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文言文是否为贵族演化出来为了彰显自己地位的东西?

回答
关于文言文是否由贵族演化出来为了彰显自己地位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但直接断言“是”或“否”可能过于简单化。更准确的说法是,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社会精英阶层(其中贵族占有重要地位)长期发展、沉淀和使用的结果,它确实起到了区隔身份、彰显文化资本和维持话语权的作用,但它的产生和演变并非单纯为了贵族的“炫耀”而设计,而是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我们来分析一下几个关键点:

1. 语言的演变与社会分层是同步的:

早期语言的模糊性: 在文字尚未普及、教育体系尚未成熟的原始社会或早期文明中,语言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虽然可能存在方言差异,但整体上,人们交流的主要语言是相对朴素和通俗的。
文字的出现与精英化: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但早期文字往往与统治阶层、宗教祭祀等紧密相关。识字、书写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资源的限制。因此,最早的掌握文字并能熟练运用的人往往是统治者、贵族、祭司、官僚等社会精英。
书面语与口语的分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书面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和体系。由于掌握文字和运用书面语的门槛较高,书面语必然会与当时普遍使用的口语产生距离。这种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习的难度、所用词汇的丰富度、表达的复杂性以及文化内涵的深度。

2. 文言文的“贵族”特性体现在哪里?

学习门槛高: 文言文的语法、词汇、句式与现代汉语有着显著差异。它吸收了大量的古语词、成语、典故,并且有其独特的表达习惯。掌握这些知识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而这种学习资源(如书籍、名师)在古代往往只有富裕或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能获得。
文化资本的象征: 能够熟练阅读和书写文言文,就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古代的经典著作,理解其中的思想和价值。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是区分“识者”与“不识者”的标志。在古代,这种文化资本往往与贵族、士大夫阶层紧密相连。
政治与权力话语: 文言文是古代政治、法律、外交、学术等重要领域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无论是颁布政令、撰写奏折、签订条约,还是记录历史、传承学说,都必须使用文言文。因此,掌握文言文就意味着掌握了参与和影响政治、文化权力运作的工具。
身份的区隔: 在古代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技能来决定。能够运用文言文进行流畅的交流和写作,是区分普通民众与士绅阶层(包括贵族、官僚、知识分子)的明显标志。这种语言上的区隔,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巩固和彰显身份的作用。
“雅言”与“俗语”的对比: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雅言”与“俗语”的说法。“雅言”指的是经过规范、符合礼制的语言,通常是贵族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而“俗语”则是普通民众的日常口语。这种区分也为后来的文言文奠定了基础。

3. 文言文的产生与演变并非“纯粹”为了炫耀:

虽然文言文确实起到了彰显地位的作用,但将其归结为贵族“为了炫耀而演化”可能过于片面,原因如下:

历史的自然发展: 语言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书面语的形成和规范化,是为了更准确、更有效地记录和传承信息,服务于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文言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如秦始皇统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为了国家统一和管理便利的政治举措。
记录与传承文明的需要: 文言文作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体系,能够承载丰富的思想、复杂的逻辑和精妙的艺术。它是古代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历史、哲学、文学、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成就。如果只是为了炫耀,很难解释其背后巨大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价值。
实用性与功能的结合: 文言文在古代的实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官员交流、法律条文、商业契约、学术著作的必备工具。即使是贵族,也需要通过文言文来管理国家、经营财富、参与政治。
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统一的书面语体系,尤其是文言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沟通,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虽然存在阶层差异,但共同的语言符号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精英阶层内部的交流与认同: 文言文不仅是贵族与普通民众的区隔,也是精英阶层内部相互交流、形成共同文化认同的工具。通过共同的语言,他们可以更高效地分享知识、交流思想,巩固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4. 总结:

文言文的产生和发展是古代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文化传承和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贵族及其他精英阶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者和使用者角色,文言文也确实成为了他们文化资本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起到了区隔和巩固阶层的作用。

然而,文言文并非“纯粹”为了贵族的炫耀而刻意演化出来的。它的出现和规范化,更多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了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是为了更有效地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贵族的运用和推广,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优越感的工具,从而强化了文言文的精英化特征。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是:文言文是古代社会精英阶层(包括贵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并广泛使用的语言形式,它在客观上起到了彰显其文化和身份地位的作用,但其产生和演变并非仅仅是出于炫耀的目的,而是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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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问有倒果为因的错误,但是不失为一个好问题。

  古典书面语的存留和长期应用,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冲突,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客观来讲,古典书面语充当了上位阶层垄断知识、彰显地位的工具,但这并不是古典书面语存留的主要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典书面语首先起到的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其次才是近现代以来对知识和文化创新可能的阻碍。

  这是一个关于中文的问题,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中文的问题。本回答将以拉丁语、教会斯拉夫语、古典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古典希腊语、梵文等世界主要古典书面语为引,介绍一下“文白之争”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问题。


一、文白分离:从拉丁语到罗曼语

  公元718年,教宗额我略二世在罗马城接见来自不列颠的传教士圣卜尼法斯。

  面对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那位高卢教会的重建者兼日耳曼教会的使徒说起了拉丁语。

  接下来,两人聊得面红耳赤,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对方说的话。尽管两人说的都是“拉丁语”。

  此时,罗马帝国西部瓦解已有差不多四个世纪。在这四个世纪当中,随着权力的碎片化,学校和贸易的消失,以及城市的坍缩,脆弱的口头拉丁语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一连串漂散的方言。

  在圣徒与教宗的会晤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强大的西欧君主查理曼想改善现状,面对纷乱和不断变化的口语方言,要让帝国的行政管理更加便利,也让知识能够更好地传承和扩散。

  为了创造统一的拉丁书面语(而非口头语),加洛林正字法(Carolingian Orthography)应运而生。这套正字法的关键在于,无论各地人民如何拼读拉丁语,都得在书面形式上保持统一。

