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

最近正好看到一本书，是一个哈佛教授写的，讲关于美国贫富孩子之间差异的, 叫做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里面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分析和观点，有些观点也挺有普适性的，选几个图分享下，图后面加上我自己的评论：

1. 穷人的孩子缺少生活中的榜样，父母很难给出思维或者处事上的好建议，也缺乏足够的教育投入

可以看到，美国父母学历低（作者认为的“穷人”家庭里)的孩子们，同时也更有可能来自于单亲家庭 - 单亲+父母学历低，一个后果就是孩子没有一个良好完整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观念。

学历低/贫穷的家庭，父母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精力也比高学历/富人家庭要少。

2. 结果导致了不少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3. 由于不注重健康饮食和锻炼，穷孩子的肥胖率也更高

而肥胖率高与身体素质和健康也很有关系。此外，肥胖儿童在学校和社会里还可能不受到欢迎，自信心也可能受到影响。（反过来的正面例子可以看看知乎里的健身成功例子）

4. 即使科技面前人人平等 -- 富人的孩子们用电脑来求职充电进步，穷人的孩子们常常用电脑来打发时间

“Compared to their poorer counterparts, young people from upper-class backgrounds (and their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jobs, educ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engagement, health and newsgathering, and less for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Putnam writes. “Affluent Americans use the Internet in ways that are mobility-enhancing, whereas poorer, less educated Americans typically use it in ways that are not.” - 书中说

翻译过来大意是： “相比于穷人家的孩子，富人的孩子们更善于利用互联网来找工作，进行在线学习，社会活动，搜集新闻和管理健康 - 让他们更上一层楼。而穷人的孩子们更常把它用来娱乐休闲，不思进取。。。”

这个发现让我挺惊讶的。即使科技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我也没想到不同的孩子对同一种科技的利用会有很大不同。

5. 课外活动的参与

课外活动是一种社交也是一种学习，而在美国大学的录取体系中，课外活动是很重要的。

6. 信任度

如果对社会对他人不信任没有信心，又怎么能够混得开呢？

最后想到一个由国内特色的，但美国其实也差不多的： 学区房！

没时间看书的，也可以看 MarketWatch市场观察 里面写的一些缩略版：

Rich kids use the Internet to get ahead, and poor kids use it ‘mindlessly’

Why the American Dream is unraveling, in 4 charts

相关回答：

富人的思考方式是什么？ - Li Carly 的回答

生在显赫的家族里是什么体验？ - Li Carly 的回答

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消费观念方面现在是怎么个情况了，在消费习惯方面真的有自己的格调吗？ - Li Carly 的回答

贫富人家的孩子思维方式上有差异吗？ - Li Carly 的回答

//6月1号ps: 其实我发的几张图里面，包括电脑网络的应用，课外活动，或者饮食健身，如果意识到，努力地去改变应该还是可以提高进步的。

********************************************************
新书《理财趁年轻-学校里没教过的理财投资课》各大书店网店上市 :)

《理财趁年轻：那些学校没教过的理财投资课》(李晨;薛莉萍)

----------------- 小广告，欢迎参加我的Live！-----------------

如何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 CNN女主播到哈佛教授的秘密

Live！如何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 CNN女主播到哈佛教授的秘密 - 知乎专栏

Live入口：

知乎 Live - 全新的实时问答

前一阵子，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出了一份报告，说在韩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中，超过74%是通过继承财产获得的。这个比例相当惊人，我有点好奇，于是就研究了一下韩国的富豪榜。

数据太多了，我们精简一下，以下是韩国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

1，李健熙，三星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2，李在镕，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3，徐庆培，爱茉莉化妆品第二代继承人。

4，郑梦九，现代汽车第二代继承人。

5，郑义宣，现代汽车第三代继承人。

6，崔泰源，SK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7，金凡秀，韩国版微信KakaoTalk的创始人。

8，申昌济，教保生命保险第二代继承人。

9，李富真，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10，李在贤，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前十名富豪中，竟然9个都是继承者。果然偶像剧不是乱拍的，继承者太太太多了。或许你会说，韩国以财阀垄断闻名，那么其他国家会有不同吗？

