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用苹果 AirTag 确认了德国隐藏的情报机构，这意味着什么？暴露 AirTag 的哪些问题？
事件本身：如何一步步被揭开的？
简单来说，研究人员（根据公开信息，通常是一些对隐私和追踪技术感兴趣的专家或者记者）发现了一些异常的、难以解释的追踪行为。他们使用苹果的 AirTag，一种主要用于追踪丢失物品的小巧追踪器，作为“诱饵”或“探针”。
这个过程可能大致是这样的：
1. 异常信号的发现： 研究人员可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比如专门的扫描设备，或者通过苹果的“查找”网络来接收“未知AirTag”的警报）发现了附近存在着他们并未主动放置的、未知的 AirTag。
2. 追踪与关联： 他们开始对这些异常的 AirTag 进行追踪。由于 AirTag 需要与苹果设备（iPhone, iPad 等）配合工作，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这些 AirTag 的活动轨迹，试图找出它们被放置的位置、出现的时间以及可能的意图。
3. 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 随着追踪的进行，他们会收集大量关于这些 AirTag 的数据。如果这些 AirTag 频繁地出现在某些特定地点，或者在某些固定时间出现，并且这些地点和时间点背后又存在某种模式，研究人员就会开始怀疑其背后有人为操作，而且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
4. 指向性证据的出现： 当研究人员将这些追踪到的 AirTag 的活动轨迹与某些已知的信息（比如特定机构的活动范围、人员动向等）进行比对时，如果发现了高度吻合的模式，就可能指向某个特定的组织。在德国的这次事件中，研究人员的分析和报道最终指向了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这是德国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的机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次事件的意义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情报活动的“痕迹”： 即使是最隐秘的情报机构，在进行活动时也难免会留下“痕迹”。这次事件就表明，即使是利用消费级产品来辅助追踪，也可能暴露其活动。这对于需要保持高度隐匿性的情报机构来说，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
科技的双刃剑效应： AirTag 本身是为了帮助用户找回丢失物品而设计的，是便利性的体现。但就像许多技术一样，一旦被恶意或有目的性地滥用，它就能变成强大的追踪工具。这次事件就是“双刃剑”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
情报机构的行为被公开审视： 这种方式将通常隐藏在幕后的情报机构的行为，置于了公众的审视之下。虽然其职能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其手段也应当受到一定的监督和规范，以防止滥用。
对情报机构的警示： 这次事件无疑给所有使用类似技术进行追踪的机构敲响了警钟。他们需要重新评估自己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隐蔽性，以及可能被发现的风险。
暴露了 AirTag 的哪些问题？
这次事件，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 AirTag 在设计和用户体验方面的一些重要考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问题：
1. 反追踪机制的不足/被规避：
“未知AirTag”警报的局限性： 苹果为了防止 AirTag 被用于恶意追踪，设计了“未知AirTag正在随身移动”的警报系统。当一个非配对的 AirTag 持续跟踪某人时，iPhone 会发出通知。然而，这次事件表明，某些更具技术能力或组织的追踪者，可能已经找到了规避或利用这个系统的办法。
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 研究人员之所以能发现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专门的设备和技术知识去监测和分析这些“未知AirTag”的信号，并且可能比普通用户更早、更全面地接收到这些信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他们对 AirTag 的反追踪机制可能感知不那么强烈。
非 iPhone 用户： AirTag 的反追踪机制主要依赖于苹果设备。使用 Android 手机的用户，在遇到不明 AirTag 追踪时，其警报机制可能会有延迟，或者依赖于其他应用程序（如 Apple 的 Find My app for Android，其功能相对有限）。这次事件也可能暗示了某些被追踪者并非iPhone用户，或者追踪者知道他们不是iPhone用户。
2. 长期隐匿追踪的能力：
电池续航： AirTag 的电池续航长达一年，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长期的、被动的追踪。情报机构的这种隐蔽需求，与 AirTag 的设计初衷高度契合。
“静默”追踪： 如果追踪者能有效地规避掉苹果的警报系统，AirTag 就可以实现相当“静默”的追踪。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被追踪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积累关于其行程、习惯等信息。
3. “查找”网络的依赖性与信息传递：
“查找”网络的高效性： AirTag 依赖于全球数亿苹果设备的“查找”网络来定位。这种庞大的网络使得 AirTag 即使不在用户的蓝牙范围内，也能被定位。这是一种极强的追踪能力。
研究人员如何利用网络： 研究人员能够发现并追踪这些 AirTag，也正是利用了“查找”网络。他们通过某种方式，接收到了网络中关于这些异常 AirTag 的数据。这说明，只要有设备能接入“查找”网络，就有可能发现这些被用于非法目的的 AirTag。
4. “部署”的便利性与成本：
低成本与易获取： 相比于专业的间谍设备，AirTag 成本低廉且易于获取，这使得它们成为一种“物美价廉”的追踪工具。情报机构如果需要大规模部署追踪器，AirTag 的成本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隐蔽部署： AirTag 的体积小巧，可以方便地隐藏在包裹、汽车、随身物品中，这为情报机构进行隐蔽部署提供了便利。
总结一下：