  然而在同一时间,另一种和正字法对立的倾向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一字一读地记录口语。口头说什么话,书面就怎么写。这种写法主要出现在司法记录当中,因为这些文件需要如实写下当事人说的方言。

  但是,口语的书面形式总归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粗鄙之物,大多数方言甚至都没有权利得到书写,所有的正式文本,特别是文学和宗教,一直是古典书面语的地盘。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当中,一些方言慢慢取得了突出地位,在书面领域站稳了脚跟。最初,它们只是地方行政文件上的片段,吟游诗人写下的民歌;后来,它们变成了宫廷公文,变成了整个地区传唱的史诗。

  在进入书面领域之后,罗曼语方言开始不断挤占拉丁语的地盘,宣称自己不是杂交形成的地方土话,而是和拉丁语一样优美且实用的语言。1549年,一部名叫《捍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的作品公然宣称奥依语法兰西岛方言的优越性。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卡斯蒂利亚语、托斯卡纳语、那不勒斯语、加利西亚语等方言的词典和辩护文纷纷诞生,甚至出现了小说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学文本。

  在16-19世纪,主要的罗曼语方言彻底摆脱了土话的名号,成为享誉欧洲的民族语言,并且把拉丁语先后从行政、文学、科学、教育等几个领域挤了出去。20世纪的巴黎和会,以及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则是拉丁语在外交和宗教领域当中衰落的里程碑。

  当然,那些没能参与瓜分拉丁语书面遗产的方言,依然被当做不适合书写的土话,也是民族语言普及的对抗目标,但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二、白话觉醒:教会斯拉夫语的衰落

  根据罗马尼亚人的传说,他们是达契亚和罗马人的后裔,在多瑙河流域已经生活了两千多年。

  然而,作为书面语的罗马尼亚语,却只有不到四百年的历史。

  在15世纪的罗马尼亚地区,能被书写下来的只有匈牙利语和教会斯拉夫语,前者是政治上主导的语言,后者是文化上主导的语言。

  1521年,一位瓦拉几亚商人写信给一个匈牙利的市长,警告他土耳其人即将入侵。这封信(Neacșu's letter)是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罗马尼亚语文本,里面夹杂着大量教会斯拉夫语。因为作为口头土话,罗马尼亚语既缺乏关于物品和抽象概念的词汇,也缺乏体现礼节的表达。

  同它在西欧的罗曼语姊妹一样,罗马尼亚语用了几个世纪才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书面化的文学传统。经过18世纪的诗歌繁荣,在民族主义昌盛的19世纪,罗马尼亚语终于成为堂堂正正的民族语言。

  无独有偶,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一批其它语言和罗马尼亚语一样摆脱了古典书面语的控制。

  在17-18世纪,俄语率先攻破了教会斯拉夫语的壁垒,逐渐占领了非宗教领域的文本。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则在19世纪对俄语发起反攻,力证自己不是俄语的分支和土话。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当中取得了泾渭分明的新身份(在此之前它们是混同不清的)。相比拉丁语,教会斯拉夫语的衰落更晚,但是更迅速,而且更彻底,它的书面语地位在几个世纪当中就从无所不包变成了一无所有。

三、文言之祸?古典阿拉伯语在现代

  1823年,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决定用埃及农民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这一决策不经意间标志着埃及历史上的一次剧变。

  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埃及农民从来都是给外族武士和雇佣兵种田的苦力。然而如今,这些被称为“费拉”(Fellah)的人将随着新军的组建登上埃及的政治舞台,和他们一同前进的还有埃及农民的阿拉伯语方言。

  从1250年到1850年,整个六个世纪的时光,被阿拉伯文学家们称为“突厥时代”,意为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文化蛮荒。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蛮荒”的原因之一,就是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僵化。

  作为《古兰经》的语言,古典阿拉伯语被视为阿语的“标准”形式,也是唯一可以通用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语言。从13世纪以来,捍卫古典阿拉伯语纯洁性是文法学家的共同理想。为了寻找最“纯净”的阿拉伯语,有的学者专门跑到沙漠里和贝都因游牧人同住。有的诗人为了避免批评,甚至不敢使用古典诗歌当中不曾出现过的意象和词汇。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一直是分裂的,但阿拉伯语却没有走向分裂。阿拉伯语的各种方言,即使彼此无法沟通,也仍然依靠古典阿拉伯语作为纽带,成为一个外界眼中的阿拉伯语共同体。最特殊的是,古典阿拉伯语没有向拉丁语和教会斯拉夫语一样退出口语领域,依然作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共通语。

  在以色列人开始复兴他们的古典书面语希伯来语,让它重新口语化的时候,阿拉伯人可以骄傲地说,古典阿拉伯语从来就没有在口语中消失。而在批评者眼中,古典阿拉伯语的生命力是伊斯兰僵化性的体现,希伯来语的口语复兴则是犹太狂热的结果。

  古典书面语不仅没有消失,还在口语当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这是文明的传承,还是食古不化冥顽不灵的结果?这一争论将把我们引向最后一个问题——文白之争。

四、文白之争:印地语和希腊语的启示

  “当午夜的钟声响起,当世界仍在沉睡,印度将会苏醒,迎来生命与自由。”

  1947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这段讲话标志着印度的独立,以及世界去殖民化大潮的开启。但印度迎来的不只有生命和自由,还有极其沉重的历史包袱。

  这众多包袱中的一个,就是语言问题。

  和巴基斯坦政府一样,印度政府决定把德里的方言作为国语加以普及。但是德里作为伊斯兰王朝数百年的故都,当地方言含有大量来自波斯、突厥和阿拉伯的语言成分。为此,新印度决定开始一次语言净化运动,让印地语和巴基斯坦人的乌尔都语割席。

  为了取代这些外来词汇,印地语从梵语身上借用了大量资源用于造词。从一开始,就有人批评印地语为了寻求古典形式,把自己弄得极其生硬,脱离群众,完全不如历史演化形成的乌尔都语自然动听。

  各国“文白之争”的核心矛盾其实都在此处:是要古典形式的文化传承,还是贴近口语的大众习惯?

