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张飞是不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

张飞岂是多才艺之俊秀文人？

王中龙、罗盛吉、瞿正瀛

摘要：关于汉末三国时代名将张飞，屡有传言称其文武双全，书画诗文皆通，甚至其相貌亦属俊秀而非粗犷。本文指出，上述主张纯属无根之木，于史难稽，相关资料皆伪造于明中晚期以后。「张飞能文说」始作俑者即人称「有明博学第一」之杨慎，初仅欲为猛将添博雅气象。讵料后人持续加油添醋，张飞一变而「工书能画」，再变而「大学问者」，今日更在网络快餐文化下被变造成「通诗文之美男子」。凡此皆层累造成，偏离史料所载之张飞形象。

关键词：张飞、杨慎、刁斗铭、立马铭、书画史

一、前言

二、当时史料所载：猛将之张飞

三、明中叶以前：历代书画碑铭著录中「缺席」之张飞

四、由杨慎至晚明：初步大改造之张飞

五、层累变形：完全文雅化之张飞

六、张飞文人说成因探故

七、结论：猛将的文士化──一个翻案意识下层累变造的个案

一、前言

提起张飞（字益德，谥桓侯，？– 221），「豹头环眼，燕颔虎须」，黑面虬髯，忠憨鲁莽而武勇过人的「黑张飞」、「莽张飞」、「猛张飞」，却又粗中有细，时不乏鬼灵精，这种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上述张飞像近来时或遭怀疑。有人认为张飞实乃一「能文能武的美男子」。这类论点在网络上荡漾，积非成是，三人成虎，竟有以之翻案称「《三国演义》中有一点把张飞和关羽写反了」。种种说法，令人错愕。

一时叱咤风云的名将张飞，已有零星文献探讨其形象：沈伯俊曾撰文否决所谓「张飞美男子」说；蔡东洲指出诸种所谓张飞作品尽属明人之伪作，张飞儒雅化为明人之「功劳」，惟在辨伪上犹可申论；胡宁则补强冀英俊之论述，清楚地指出各种所谓「张飞立马铭」皆为用伪文物；陈莹嬑系统地考察了张飞形象自汉末三国迄《三国演义》成书前后之演变，用功甚勤。惟关于如何产生近乎使张飞形象作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张飞文人说」，文史学界似犹未有对其由来并演变作详细描述者。一般人甚至习焉不察，或认为张飞相关文物当有所可信，乃至书画史之文章亦偶或有提及张飞作旁证者。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更从原始文献入手，论证前述「张飞文人说」之虚妄，指出张飞能书能画等说产生于明中叶以后，主要发端于当时名相杨廷和之子，享有博学盛名，因见逐于嘉靖帝而佯狂自恣之杨慎。自此该说愈演愈烈。本文亦尝试描述「张飞文人化」之层累形塑过程：如何由最初一两件所谓相关文物下，稍通文墨之名将，竟渐次变化成部分人言之凿凿之「能诗能画能文的美男子」。上古传说人物之层累变形或与神话时代之初民心理有关，而信史时代人物竟也在千余年后更重新被层累塑形，此一演变过程当亦一有趣个案，值得探讨。

二、三国两晋史料所载：万人敌虎将张飞

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载，张飞特色以「忠义」、「勇」、「暴」为主。张飞之忠义，表现在其始终追随刘备，为之心腹，时人推许为「为之死用」、「勇而有义」、与刘备、关羽「恩若兄弟」。虽张飞亦屡受后人称述其能「礼贤」而释严颜，唯其内涵似非「爱士夫」（严颜甚且自视为断头「将军」）而更近于「敬好汉」。

至于张飞是否被视为士大夫之气类？答案应是否定的。史料所见，张飞在当时仍被视作不能为王佐之「武人」（袁准），甚至是个不与四海英雄为侪辈之「兵子」（刘巴）。纵然该二段数据皆为高抬其他人物而不免对张飞有所贬损，然而至少张飞不以能文出名当属实。否则以张飞桓桓武功，赫赫「万人敌」名气， 时人乃至裴松之皆未为之鸣不平，岂不怪哉！

而，东汉以来，文士地位渐趋崇高，魏晋南北朝以降，文学活动或批评等蔚为热门。迩来所有提及张飞的文献中，莫说无一字及于「善属文」了，就连其是否能书能画亦不着一字。名声远低于张益德的曹不兴被称能画，恶名昭彰的吴末帝孙皓被承认善书，蜀中亦有陈寿认定名过其实的诸葛瞻「工书画」，独独无人道及张飞张桓侯书画之才，若张飞真为书家、画家乃至能诗文，何独见冷落如此？

