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是怎样的？为什么很少人研究？
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多变的领域。比起耳熟能详的郡、县，这些更基层的设置常常淹没在宏大的叙事中，以至于很少有人深入探究。这背后有多重原因，既有史料本身的局限，也有研究者的选择倾向。
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一个层层叠叠的体系
要理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首先得明白它是一个不断细分、向上层层聚合的体系。简单来说，一个“县”并不是最小的单位，它之下还有更小的单位。这些单位的名称、设置和职能，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地域的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
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几个常见的层级：
乡（或镇/亭）： 在秦汉时期，“乡”是县以下最主要的行政单位。一个县通常会划分为若干个乡。乡的长官称为“乡啬夫”或“乡大夫”，负责管理户籍、征收赋税、处理乡里的治安和纠纷等事务。到了汉代，随着人口增长和管理需求的变化，“亭”也变得非常重要。亭是交通要道上的站点，由“亭长”管理，承担着住宿、传递公文、维护治安的功能，有时也作为基层司法和行政的触角。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乡以下的行政管理会更加细致，甚至出现“里”的概念。
里（或聚/村）： “里”可以说是乡之下的基本社会组织单位。一个乡包含若干个里。里长是里中最主要的负责人，通常由当地德高望重、有一定能力的民众担任（有时是选任，有时是世袭）。里长负责管理本里的户籍、征收赋税、组织徭役、调解邻里矛盾，并且是乡啬夫的下属。在一些时期，尤其是在战乱或边疆地区，“聚”的概念也常常出现，它可能指一个相对集中的居民点，由一个“聚帅”或“聚长”管理。
闾（或什/伍）： 为了更精细地管理人口，尤其是便于征发兵役和劳役，汉代还引入了“闾”的概念。若干个“里”可以组成一个“闾”，或者一个“里”再细分为若干个“闾”。“闾”的设置，通常是为了将户籍进行集中管理，便于征兵和征税。“什”、“伍”则是更小的组织单位，例如，五个或十个家庭组成一个“伍”，五个“伍”组成一个“什”。这种“什伍”制度，强调邻里互保，一旦有人犯罪，邻居也有连带责任，以此来加强社会控制。
更细致的划分： 在一些特定时期或地区，还可能出现更小的单位，比如“亭”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被看作是基层管理单元。“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单位，有时可以理解为乡的别称，有时则指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或区域。
不同朝代的演变：
秦汉时期： “乡”和“里”是核心。秦朝以“乡”为主要行政单位，每个乡又分为若干“里”。汉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并进一步细化了“亭”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 战乱频仍，人口迁移频繁，基层行政制度也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城”、“镇”等单位，甚至因为军事需要，出现了“营”、“屯”等军事性管理单位。
隋唐时期： 隋朝的“州县镇/乡”体系确立，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镇”的地位在唐代得到提升，成为县以下的重要行政单元，常设镇将、镇将等官员。
宋代： 宋代实行“路州县镇/乡”的层级，基层行政管理更加注重“保”、“里”、“厢”等概念，以强化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收。
元明清时期： 元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前代的制度，但为了加强控制，设立了“同知”、“同知”等官职。明清时期，“县”之下通常是“镇”或“乡”，再往下则是“里”、“村”等。清代后期，为了应对社会变化，出现了“保甲”制度，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更严格的组织和管理。
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
对于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 史料的稀缺性和破碎性：
文献记载不系统： 官方史书，如《史记》、《汉书》、《唐书》等，虽然记录了郡县的设置，但对于乡、里、亭等基层单位的详细描述却相对零散。这些记载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的大格局出发，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细节的关注度不高。
地方志的局限： 地方志是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重要史料，但其质量良莠不齐，记载的侧重点也不同。有些地方志侧重于风土人情，有些则侧重于官员政绩，对基层行政单位的演变和具体运作的详细梳理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出土文献的有限性： 尽管有敦煌文书、岳麓书院简牍等珍贵出土文献，它们为我们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这些文献的出土量相对有限，也存在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性，不足以勾勒出全国范围内基层行政区划的全貌。
基层官员的记录缺失： 县级以下的官员，如乡啬夫、里长等，往往是低级官吏甚至是地方上的名士，他们的工作记录、文书往来等，很多都没有被系统地保存下来。即使有，也往往是零散的个体，难以形成连贯的研究材料。
2. 研究的难度和挑战：
名称的多样性和变化： 同一个层级的基层单位，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乡”、“镇”、“团”等。这种名称的多样性和历史上的频繁变动，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辨析和整理的难度。
概念的模糊性和重叠性： “里”、“村”、“聚”、“闾”等概念，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可能存在概念上的模糊和重叠，甚至相互转化，这使得研究者需要非常细致地辨析和界定。
制度的复杂性和地域性： 基层行政制度的设立，往往受到当地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军事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复杂性和地域性。要进行全国性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研究的“价值”考量： 相比于研究帝王将相、国家制度、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演变，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够“宏大”，不够“有影响力”，其研究成果的“显性价值”相对较低，难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资源和关注。