  文白之争最为激烈的例子,发生在另一种享有盛名的古典书面语身上,那就是希腊语。

  从1830年希腊独立开始,知识界和官方就开始围绕国语问题争论不休。“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和“人民”希腊语(Demotic Greek),究竟该把哪种作为官方语言?前者更接近伯利克里和梭伦的语言,但如今已经无人言说;后者是现代居民的口语,但它可是经过了拜占庭的堕落时代,又混入了斯拉夫和土耳其的野蛮成分!

  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年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希腊社会,而政府的选择是长期支持“纯正”希腊语。直到1974年希腊右翼军政府倒台,“人民”希腊语才成为希腊的国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口语无法标准化的古代社会,在保存和传播信息的需求当中,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可以说是一种天然倾向。在那些历史悠久,具有某种古典书面语的社会当中,分离带来的矛盾会尤其突出,以至于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引发争议。

  在某些国家,“文言文”和“白话文”分别被保守的统治阶层和追求变革的大众力量所利用,更大程度上是权力关系适应了语言现实,而非权力关系生产出了语言现实(尽管它确实参与了这一生产过程)。古典书面语的历史功能首先是保存和传播文化,其次才是分析权力关系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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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临潼有个中国授时中心,里面配备了人类最为精密的一种仪器——原子钟,它的准确性非常高,号称2000万年误差在一秒之内。

因此,授时中心每天对着原子钟计算出精确的时间,由无线电信号发送到全国各地,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时间”,供给人们核对。

那么“授时中心”是贵族建设出来彰显自己地位的吗?显然不是,它是我国时间的标准刻度,是所有必然会出现误差的手表怀表石英表,闹钟挂钟落地钟进行时间核对的最高标准,有了它,再过一万年,新闻联播的BGM依然只会在和今天同样的时刻开始霸屏。

文言文,就是中国语言的“原子钟”。

口头语作为记载用语非常不便的一点,在于它的语义变化非常频繁,而且变化的毫无规律,堪称放飞自我信马由缰。

十年前我说你睿智你洋洋自得,

现在我再说你睿智你会来对线;

十年前我说你儒雅随和你说谢谢夸奖,

现在我再说你儒雅随和你说艹真晦气;

十年前我说你白莲花你认定自己风霜高洁,

现在我再说你白莲花你认定我肯定是骂你;

这才十年啊,不同的语义发生的变化已经可以说跟原义大相径庭,褒贬互换。同一个词汇在两代人的认知中可能就扮演着不同的释义,更毋论百年千年里词汇演变的千变万化了。

“姐”在现在通常意义下是你同辈亲人中比你年纪大的女性,而在汉朝时“姐”是妈的意思,谁要穿越回去夹杂着现代语言留下一句“你姐炸啦”一定令人摸不着头脑。

而到了南北朝,“妈”的口头称呼又变成了“家家”,所以南北朝的你家没了和现在的你家没了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中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天南海北口音之差别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尚且如此显著,更不用说地理隔绝严重的古代,那可真称的上“十里不同音”。


用这样没有标准,变化多端的语义和文字去进行记载和传颂,一代两代或许问题不大,三代四代也能凑合破译……那十代八代呢?


所以,有一种语言的标尺,作为语义核对的“原子钟”是非常必要的,它的词性语义必须定死,不能随着时间发生太多变化。

汉朝人在书面记载“姐”和“社”的时候,用了“阿母”

现代人也在书面语上说了“母亲”。

这样,“堂上启阿母,阿母怒不止”这样的诗篇才能让黄口小儿都能流利诵读,而不至于像带不列颠的莎士比亚那样,一个几百年前的文章也得动用语言学家去破译。

有了这样的标准,后人只需要掌握它的词法规则,就能够对前人的记载畅读无阻,虽然学习它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但是你要记住:“

翻译,总比破译要简单的多。”

不然,未来的一零后在探寻九零后书写的历史时,一定会对着满篇的“偶才不素你酱紫,GG才不濕莵粩毣”放声高呼“你家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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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言文,本质上就是上古汉语口语的书面化形式而已,汉代之前,文言合一,怎么说就怎么写,如《尚书--大诰》: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此为周公东征前的发言稿之片段,大意为:大王说:“你们都是老臣,你们多数能远知往事,你们知道文王是如何勤劳的啊!上天慎重地告诉我们成功的办法,我不敢不快速完成文王图谋的事业。现在我劝导我们友邦的君主:上天用诚信的话帮助我们,要成全我们的百姓,我们为什么不对之前文王计划的功业谋求完成呢?上天也想施加勤苦给我们的百姓,就好像有疾病,我们怎敢不对之前文王所受的疾病好好地进行攘除呢?”

汉魏之后文言逐渐分离,现在意义上的早期白话文出现,汉语自身也开始双音化,一些新的民间口语词出现并取代了传统的“文言词”,如“击”逐渐被“打”取代、“柔”逐渐被“软”取代、“辛”逐渐被“辣”取代。但书面化的“文言”脱离了口语独立存在,成为了上层社会的通用书面体,古白话则用于正常交流与下层社会的书面体,如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大都是用古白话所写,因此,就出现文白不一致的现象。此外,由于口语也一直在演化,因此不同时期的古白话也是不同的,如,一个表示“寻找”之意的字词,先秦用“求”“索”,汉魏之后则被“寻”“觅”取代,而到今天则多使用“找”字。六朝时文学自觉出现,书面文过度文学化成了骈体,唐宋古文运动,就是要用秦汉时的古文散体取代华而不实的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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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在初期就是普通的書面語,本身就是基於先秦口語的書面化。這一點在王力《古代漢語》中已有提到,這本身就是關於古代漢語的常識...