有勇略之名将，本不必需通文。张飞并非文人，实无损其名将形象。历史上的张飞以忠义勇猛之名为人所称颂，固不必硬生生将他变造为一儒将甚至文人。

三、明中叶以前：历代书画碑铭著录中「缺席」之张飞

南北朝以来，「关张」并为一时猛将代称。以张飞之名声，果其亦工于书画，后世文人学者品评时，不应漏记，至少该有一二传闻。然逐一检视今存自魏晋迄明初之资料，却未见有人提及。迄明中叶前，名将张飞更从未披上「儒雅」外衣。

《三国志》中提及蜀人善书画者，仅一诸葛瞻。之后迄明初之各类书画著录，其重要而见诸《四库》者，如《采古来能书人名》、《书品》、《文字志》、《书断》、《述书赋》、《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墨薮》、《宣和书谱》、《书小史》、《图绘寳鉴》、《书史会要》，凡此诸书中皆未见张飞。而传世诸法帖亦罕及张飞之作品。

至于后文所将述及，巴蜀地区与张飞有关之所谓「立马铭」、「与张辽书」、「真多山题名」等作品，更不见于《华阳国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地理著述中，甚至金石类著述如《集古录》、《金石录》、《隶释》、《隶续》、《宝刻丛编》、《金薤琳琅》、《金石林时地考》等亦不之载，所谓「刁斗铭」同样不见于明中叶以前各种金石著录内。明中叶以前，张飞在此类文献上完全缺席。

张飞张桓侯「威名垂万古，勇力冠当时」，其忠义勇悍亦未使他受任何君王猜忌，难道历朝文人全都故意对其书画才能视而不见，又不把记载其功绩之碑铭当一回事，直到明朝后期才终于还他原貌？答案应该显而易见。

四、由杨慎至晚明：初步大改造之张飞

史书上的张飞，具有「勇」与「暴」的性格，早期张飞祠亦带有「厉祀」色彩，予人阴森感。然而在宋代文人渐次提高蜀汉地位下，张飞之神格渐由戾狠骇人之阴神转化为护民保乡之阳神。又在庶民娱乐兴起后，基于市民审美趣味之市井娱乐创造下，娱乐作品中之张飞性格更经历了由「暴」到「莽」的演变，直接的粗暴化为可爱的鲁莽。

元朝俗文化兴盛，加强了张飞的可爱化。《三国志平话》中，鲁莽直率，会闯祸却又每每直接了当立下大功的张飞，可说是当时张飞形象的典型。然而过度夸张化的《三国志平话》，角色间极不平衡，整体性大受影响。《三国演义》大量参考史书，并为了整体艺术平衡而对各角色特色加以修改，张飞夸张而近乎「超人」的喜感面相被削弱，却被暗暗塞入了粗中有细，渐渐成长的慧黠。

初步予张飞以「儒将」色彩，称张飞能书，就存世文献看来，不早于明朝嘉靖（1522 – 1566）前。嘉靖间，已有博学之名的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1488 – c.1562）陆续出版了他的各类作品。带儒雅色彩乃至超世飘然之风的张飞描述，就首度出现在杨慎之作品中。

（一）杨慎作品中之张飞像并辨伪

以下将针对杨慎作品中的「能文张飞」三件作品「刁斗铭」、「立马铭」、「新都县真多山题名」加以说明并辨伪。尤其针对名气最高之「立马铭」作重点分析。

1、「刁斗铭」

称张飞工书，始自杨慎。《丹铅总录》中，将南宋《舆地纪胜》所载加工改写，声称张飞所书「刁斗铭」文字「甚工」。

唯无论王象之《舆地纪胜》原文，抑或其后明天顺五年（1461）之《大明一统志》，虽都声称有「镌飞名」之古物，但二原始记载皆未称所谓「刁斗」之「铭」为张飞所书。尤其是据《舆地纪胜》，该刁斗乃「耕者」得于祠北的。纵非伪古物，《舆地纪胜》作者王象之亲睹后亦未留下只字词组评论，反而径引张士瓌（通瑰）和白君诗以称赞张飞，而诗中内容全然未及铭文。天顺《大明一统志》文字稍含糊：镌有张飞名字的究竟是刁斗或是三印、佩钩？即使承认刁斗上真有张飞之名，亦未称其为张飞所亲书。