我们看看旁边的日本，同样是2015年的日本福布斯排名前十：

1，柳井正（60岁），优衣库服装创始人。

2，孙正义（52岁），软银集团创始人。

3，佐治信忠（64岁），三得利食品第二代继承人。

4，三木谷浩史（44岁），乐天商城创始人。

5，滝崎武光（64岁），基恩士仪器公司创始人。

6，高原庆一郎（78岁），尤妮佳公司创始人。

7，韩昌佑（78岁），赌博运营商韩马公司创始人。

8，毒岛邦雄（84岁），赌博设备商三共公司创始人。

9，伊藤雅俊（85岁），7-11便利店创始人。

10，森章（73岁），森信托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前十名富豪中，貌似只有两名是继承人，啊，日本有活力的多嘛。

真的是这样吗？你看仔细一点，超过60岁的富豪有8位，他们旗下的公司实际上都已经交给家族的年轻一代去打理了。在这些传统行业，竞争格局已经稳定，基本上不可能有新的挑战者，一旦创始人去世，继承者们就将形成和韩国一样的统治局面。

台湾富豪榜又会是怎样一副景象呢？

1，蔡衍明（59岁），旺旺食品第二代继承人。

2，郭台铭（66岁），富士康集团创始人。

3，林堉璘（80岁），宏泰建设创始人。

4，罗结（90岁），正新轮胎创始人。

5，林荣三（77岁），联邦建设创始人。

6，林百里（67岁），广达电脑创始人。

7，尹衍梁（66岁），润泰集团（大润发超市）第二代继承人。

8，蔡明忠（60岁），富邦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9，蔡明兴（59岁），富邦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10，蔡宏图（64岁），国泰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这份榜单和日本几乎一模一样，清一色是超过60岁的企业创始人，或者是家族继承者。其阶层固化的程度，甚至比日韩更甚，在韩国，还有一个KakaoTalk的互联网新贵，在日本，还有互联网的冒险家孙正义和三木谷浩史，但在台湾，随着科技产业向大陆的转移，创业的机会窗口正在迅速被关上。

香港，这个盛产华人富豪的沃土，同样如此。

1，李嘉诚（88岁），长江地产创始人。

2，李兆基（88岁），恒基地产创始人。

3，郭炳江（65岁），新鸿基地产第二代继承人。

4，郑裕彤（91岁），周大福珠宝第二代继承人。

5，吕志和（87岁），澳门赌王，吕氏家族的继承人。

6，刘銮雄（65岁），资本玩家。

7，潘苏通（54岁），松日-高银集团创始人。

8，吴光正（71岁），九龙仓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9，郭炳湘（66岁），新鸿基地产第二代继承人。

10，米高·嘉道理（75岁），犹太人，中华电力第二代继承人。

房地产风云际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把持着富豪榜，等他们逝去，清一色的就只剩下继承者们了。唯一一个低于60岁的潘苏通，是来自广东的新移民，其事业也几乎全部在大陆。而香港，已经不可能再有年轻人的机会了。

老欧洲就更夸张了：

1，阿曼西奥·奥特加（80岁），zara服饰创始人。

2，莉莉安·贝当古（94岁），欧莱雅第N代继承人。

3，伯纳德·阿诺特（67岁），LVMH集团掌门，家族第N代继承人。

4，格奥尔格·舍弗勒（51岁），舍弗勒集团第N代继承人。

5，斯蒂芬·佩尔松（68岁），H＆M服饰第N代继承人。

6，玛丽亚·弗兰卡·菲索罗（98岁），费列罗巧克力的继承人。

7，莱昂纳多·戴尔·维吉奥（80岁），Luxottica集团（雷朋眼镜）创始人。

8，迪特尔·施瓦茨（76岁），LIDL超市集团的继承人。

9，西奥·阿尔布雷希特（94岁），Aldi超市集团的创始人。

10，迈克尔·奥托（107岁），奥托邮购集团的创始人。

十大富豪平均年龄81岁，清一色的继承人和最低年龄80岁的创始人，并且继承者们大多都无法考证是家族的第几代了，而创始者们都在二战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即使是号称最有活力的社会，灯塔之国，也并没有好多少：

