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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据说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是很怕割地赔款，反倒是最怕洋人给自己面呈国书，是真的么？

回答
关于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比割地赔款，反而对“洋人给自己面呈国书”更为忌惮的说法，在史学界确实存在一些讨论，并且有其一定的依据。不过，将其归结为“最怕”可能有些绝对，但确实是咸丰晚年面临的一个棘手且让他倍感屈辱的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咸丰皇帝的个人性格与处境。

首先，我们得明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虽然割地赔款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比如割让了部分领土，赔偿了巨额白银，这些当然让咸丰皇帝痛苦不堪。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损失在皇帝的认知中，或许更多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暂时衰退，是可以通过日后努力来弥补的。毕竟，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也曾有过战败或受损的时期，只要江山还在，皇帝的权威还在，一切就还有转圜的余地。

然而，“面呈国书”这件事情触及到了咸丰皇帝最根本的尊严和帝王权力。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面呈国书”意味着什么？

1. 承认西方君主与清朝皇帝的平等地位： 在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中，皇帝是世界的中心，是受上天眷顾的唯一统治者。外国的君主，即使强大如英法俄等，在清朝皇帝看来，也只不过是“藩属国”的君主，其地位自然要低于天朝上国的皇帝。而“面呈国书”这种外交仪式，是西方国际交往的惯例，要求国家元首之间以平等的方式互派使节，互递国书。如果清朝皇帝接受外国使节“面呈国书”，就意味着承认了外国君主与自己是平等的，这对于强化皇权、维护天朝体面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屈辱。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秩序和世界观。

2. 挑战了皇帝的“独尊”地位： 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不仅体现在治国内，更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朝贡体系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外国使臣朝拜皇帝是“臣”见“君”的仪式。而“面呈国书”打破了这个模式，外国使臣不再是以“朝贡”的身份前来，而是作为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如果皇帝接受了，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不再是唯一的“天子”，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由各国组成的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君主并列。

3. 涉及礼仪的颠覆： 传统的“三跪九叩”是中国古代臣子觐见皇帝的最高礼节。而外国使节按照欧洲的礼仪，通常是鞠躬或脱帽致敬，与中国固有的“君臣之礼”完全不同。如果中国皇帝为了面呈国书而修改礼仪，或者接受外国使节不按中国礼仪行事，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咸丰皇帝尤其看重礼仪的维护，他认为这些礼仪是维护皇权和国家尊严的基石。

咸丰皇帝为何对此如此敏感？

性格因素： 咸丰皇帝即位后，国家内忧外患不断，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又面临着英法联军的入侵。在内外交困之下，他渴望展现自己的雄才大略，重振清朝雄风。然而，事与愿违，他并没有成功扭转乾坤，反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极度需要维护自己作为皇帝的威严，来稳固内部统治，提振士气。接受“面呈国书”的屈辱，会让他感到自己作为帝王的存在基础受到了动摇。
政治环境： 咸丰皇帝虽然在位，但实际权力受到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的制约，朝堂之上并非他一人说了算。他需要维护自己在朝廷和民间的绝对权威。而“面呈国书”事件，更是涉及整个国家体制的变革，会引来朝野的巨大争议，不利于他集中权力。
对“夷务”的心理：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对外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也停留在“奇技淫巧”的层面。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让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军事实力，但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国际交往的规则，他们依然感到陌生和不安。这种陌生感和对潜在“威胁”的恐惧，也使得他们对触及根本的礼仪和主权问题格外敏感。

所以，咸丰皇帝的态度是怎样的？

在《天津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各国公使驻扎北京，但关于“面呈国书”的具体形式，以及是否需要外国使节按照中国礼仪行事，是争执的焦点。咸丰皇帝起初是坚决反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也对“面呈国书”的礼仪问题非常头疼。他认为，让一个“藩属”的使节来“面呈国书”，这是要把他置于何地？他宁愿让外国使臣到他能够控制的口岸去递交，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挑战帝王尊严的仪式。

他在位期间，外国公使确实未能如期进京“面呈国书”，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中方在礼仪问题上的坚持和拖延。直到他去世后，同治年间，外国公使才终于在北京顺利地“面呈国书”，这标志着中国在外交礼仪上向西方靠拢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正是咸丰皇帝一直极力避免和抗拒的。