然而至杨慎笔下，「文字甚工」，「飞所书也」等字样就冒出来了。考虑到杨慎对史料容易轻率地误判或扩大解释，这个地方难保不会再犯。如果只要有相关文物就一定是亲自手书、一定是文化人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的陈伯之，因为丘迟递送了名篇〈与陈伯之书〉而决定降梁，也可以解释成他是一流文章鉴赏家了？稍后他人亦有以「刁斗铭」赞张飞能书，但诸人恐皆杨慎之粉丝，或受杨慎高名影响，未必果真亲睹此器此铭。

无论如何，由此扩散，后世许多文人对所谓「刁斗铭」都不曾置疑。自杨慎始，藉由其影响力，张飞始披上了「工书」的形象。

稍举一例。近人邓拓（1912 – 1966）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中曾另举所谓「新亭侯刀铭」作张飞工书之证。盖亦受杨慎以来「张飞工书说」误导下先入为主认定张飞为书家，再对材料作过度引申。「新亭侯刀铭」出自《太平御览》引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原文为：

张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炼赤珠山铁为一刀，铭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将也」。后被范强将此刀入吴。

此处可注意者，一则原文未称其为张飞手书（他条至少还提及某些剑是诸葛亮手书），更未称其字体佳否，不足为张飞善书之证；二则刘备政权以绍续炎汉自命，国号曰「汉」不曰「蜀」，张飞自称「蜀帝大将」岂不怪哉？何况张飞「初」拜新亭侯时刘备犹未入蜀，预称「蜀帝大将」简直荒谬！实际上《古今刀剑录》记事间或不合史实，未可遽信。预设立场而误解材料，又不曾分析材料，易使论述踏入误区，仍应稍留心。

2、「张飞立马铭」

(1)胡宁教授之辨析

一件所谓「其书甚工」的「刁斗铭」犹不足以撼动世人，若有能附丽史事的文物，影响视听的力量就大了。汉建安二十年末（c. 216初），张飞在巴郡抵御魏将张合的进攻并反击，反将张合驱出巴西郡，使「巴土获安」。此事亦张飞一生中极重要之功绩，而杨慎《全蜀艺文志》中便出现了与此事相关的「文物」：「流江县纪功题名」，称此一纪功碑铭内容为：

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合于八蒙，立马勒石。

由此开先河，一系列「张飞立马铭」（又称作「流江县题名」、「流江县记功碑」、「流江县纪功题名」、「纪功题名」、「张飞破张合铭」、「八蒙摩崖」、「八蒙山纪功铭」、「破张合勒马铭刻石」等）纷纷问世。对于「张飞立马铭」之辨伪，西华师范大学胡宁教授〈《张飞立马铭》真伪考辨〉一文成果极佳。主要分析有三点：

a、源流不明

此铭文突显于明代。明中叶以后有关《张飞立马铭》的著录相继出现。此前文献则未之见。

b、《张飞立马铭》的内容歧异

《张飞立马铭》虽仅有寥寥20字左右，但诸种典籍著录却出入不小。铭文中出现的战地「八蒙」亦与史料记载不符。

c、《张飞立马铭》的字体不类汉隶

今存五种《张飞立马铭》之字体各自皆有弱点，作伪风格明显。似明清时期隶书风格。

(2)汉魏晋纪功碑铭之惯例

所谓「张飞立马铭」，除胡宁教授已指出之诸多不可信外，另有一大可疑处在于：无论几字版本，内容之简略皆与汉、魏、晋时纪功碑铭格式不合。

今存诸种「张飞立马铭」皆字样清晰，未见残缺痕迹，各个记载此「铭」内容之文献亦不称其有阙文。无论几字版本，结构皆可拆成下述六段：

a、极简官职：汉将 / 汉将军

b、自己一人本名：张飞 / 飞

c、属下人数：率精卒万人 / 率精兵万人 / 率精骑万人（本段或无之）

d、对手一人：大破贼将张合 / 大破贼首张合

e、地点：于 / 于 八蒙 / 八蒙 / 八蒙山 / 宕渠

f、结语：立马勒石 / 立马勒铭（本段或无之）

上述结构，若以汉、魏、晋间刻石纪功惯例相比，缺憾相当明显。某些纪功碑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上述六段内却完全看不到。