1，比尔·盖茨（60岁），微软创始人。

2，沃伦·巴菲特（85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创始人

3，拉里·埃里森（71岁），甲骨文软件创始人

4，查尔斯·科赫（80岁），科氏工业第二代继承人。

5，大卫·科赫（75岁），科氏工业第二代继承人。

6，克里斯蒂·沃尔顿（61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7，吉姆·沃尔顿（68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8，艾丽斯·沃尔顿（66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9，罗伯森·沃尔顿（72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10，迈克尔·布隆伯格（74岁），彭博财经创始人。

前十榜单里，最年轻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60岁了，并且占据头名已经有20多年时间，早在十几年前就甩手不干了。

当然，如果我们将榜单门槛放低一点，会找到亚马逊、谷歌、facebook、Uber等科技新贵的创始人。由于风投的活跃和硅谷的存在，在福布斯的400富豪榜中，白手起家和继承者们的比例大概各占半壁江山。

这已经是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最好范例了。

回顾榜单，我们会发现，无论日韩，还是港台，他们的第一代富豪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前后开始创业的，那个年代正是东亚奇迹的发生年代。

随着当地的经济崛起，农民们洗脚上田，办工厂，搞批发，迅速聚拢起了庞大的家族财富。人们的起点差不多是一样的，而结果却大不同，社会剧烈分化，命运天翻地覆。

这是许多人往前数，往后数，家族几代里唯一一次的机会风口了。

当工业化完成，创业的机会之窗就关闭了。

各行各业从无序走向稳定，大者恒大，大公司们垄断了主要的财富，屌丝们在资源上根本无法竞争，唯有打工一条路。即使成为CEO，也不过是继承者们施舍的一点汤水罢了，就像长工和地主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平起平坐。

这是所有红海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红海社会，来自红海行业的比喻，意即稳定的，停滞的社会，蛋糕不再变大，阶层壁垒分明，你要上位，必须耐心等待，要么领导升级了，要么他出局了，才可能留下一个位子给你。

这种社会的终极样本，就是欧洲，继承者们垄断了所有的机会。年轻人，最好的归宿，要么是出国，要么是开一家小确幸的便利店。

这个时候，科技行业成了人们唯一的创业机会。在拥有科技竞争力的地方，比如美国，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力，失去了科技竞争力的地方，只能垂垂老去，成为一个衰落中的没有希望的社会。

现在，我们再看看中国2015年的福布斯榜前十：

1，王健林（62岁），万达地产创始人。

2，马云（52岁），阿里巴巴创始人。

3，马化腾（45岁），腾讯创始人。

4，雷军（47岁），小米创始人。

5，王文银（48岁），正威集团创始人。

6，李彦宏（48岁），百度创始人。

7，何享健（74岁），美的电器创始人。

8，许家印（58岁），恒大地产创始人。

9，刘强东（42岁），京东商城创始人。

10，丁磊（45岁），网易创始人。

很显然，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还不算严重，甚至可以称之为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社会之一。

但是这一切的原因，我们都心知肚明。工业化的窗口正在悄然关上，传统行业的大亨们已经不会再允许新创业者的出现，凭借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捏死一个小后辈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轻松。比如万达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比如美的所在的家电行业，已经不可能还存在创业的机会了。

这正是人们哀叹“寒门难再出贵子”的原因所在，虽然这个结局其实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常态。

所幸的是，中国的科技行业发展还不错，十大富豪中竟然有6个来自这个领域。这个比例之高，可以说是全球唯一。

这正是中国改变命运的机会所在。

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从来只有一个科技创新中心。

这个中心曾经在欧洲，如今在美国，一度曾经有可能被日本抢走。在日本奇迹的年代，松下、索尼、佳能等电子科技企业的成批崛起，让美国人曾经一度以为，科技中心要转移到日本去了。但是最终，日本人的运气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中国要保持社会阶层的活力，唯一的机会只能是挑战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有可能吗？

