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曹操真的是“逆时代的法家寒士政权”，那颍川士人为什么意识不到这点去投奔袁绍？
首先，我们得破除一个误解：曹操并非一开始就“逆时代”。
“法家寒士政权”这个标签，更多的是后世对曹操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在他掌控中原后，大力推行法治、任人唯贤（不拘泥出身）、强调实用主义的政策。但回到汉末，尤其是在早期，曹操的崛起轨迹并不是那么清晰地指向“法家”。
初期的不确定性： 曹操起初依附于各方势力，包括董卓。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变数。颍川士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在大族中形成一定地位和人脉的，在选择追随对象时，会更加谨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提供稳定、发展空间，并且符合他们对“正统”和“秩序”的期待的领导者。
“寒士”的标签： 曹操虽然出身官宦家庭，但其家族在汉朝官场并非顶级豪门，相比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家族，确实有“寒门”的意味。但“寒士”更重要的是指其政治资本和基础，而非绝对的贫寒。曹操早期能依靠的，更多是其个人能力和对旧有规则的某种程度的“不拘泥”。
那么，颍川士人为何更倾向于袁绍？这里有几个关键原因：
1. “四世三公”的强大光环与传统士人价值观的契合：
合法性与正统性： 袁绍家族世代为官，累世显贵，是汉末士族政治的代表。在那个时代，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士人更倾向于追随拥有强大政治资本和合法性的大家族。这代表着一种“正统”，一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不仅仅是个人能力。
政治资源与人脉： 袁绍继承了庞大的政治资源和广泛的人脉网络，这对于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投奔袁绍，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官职、更容易施展抱负。
文化与礼仪的代表： 袁绍家族在士人阶层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文化号召力。他们往往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注重礼仪，遵循传统。颍川士人本身就代表着当时汉末士人的主体，他们成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自然会认同并倾向于袁绍所代表的这种“士人政治”的传统。
2. 曹操早期形象的模糊与“不按常理出牌”的风险：
“乱世奸雄”的潜在标签： 尽管曹操后来被誉为“治世之能臣”，但在汉末，他的一些做法，比如在董卓乱政时期，曾短暂参与过董卓的阵营，这在很多士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即使后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手段也常常被认为“不择手段”，不够“君子”。
对传统的挑战： 曹操后来推行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虽然是其成功的关键，但在当时的士人看来，这无疑是对传统士族选拔制度的一种颠覆。他们担心的是，一旦曹操的“法家”理念成为主流，那么他们凭借家族背景和文化声望获得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能会被个人能力所取代，这是对他们既得利益和身份认同的挑战。
政治路线的摇摆： 在早期，曹操的政治路线并不像袁绍那样鲜明。袁绍至少在表面上，是汉室正统的维护者，是士族利益的代表。而曹操则显得更加务实，甚至有些“机会主义”。这种不确定性让那些求稳的士人望而却步。
3. 颍川士人的地域与利益考量：
地理位置： 颍川郡（今河南中部）是曹操根据地附近重要的士人聚集地。但同时，那里也是袁绍势力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抱负与派系： 颍川士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但主流倾向于维护汉室的传统政治格局，并且在政治派系中有自己的站队。袁绍作为当时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诸侯，自然是他们更愿意寄望的对象。他们可能认为，袁绍的“大家族”出身，更能代表他们这一群体的利益，也更容易让他们在未来的新秩序中获得体面的位置。
举个例子来打比方：
想象一下，现在有两个创业公司。
袁绍 像一个继承了家族数百年老字号的富二代，他拥有雄厚的资金、广泛的行业人脉，并且他的公司一直以来都以“传承经典、稳健经营”著称。
曹操 则是一个出身普通家庭、但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他敢于挑战旧的商业模式，引入“结果导向”、“不拘一格”的管理理念，但他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方向在早期看起来有些激进，甚至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嫌疑。
颍川士人，就像是那些经验丰富、但更看重稳定和传承的老员工。他们会优先考虑去继承家业、有稳定现金流的“老字号”公司（袁绍），因为那里有更确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更熟悉的文化氛围。而对于曹操这种“激进派”，他们会持观望态度，甚至会因为担心被“边缘化”而有所保留。
所以，颍川士人投奔袁绍，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曹操的“法家寒士”特质（因为那个标签在初期并不明显），而是因为：
袁绍更能满足他们对“正统”、“秩序”和“家族利益”的期待。
曹操早期的政治形象不够清晰，其改革思路存在挑战传统士人价值观的风险。
从实际的政治资源和发展前景来看，袁绍在当时是更“安全”和“稳妥”的选择。
直到曹操真正通过战争和改革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用事实证明了其“唯才是举”和“法治”的有效性，才逐渐吸引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包括那些曾经追随袁绍的士人，也开始转变立场。
简而言之，颍川士人的选择，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传统士人价值观、政治现实以及个人利益综合考量的结果。曹操的“逆时代”之处，更多的是在他取得权力之后，才逐渐显现并被后世赋予意义的。
网友意见
陳寅恪先生的觀點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不要就一定認為陳先生的觀點就是至高無上的真理，陈先生认为魏晋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河内司马氏是信仰儒教的地方豪族，曹氏是非儒家出身的寒族。然而事实是魏晋嬗代不涉及政权内部社会阶层的改变，西晋几乎全盘继承了曹魏的政治网络。西晋的开国功臣多是曹魏开国功臣的二代、三代子弟。西晋人刘颂明确说道：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若是说西晋是士族门阀社会，难道西晋的士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田余庆先生就曾说“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曹操晚年用人政策也有转变，确实重视德行。从毛玠崔琰传即可看出。
首先曹操是不是所谓的寒门呢？以秦为代表的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政权灭亡后，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后世哪个封建政权能算得上法家政权?如果说打击豪强、重视法治算法家，那符合标准的王朝也太多了吧。
曹操祖父曹腾担任过中常侍、大长秋。
中常侍，秩比二千石。大长秋一人，二千石。
曹腾弟曹褒任河间相、颍川太守。
国相、太守均为二千石
曹操父亲曹嵩任大司农、太尉
大司农秩中二千石，太尉秩万石。
曹仁父曹炽为侍中、长水校尉。
侍中，比二千石。长水校尉，比二千石。
曹休祖父为吴郡太守。
（曹）洪伯父曹鼎为尚书令.