首先是时间。大凡意图借纪功碑铭垂名后世者，其历史意识当驱使作者注记下立功之时点或期间。检诸石刻资料大抵可证此说无误。

其次则主事者官职爵号，或者还多出主事者之郡望。当事人既不愿名堙灭而不称，刻石纪功，本质就带有炫耀心态。有官位爵号者当然希望表现此时此地之身分，甚至表述自己的郡望，矜家门而荣故里。「刻石纪功」本身就与「谦虚」相矛盾。张益德既求留名千古，宁复含蓄若是？

换言之，若真为汉末张飞欲刻石纪功，至少该有的内容大约如下：

（惟）（汉）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征虏将军领巴西太守新亭侯（涿郡）张飞……

以可见的汉、魏、晋纪功碑铭作对比，即便有所残缺，仍可曰几皆作是例。而「立马铭」中，凡此类内容全缺，更仅刻石不满二十五字，又无韵无偶，张益德也太寒酸了吧？

论者或曰：那是因为张飞仅用矛尖临时挥洒而已。设若张益德果真膂力过人又内功深厚，「丈八蛇矛」更是神兵器，击刺外兼可雕凿，则多刻几字，想必不妨。又何苦惜字如金俭吝若是？以矛代笔，怕只能当传说，未可较真。

又，「立马铭」内容不附郡望，若为真反倒破除了张飞出自士大夫家庭之说。加之铭文既非典正四言亦非巨丽骈骊，倘张飞果为此文，则张飞之文采，大概也只能用粗犷来形容了。或许这才是最初作伪者原意：本来只想为粗犷武人添花圈，不想后人眼花，直认戴花圈者必为美人矣！

真伪勿论，两件首见于杨慎作品内所谓张飞工书的「证据」，已可见杨慎意图塑造的张飞，是个有勇略又兼具雅兴的人物了。

3、「新都县真多山题名」

更进一步，《全蜀艺文志》还载有所谓「真多山题名」，声称作者为张飞。内容为：

王方平采药此山，童子歌「玉炉三涧雪」，信宿乃行。

依此记述，则张飞非但通文，更有仙家风流了！

然而〈玉炉三涧雪〉实为改编自〈西江月〉之词牌名，始创于全真教始祖王重阳，带有后起内丹思想，并非汉末魏晋之道教。汉末之王远得听闻童子歌诗余，内容又为唐宋以后方有之概念、词牌，王远仙人姑不论，张益德闻之亦不惊不怖不畏不疑，岂非咄咄怪事？

无论如何，杨慎笔下，张飞已多出了相当程度的美学、审美素养。既工书，又能赏景，时或爱「露一手」留下石刻题名。

（二）杨慎影响下之晚明材料并辨伪

1、「张桓侯与张辽书」

杨慎之后，推崇杨慎的曹学佺（1575 – 1646，曾任四川右参政，四川按察使）在《蜀中广记‧名胜记》中又给张飞添一件文物：

《碑目》：「阆中有张桓侯与张辽书，石刻汉文八分书」。

所谓《碑目》，应指《舆地纪胜》之《碑目》。然而《舆地纪胜》中实未之见。

此说究竟可靠否？仍应回到东汉末之历史情境来探讨。据《三国志‧张辽传》载，张辽本雁门马邑人，初从并州刺史丁原，后从董卓，再从吕布，吕布败后降曹操，从曹操北讨南征，尝屯颍川临颍、长社。此前经历中看不太到他和张飞有较深交集的可能。当然史传记载未必会巨细靡遗，但至少欠缺积极史料说明张辽与张飞间的交情。不像关羽明显曾与张辽共事并交流过。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张辽长期负责对孙权之防线，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时，张辽一度被调离合肥，转至陈郡，后再还屯合肥。终其一生并未负责西线防务，不曾与张飞对峙过。

张飞与张辽间，在个人则无证据显示其有私交，在公事又无必须通信之理，为何张飞会有尺牍与张辽？设若史阙有间，张飞果真尝与张辽周旋而未载于文献，那么二人通信何必仅只一回？其更奇者，鱼雁往返便罢，又非檄文议论、道箓儒经，乃竟刻诸石崖，张皇其事，汉魏以来未见有此风气！

要言之，无论自历史情境观，自汉魏碑刻惯例观，所谓「张桓侯与张辽书」纯属子虚，纵有之亦必属伪文物无疑。这个伪文物的声明添了些与张飞有关的书翰记载，然而大抵还不脱前述杨慎所创造出的张飞像。