現代人對文言文的疏離感並不完全源自文言分離,而是近代白話文運動中歐化成分在作怪,明清白話文中的語法成分結構和文言文差異並沒有特別大,漢語由於成文且有語言文字標準的時代很早(秦書同文),在長期發展中語法結構相較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是很穩定的。但在白話文運動以後,語法受到了外語很大影響,我們很多習慣性的語法都來自那個時代,產生了對明清以前的文言文的疏離感,更有甚者覺得明清文言文都有疏離感。但實際上多看明清小說、明清筆記和明清史書檔案與文章,就會發現明清文言文和明清白話文的大多數語法內核是一致的,但與現代反而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界線感,這就是白話文運動中加入了一些與一直以來語言發展不同的文化成分在作怪。

你要說這種縣級鄉級的下層縣吏、鄉吏、文書、郵傳也能使用的書面語叫「貴族彰顯地位的東西」。

那這個貴族可真的很不值錢

順便,以往以為竹簡木牘成本高,實際上是誤解,竹簡和木牘在紙出現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仍作為主要書寫載體,最終取代的時間是六朝,大概在六朝後期左右,即便到了東吳一樣用竹簡寫公文。最大的原因是竹簡木牘更容易獲取,工藝更簡單,對竹簡木牘的形制規定只存在於長短寬與每行字數,只需要取得一定大小的木片,削成差不多大小即可,中間的邊角料以及無法作為正式簡牘的也常常被古人拿來練字。

我們現在常說簡帛,但簡與帛的應用範疇天差地別。簡牘與帛書並不可以相提並論,簡牘的製作成本顯然遠遠低於帛書,帛書才是公卿貴族才用得起的東西。簡牘則是上到中央文書,下到縣鄉公文都用的東西。提成本的時候說簡帛成本高昂,本身就是忽略了簡與帛完全是兩種東西。

古人寫書信文書並非求短,這一點在秦簡上是很明顯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伍)》卒令丙四就提到了上書一事「毋過百牒而為一編」,說明當時出現了很多寫的超過一百牒的文書,一牒一般二十多字,一百牒就是2000+字,這還只是一件事,若要是上書多件事,幾千字上萬字恐怕也是有的。因此便有了這一條規定上遞請書,每一件事必須不超過一百牒(不超過2000+字),可見古人寫文書也未必真的惜字如金,這是現代人對古人的「想像」。

何況出土的秦簡數量那可是嚇死人,用現在做秦漢史的學者常說的話就是,出土的秦漢簡全部研究完已經足夠重寫一遍秦漢史

古人用竹簡那真的沒有現代人想像的那麼節省,秦簡中有不少長公文、公幹記錄、律文雜抄及法律解釋,以及大量的較長的獄奏文書。比如《嶽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中的《癸、瑣相移謀購案》,就是一篇很長的獄奏文書:

惜字如金的那個,是《春秋》,講究的是微言大義,講究以一字定性,在字眼上極度講究,這是史家記述與史觀的結合,這也是為什麼《春秋》被認為是中國史學開端。拿春秋為例必然是不妥的,光對《春秋》做的「傳」也就是春秋三傳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哪怕已經足夠模仿《春秋》的筆法,精簡度也不及春秋什一。

此外,書寫材料並不是用於保存的,而是用於書寫的記錄的,保存難度和寫多少字無關,最簡單就是下面所引那一篇秦令,又長又精確。書並不是寫好了捲起來就放那裡不動了,那種是定期銷毀的縣公文檔案。一般的古書,保存時間都遠超一個人一生的時間。知識傳遞的過程也意味著傳抄的過程,實際上保存並不是絕大多數古書最主要的目的。需要達到保存目的一般採取石刻,但這種場景一般不多,比如秦始皇刻石宣揚功績。

現代人對於古人用書場景存在著太多的想像,實際上就和我們現在用書差不多,現代的紙本保存時長別說一個人一生的時間,經常翻閱的五六年就開始爛了,但現代人卻口口聲聲說古人保存書難所以用字金貴,這是什麼邏輯?這正是因為去古過遠,已經無法理解古代的用書形式,也不懂古人到底如何寫文書寫文章,只看到了流傳至今的極少數經典,而忽略了絕大多數已經煙滅的書籍資料,也從來不去關注傳世及出土文獻中隱約反應的那個時代的寫書情況。

作為官文書的竹簡和木牘並不需要做的那麼好,只需要符合卒令的規定。

《嶽麓書院藏秦簡(伍)》卒令丙四。

·諸上對、請、奏者,其事不同者,勿令同編及勿連屬└,事別編之。有請,必物一牒,各勶(徹)之,令昜〈易〉智(知)。其一事112而過百牒者└,別之,毋過百牒而為一編,必皆散,取其急辤(辭),令約具別白,昜〈易〉智(知)殹(也)。其獄奏殹(也),各約為鞫113審,具傅其律令 ,令各與其當比編而署律令下曰:以此當某某,及具署辠人繫不繫。雖同編者,必章㭊114之,令可別報、繠卻殹(也)。
用牘者,一牘毋過五行,五行者,牘廣一寸九分寸八;115四行者,牘廣一寸泰半寸;·三行者,牘廣一寸半寸。·皆謹調讙〈護〉好浮書之。尺二寸牘一行毋過廿六字。·尺116牘一行毋過廿二字。書過一章者,章次之└。辤(辭)所當止,皆腏之以別,昜〈易〉智(知)為故。書卻,上對而復與卻書及117事俱上者,繠編之。過廿牒,階(界)其方,江(杠)其上而署之曰:此以右若左若干牒,前對、請若前奏。·用疏者,如故。118不從令及牘廣不中過十分寸一,皆貲二甲。119
請:自今以來,諸縣官上對、請書者,牘厚毋下十分寸一└,二行牒厚毋下十五分寸一,厚過程者,毋得各過120其厚之半。為程,牘牒各一└。不從令者,貲一甲└。御史上議:御牘尺二寸└,官券牒尺六寸。制曰:更尺一寸牘121牒。 ·卒令丙四122