这个答案，只能从日本的身上去寻找。

日本为什么挑战失败？

答案有无数，取决于人们的观察角度。汇率政策、房地产崩溃、人口老龄化、人口规模是主要的四个结论。

以我的观察，前面两个原因，最多影响传统工业的竞争力，对科技创新产业的影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日本的衰落，新兴产业的缺乏竞争力，归根究底是人口问题。

1，人口老龄化。

科技产业是年轻人的行业，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保守思想的盛行，不鼓励创业。其实人口老龄化是所有后工业化社会的通病，解决的办法唯有大力引进外来技术移民，比如美国。但很可惜的是，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几乎不可能这样做。于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创新的水源渐渐就枯竭了。

2，人口规模。

当两个地方的科技水平达到相同阶段的时候，创新就是个概率问题。于是人口规模越大的地方，创新的种子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这样存活下来的优胜者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在对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在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中，早期的时候，日本的电子产业拥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所以很容易就击败了美国的对手。但是当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后，创业成本与美国持平，这种后发优势就不存在了，而人口又比美国少一半，科技产业的规模、成长速度都无法与美国竞争，就此落败。

上面两种原因，哪个更重要呢？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将步上日本、韩国、欧洲的后尘，成为一个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如果是第二种，那么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击败美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科技中心，长期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力。

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看看现在的科技行业，BAT已经渐渐形成了类似财阀的垄断格局，新一代的科技创业者似乎已经很难有出头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投资者们仍然大把大把的往科技行业撒钱，创业者们正处于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或许，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

回复几个观点：

1，样本量太少。

答：你如果可以赞助几十万，我可以写一本书给你。窥一斑可知全貌，文中也说了，美国福布斯400人，继承者和创业者各占一半，其比例和前十的基本一致。样本量放大也不会有质的改变。

2，这是富子，不是贵子。

答：政治、国企都是典型的红海行业，稳定、停滞，富贵自古一家。

3，创新应该看受教育的人口。

答：请看清文中的前提：当两个地方的科技水平达到相同阶段的时候。这个前提已经包含了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等内容，不要自由发挥。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而言99年到07年是中国整体经济上升的区间，社会流动性是降低的。这里的流动性指的是代间流动性，比较得是与量化的中质态的量差，而这个是高于所有西方国家。宏观上升带来的国民财富积累扩大，同时社会分层中中下层的边际条件，其收益率很难达到所谓“贵子”的阙值。

但是另一方面，表征流动性同样可以用代内流动和代间流动来表示，其Gary Becker提出，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其基点是衡量家庭为单位，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弹性或者相关性。其关注的不是个纯粹经济学问题，而是个社会学问题-纵向不平等。他衡量的家庭为单位的子女发展的“起跑线”问题，弹性数据和基尼系数正相关，（当然不能等同于社会流动性，模型首要针对的是社会分工的流动可能性和社会阶级变迁）。。。。而我朝的代际数据根本不完善，目前的估计报告都是欠妥的，而且代际流动性的模型目前依然有争议。给个参考吧，就数据方面对于1965-1969年出生的人群，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3年；而对于1975-1979年出生的人群来说，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7年。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1970年之前出生人群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代际弹性是0.32，即父母的总收入每上升1%，子女的收入平均上升0.32%。而对于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群，代际收入弹性上升到了0.44。。Nicoletti和Ermisch(2007)对英国的估计是0.3，北欧国家的瑞典(Hirvonen，2007)、挪威(Nilsen et al. ，2011)、芬兰(Pekkarinen，2009)等小于0.3，这与Jantti et al. (2006)在。。Mazumder(2005)估计的美国代际收入弹性在0.5和0.6之间。。。中国曾经有个很夸张的那个数据是CHNS数据估计了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处在0.615至1.280之间，大致为0.830。。但是以上模型均不能直接衡量社会流动性，因为他最具权重的因素是公共教育支出和教育回报率，而其数据最好看的反而是“流动性低”的北欧国家。