3.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和关注点：
“大历史”的视角： 许多历史研究者更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把握，对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战略等“大问题”更感兴趣。基层社会的微观组织，可能被视为“枝节”而非“主干”。
社会史、法律史的切入： 尽管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直接文献不多，但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的研究者，在研究当地社会结构、赋役制度、基层司法时，会不可避免地触及这些基层行政单位。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将基层行政单位作为背景或工具，而不是其本身的研究对象。
缺乏专门化的研究群体： 相比于一些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专门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区划演变的学者群体相对较小，缺乏形成规模效应和学术传承的氛围。
为什么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但对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其价值不容忽视。
理解基层社会运作的钥匙： 基层行政区划是连接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的桥梁。理解这些单位的设置和运作，是理解基层社会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兵役徭役等具体落实情况的关键。
窥探国家治理能力的窗口： 基层行政区划的细密程度、管理效率，直接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一个精细化的基层管理体系，往往意味着更有效的动员能力和更强的控制力。
社会结构和变迁的体现： 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常常与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的出现等密切相关。研究这些变迁，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演化。
文化和认同的载体： 基层行政单位，如“里”、“乡”，也常常承载着地方文化、宗族传统和身份认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总而言之，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的研究之所以不那么“显眼”，更多是因为史料的局限、研究的难度，以及学术研究的取向。但正如任何宏大的建筑，都需要精密的砖石来砌成，对基层行政区划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细致、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全貌，以及国家治理的精妙之处。
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一个层层叠叠的体系
要理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首先得明白它是一个不断细分、向上层层聚合的体系。简单来说，一个“县”并不是最小的单位，它之下还有更小的单位。这些单位的名称、设置和职能，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地域的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
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几个常见的层级：
乡（或镇/亭）： 在秦汉时期，“乡”是县以下最主要的行政单位。一个县通常会划分为若干个乡。乡的长官称为“乡啬夫”或“乡大夫”，负责管理户籍、征收赋税、处理乡里的治安和纠纷等事务。到了汉代，随着人口增长和管理需求的变化，“亭”也变得非常重要。亭是交通要道上的站点，由“亭长”管理，承担着住宿、传递公文、维护治安的功能，有时也作为基层司法和行政的触角。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乡以下的行政管理会更加细致，甚至出现“里”的概念。
里（或聚/村）： “里”可以说是乡之下的基本社会组织单位。一个乡包含若干个里。里长是里中最主要的负责人，通常由当地德高望重、有一定能力的民众担任（有时是选任，有时是世袭）。里长负责管理本里的户籍、征收赋税、组织徭役、调解邻里矛盾，并且是乡啬夫的下属。在一些时期，尤其是在战乱或边疆地区，“聚”的概念也常常出现，它可能指一个相对集中的居民点，由一个“聚帅”或“聚长”管理。
闾（或什/伍）： 为了更精细地管理人口，尤其是便于征发兵役和劳役，汉代还引入了“闾”的概念。若干个“里”可以组成一个“闾”，或者一个“里”再细分为若干个“闾”。“闾”的设置，通常是为了将户籍进行集中管理，便于征兵和征税。“什”、“伍”则是更小的组织单位，例如，五个或十个家庭组成一个“伍”，五个“伍”组成一个“什”。这种“什伍”制度，强调邻里互保，一旦有人犯罪，邻居也有连带责任，以此来加强社会控制。
更细致的划分： 在一些特定时期或地区，还可能出现更小的单位，比如“亭”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被看作是基层管理单元。“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单位，有时可以理解为乡的别称，有时则指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或区域。
不同朝代的演变：
秦汉时期： “乡”和“里”是核心。秦朝以“乡”为主要行政单位，每个乡又分为若干“里”。汉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并进一步细化了“亭”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 战乱频仍，人口迁移频繁，基层行政制度也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城”、“镇”等单位，甚至因为军事需要，出现了“营”、“屯”等军事性管理单位。
隋唐时期： 隋朝的“州县镇/乡”体系确立，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镇”的地位在唐代得到提升，成为县以下的重要行政单元，常设镇将、镇将等官员。
宋代： 宋代实行“路州县镇/乡”的层级，基层行政管理更加注重“保”、“里”、“厢”等概念，以强化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收。
元明清时期： 元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前代的制度，但为了加强控制，设立了“同知”、“同知”等官职。明清时期，“县”之下通常是“镇”或“乡”，再往下则是“里”、“村”等。清代后期，为了应对社会变化，出现了“保甲”制度，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更严格的组织和管理。