至於簡牘的材料,其實還是很好搞的,樹木、樹枝竹片的處理並不困難。基於不同形制的竹木片,各種類型的都有。可見《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簡牘文書學》。

至少已知從商代開始,寫東西大多是用筆墨,而非刻寫,「書於竹帛謂之書」,書之上「聿」即是筆。這個算是一個文獻學的基本常識。見《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與《書於竹帛》。


「某手」,某,即指抄寫的吏員,手就是手書。


《日書》類似現在的黃曆。

這個基礎是陰陽五行,在傳統文化裡陰陽五行之說佔的比重很大。出土文獻中楚簡和秦簡都有日書,說明基層這種文化氛圍已經很廣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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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秦朝统一前夕,两名底层士兵写给家人的信:

黑夫和惊写给衷: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转背面)毋恙也?辞相家爵不也?书衣之南军毋……不也?为黑夫、惊多问姑姊、康乐孝须(嬃)故尤长姑外内(?)……为黑夫、惊多问东室季须(嬃)苟得毋恙也?为黑夫、惊多问婴记季事可(何)如?定不定?为黑夫、惊多问夕阳 吕婴、匾里 阎诤丈人得毋恙……矣。惊多问新负(妇)、妴(婉)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丈人,毋与……勉力也。

惊写给衷:

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毋恙也?家室外内同……以衷,母力毋恙也?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钱衣,愿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惊多问新负、妴皆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两老……(转背面)惊远家故,衷教诏妴,令毋敢远就若取新(薪),衷令……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为惊祠祀,若大发(废)毁,以惊居反城中故。 惊敢大心问姑秭(姐),姑秭(姐)子彦得毋恙……?新地入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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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文物从秦朝前保存到了现在,是底层士兵给家人的信,当时普通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当然当时的汉语语音比现在复杂得多。

当时的音节数量大概是现代普通话的三倍,现在说两个字才能说清楚的,某些词语在当时一个字就能说清楚。况且当时的汉语词语也远不如现在丰富,意义表达也没有现在精确,比如现在说某人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当时直接说成能劳心劳力就行了。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现代白话很多情况下要占用较大的篇幅,而当时的汉语不需要这么大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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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言的历史地位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被赋予正统地位。

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语的文言文,系因儒家学说的确立,而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人书写的典范。西汉时成形的儒家核心经典《论语》《孟子》,成为最规范的文言文学习材料。

我这里说的是最经典的、最典范的文言文,就是以『四书』为规范,以孔孟的言谈记录为典范,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方言为基础方言。

『楚辞』为南方楚地的方言,并不是典范的文言文,所以你读不大懂。

『五经』中有一部分,为西周、甚至是商代的口语,并不是典范的文言文,所以你读不大懂。

古人说《尚书》『佶屈聱牙』,就因为《尚书》是商代的作品;《诗经》中的『颂』『大雅』和部分『小雅』也可能是西周甚至更早的作品。所以你读不大懂。

举个例子,《尚书·尧典》中的一段对话,大概是商代的作品。你读不懂?读不懂就对了。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
放齐曰:“胤子朱启明。”
帝曰:“吁!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
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
帝曰:“吁!静言庸违,像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于!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
九载,绩用弗成。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商代的语言你读不懂,即便是汉代的人,也看不懂多少。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直接引用《尚书》中的这段对话,而是把它翻译成汉代的口语。这样,就读起来就清爽多了:

尧曰:“谁可顺此事?”
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
尧曰:“吁!顽凶,不用。”
尧又曰:“谁可者?”
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
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
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
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这一现像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都普遍存在。

拉丁文之于欧洲,经典阿拉伯文之于中东,皆是因宗教传承和传播之需求而成为典范语言。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通过拉丁文垄断解经释经和传播正统学说的权利,拉丁文成为学习《圣经》的唯一语言。佣农们通过土地依附于封建主的同时,也通过天主教信仰依附于教廷。罗马天主教因此可在欧洲大陆上超越于世俗政权边界、无远弗届地将权利的毛细血管渗透到每一寸土地上。

转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新阶级的上台打破了原有的神权体制,马丁·陆德一声呐喊,欧洲各地云龙相从。新教徒们以人们平日生活的口语来书写《圣经》、传播福音。下里巴人踢走了阳春白雪,德文法文英文的书面传播,不仅颠覆了罗马神权,也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

而在阿拉伯世界,《古兰经》中所用的经典阿语,至今仍是系连起西起大西洋岸摩洛哥、东到印度洋畔阿曼,北达地中海叙利亚、南入非洲广淼腹地苏丹的阿拉伯世界的『通语』。『亚当子孙皆兄弟』,有《古兰经》处便有阿拉伯人。

回到中国。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儒学的传播息息相关,儒学所达之地便可闻『之乎者也』的诵读声。儒学的传播超越了国界,从黄河流域四散,东到日本、朝鲜,南至越南,北达满洲,西尽河源,世俗政权『郡县化』所及之地,文言文都成为了官方的正统书面语。

而在读书识字为男性垄断的父权社会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的对书写的渴望。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创立谚文(韩文字母)后,两班贵族与儒林子弟如临大敌,将其视为『以夷变夏』的乱源。奈何,一个国王与整个统治阶级的斗争注定是要失败。

谚文创立后,不几便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进泥土。幸运的是,在大地的缝隙中,谚文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生根发芽,成了女性们日常传情达意的密钥。那些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女性,不用识记上千上万的汉字,只用记住几十个拼音字符和基本的拼写规则,就可以将自己的话一一记录。谚文生生不息,她的星火,最终在20世纪半岛解放后,成为朝鲜民族建构起民族认同的最重要遗产。