2、「张飞能画说」

再次扩充张飞才艺，文献可见就是明天启间（1621 - 1627）出版的卓尔昌（浙江仁和人）之《画髓玄诠》了。《画髓玄诠》祖本为元朝夏元彦所著之《图绘宝鉴》，卓尔昌据正德本或嘉靖本《图绘宝鉴》改编重刻，改题作《画髓玄诠》，另辑入关羽、张飞等传说能画者。后世称张飞能画，多引此书，惟为避清圣祖御讳而改称《画髓元诠》。

然而卓尔昌书讹误甚多，好篡易《图绘宝鉴》内容，改后竟至几不成文，而擅改韩昂序言，亦致吴麒之与韩昂二人言论混而难分。要言之，《画髓玄诠》并非一严谨之学术著作，很可能只是书贾图利花招。如此书籍而以之充证据，不亦危乎？

卓尔昌以前之重要书画著录皆不见张飞，已如前述。虽「张飞能画说」亦晚明创造之伪说，然而自此张飞才艺除翰墨外更增丹青，他已不只儒将，更近乎文人雅士了。

（三）杨慎等人论述致疑

杨慎于明朝「以博学冠一时」，他在作品中宣称张飞有「刁斗铭」、「流江县纪功题名」（即「张飞立马铭」）、「新都县真多山题名」等文物传世，称张飞工书，却无任何论据，相当可疑。

也许有人说，博雅如杨慎，言必有据。实则杨慎好矜奇炫博，又时而对文献诠释过度，《丹铅总录》出书未及四十年，陈耀文即着《正杨》一书指出其错误或值得商榷者至一百五十条！在此只稍稍举杨慎作品内一例来看杨慎为文严谨程度如何。《丹铅总录‧曹操欲用孔明》条中，引《抱朴子》所言，称曹操「欲用乎诸葛孔明」，且认为此「事不见于史，当表出之」！

《抱朴子‧外篇‧逸民卷第二》原文确实和杨慎引文所差无几，但就没「诸葛」二字。实则此处「孔明」为胡昭。杨慎误解《抱朴子》「欲用孔明」一文，更未检《三国志》而认为其「事不见于史」，何其不慎如斯哉！受杨慎误导，博学慎思如胡应麟，竟也相信「葛洪记载『曹操请诸葛孔明而为之拒』」一事，由此可见知名文人影响力之大！

上例已可概见杨慎时或率尔立论。他说张飞善书，又不曾详列证据，岂可径视为真？要之，「刁斗铭」有目无文，虽宋人声称耕者获刁斗，迄明初未援此作张飞善书之证，始造此说者即杨慎，而其说未可轻信。

四库馆臣评杨慎：「负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李慈铭（1830– 1895）更直指杨慎「喜杜撰附会，以英雄欺人」，仗着博学过人，好以伪资料或附会夸大之词来欺世。引述杨慎言论若无其他有力旁证，恐难成立。

与杨慎约同时代之郎瑛，亦曾以所谓「刁斗铭」称张飞善书。然而郎瑛所著仅止杂文，并无论证。实际上，郎瑛推崇杨慎，其《七修类稿》、《七修续稿》时或提及杨慎及杨慎所著《丹铅》系列，称许杨慎博洽，甚至在有疑虑的情况下仍认定「谅升庵不谬」，很可能郎氏此说一样是受杨慎影响。

再，陈继儒《太平清话》，四库馆臣称其「杂记古今琐事，征引舛错，不可枚举」。他一样推崇杨慎而受其影响，本身又或轻信杂说。如伪文物「寿亭侯印」就被陈继儒称为「知为汉物」、「制作古雅」。陈氏重弹杨慎老调而未给出具体论据，岂可轻信？

至于曹学佺，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著书多有讹误。大者如《蜀中广记》称苏东坡（1037 – 1101）写词与杨栋（？– c. 1264）赞虞允文（1110 – 1174），《提要》讥「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后。东坡之没久矣。安得先有此词！」案：曹氏书内云：

杨直夫名栋，青神人。苏东坡赠以词云：「允文事业从容了。要岷峨人物。后先相照。见说君王曾有问。似此人才多少？况蜀珍先已登廊庙，但侧耳听新诏。」按《小说》：「高宗曾问马骐曰：『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几？』骐对曰：『未试焉知！允文亦试而后知也。』」苏与杨、马皆蜀人……出《丹铅录》。