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
对于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 史料的稀缺性和破碎性：
文献记载不系统： 官方史书，如《史记》、《汉书》、《唐书》等，虽然记录了郡县的设置，但对于乡、里、亭等基层单位的详细描述却相对零散。这些记载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的大格局出发，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细节的关注度不高。
地方志的局限： 地方志是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重要史料，但其质量良莠不齐，记载的侧重点也不同。有些地方志侧重于风土人情，有些则侧重于官员政绩，对基层行政单位的演变和具体运作的详细梳理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出土文献的有限性： 尽管有敦煌文书、岳麓书院简牍等珍贵出土文献，它们为我们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这些文献的出土量相对有限，也存在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性，不足以勾勒出全国范围内基层行政区划的全貌。
基层官员的记录缺失： 县级以下的官员，如乡啬夫、里长等，往往是低级官吏甚至是地方上的名士，他们的工作记录、文书往来等，很多都没有被系统地保存下来。即使有，也往往是零散的个体，难以形成连贯的研究材料。
2. 研究的难度和挑战：
名称的多样性和变化： 同一个层级的基层单位，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乡”、“镇”、“团”等。这种名称的多样性和历史上的频繁变动，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辨析和整理的难度。
概念的模糊性和重叠性： “里”、“村”、“聚”、“闾”等概念，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可能存在概念上的模糊和重叠，甚至相互转化，这使得研究者需要非常细致地辨析和界定。
制度的复杂性和地域性： 基层行政制度的设立，往往受到当地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军事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复杂性和地域性。要进行全国性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研究的“价值”考量： 相比于研究帝王将相、国家制度、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演变，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够“宏大”，不够“有影响力”，其研究成果的“显性价值”相对较低，难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资源和关注。
3.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和关注点：
“大历史”的视角： 许多历史研究者更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把握，对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战略等“大问题”更感兴趣。基层社会的微观组织，可能被视为“枝节”而非“主干”。
社会史、法律史的切入： 尽管研究基层行政区划的直接文献不多，但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的研究者，在研究当地社会结构、赋役制度、基层司法时，会不可避免地触及这些基层行政单位。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将基层行政单位作为背景或工具，而不是其本身的研究对象。
缺乏专门化的研究群体： 相比于一些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专门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区划演变的学者群体相对较小，缺乏形成规模效应和学术传承的氛围。
为什么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但对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其价值不容忽视。
理解基层社会运作的钥匙： 基层行政区划是连接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的桥梁。理解这些单位的设置和运作，是理解基层社会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兵役徭役等具体落实情况的关键。
窥探国家治理能力的窗口： 基层行政区划的细密程度、管理效率，直接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一个精细化的基层管理体系，往往意味着更有效的动员能力和更强的控制力。
社会结构和变迁的体现： 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常常与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的出现等密切相关。研究这些变迁，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演化。
文化和认同的载体： 基层行政单位，如“里”、“乡”，也常常承载着地方文化、宗族传统和身份认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总而言之，古代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的研究之所以不那么“显眼”，更多是因为史料的局限、研究的难度，以及学术研究的取向。但正如任何宏大的建筑，都需要精密的砖石来砌成，对基层行政区划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细致、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全貌，以及国家治理的精妙之处。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研究国了，光是知乎上就有不少人回答过。
总体而言原因如下：
一、受客观环境影响，封建行政力量无法达到乡村，例如交通等原因。
二、行政成本太高，不要说在每个乡村里设置行政机构，就是维持一个驿站行政成本都很吓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考察一下，西汉在河西走廊上设立的那些驿站。
三、乡绅制度和宗法制度相对完善。关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我生活在福建，这里很多乡村保留了很完备的宗族聚居形态，族长或者是长者在乡村管理上有很大发言权，上级下达的文件和精神指示只要通过这些人，很快就能让全村人知道。如果村里有什么大事情，例如修建祠堂或者是为谁捐款，都是这些人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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