总结来说，说咸丰皇帝“最怕”洋人给自己面呈国书，确实反映了他对这种行为背后所代表的平等外交和对中国传统礼仪及帝王尊严的挑战的极度不安和抵制。相比于割地赔款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损失，这种精神上和制度上的“屈辱”更触及了他的根本，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也更让他感到自己的皇权受到了威胁。他宁愿面对既定的条约带来的损失，也不愿意主动迈出那一步，去颠覆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皇帝的根本地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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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这边的开战原因，现在看起来极其荒唐。

如果读一下当年清朝这边的奏折和圣旨，就会发现，在咸丰眼里，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之类的问题，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甚至连火烧圆明园，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在奕詝眼里，最可怕的反而是“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其中后者的可怕程度，又远超前者。

==========

许内江祸尚缓，从容设备，暂示羁縻，不如抚；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

奕詝要和英法联军开战的原因，其实和割地赔款、开放通商之类的事情完全无关，真正的原因是“公使驻京”，也就是他口中的贻害无穷的“夷酋之伪钦差驻京”。

作为对比，开放内江通商，这种实际伤害极大的行为，反而是可以慢慢解决的。

[1]

为了让英法联军打消“公使驻京”的想法，奕詝脑洞大开，想出了匪夷所思的方法：承认沙俄对外东北的主权，让沙俄去劝说英法联军。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

[2]

后来，奕詝又想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方法，那就是：全免夷税。

放弃清朝的全部关税，对列强全部免税，这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只要洋夷赚得够多，他们就不会想着来天津“伸冤”，就不会有“公使驻京”了。要是不免除全部关税，这些洋夷日后又来找事，那就没完没了了。

这种行为直接吓傻了他手底下的一帮大臣，上奏反对这种脑残行为。

结果奕詝在朱批里大骂这些大臣是“贼之行径”、“贻误将来”、“无福之辈”。

还威胁大臣，让他以人头担保。

总之，就是铁了心要全面放弃关税，来打消英法联军“公使驻京”的想法。

=============

后来，因为清廷满朝文武只会欺上瞒下、吹牛放屁，谈判破裂，战线再开。

这一次，奕詝的重点转到了“亲递国书”上面。

=============

英法联军都已经杀到北京边上了，奕詝眼里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亲递国书。亲递国书的问题，也是清军扣押并虐杀巴夏礼使团的直接原因。

[3]

后面奕詝还下了圣旨，要是英法使团不知悔悟，亲递国书还不跪拜，那就只能是大决战。（战术后仰

（事实上，此时僧格林沁已经在张家湾之战被英法联军给打趴下了。）

随后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再次大败。奕詝跑路热河，把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丢在北京，给他擦屁股。结果恭亲王给英法联军的照会里，亲递国书仍然是第一大事。

总而言之，《天津条约》完全批准，公使驻京的问题都不计较了，但是亲递国书的问题，还是免谈。既然皇帝已经跑路了，那就找个严肃的地方，设立香案，由恭亲王代收就行。

奕詝还表示，恭亲王做得很好，只要不是亲递国书，他就能早日结束跑路，早日回宫了。

后来圆明园被烧掉了，你猜奕詝最关心的是什么？

当然还是亲递国书啦。

当恭亲王告诉他圆明园被烧了，奕詝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很愤怒。

[4]


但是当奕詝得知亲递国书的事情可能还没彻底解决，直接发狂了，写了一大段朱批，表示：

要是没把亲递国书的事彻底消除，祸患就仍然存在。如果英法联军走了后，又要求亲递国书，“朕惟尔等是问！”（战术后仰

==========

我把奕詝的朱批摘录出来，你们来感受一下：

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你们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令奕詝愤怒的事情是啥？

是割地赔款？是开放通商口岸？还是火烧圆明园？

都不是。

答案是：英法联军的统帅，面见了他的弟弟恭亲王。

要是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我大清尚有人耶！

参考

  1. ^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2. ^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3. ^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4. ^ 《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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