虽误出于杨慎，曹氏未加拣择而乃更添其误。疏舛如是，其言宁可以为证耶？

后人震于杨慎之博雅聪明，又因为由杨慎开始散播，愈多作品引用「张飞工书说」甚至不考出处，造成一种「张飞工书说」乃古已有之的假象。经梳理后，易知其实不然。

五、层累变形：完全文雅化之张飞

受杨慎称述张飞「刁斗铭」等作品的影响，张飞能文说开始发酵。谢肇淛《文海披沙》中〈武人能诗〉条，虽只认为樊哙、张飞、高敖曹等视同于文人是「武夫健卒」而以「宿根」能诗能文，且「能文」标准放得很宽：樊哙一番慷慨直陈也可以算「能文」。然而若对他该段断章取义，加上所谓张飞「刁斗铭」，给人感觉彷佛张飞也同时兼能诗文，则张飞不只是稍具雅趣之儒将，更已称得上词章家了。

果然，张飞确实开始往这方面变形。除了有学养能通文外，甚至家世、相貌在部分人笔下都渐渐儒雅化。

（一）家世与教养：「富豪」、「本业儒」、「大学问者」

张飞是否出身富家，史料未载。此说实出自《三国志平话》，为《三国演义》所继受。《三国志平话》虽称张飞「家豪大富」，并未引申其出自书香之家。相反，却是个冲动直接，好战好酒，每每与各军师唱反调，「煞麁」之武将。

然而后来乃有所谓张飞「本业儒」、「大学问者」说，文献可见者有张光祖（1602 – 1680）撰于康熙三年之〈乃文辨〉。该文径将张飞比做张良，认为绛灌之流皆不之及！然而该文虚构张飞早年本修儒业。稍有历史感即知，所谓「侯平日将有事于科名」，误将两汉察举征辟当作隋唐后科举，其伪毋庸多言。更毋论全篇内容混史料、《三国演义》及其他杂说为一谈，极欠严谨。

至于其推论「非具大作用、大学问者，讵能智勇兼到」云云，更未免太酸腐气。果真非大学问者不能有大作为，将置泗上亭长英雄刘邦于何地？遑论汉末三国已有之黄盖、王平、丁奉，后世名将沈庆之、麦铁杖、郭崇韬、杨业、荆罕儒、胡大海、额勒登保、鲍超等，皆为兼智勇之名将而不必为所谓「大学问者」。当然，就算是名将，张光祖显然还是看不起「木强敦厚，不好文学」却「可属大事」为汉朝立大功的绛侯周勃，只愿把张飞比作留侯张良，乱捧张家同宗，立论过于主观！

到网络时代，更有人直接宣称张飞能诗能文，穿凿过甚！果真张飞诗文俱佳，后世辛苦辑佚诸家如严可均、逯钦立等不应一无所获。纵然钟嵘、萧统、徐陵、郭茂倩等人皆欠缺眼光，未曾评点收录张飞作品，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亦不愿为张飞保留一鳞半爪乃至片言只语稍称其能诗文？恐怕事实只是：张飞并无这方面的专才，至少无特出之处而无文献或声名可传世，并非所谓「儒将」。

也许读者会怀疑，说不定后来人有独得之秘，他们重新发掘了张飞的真实形象。王观堂先生不就重视「二重证据法」，认为古物资料与文献应并列齐观？

「二重证据法」固应重视，但辨伪功夫实不可少。尤其明朝人伪造风气兴盛，治学作风亦不严谨，所遗资料应仔细检视。已如前述，种种用以支持张飞能书能画乃至本为文人之论据，全数欠缺坚实基础，禁不起考验。

（二）形貌：由「美秀多髯」至「无须美男子」

继气质改变后，张飞连形貌也再受到重构。此即所谓「张飞美男子」说。

最初杨慎虽欲将张飞儒雅化，似犹未在张飞形貌上大做文章。关于张飞的形貌，爬梳原始史料，全无可资征引者。有之也已是晚唐李商隐（c. 813 – 858）〈骄儿诗〉中所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了。李商隐该句解释稍有纷歧，唯无论此「胡」字如何解释，至少其与口吃同属被谑笑之样态当无误。

当然，李商隐所处时代距汉末三国已相当遥远，不可以之为据亦属实。然而被谑笑的「张飞胡」的确可能是后来「莽张飞」样貌的先声。其后剧作家、小说家底下，「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之说，纷纷出笼，或许正是依着「莽张飞」形象作的想象。

