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劝酒文化」是否为一种腐朽至极的文化？
咱们先从这“劝酒”的根源上扒一扒。古代社会，酒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它跟祭祀、庆典、甚至是政治上的结盟都有关系。所谓“无酒不成席”，酒在很多时候是沟通感情、增进互信的媒介。你想想，以前的君臣宴饮，士大夫之间的聚会，总得有点仪式感，有点“意思”在里面。这时候的酒，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味道，也带着点“感情深，一口闷”的豪情。劝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打破隔阂，让原本拘谨的人们放开来，说些心里话，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再加上中国社会讲究“人情”，讲究“面子”。酒桌上的劝酒，很容易就和这些概念绑在了一起。比如，你当主人，不劝客人喝，就显得不够热情，不够招待周到，会让客人觉得“不受待见”。客人来了，如果你不喝，对面那些劝你的人会觉得你“不给面子”，看不起他们，甚至怀疑你是不是不跟他们是一条心。尤其是在商务场合，酒桌上的“气氛”往往能决定很多事情。有人说，不少生意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这话说得虽然有点极端，但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酒一下肚，人的警惕性会降低，情绪容易被调动起来，一些平时的顾虑可能就会被抛到脑后。在这种情况下，“劝酒”就成了一种让对方放松、拉近关系、最终达成协议的“策略”了。
再往深了说，劝酒背后还藏着一种隐性的权力博弈。尤其是在一些层级分明的场合，比如单位聚餐。领导劝你，你敢不喝吗？你喝了，可能就表示了对领导的顺从和尊重。你不喝，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听话，或者有什么想法。这种情况下，劝酒就变成了一种“考验”，考验你的“酒量”、“胆量”和“忠诚度”。那些能“一口闷”然后还能谈笑风生的人，往往更容易赢得一些人的青睐，哪怕他本身能力并不是最强的。
那么，什么时候它开始变得让人觉得“腐朽”了呢？我觉得关键在于“度”和“目的”。当劝酒不再是为了增进感情，而是变成了赤裸裸的“灌酒”，变成了强迫，变成了让人失去理智、损害健康、甚至威胁到生命的时候，那就变味了。
你想想，那些为了所谓的“面子”，把别人喝趴下，甚至喝进医院的例子，不是常有吗？那种“感情深，一口闷”变成了“不喝就不是朋友，不喝就滚出去”的粗暴逻辑，这已经完全脱离了酒原本的意义，更像是一种陋习的泛滥。特别是当这种劝酒跟“捞好处”或者“权钱交易”挂上钩的时候，那就更是沾染了铜臭和腐败的味道了。你今天把我喝舒服了，我明天就可能给你办点事，或者给你点好处。这种利益交换的逻辑，让原本带点人情味的酒桌，变成了一个充满算计的交易场。
而且，对身体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过量饮酒，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把劝酒当成一种“锻炼”或者“考验”的人，往往是忽略了酒对身体的长期负面影响。一个真正成熟和有素质的社会，应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来维系所谓的“关系”。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的点是，这种劝酒文化在很多时候显得非常不尊重个人意愿。每个人对酒的态度都不同，有人喜欢喝，有人不胜酒力，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喝。但只要你坐在那个桌子上，就仿佛被赋予了一种“必须喝”的义务。你表达自己不想喝的时候，可能会遭遇白眼、嘲讽，甚至被扣上“不合群”、“小气”的帽子。这种对个人选择的漠视，在现代社会看来，确实是有些落伍和霸道的。