相似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假名书写天然属于女性,所以了才有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所以才有了紫式部在月下吟诵《源氏物语》。

中国的女书,早年流传范围也在湘南江永、道县等地的女性『老同』当中,成为金兰们传情达意的密码。我们看《雪花秘扇》,那纤细明丽的字形,与女性的柔媚天然相合。

汉字与女书,端庄与纤美,严正与明丽,好像朝堂天子与乡野村童,一正一偏,一阳一阴,最终浩浩汤汤地流入我们的文明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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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文言文大体就是先秦的口语,汉朝开始口语和书面语脱节了。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这里陈涉老哥们那句“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就是他的口语。司马迁怕后人不明白,还专门说明了一下,楚人谓多为夥。

类似的例子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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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办公室发邮件,会不会这么写:

王姐:

我跟你说啊,早上老赵说那事我整好了。发过来你给瞅瞅,你给看看好使不?要有啥整不明白的就找我,别抹不开面儿。

好好的哈!

我想不会的,你多半是这么写:

Dear Amanda:

赵总晨会交办事宜已完成。反馈如附件,烦请查阅。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联系。

Best Regards!

二相比较,后一种写法明显比前者来得矫情。那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写呢?是为了彰显尊贵的社畜身份嘛?不是,这是公文的文体。本质上是用正式、严谨的语气强化文字的信用感。别说写公文,就是上班开会发言,也会自然而言用一些特性化的工作词汇来取代口语。

此情此景,古今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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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回答都给出了否定答案,可能需要商榷。

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我更愿意相信题主在思考。

他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可能是觉得文言文的“逼格”高,难学难懂,一般人学不了,这样就隔离了广大的老百姓,成了上层的专利。

首先,先下结论:是,也不是——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理解文言文。

我给学生上语文课,到了文言文部分,一定会涉及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对文言文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大部分老师不讲,导致很多学生对于为何学习文言文缺乏正确理解。

例如,有的同学会说:“现在都是白话文时代了,学文言文有什么用?”有的同学会好奇,古人讲话也这么文绉绉,满口“之乎者也”的么?

下图是我上课做的PPT,其中引子部分就是对文言文的理解问题。

首先,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系统,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异议。

在先秦时期,文言与口语的距离很相近,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古代书面语和后代仿古作品。

因此,有些回答说文言文是先秦时期的口语,不准确。你可以把文言文理解为先秦口语的美颜版。

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文基本定型,此后2000多年,文言文体系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汉朝的时候,书面语(文言文)和口语开始分离,唐朝之后,文言和白话彻底分离。

所以,你要清楚,古人,特别是汉唐以后的古人平时“说的是一套,写的是一套”。

那么,现在世界各国普遍都是文言合一,为何中国古代“文言分离”呢?

最直接的原因,受限于当时的书写材料。

早期,汉字写在龟甲、牛骨、青铜器、竹简、丝帛上,这些书写材料既昂贵,又难写,因此必须惜字如金。为了省时省力省钱,古人就用极为精简的文言文作为书面记录系统。

各位想想当初电报流行时,大家那么惜字如金。为何?因为贵。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文言文并非贵族演化出来彰显自己地位的东西,而是当时“臣妾办不到”的产物,受限于书写材料,同时口语变化太快,用词太多,且啰嗦,很难用当时的书写材料记录。

但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唐宋时期又普及了印刷术,书写材料既便宜,书写也不再费力,为何文言文没有与口语合流呢?

这个时候,可以引入一个词——路径依赖,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历史惯性。

文言文所形成的规范稳定,行文简练,表达的信息密度大,且已经广为接受,不易更改。口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且变化往往是剧烈的。当年秦始皇书同文,却没有语同音,这一方面是因为语同音做不到,即使做到,也不利于文化传承和统治稳定。

倘若司马迁用当时的口语写《史记》,那你要做的就不是轻松地翻译了,而是艰难地破译了。

不说跨越千年的口语变化,光是100年前的口语,我们读鲁迅先生的白话文,都不习惯了。

著名学者张中行(与金克木、季羡林并称“燕园三老”)指出:

因为有了固定的文言规则,虽然各地语言各异,但文字系统共享,文化思想才能在空间上广为传播,在时间上传承不绝。

换言之,中国能够在空间上维持大帝国,在时间上保持文化传承有序,文言文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古代教育普及率极低,接受过教育的人才懂文言文。于是,文言文成为了知识分子彰显身份,区分平头老百姓的重要工具。于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统治者没有动力推动文言文口语化。就这一点而言,文言文的确有上层彰显自己地位的需要,因此题主说的是事实。

近来,哲学界的现象学派指出,文言文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遮蔽。说人话就是:

语言本应用于沟通,但文言文从一开始主要服务于政治功能,具有昭告性、宣言性,是文人士大夫向君主献计献策的基本工具,而书写历史,本身就是古代政治的一部分。这些使用场景本就不是用来方便双向交流,而是服务于统治的。

近代以降,鲁迅、钱玄同等人之所以激烈抨击文言,倡导白话,其实与上述文言的“统治属性”相关。

另外,我给大家看看古人留下的口语材料:

献忠闻进忠败回,大怒,命伪翰林写敕让进忠。献忠一字不识,凡平日发敕书与群下必口述过;不论鄙恶,悉照其口语书之。如差一字,便杀代书者。是时进忠在遂宁,忽传朝廷有敕书至,即传合邑有司、乡绅、士民郊外迎敕至公所拜辞毕,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跪听;但闻其上高声读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喒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毛皮}的!钦哉”。——《明季南略》

ps:这是正确的断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内阁大学士陈演女为皇后,问左右以封皇后之礼;伪礼部具仪注进。献忠见其礼数繁多,怒曰:“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喒老子{毛来}头哽{口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明季南略》