至晚明，董斯张（1587 –1628）《广博物志‧卷四十六‧鸟兽第一‧兽上》却有如下记载：

张飞有马号「玉追」，时歌曰：「人中有张飞，马中有玉追」。《寰宇记》

万历间有此记载者不只一家。然此记载一样可疑。可疑处且勿论，此记载虽未讨论张飞本身形貌，却似乎在张飞的「配备」上开了俊秀化的先声：本来元杂剧中给张飞配备的坐骑是匹黑马，时或称作「乌骓」，此处改「乌骓」作「玉追」，似已将其坐骑改雅字。而歌谣中「人中有张飞」句，似兼赞张飞的神态与形貌，虽不甚具体，已予人想象空间。

其后李绿园（1707 –1790）小说《歧路灯》，则声称张飞是「美秀多髯」，秀气化的同时，形象与关羽稍重迭。如此改造或与李绿园之士大夫心态有关。

时至今日，竟更有所谓「张飞美男子说」问世，欲彻底将张飞形貌变造成俊秀之生扮！

此说大要，谓张飞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刘禅，必属美貌，从而张飞本人相貌定当不差；更佐之以「传说」「唐代工匠为纪念『五虎上将』张飞」所雕塑之「慈眉善目」「脸上竟没有一根胡须」之不知名、未确认之人头石像，称「该石像的发现，使人们对张飞的真实面容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证」。

关于此说，沈伯俊先生早已提出有力批驳。即：一、张飞外貌出身，史无明文；二、古人选后重德不重色，政治因素大于外貌因素，刘禅又不以好色闻，甚至董允公开不允许刘禅「广后宫」；三、纵然假设张飞两位女儿外型出众，也不能推得张飞必为美男子，父母与子女间遗传关系十分复杂。

沈先生所说已可充分释疑。根本重点，即原始史料未载张飞相貌如何：既不像诸葛亮那样有句「容貌甚伟」又不像关羽那样被称为「美须髯」。《三国志》里周瑜好歹被称为「长壮有姿貌」；而陈寿未载荀彧外貌，裴松之便为之抱不平而以史料补充其姿容；甚至如赵云至少有《云别传》说他「姿颜雄伟」；被司马家整肃之何晏而有《世说》不忘其「美姿仪，面至白」。其余原始史料中述及汉末三国群英之容貌者犹不少，而独缺「雄壮威猛」之张飞。第一手史料既未描绘张飞姿容，后人何由而得推论张飞为「美男子」？凡此种种，俱属对张飞层累附加之杂说。或即专为反对《三国演义》而来：为翻案而翻案。

其实硬把张飞说成清秀飘逸的「美男子」，实在也只是种想象力贫乏。难道粗犷就不能有型？甚或难道不能是「驱干虽小腹中宽」？无论如何，史料失载。创作者当然可以自由想象，然而非得以此作翻案文章，分出此是彼非，就不免可笑了。

六、张飞文人说成因探故

上述诸多所谓张飞能书画说，最早出现的「刁斗铭」、「立马铭」、「真多山题名」皆与蜀人杨慎有关。其后之「与张辽书」，载此说之曹学佺深受杨慎影响，曾长期任职于四川。再后所谓「喜画美人」乃至「文人说」及近人过度诠释之「新亭侯刀铭」，甚至网络时代所谓「美男子」说，恐皆与杨慎带起之张飞儒将形象所荡起之涟漪有关。

为何会产生张飞儒将化甚至文人化的情况？为何杨慎要留下此类记载？底下试为之作初步探讨。

元代以来，张飞虽为民间戏曲所深爱，却似乎并未成为民间信仰之要角。他的「二哥」关羽，在宋元之际，其信仰已渐次普及至全中国，到了明朝，更加兴旺。关羽信仰的展开使其文化程度大为提升，然而关羽虽属俗所谓「蜀国」的刘备集团，却一辈子未到过巴蜀地区，反而是俗所谓「三弟」的张飞曾在巴汉留有足迹。杨慎或许一方面为了力矫阳明学末流之空疏或避免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偏狭，有意多方挖掘汉末魏晋六朝的诗文题材乃至文化人，另一方面更或许因为他自己是蜀人，对巴蜀地区怀有过多的情感与骄傲。出于抗衡或并美之心态，又加上搜罗地方文物而务侈川峡天府之胜，杨慎更愿意称道曾入益州的张飞。称颂张飞、鄙视吴将犹且不足，便轻率地声称张飞有多种文物存世，书艺甚佳，以图更拉抬张飞形象。