所以，你说它“腐朽至极”吗？我个人认为，“腐朽”这个词用得重了点，但说它存在“腐朽”的成分，那是肯定的。它有其历史根源，有其社会功能，但同时也确实滋生了不少糟粕。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平等、尊重和健康。这种陈旧的劝酒方式，确实需要被审视和反思。与其强迫别人喝多少，不如大家真心实意地聊聊天，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如果真的要喝酒，也应该建立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基础上，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总而言之，中国的“劝酒文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中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考量，以及传统观念的惯性。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但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悖、甚至可以说是“腐朽”的成分，这些成分需要我们每个人去警惕和改变。
网友意见
狗屁的酒桌文化,就是糟粕。
一群卖酒的商人推销出来的垃圾思想。然后忽悠一堆没经过社会洗礼的书生谈酒桌文化，呵呵。
讲个事：
去年做为技术骨干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项目担任技术主管。上司是一个老头，成天就知道喝酒，收钱，啥事也不管，图纸都看不懂。自称什么满清的遗老遗少，成天在那琢磨人，整事捞钱。家里可能有点背景，在北京谋个差事。
年末单位聚餐，喝得差不多了，他张罗玩敲七。就是数到七和七的倍数要跳。我被安排到他上家。一到他那，他就坏，喝了一次。第二次又坏了，看着我。那意思我是你领导，得替他喝。初来乍到，又是领导，喝了一杯。轮到他，他又坏了，又看着我，我看着他，不喝。旁边有个傻老娘们说，领导岁数大了，替他喝了吧。好多人劝，我就喝了。起身就走，这老家伙按着我胳膊，不让走。旁边那傻娘们又说：再玩两把，领导正高兴呢。我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中套了。赶上来这给外来人下马威呢。
不嫌事大那就玩呗，谁怕谁？第三次他直接不说了，看着我，周围人都笑，起哄。我拿起瓶子吹了，大家分分起立鼓掌叫好，老头眼里满是得意。下一刻，我抄起瓶子敲在他脑袋上。
活脱脱一出悲喜剧。酒桌本就是闹剧。人生亦是如此。
从那以后，没人劝我喝酒了，不但不劝，还尽量不让我喝，怕我耍酒疯。国企混这么多年，类似的事做过很多次。
这就是中国的酒桌文化。上位者显示自己权利的时刻，一群毫无建树的马屁精跪舔的时刻。胜利者的凯歌，卑微者的哀歌。
酒桌上，总是有没接受过教训的自大狂在自吹自擂，总是有一群喜欢逢迎拍马的垃圾在疯狂跪舔，总是有一群不爱喝酒又不得不喝的底层人民在心底呐喊。喊出来的变成了施暴者，喊不出来的变成了舔狗。
一群卖酒商人洗脑的东西，自己没有辨别能力跟着瞎喊。这种行为和传销信徒什么区别？还弄个什么酒桌文化？满嘴胡言，全是狗屁！
所谓的酒桌文化，就是把国人尔虞我诈，欺下媚上，自私自利的性格进行掩饰。把封建，愚昧，傲慢，用形式进行隐瞒，用语言进行修饰，这就是中国的酒桌文化，有什么意思吗？还真的很有意思。
国人的贪婪，自私，虚伪，无耻，卑鄙，下作，脆弱等等，通通会显示在你面前。文质彬彬的技术人员会暴起伤人，端庄的女人会脱下衣裙，满脸胡子的大汉会留下眼泪，温文尔雅的教授也会变成禽兽。
工作原因我和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俄国人喝过酒。中日韩酒桌规矩最多的，酒品却是最差的，酒能乱性，让人癫狂。商朝因为酒而灭国，俄因酒而混乱。酒精作为一种瘾品，是不可或缺，但是不得不防的一种东西。把它上升成为一种文化而引以为豪，是帝国没落的标志。
欣喜的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娱乐方式的增多，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远离烟酒，这是好事。让酒桌文化成为人人唾弃的糟粕，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证。
少年强则国强，未来是年轻人的，酒桌文化这种腐朽至极的垃圾，就在我们这辈手里扔掉吧！不要再祸害祖国的未来了。
PS:这货2019年初被调到其他项目了。我这算什么？现在见识97，98的后生，那个更猛。
是，必须是。
酒桌文化，对于不喝酒的人，绝对是腐朽透顶。
做为不喝酒的中年人，唯一看到的好现象是：年轻人，就算喜欢饮酒，但劝酒和敬酒的酒桌文化确实淡了很多。
十几年前，感觉劝酒的挺多，现在强力劝酒的几乎绝迹了。
