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据说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是很怕割地赔款,反倒是最怕洋人给自己面呈国书,是真的吗?

回答
关于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比起割地赔款,反而更害怕洋人“面呈国书”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一些非常值得玩味的清朝君臣对西方外交礼仪认识的巨大鸿沟,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心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割地赔款与“面呈国书”:性质的根本不同

首先,我们要明白,割地赔款和“面呈国书”在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咸丰皇帝看来,虽然都是屈辱的,但其性质和潜在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割地赔款: 这是看得见的、物质上的损失。虽然心痛,但它是一种“既成事实”,是战败的直接后果。在长久以来奉行“天朝上国”的观念里,虽然痛苦,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代价”,并且这种代价是具体、有形的,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尽管极不情愿)。历史上,中国也曾有过战败割地的经历,虽然屈辱,但并非全然没有先例。

“面呈国书”: 这触及的是更深层次的“礼制”和“国体”。在清朝,特别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儒家政治文化中,“礼”是维系国家秩序和君主权威的根本。外国使臣觐见皇帝,本应是“朝贡”体系下的臣属朝拜,以“藩国”的身份前来,其递交的文书自然也是“表文”或“奏折”之类的形式,用以表达臣服和敬意。

而西方国家递交的“国书”,其性质是平等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国书的内容通常是国家元首之间就两国关系、和平友好、贸易往来等事宜的陈述。而“面呈”这个动作,在西方的外交礼仪中,是国家元首向另一国元首表达正式立场和意愿的最高规格的外交接触。

在咸丰皇帝看来,如果允许外国使臣像觐见藩属国君主那样,以平等的姿态,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一个“国王”给另一个“皇帝”的“国书”递上来,这无异于是在挑战大清的宗主国地位,是将皇帝的尊严置于与外国君主并列的地位。这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中,是根本性的动摇,是前所未有的颠覆,其象征意义的侮辱性远远超过了割地赔款。

二、 咸丰皇帝的心理状态与现实困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让咸丰皇帝身心俱疲,仓皇逃往热河。他面临的不是如何“战胜”洋人,而是如何“收场”。

权威的岌岌可危: 咸丰即位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益衰败的清朝。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上英法联军的入侵,让他的统治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迫切需要恢复统治的合法性和尊严。

对西方外交的无知与恐惧: 清朝统治集团对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外交礼仪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习惯了以“羁縻”政策对待周边国家,而西方国家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形式要求交往,这种“陌生”和“不合规矩”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安和被冒犯。

“朝贡”与“平等”的冲突: 传统的朝贡体系是等级森严的,皇帝是绝对的宗主,藩属国是臣。而西方国家坚持的是主权平等,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藩属,更不会以藩属国的礼仪来朝拜中国皇帝。这使得在觐见礼节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面呈国书”的象征意义: 允许洋人“面呈国书”,意味着中国皇帝要接受一份以平等国家形式递来的文件,而且是在正式场合。这在潜意识里,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国家的平等地位。对于一个将“四海之内皆臣服”视为理想的皇帝来说,这是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比割让一块土地(尽管痛苦)更加难以接受。土地是可以收复的,但君主尊严一旦被践踏,再想挽回就难上加难。

三、 实际的外交交涉与清朝的反应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和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在后续的外交交涉中,关于“觐见礼节”和“国书递交”的问题,成为了清朝方面极力回避和抵制的焦点。

《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后续: 《天津条约》虽然已经很不平等,但其中关于外国公使驻京的条款,清朝就极力想推迟和规避。到了《北京条约》,开放北京、准许公使驻京,更是让朝廷上下感到如临大敌。

“面呈国书”的反复拉锯: 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要求觐见同治皇帝(此时咸丰已死,但这种心态延续)。双方在觐见礼节上进行了漫长的拉锯。清朝方面,特别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理藩院官员,极力主张按照中国传统礼仪,让外国公使“叩头”、“行三跪九拜之礼”,或者至少不要在朝廷上“面呈国书”,而是通过其他更“体面”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坚持按照本国礼仪,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清朝的权宜之计: 最终,在强大的压力下,虽然没有形成完全的“面呈国书”的公开场面,但西方使臣在递交国书以及后续觐见皇帝时,采取了许多折衷的办法。例如,有时是在比较私密的环境下,有时是对礼节进行修改,但这无疑都在清朝统治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适”和“屈辱”。

总结来说:

咸丰皇帝以及整个清朝统治集团,之所以对“面呈国书”比割地赔款更为恐惧,并非是他们不在乎领土和财富,而是因为“面呈国书”触及的是他们赖以维系的政治合法性、君主权威以及“天朝上国”的观念根基。这是对他们整个世界观和国家秩序的根本性挑战,其象征性的侮辱和对未来国家地位的潜在影响,在他们看来,比实实在在的经济和领土损失,更让他们感到难以承受的威胁。他们对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加剧了这种恐惧,使他们将一个在西方国家看来是正常的外交行为,解读为是对中国主权和皇帝尊严的极端冒犯。

这反映了清朝末年,一个传统帝国在面对现代化世界体系冲击时,在认知、心理和制度上的巨大错位和深刻的危机。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本来不想说,看到一群清粉又在胡说八道,把问题归结到儒学,归结到传统中国社会。说什么“为什么不愿意让外国使节面呈国书?原因在于儒家文化信奉的天下体制里面,只有称臣纳贡,没有平等邦交。”只好再说两句了。

袁伟时说:“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 但是有一条袁伟时无法解释。汉、唐、宋、明从来没有因为争持礼仪而妨碍了两国邦交。比如,明成祖朱棣可曾因为跪拜礼拒绝过帖木儿国使臣,历代中华政权,可曾有过因为礼节问题而和外国断绝来往?

有网友议论:“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一般舆论都认为是儒家思想的荒谬,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其实并非如此,满清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是为了关起门好继续压迫汉人,所以在鸦片战争,他们宁可割地赔款也不愿意开放口岸通商,更不允许洋人进京开设领馆,洋人进京不礼意味着藐视了满清政权,从此颠覆了满清统治者在汉人心目中的神威,这也是满清非要洋人行跪拜礼的缘由。另外洋人进京后从此和汉人就有了联系,想想连蒙古、西藏、回部都不许和汉人有交流,何况文明和武力比他们强百倍的洋人。

满清部族政权和传统中国不分是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通病。这明明是部族统治的特点,殖民统治的共同特点,然而却被历史学家们归咎到封建,归咎到传统文化。中华古代文明替满清背了多少黑锅。

袁伟时的“近代化与教科书”说出了一半真相,如果不把完整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影响反而更加恶劣。只能是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反侵略、反奴役、否定孙中山、否定正义、最终否定中华民族,当西方的好奴才。笔者曾发信到其博克,询问其是否知道真相?但是,按自由派的惯例,这类问题他们从不回答,明显是故意。由此可知,他们在揭穿国家主义者虚伪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在欺骗群众。(以上见“揭批主流媒体评判明清优劣的十大荒唐”)


儒家根本不是这样的,孔子得知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在儒家主流来看,只要是先进、文明就值得尊敬,就值得交往,会得到最崇高的礼遇,跪拜礼根本不是问题。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上到公卿首辅下到黎民百姓都对其抱有极大的敬意,首辅叶向高赠诗曰 “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根本不把洋人当外夷,而是敬重如师,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礼数的问题。

自以为神,自以为牛,到现在也是满清传人的特点。北京“皇城外正黄旗老麽麽”不是自诩有通天纹吗?外地人来京城是要饭的。儒家哪里有这种说法。

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

满清社会不是主子就是奴才,哪里能容得下平等。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