诚如史家刘知几在《史通》所提到的，「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原为《四川总志》部分内容的《全蜀艺文志》，杨慎仅仅花了二十八天就编成，误题作者、误收非蜀之文处皆有之，而光环往往献给特定名人。而杨慎在考据上虽有开辟草莱之功，在采掇故实时却易轻信而好发异论，他笔下与张飞文物有关之三条内容：〈张飞刁斗〉（《舆地纪胜》咏刁斗铭）、〈流江县纪功题名〉（张飞立马铭）、〈新都县真多山题名〉全都收录在《全蜀艺文志》，确实不足为怪。

虽说对这种「郡国之记，谱谍之书」，「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然而由于杨慎博雅冠一时，广受推崇，许多喜爱杨慎之时人或后人也就不疑有他，未假思索便接受所谓「张飞能书说」。又由于关羽信仰推波助澜，有人坚信与「读《春秋》」之关侯结义的张飞必非市井屠沽辈，因此张飞能书也就顺便能画了，也进一步变成「本业儒」了，也就变成「大学问者」了！

如此张飞，在部分文人圈里成为谈助，但实在太一厢情愿，艺术性、生动性反不如《三国演义》里粗中有细的莽张飞。因此虽能影响部分论述，偶充文人夸示博学用，究未成为主流形象。然而到了翻案成风的网络世纪，各式杂说被挖掘出来，网络的知识快餐文化与翻案意识结合，终于把「张飞文人说」发挥到夸张的地步：甚至连相貌都硬生生变造成俊秀文人！

七、结论：猛将的文士化──一个翻案意识下层累变造的个案

历史上与关羽同为刘备手下「虎臣」，「功临耿邓亲」的张飞，虽屡受后人歌咏，但在今存史料限制下，我们完全看不到他曾展现文士丰采的一面。而在市民艺术的创作下，史料上张飞的「暴」逐渐往「鲁莽而可爱」的方向发展。

正在蜀汉地位渐受士大夫重视的同时，关、张二名将的相关文物皆相应出现。到了明朝嘉靖间，博学冠于一时，本身更爱翻案的杨慎，开始宣扬张飞有书艺作品存世。「刁斗铭」、「立马铭」、「真多山题名」皆给前此俗文学下的「莽张飞」添了层异色。随之而来的刻出八分书「张桓侯与张辽书」的张飞、「喜画美人」的张飞乃至「本业儒」的张飞都出现了。以此为谈助，与市民艺术创造下「粗中有细」的张飞相反而又相成，或作文人炫耀博学标榜见闻之一话头。然而毕竟俗文学或民间戏曲影响力量较大，一般民众意识中的张飞形象似仍较少与文士挂勾。

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喜出异同之翻案家或好奇爱博唯恐语不惊人的记者，借着信息传播之迅速与便利，正好拿张飞形象作题目。于是乎「能诗能文」的张飞甚至是「美男子」的张飞，都被说者以坚定的语调大肆宣传，彷佛如此方能还古人以真面目般。在好事者众口铄金下，终于层累地堆砌出远离史料的奇怪张飞像。新时代的层累变造与上古先民口传神话互相映照，皆可作为历史人物在大众意识中变形的个案。

新时代的翻案，最初或与《三国演义》之名气有关：上网炫耀见闻者每以异乎《三国演义》自喜，务以反《三国演义》为己任，更不曾捡择辨析。而大众意识又假时代之利更以加倍速传播变形，人们每以为但凡不同于小说便真。虚虚实实，是邪非邪，渐至难分难晓。

《三国演义》艺术创作成分，人们知道得太少，却想象得太多。真正在《三国演义》中精湛而有趣的历史诠释，未必有人细心挖掘；《三国演义》里时代观念错置处也相对少人讨论；反而今日「翻案家」们往往打不到要害，错拿更夸张奇诡的伪说来声称《三国演义》「写错了」，这种怪现象背后的心理状态也是个有趣的议题。

本文之作，但为探索历史现象，寻学术之真，无意唐突古人。笔者自知才疏学浅，略陈鄙见，只望能做古人之诤臣。相信王弇州、陈晦伯等前贤若有知，纵未必认可笔者之结论，当亦赞同笔者之出发点。

文虽饾饤，或稍有助于厘清网络时代流行之种种谣传，更可略窥一历史人物如何被层累制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