而代际流动性中最大的影响权重是教育回报率，所以在表征这个数值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反直觉的结论，那就是我们认为“流动性低“的北欧国家数值较高，并不说这个直觉错了，而是教育回报率的权重问题，事实上其社会分工方面的流动性显然在中质化社会中。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未来陷入新常态的我朝状况也是类似的，

1，教育回报率会逐步增高，注定了在相对能够使用教育资源的“寒门”家庭而言，仍然可以通过教育阶梯，向中产阶级积累，会造成中产阶级富集以及整个群体在文化上的扁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题主等后来者一定程度上是有机会的，而题主所举文章中的一些论述显得过于极端。但是教育成本有可能极具上升，我们依靠公立教育体系和统一考试制度建立起来的较为门槛平衡的教育上升渠道有可能被打破，比如高考改革可能会触及到单一考试标准的破解，那么新的审核标准，很大程度上需要你原生家庭的积累，这点类似于美国。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教育专断，而教育专断是我朝隋唐前士族阶级除却土地以往的最大阶级基础，从宗族社会开始，教育专断或者说诸如科举制过后原生家族对于教育资源占有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区别于市民社会的阶级标准，故而正如楼上所说，从古至今，寒门都相对而言难出贵子。

2，从相对值而言，你很难如同80年代末“下海潮”和90年代末“互联网潮）一样，由于社会分工体系尚未成熟，新产业分化造成大量人才缺口，使得第一批建设者在完成行业建成的积累期过后，可以很好的占据主要份额，形成聚集效应，最后再资本市场的催化下，完成财富的暴涨。今后，很难产生巨头，但是分工体系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原有领域的细化，当然也是慢慢形成的新中产需求的细化。那么今后阿里巴巴可能是最后一个巨头，你要想诞生一个综合性的内容商，平台商一则只能等寡头们完蛋，但是寡头的消逝大部分是第二名顶上，而不是完全的后来者。二则事等待整个行业生态的变革，以至于原先的巨头因为组织庞大形成的决策迟钝，以至于你有后发优势。但这个机遇相对于以往少了很多，但是巨头之下的细分领域，在web2.0时代，是可以有后来者填充的，而且成本开始变低，知乎本身就是一个细分领域的产物。

@姚冬 的答案说的很好了，我就说一点：

你觉得张居正这样的人出自寒门，是一种错觉。张居正是军户出身，祖先是千户，其父亲是秀才。

考虑到古代的识字率，张居正的家庭条件在当时所有人中绝对算比较好的了。

其实几乎所有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大人物的角度看历史，小人物的角度看当下。看历史的时候你觉得总督巡抚这样的都是龙套，现实生活中县长就足以影响你一生的命运。

看历史，你会认为教谕的孩子中举，是寒门弟子的胜利。看现实，你会认为局长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是权贵垄断资源的体现。

其实自古以来，寒门就难出贵子。你之所以会认为历史上一些人出自寒门，是因为你往往是自动带入帝王视角看历史的。

我很想笑，人家先辈拿辛苦拼命来的资源，你能啥说自己能力超强，逆天改命不成都是社会的锅。

就这两天人民的名义，很多人说的侯亮平，阶级固化。。。。

你倒是有能耐学上世纪20年代那帮人革命啊。知道那是留了多少人的血填了多少人的命换来的。

别再说寒门难出贵子了，你就这点付出，你也想翻身成贵子？

“寒门难出贵子”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看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否减缓了，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也就是说你爸母对你收入的影响。代际收入弹性对社会流动影响有两个维度：1、代际收入弹性越高，也就是你父母对你收入影响系数越大，社会流动性越差；2、在代际收入弹性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父母影响你收入系数不变，但父母间的收入差距越大，那么社会流动性也会越差。

首先有关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很多，采用不同数据、不同处理方法得出的系数各有异同，但很多研究的共同结论都是近几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趋势是增加。如下图所示，从代际收入系数变化趋势的角度看，中国这几年相比之前的确“寒门难出贵子”了。