这次事件的核心是，当一个消费级产品（AirTag）在被设计得足以高效追踪的同时，又被有组织、有专业能力的人员（情报机构）用于需要高度隐蔽性的目的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暴露其自身和其使用者的“工具”。
研究人员通过专业手段，利用了 AirTag 本身依赖的“查找”网络，以及可能存在的对苹果反追踪机制的规避，最终锁定了情报机构的活动。这暴露了：
AirTag 的反追踪机制并非不可攻破，尤其面对专业的、有组织的追踪者。
AirTag 强大的“查找”网络，在被滥用时，其追踪能力是惊人的。
消费级科技产品也可能成为情报工具，这使得追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情报机构而言，如何确保其追踪手段的绝对隐蔽性，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这起事件并非是说 AirTag 本身“不好”，而是提醒我们，任何技术都有其两面性，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技术的局限性往往是在被推向极限或被用于非预期目的时才显现出来。对于苹果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反追踪机制，特别是在面对更复杂的、非个人滥用的情况时。
网友意见
这个就有点儿无聊了。
实际上就是这名研究人员发现了德国国内情报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的两个官方对外名称而已。
很多国家的情报机关都有官方对外名称，比如英国对外情报机关MI6就有两个官方对外名称----政府电信局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
这种官方对外名称并不是用于情报活动的，只是在国内与其他单位打交道时使用的一种隐晦的名称而已。所以，从这次被发现的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的这个官方对外名称----联邦电信局来看，这个对外名称并没有避讳其与政府的关系。如果真的是用于情报活动的掩护名称，那就不会让名字上体现出与本国政府和军队的任何关系。
而且新闻中说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情报机构”，我还以为是发现了除了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之外的一个从来没有公开过的情报机关呢，结果被发现的竟然是成立于1950年的联邦宪法保卫局。这个单位已经存在了72年了，怎么它的存在都成了新闻？我一看新闻中说被发现的这个情报机关的地点是在科隆就知道肯定是联邦宪法保卫局了，因为德国的情报机关里只有联邦宪法保卫局是在科隆：
结果还弄得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还上了新闻。
不过这件事倒是有点儿讽刺意味----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性质上属于国内情报机关（Domestic Intelligence Service），是负责在德国国内搜集德国老百姓的情报的，结果却反过来被德国老百姓搜集了情报。
联邦宪法保卫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怖、反极端主义等国内安全工作。
一般来讲，这类反间谍机关完全可以不用假名称，比如美国的反间谍机关FBI和俄罗斯的反间谍机关FSB一般都不使用假名称。
但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性质上与它们不同，不是一般的反间谍机关，而是国内情报机关，这一点我之前在另一个回答中详细讲过：
二战结束后，西德之所以要成立国内情报机关，而不是一般的反间谍机关，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出现纳粹德国时的盖世太保那样的权力过大的秘密警察机关。
所以，西德的国内安全职能由两个机关来分别负责----联邦宪法保卫局作为国内情报机关，负责搜集反间谍、反恐怖、反极端主义情报，但没有执法权，不能直接逮捕外国间谍、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而联邦刑事警察局（BKA）作为警察机关，负责执行逮捕外国间谍、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等执法工作。
由于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性质是情报机关，不是警察机关，所以保密标准要与德国的对外情报机关----联邦情报局一样，在很多场合不能公开使用真正的名称，所以才有了这次被发现的官方对外名称。
而且联邦宪法保卫局的特工人员向别人介绍自己时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工作单位，他们对外使用的工作单位名称就是联邦电信局这类的官方对外名称。
同样的道理，英国的MI5作为和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性质一样的国内情报机关，在保密标准上也与英国的对外情报机关MI6一样，也不能对外说出自己的真实工作单位。
MI6的特工人员会告诉别人自己在外交部工作，而MI5的特工人员会告诉别人自己在国防部工作。
这名研究人员这次的发现实际上在德国政府机关之间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别的政府机关肯定有人到联邦宪法保卫局开过会之类的，他们进的就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办公楼，对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官方对外名称肯定也非常清楚。
这种官方对外名称被外界发现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毕竟外国情报机关早就知道这种公开的秘密了。
而真正的掩护单位信息被发现了才危险。
2018年，四名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特工在荷兰搞网络攻击时被当场抓获：
此次事件导致其中一名俄罗斯特工的车辆注册地址暴露，而这个车辆注册地址正是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网络部队所在地。
随后，总共有305辆在这个地址注册的汽车被发现。
每一辆车对应一名特工人员，总共有305名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特工的身份信息因此而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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