毕竟，劝酒喝死了，赔钱的事情已经不是一宗两宗了。
这次深深地感到“腐朽”这词被侮辱了，某些地方的酒文化是穷极无聊，就像流浪汉唯一的娱乐是晒在太阳底下，搔蛋蛋皮的痒。
对于从好不容易过剩的农产品中，非常天才地衍化出来的娱乐品，毫无尊重，极不品味地浪费，也极其不尊重自己与他人的消化系统的分解能力与神经系统的把控能力。
酒，无论多好与多次，都应该与几个相好一起，慢慢地咪，慢慢地嘬，就几碟小菜，边吃边聊，细细体会身体发热，变轻，心情愉悦起来，讲话渐渐不大受限，举止略为放浪，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才叫腐朽至极呢！
酒桌文化说白了是一种变态的“自虐与他虐文化”。
从体质上来讲，中国人代谢酒精能力在世界排倒数，近五成国人先天代谢能力不足。但就是在这种天然情况下，中国的烈酒生产却是不成比例地高。
自虐与他虐的酒桌文化就是这种身体素质与酒精烈度错配的根源。
中国人爱喝酒吗？相对来看是不爱的。
2016年统计数据是中国酒精消费6.7升，而俄罗斯是酒精消费15升。
2005年的世界人均酒精消费地图
虽然爱喝酒的人少，但是比起满大街一个人默默吨吨吨完一瓶伏特加的俄罗斯，中国喜欢劝酒的人却特别地多。
据某机构调查消费者消费白酒显示：社交场合应酬40%，助兴22%，习惯13%，消愁解闷5%，养生保健、御寒等20%。可以发现：养生保健、御寒等属于生理层面的需要，只占20%;习惯消费和消愁解闷主要属于个人消费，只占18%;社交场合消费和助兴占62%，这是典型的场合消费、社交性消费。由此不难看出，白酒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
同是自古森严的等级社会，东亚国家都有“自虐与他虐”的倾向。
韩国日本以前粮食产量不足，虽然没有高度酒，但不妨碍上位者在餐桌上用放肆的玩笑、严苛的规则与恶作剧来虐待下位者。下位者也乐于以自虐来表示顺从与归附。而在爱好面子的中国，高度酒就成为了施虐与自虐同时又不失颜面的最好工具（当然恶作剧也不少）。
在酒桌上，平日里掩盖在制度下的权力欲、控制欲，通过酒对身体的施虐与自虐完美的表现了出来。
“酒”成了权力的介质，把纸面上的权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人身控制。
酒越烈酒越多，控制的快感越强，谄媚越有效！
很多酒桌老手都觉得一个人喝酒没意思，因为对酒的上瘾，其实是对权力的上瘾。哪怕这权力再小，酒精也能放大，带来平时没有的快感。
所谓的:
“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等于
“你不虐自己就是不听我的，就是诋毁我的地位。”
久而久之，国人对酒既爱又恨。爱是功利性、面子的，恨则是情感性、生理性的。
真正感情上爱酒的国家，餐酒必不可少，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中国饮食文化那么发达，但却没有完全成型的餐酒文化，而只有“酒桌文化”以及料酒文化。国内绝大多数会喝酒的人平时吃饭没有固定饮酒的习俗，酒桌与日常餐桌的界限非常分明。
当酒与自虐倾向结合在一起，大多数人也就不愿意带入自己日常的生活中了。比如:八项规定下来，政府与军队酒桌风气被抑制后，白酒产业备受打击。同样很多有钱的中国人移民之后，饮酒量也陡然下降。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就难以出现。
在不爱喝酒的中国，“酒桌文化”无非是病态的权力等级文化的延伸，通过自虐与他虐完成人身控制达到权力快感。
人身控制则是前现代权力的最典型特征，你说腐不腐朽吧。
“中国的酒桌文化”是【三爵为限】。这个数量限制见《礼记》。“爵”这个容器有多大，可以去博物馆看。------ 而那种拼到烂醉如泥的“酒桌文化”，是打倒了“封建糟粕”以后，终于扬眉吐气的无产阶级酒桌文化。
我是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是哪一种中国酒桌文化？
中国在元代之前是没有高度蒸馏酒的技术的，普及的只有低酒精度的黄酒、果酒和米酒。各种中国古代关于酒的文艺作品和酒桌游戏，主角大多是低度甜酒。
我经过考证，现在类似伏特加的中国白酒是近几十多年才开始流行的。我来到中国后接触到了这种白酒，说实话我很讨厌“白酒文化”。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出席了一个商人的公司开幕演出，结束之后，主办方老板还邀请我们出席他的宴会。老板备了一桌好菜，还拿出了茅台。
