究这玩意儿，它是个长链条，论文发表只是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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