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要抛弃文言文？并采用白话文？
一、 文言文的“高高在上”与时代脱节
文言文，顾名思义，是“文人”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历代士大夫群体精心雕琢、提炼、规范化后形成的文字系统。它以其精炼、典雅、富于韵律和象征性而著称，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然而，正是这种“文人化”的特质，使得文言文与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沟通的壁垒： 文言文的语法结构、词汇使用、表达方式都与口语存在显著差异。普通人说话使用的是活生生的白话，而阅读和书写则需要掌握一套复杂的文言体系。这导致绝大多数人无法直接阅读古籍，更不用说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活动中。知识被少数精英垄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鸿沟”。
思想传播的阻碍： 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识字率极低的社会，如果新思想、新知识仍然只能用文言文来传播，那么其影响范围将极其有限。近代以来，西方传来的民主、科学、革命等思想，若要深入人心，必须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来阐述。
教育的负担： 学习文言文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对普通的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大量的学习时间被耗费在记忆生僻字词、理解晦涩语法上，而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和技能却难以有效传达。这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普及和效率。
缺乏生命力： 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的活的有机体。文言文的固定性和高度规范化，使得它在面对社会变革、科技发展、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时，显得力不从心。许多新事物、新概念，用文言文来表述会显得生搬硬套、词不达意。
二、 白话文的兴起：一场争取“言语解放”的革命
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带来的政治革新，以及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都为白话文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语言的变革对于思想解放和国家进步的重要性。他们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倡导“我 e 们 e 的 e 语言， e 便是 e 白话”，反对“死 e 的 e 文 e 言 e 文”。他们认为，只有用“易 e 懂 e 的 e 白 e 话”来写文章，才能打破知识分子的垄断，让新思想、新文化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
科学与民主的工具： 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追求。而民主的理念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科学的精神需要知识的普及。白话文作为一种更接近大众口语的表达方式，无疑是实现这两大目标最有效的工具。它能够让普通人理解政治宣言、科学原理、社会新闻，从而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度。
教育改革的必然： 随着教育的推广，特别是新式学校的建立，迫切需要一种适合现代教育体系的教学语言。在学校里，如果教师还在使用文言文讲课，学生使用文言文作文，那么教育的普及将难以实现，培养出的也只能是少数“旧式”人才。白话文的推行，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门槛，使得教育真正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政治实践的需求： 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制度需要新的宣传方式。革命的理念、政府的法令、公民的权利义务，都需要用民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传达。报纸、杂志、宣传册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更是凸显了白话文的必要性。
三、 推广与巩固：一个持续而艰巨的任务
从倡导到普及，白话文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报刊杂志的推动： 《新青年》、《新青年》等刊物的创办，以及大量白话报刊的出现，成为白话文传播的重要阵地。它们用白话文刊载时事评论、文学作品、科学知识，吸引了大量读者。
文学作品的示范： 鲁迅、周树人、茅盾等一大批作家，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白话小说、散文、诗歌。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更以其鲜活的语言、深刻的思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喜爱，证明了白话文的文学表现力。
教育体系的接纳： 各级学校逐渐将白话文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和考试语言。教育部的相关政策也明确支持和推广白话文，将其确立为官方认可的教学标准。
扫盲运动的助力：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扫盲运动，更加凸显了白话文的优势。通过推广简化的白话文，使得广大文盲能够快速掌握阅读和书写能力，从而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四、 文言文的价值与白话文的挑战
尽管白话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书面语，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文言文的价值。
文言文的遗产： 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对文言文的学习，仍然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途径。许多经典著作、诗词歌赋，仍然需要通过文言文来直接感受其原有的韵味和意境。
白话文的不足： 纯粹的白话文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过度追求口语化，可能导致语言的粗糙化、碎片化，缺乏文言文的那种精炼和深度。在某些需要严谨、典雅表达的场合，过于“口语化”的白话文也可能显得不够庄重。
总结：
中国从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是一次深刻的语言革命，更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打破了知识的壁垒，促进了思想的传播，提升了教育的普及， ultimately，是为了让语言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进步。这并非简单地“抛弃”过去，而是在深刻反思和时代呼唤下，选择一种更能承载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更能连接广大人群的语言工具。而对于文言文，我们则应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具历史眼光的态度去学习和传承，从中汲取文化养分，丰富我们对汉语的理解。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我个人觉得是文化不自信导致的。对此我们要思考清楚两个个问题：
其一，文言文真的不好吗，它有什么样的缺陷以至于非要废除不可；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凝练、言简意赅、表达的感情严肃而庄重。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以上资料摘抄于百度百科，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言文最大特点就是几千年来格式相对固定，词汇使用相对稳定，行文简练而严谨，同时区别于口语。换句话说，只要你学好了文言文（只要你高中语文不是太差的话，基本都能看懂一些文言文。），你就可以阅读几千年前的文章和书籍了。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门语言都是做不到的，不论英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如果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语言学家，根本就读不懂他们的上古文献。有些文献甚至连语言学家都无法读懂。
所以我个人认为文言文本身没有什么致命缺陷，你硬要说它有的话，那就是你不愿意学习。从古至今中国的书籍浩如烟海，文言文书籍更是占比极大。你要是不会文言文的话，你将失去与古人对话的机会。另外还有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就书籍的经典程度而言而言，纯白话文书籍谈得上经典的少得可怜。
用白话文写出来的史书有几本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不会认为有任何一本白话文的史书能超过二十四史。到目前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看过哪本白话文的史书。
用白话文写出来的诗歌称得上经典的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可以用恶心来形容。例如：“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前，然后它飞走了。”这样的玩意儿也叫诗？太特么恶心了。古典诗歌的成就不必我多说，与白话诗歌相比，我都懒得拿唐朝文豪们的作品出来羞辱白话诗歌了。就拿元末诗人唐珙写的“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一句来说，有哪首现代诗的意境能超过这首的。
用白话文写的歌词有几首能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的？但是用文言文写的宋代歌词词、元代戏曲却有无数经典。
用白话文写的小说也不少了，但是有几本能被称之为传世之作？《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等作品都卖了多少年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自从废除文言文后，中国再无文豪。
其二，是哪些人极力鼓吹废除文言文，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鼓吹废除文言文。
胡适是主张废除文言文的旗帜性人物，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
他们生活的年代动荡不安，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轮番欺侮。面对先进的西洋文明，他们无比自卑，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化上的落后。于是乎就开始了一系列自我阉割，自我抛弃的操作，他们恨不得一日之内全盘西化。当年这一病急乱投医的荒唐行为，居然被北洋政府给接受了。1920年1月2日民国政府颁布新法令，全国上下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
文言文被废除后，所有官方文章均采用白话文书写，也就是用口语书写。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口语是在不断变化的，时间一长，后来人根本就看不懂前人所写的文章了。例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知道”大虾、MM、GG、斑竹“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文化的传承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损。
胡适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是我还是想骂他。他是一个糊里糊涂且无比自卑的文化阉割者，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在文化上祸害了多少代炎黄子孙。
不过幸运的是，随着今天我们综合国力不断地提高，我们面对西方文明也越来越自信。文言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复兴状态了，起码我经常能在知乎上看到，很多历史大咖在经常引用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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