接下来我们谈谈哪些因素影响代际收入弹性。一个首先可以想到的因素，就是父母会影响孩子的就业行业。比如同样都是二本会计专业，有些人可以进入国企拿3500的工资，有些人在私企就是2500的工资，同样的岗位不同的行业就非常看重父母的影响。由于父母对孩子就业行业的影响，一般来说，“官二代”的孩子入职工资就会比普通家庭孩子收入高13%。

那么官二代进入这些行业靠的是学历么？不是的。根据统计，在学历（包括父母的学历）、年龄等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父亲是党员，那么孩子进入这些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此我们有个推论，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父母可以干预就业的行业发展的越快，那么代际收入弹性就会增加，于是我们就要看看官二代父母一般会把孩子放在哪些行业，这些行业是否在最近几年发展很快。

如上图所示，官二代在政府、金融部门的就业概率明显高于非官二代，其中在政府部门就业的比率是非官二代的5倍，非官二代从事是搬砖（采矿、建筑业和制造业）、码农和医疗行业的比率非常高。其实如上图所示，除了卫生医疗行业，整体上只有是国企或者政府占优势的行业，官二代的就业比率都关于非官二代，其中金融业只是一个缩影。2014年金融业

所有行业，几乎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2倍。很显然如果金融业发展的速度快于制造业、建筑业，那么“寒门自然难出贵子”，而事实如下图所示从06年开始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就开始快于建筑业及整体经济增长。

除了就业行业会影响代际收入弹性，教育水平、财产等等都会影响，而我们知道寒门子弟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因素其实就是教育，如果教育回报率下降，那么代际收入弹性就会增加。一个家庭是由父母与孩子组成的，寒门家庭社会地位的提升需要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如果教育回报率下降，显然对整个家庭长期来说这是场灾难，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我关于四万亿的回答下质疑“难道农民工就应该比大学生差？”

农民工不能世世代代是农民工啊，不能父亲泥瓦匠，孩子依然是。现实是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回报率相比于之前在下降，根据双胞胎对比研究，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可能只有3%-4%左右，低于世界范围内的9%。教育回报率比贷款利率低，结果就是中国大学生贷款的违约率特别高，有些省份甚至高于60%。当农民工的孩子毕业，很难进入高收入行业时，合理的选择自然是不让孩子读大学了，逻辑链又回到上个话题。

如同第一段所说，在代际收入弹性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子弟无力拼爹，政府高于干预的行业政策自然会使得寒门难出贵子，那么政府补贴会农民工子弟会增加其逆袭的概率么？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中国的收入多是增值税、实物税，而不是资产税，也就是说你买牙膏交税，但是你的房产升值却不交税。显然中国税收结构实质上是累退的，也就是说富人交税的比率比穷人低，因此如果通过增税以增加穷人的补贴，不过是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罢了。只是显示情况要糟的多，比如种植业补贴实际上被村干部拿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补贴在实际运行中是被富人拿了。因此在税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对穷人的补贴实际作用也有限，甚至恶化农民工现状。

现实中往往是一个政策同时导致代际收入弹性增加与收入差距增加，比如上文提到金融行业的抑制政策。金融抑制的代表就是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这使得银行通过利差获得巨大收入，银行业领导也获得巨大灰色收入，同时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增长，这就同时使得收入不平等增加且代际收入弹性增加。

现实中大部分人智商水平有限，很多人明明吃了现政策的亏，反而挨打还为别人叫好。除了上面提到的金融抑制，还有的典型就是国际贸易。贸易开发带来的市场化，显然有助于寒门大学生子弟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外出打工，虽然会增加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总体有利于缓解中国总体的贫富差距。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贸易开发现有对寒门长期好处远大于害处，然而现实。。。。。

拥抱市场化，通过努力和官二代比是寒门唯一的出路，指望补贴和干预？啊哈哈哈，如果一个人先喝三鹿、再打问题疫苗还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你确实厉害~

·····································································

参考文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