除了《水浒传》里李逵的名言“鸟人”(diao人)外,哪怕典雅的《红楼梦》,也充满了口语。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第四回

赵姨娘骂自己的儿子贾环:

(赵姨娘)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气!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蹾摔娘。这会子被那起屄崽子耍弄也罢了。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屄本事,我也替你羞。”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说:“我肠子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这屋里越发有的说了。”

最经典的莫过于茗烟骂人了:

这茗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如今得了这个信,又有贾蔷助着,便一头进来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说“姓金的,你是什么东西!”贾蔷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是时候了。”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贾瑞不敢强他,只得随他去了。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肏屁股不肏屁股,管你毛鸡巴相干,横竖没肏你爹去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第九回

综上,题主的问题,答案是:既肯定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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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只是为了轻点儿,省点地方。

根据挖掘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推算,秦竹简长约23~27厘米,宽0.6厘米,平均可书写30余字,重量大概在4克左右。

一部《史记》字数大概52万字,总共大概需要520,000/30=1.4万片竹简。

总重14,000*0.004=56公斤。

我的个乖乖,一部史记56公斤。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例大概在1:3到1:4之间。

这么算下来,一部史记大概需要170公斤到220公斤。

哇奥。

这是重量。

我们再看看体积。

一卷大概五十根,直径大概十公分,一部史记大概要280卷。280*0. 10=28米,堆十层,要半间屋子。换成白话文,那就要一整间屋子。

这也有点太恐怖了。

即使后来印刷,印刷那时候可很贵的,还是能省就省,对吧。

所以啊,文言文绝对不是为了装,而是出于成本和传播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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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一下

展现贵族地位的文体在中国应该是:骈文,诗,词,赋,对联。绝不是文言文。

————原文————

不是。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有必然的结果。文言文也是。

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古人遇到的情况与现代人一样,那就是各地语言不同,口语相互交流不便。

但是因为各地需要一个稳定的书面表达。文言文也就必然会出现。

——扯一个题外话——

其实其他古老的文明也有类似于文言文的语言,比如苏美尔人圣言体,埃及人圣书体,欧洲人的拉丁文,希腊文。只不过,西方以表音文字最终占据主导,导致文字的发展各自为政。

而东亚,也出现过类似事情发生,比如契丹文,党项文,喃文,粤语白话文,汉文,日文。而后随着中国统一或是消失或是独立于汉字以外。形成地方文字特点。而其书写也是适应本地语言特点,形成当地以当地口语书写习惯

但是东亚的这些文字,对于文言文则毫无影响。比如明治天皇的即位诏书。

——言归正传——

文言文最大的作用就是最大避免口语对于语句的影响,让各地贵族明晓本意。

最初作用就是军队使用,各地军队口语不同,如同让军队将领可以知道主帅意图?避免因为口语不通,传递不畅出现误判。文言文作用就有了。

尚书《甘誓》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能用文言文记录,也就说明这六卿和夏启相互说话估计都听不懂。所以夏启口述,有书记官将其口语翻译为文言文,作为旨意发给这六员大将。

而到了大一统环境下,如何让各地官员知道中央意图,文言文重要性也体现出来。同时也表明中国自古以来,整个官僚机构是由天下人来主事。

而非如同西方那种殖民统治,整个统治阶级都是来源于一族,如果是一族也就不需要文言文。

比如到明代,皇帝圣旨出现口语化。

同样都是在军中下旨意。朱棣就基本上用口语,不再是夏启那种文言文了。

自古国家设立军马的意思,只为要看守地方,保安百姓,征剿那做歹勾当不顺的人。虽是天下十分太平,不曾撇了军马不整理。如今恁军官每(们)是自己立功劳出来的,有是祖父立功劳承袭出来的,都承受朝廷付托,或掌看方面,或管着边塞,或镇守地方,都要十分与国尽心尽力。如今休道天下太平无事恁便懒惰了。恁常勤谨小心,守着国家法度,尽恁的职分做得好呵,恁的富贵传子传孙便长远保守,恁的好名儿史书上也写着传将天下,后世不磨灭了。若是懒惰不用心,又不依法度,便打罢了做军,去边塞守御;重便连身家丧了。凡人受福受祸都是自己做来的,恁只依我言行,便长远享福受快活。

其实夏启与朱棣所表达意思相近。都是要军人听命富贵长久,不听命人口落地。

而文言文被取消之后,也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在行政公文,通知,说明上。由于口语化太厉害,书面语表意不够精细。导致所传递意思不明确。出现了一些误判

比如中国再说提振内需。

而这个内需就被一些人理解成:刺激个人消费。

而其实“内需”是国内需求的简写。他分别为,建设需求,工业需求,农业需求,商业需求,个人耐用品消费需求。

而不是有些人理解的一般性消费需求,刺激内需就是强迫个人做贷款消费,提高一般性消费。

这完全就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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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有没有做过会议记录……

比如领导语速每分钟百字左右,如果面前有个电脑,打字速度快一点或者有个速录机可以基本全部记录下来,但是如果只有一支笔一个本子,每分钟写个几十个字都很不错了,基本只能记录领导说话的主要内容了,一是二是三是啥啥啥,但如果面前是一根毛笔和竹简的话,这个速度要继续砍一大半下去了,记几个关键词吧……好了,一步到位吧,现在给一个刻刀和一个龟壳,请记录本次会议……

还不得怎么简便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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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意见吧,古代是刻字的,孙膑膝盖没了使不上劲,一天只能刻个位数的字……