曹操本人二十岁就被举为孝廉，曹仁弟曹纯十八岁成为黄门侍郎。
首先，曹操出身宦官家庭不假，但并非就能说曹操出身寒族。曹操遭到不少清流士人的鄙视，如南阳宗承在曹操任司空后拒绝和他相见，并且声称“松柏之志犹存”，汝南许邵更是鄙视他，陈琳更是骂曹操为“赘阉遗丑”，同时也有很多名士欣赏曹操，有以妻子相托的太尉桥玄，有让儿子投靠曹操的著名党人李膺儿子李瓒，南阳何颙更是认为曹操之才可安汉家天下，由此看来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并非完全收到士人的排挤。我们不能过分高估出身给曹操名誉带来的不利影响。
曹操本人步入官场，也并非如一般的宦官子弟为非作歹、胡作非为，反而是通过种种努力希望士人能接纳自己，所以刚上任，就打死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向士人递出自己的投名状，尽管当时蹇硕并非炙手可热、权势滔天。后来一起和司徒陈耽一起上书为抨击当时公卿大臣选举不实、结党营私的情况。虽然曹操的做法并不能改变无污浊的政治，但是他改变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和看法。
即使曹氏家族在经学大盛的东汉，并没有世传研究一经的记载，和专治《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孟氏易》的汝南袁氏这样显赫的经学世家不能匹敌，但也绝非是寒族，曹仁少时，喜欢弓马打猎，不奉律法，暗地里勾结淮泗少年欲图不轨。曹仁弟曹纯有奴仆百余人，家里富于财货。由此看来，曹氏家族其地方豪强的色彩比较浓厚。
曹氏虽不能与袁氏相提并论，不过也算是地方豪族：曹操之父曹嵩能花一亿巨资买太尉；曹褒官至颍川太守；褒子炽（曹仁之父）官至侍中、长水校尉，陈侯；曹腾侄儿鼎官至尚书令；曹休的祖父官至吴郡太守。可见曹氏在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曹氏的经济实力更雄厚，曹嵩不用多说；曹纯僮仆人客以百数；曹洪仅家兵都有千余多。《水经注．阴沟水》就记录曹氏墓群之盛；安徽省文物局介绍曹氏家族墓群，因出土石刻得知更多成员：永昌太守曹鸾、曹操之女曹宪、豫州刺史曹水等。曹操祖父曹腾还为儿孙留下一点人脉，受其恩惠的张奂、种暠等人（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便是。
至于夏侯氏，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只讽刺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为“赘阉遗丑”，没提及过曹操是否出自夏侯；贬曹的《曹瞒传》和郭颂《世语》倒记曹嵩为夏侯氏之子；陈寿和司马光都不敢下定论。只能确定的是曹操对诸夏侯视作本家，再加上历次姻亲，陈寿把诸夏侯和诸曹同放在《魏志》卷九中。
曹操确实提拔了寒士如杨沛、仆隶出身的王象、孤贫的王观、单家吴质、“世单家”的隗禧；或者有缺憾的如：性刚戾，与人多迕的程昱、不治行检的郭嘉、负俗之讥的戏志才、酒徒蒋济（见《常林传》注引《魏略》），任中护军时有受贿传闻、杜畿简傲少文、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故遭非议的陈矫、不修细行的裴潜、日后与徐州刺史争屋时，居然想引节斩杀徐州刺史的桓范等。
但如果才德兼备的士族，谁不会用？豪强在东汉已彻底发展，穷人真能读书成才的能有多少？曹魏算不算寒士政权也是一个问号，题主两个前提都未必成立，所以往后也很难解答下去。
曹操不是什么“逆时代的法家寒士政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共党员，郭沫若亲自介绍入的党！
所以颍川人士怎么可能放弃曹操投奔袁绍？你把颍川人士置于何地？颍川人士也可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嘛。
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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