我领教过白酒的威力，所以一开始我就拒绝了。有时候，昂贵的酒并不一定是好酒。至少，我个人不喜欢任何种类的白酒。
但老板觉得被拒绝没面子，他就喋喋不休地劝我一定要喝一点。直到我以酒精过敏为由向服务员要了一杯饮料才作罢。
但我的朋友就逃不过了。老板被我拒绝后，脸色很不好看。他不得不端起自己不喜欢的白酒，在频频被敬酒后，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高度数白酒。很快，他便脸色发红，坐立不稳。他对我说自己很不舒服，必须去洗手间。
这真的是受罪，我的朋友在严重醉酒的状态下被我搀扶到洗手间呕吐。整个过程对他来说真的是受刑，很快他胃中的食物就全部吐完了。即使这样，几受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他还趴在抽水马桶旁干呕不止，还不停地说着：“我的胸骨好疼，感觉要断了。”
虽然这个场景很令人不适，但我不能走开。因为我担心他单独一人在昏迷状呕吐的话，呕吐物会呛着他的气管，非常危险。最后，只能由我和出租车司机将他拖回宾馆。
经历过这件事后，我特别反感这种陋习。这只不过是借着白酒名义的霸凌文化，对人的消化系统伤害极大。在欧洲，很少有这种管到别人酒杯的现象。
而且即使对于爱喝高度蒸馏酒的俄罗斯人，也少有在饮酒过程中一下子这么多摄入高油高脂高蛋白的食物。意大利人的正式宴会邀请也会吃很多硬菜，但一般都是饮用葡萄酒。葡萄酒有两个功能：一是活跃宴会气氛，增进主宾感情，在微醺状态彻底放松身心。二是在食用正餐的肉食时，适量饮用葡萄酒能解腻和促进消化。如果意大利人得到了一瓶窖藏很久的上品葡萄酒，那一定是和家人朋友慢慢分享。让时间的滋味慢慢融化在口腔内。
根据我的中国朋友大头的介绍，中国的古代习武之人非常爱喝米酒。从营养学的角度非常好理解，米酒微甜爽口，搭配肉食非常解腻。同时又富含各种维生素B和糖分，可以丰富进食的营养，对于这些壮汉来说，能满足他们补充体力的刚需。在生产力低下的中世纪，无论是东西方，都是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没有几个人傻到会做出把食物吃进去再吐出来的操作。
我认为，好的酒文化是令人愉悦的。就像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倪索斯，他不仅掌握着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以布施欢乐与慈爱在当时成为极受欢迎的神。同时，他还是古希腊的农业与戏剧文化的保护神。这一点也不奇怪，就像我在中国爱喝的米酒，有时候口渴了喝上一点，微醺的状态能让我练琴的时候飘飘欲仙，更能和艺术灵魂融合一体。像极了中国古时候同样微醺的诗人。
有时候，老派的经典永不过时。
（感谢我的中国大友大头翻译我的口述/Grazie mille）
公号：爱思考的卢师傅
B站：意大利卢卡
酒桌文化本质上是威权文化。
威权宣示和服从性测试是威权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行为。
酒桌只是一个体现
“酒桌文化”实质是“劝酒文化”，它是中国特色等级制度在酒桌上的一种体现：上位者通过强迫下位者喝酒这一仪式性行为，彰显自己在等级秩序上的位次（“有面子”），而下位者必须通过服从——喝酒——来仪式性地对这一既定秩序表示承认（“给面子”）。劝酒文化并非近代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它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在基因。
酒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酒是贵重的液体，往往被用来祭祀、庆典等。我们知道，汉代起就有一个官职叫“祭酒”，权力很大，这体现了酒在祭祀等国家大事上的重要性。《周礼》对祭祀如何用酒有着严格规定。《礼记·乡饮酒义》载：
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这说明，酒以及和酒相关的礼仪在古代中国有着教化百姓的政治功能（“政教之本”）。为什么酒能教化百姓？《礼记》说道：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儒家提出了一个心理学－政治学理论，就是只要人们在酒礼过程中贵贱分明，招待规格的高低搞明白了，人们就会十分开心（显然不是这样），国家就会安定，天下也就安定（典型的儒家式滑坡谬误）。所以孔子说我参观过酒礼后，就知道推行王道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由于酒文化一开始就与等级制密切联系，且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功能，因此在两千年中国历史中，高位者通过劝酒来彰显权力并羞辱低位者，就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为了。