那么,假设有个人,叫王膑看到一卷书,想抄一遍

算了一下,要刻一个月

刻的时候,我们就叫他小王吧

书里一句话十二个字,小王肯定不会刻十三个字,甚至会琢磨不影响意思的话,减去几个字,十个字能表达意思就行了

后来小刘借到了小王刻的书,自己打算再抄一遍,刻的时候又减少了几个字……

然后小张又借到了小刘版本的竹简……


比如从零开始这样的辉煌巨著,在不断的传抄几百个人以后,估计最后一个人看着五百字的书再刻竹简……


举个例子,我拿移动硬盘拷贝了一个蓝光高清电影给小王,小王发现太大了,二十多个G,就只保留了精彩部分。

后来小刘从小王那里又删减了一部分,只保留了高潮部分

经过了几次倒手

大家在P站上就看到了几个动图,大概是几M的大小了……

最后信息直接被压缩成几B

几个字母加几个数字。




《老子》5284字,《论语》11705字,《孙子兵法》7409字,《庄子》古本有十余万字,今本大约65000字,《墨子》76516字,《孟子》34685字,《荀子》90800字,《韩非子》106131字……好了,毛笔大约发明的时间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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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的本质是记忆大纲,是为了减少书写的工作量发明的超压缩语文,文言文书写配上白话文解释才是一篇完整的文言记述。

看看纸发明之前的记录材料:

绳子、木棍:结绳记事,事情多了连自己都搞不清每一个节是什么意思了。

雕刻图形:形成象形文字,望文生义。多了记不清条目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呢?泥土没得快,石头骨头青铜难以书写,砖头竹木比较重,丝布羊皮草席子很贵重。

在纸以前没有廉价的大量书写的东西,不是时间短就是重要么就是贵,或者容量问题写不了多少字。

什么叫惜字如金啊。

文言文言简意赅,大幅度压缩了书写量,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但是压缩就意味着意思模糊,尤其汉字是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象形文字可以好多字同音、一个字好多音,写的不清楚(多音多义字)可以用白话的发音说话解释,说的不清楚可以用文字(具体到哪个字,甚至比如勿和务一个读音但意思相反)解释,互相解释可以减少读音、减少书写。

这个是什么感觉呢,你听一个新歌,你可能听半天不知道他嘟囔什么,但是你看一遍歌词再听你就懂了。

总之,因为象形文字文字和读音可以分割,就可以简化后再互相解释,可以压缩成文言文,即把意思只保留一个大纲写出来,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白话解释给大家。越是早期的文言文越是意思模糊依赖白话解释,如果白话和文言断了,文言文传下来了但是白话解释被人们遗忘了,重新理解,那就容易产生歧义。

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说是愚民,老百姓可以随便驱使但万万不能让他们有文化,有人说是教化,老百姓知道为国出力国家就随他们,老百姓不为国出力国家就用大义教化他们。来来来,打吧,随便打,最初的白话解释已经遗失了,你怎么说怎么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孔子绝对不可能用两种意思去教学生,他肯定会给学生说其中一个意思,他的学生编论语的时候一定是保留了一个意思,不可能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时写进一句话,徒子教徒孙的时候肯定把老师的白话解释教下去,不然在学生那里就是一头雾水。但是,一旦书传来了老师口语解释没跟上,别人拿到书那可就随便曲解了。

你要跟我说在没有纸张这种廉价书写材料时,字音绑定的字母文字可以写出几百万字传世巨作,我只能认为这些人是天神下凡,天天打砖坯杀羊编草席玩——因为字音绑定是无法像字义绑定的文字一样高度压缩的,他要压缩的太多读音都变了那意思可就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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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言文分离的就不用回答了。

竹子时代用的反而是当时的白话文。

是的,当造纸术出来后,反而文白分离了。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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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红楼梦》作者定为曹雪芹,说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这说法可真是够劲爆的,也确实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和讨论。不过,如果真的要这么断言,那未免有些过于绝对了。当然,这背后牵扯到的曹雪芹身世之谜、版本流传的复杂性等等,确实是让《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门“红学”,充满了各种猜测和辩论的源泉。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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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评价一段文言文的翻译是否值得“吹捧”,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不仅仅是看字面意思是否准确,更重要的是看翻译是否传达了原文的神韵、意境、情感以及作者的写作风格。首先,请您提供您想要我评价的文言文原文以及对应的翻译。在您提供原文和翻译之后,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一、 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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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中日韩三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共享着相似的历史渊源、哲学思想,甚至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曾有过深刻的交流。然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韩国,在文化输出方面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全球影响力,这背后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绝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如果细致地剖析,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文化输出的成功,是时代机遇、国家战略、产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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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孝道”如今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这个问题其实颇为复杂,绝非一两句就能说清,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有人别有用心”。这其中涉及到历史演变、社会变迁、思想观念的碰撞,以及一些概念被过度解读或扭曲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得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孝道”,很多时候是指“封建孝道”的特定版本。中国历史上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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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在寅总统在卸任后,不少人会对他的一些行为,特别是与故友卢武铉的过往联系,产生一些“孤胆英雄”式的解读。我们不妨来掰扯一下,这种“孤胆英雄”的形象,究竟是真实的他,还是精心雕琢的人设,又或者是两者兼有之呢?首先,要说“孤胆英雄”的标签,最绕不开的就是他和卢武铉总统之间的情谊。两人深厚的羁绊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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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FS 文件系统对小文件的处理,并非让它们占用 0 字节的物理空间,而是通过一种叫做“压缩属性”(Compression Attribute)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数据流”(Data Stream)的机制,将非常小的文件数据直接存储在文件系统的元数据区域,而不是在磁盘上单独分配簇(Cluster)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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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小说,尤其是想靠这个来“恰饭”,而且起点平台,十万字没签约,这情况有点扎心,但也绝对不是死路一条。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看到底该怎么走。首先,得承认一点:起点签约是很多网文作者的“敲门砖”,没签约意味着你的作品在平台上的曝光和资源会相对受限,推荐位啊、各种活动啊,都跟你暂时无缘。但是,这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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