《三国志·吴书》说道，孙权就曾向虞翻劝酒，被虞翻以装醉拒绝。后来孙权发现虞翻是装的就勃然大怒，拔剑要砍，被手下拦住：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三国志·典韦传》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请大家喝酒，酒宴上，典韦拿着大斧站在曹操身后，曹操给谁敬酒，典韦就举起斧子瞪着谁，张绣及其部下都不敢不从。随后张绣就反了曹操，在宛城之战中，典韦和曹操长子曹昂、曹操侄子曹安民被杀：
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釜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因劝酒而引发的战争，它足以警示人们乱劝酒的下场。
《典论·酒诲》也提到：刘表喜欢大宴宾客，哪位宾客喝醉了，就用“大针”扎屁股，命令其继续喝：
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设大针于坐端。客有醉酒寝地。辄以劖刺验其醒醉。
而历史上西晋石崇劝酒方式最为残忍，《世说新语》记载，如果哪位客人不喝酒，石崇就将美女斩首，结果大家不得不多喝，但王敦偏偏不喝，石崇就连斩三人：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疆，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
由此可见，劝酒文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压迫与控制。儒家认为“礼”体现在宴会上就是每个人的坐次，用具的规格都必须与其世俗地位相契合，必须遵循严格的尊卑贵贱秩序，这样才能使大家都开心而没有抱怨，但这明显不符合现实。实际上，由于这些规则过于繁琐，使得原本简单的宴会搞的无比复杂，因此失礼行为必然大量发生，结果是每个人都感到不被尊重，但又由于中国人从来没学会理性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就使中国人只能通过阴险的手段来进行报复性羞辱——敬酒、罚酒。劝酒文化不仅是身体的酷刑，更是精神的酷刑，人格的践踏。
平心而论，任何民族、国家皆有等级制，都有高位者对低位者的羞辱和压迫，但像中国这般奴役之深，羞辱之重，可谓难找。儒家是一种为宗法制提供辩护，试图用宗法制黏合大一统国家的学说，尽管它是以人的自然天性为基础，但它很快就走向了异化人、压迫人的一面。以孔子的观念，一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感受到融合的快乐才是“仁人”，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克服孤独感和卑微感，最后能自发地“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仁”首先就体现在能融入家庭（“孝悌”）。其实，对父母、兄弟的情和爱是人之本能，这是无需强迫的。但儒家将这种情感上升为“孝悌”等伦理法则，乃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后，这种情感就丧失了原本的自由成分，沦为了一种道德绑架的工具，中国人逼迫他人喝酒时，最喜欢说的就是“感情都在酒里”，缘由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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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赵锋. (2016). 面子、羞耻与权威的运作.社会学研究(1), 26-48.
陈寿. (1982).三国志:吴书.
陈寿. (1982).三国志: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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