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台湾是诈骗分子的天堂？台湾民众要求遣送犯罪分子到大陆，台湾真的对罪犯视而不见？
台湾为何会被部分人贴上“诈骗分子天堂”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电信诈骗的高发性与跨境性： 近年来，以台湾籍人士为首的电信诈骗团伙在境外（尤其东南亚地区）活动频繁，给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民众的财产安全威胁。这些诈骗手法多样，且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升级，给打击带来了挑战。
“诈骗园区”的存在： 一些媒体报道和研究指出，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存在由当地政府默许或控制的“诈骗园区”，这些园区大量招募来自台湾的诈骗从业人员，进行有组织的诈骗活动。尽管这些园区不在台湾岛内，但其背后涉及的台湾籍人员以及对台湾形象的损害是事实。
法律与管辖权的争议： 电信诈骗往往是跨境犯罪。当犯罪分子被捕后，其国籍、受害地、犯罪实施地以及被捕地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管辖权问题。例如，如果台湾人在境外实施了针对大陆民众的诈骗，当他们在第三国被捕时，遣送回台湾还是遣送回大陆就成了一个敏感的争议点。
台湾“国内法”的局限性： 台湾的法律体系与大陆存在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抓获了实施诈骗的台湾籍嫌疑人，如果其诈骗行为发生在台湾岛内，或者其行为根据台湾现行法律难以构成足够严厉的罪名，或者在证据认定上存在困难，那么将其定罪量刑并进行有效惩处可能会面临挑战。
“人权保障”与“法律程序”的考量： 台湾当局在处理涉及台湾籍嫌疑人的案件时，会受到其自身的法律体系关于人权保障和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例如，无罪推定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等，这些都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民众要求遣送犯罪分子到大陆的诉求，以及其背后的逻辑：
台湾民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诉求，其主要考量和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维护台湾声誉与形象： 大量台湾籍人士涉及跨境诈骗，给台湾的国际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让许多台湾民众感到羞耻和不满。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遏制这种行为，洗刷“诈骗岛”的污名。
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 许多台湾民众认为，大陆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拥有更完善的机制和更严厉的法律。如果将这些犯罪分子遣送回大陆，能够更有效地对其进行审判和惩处，起到震慑作用。
避免“法律漏洞”： 有部分民众担心，在台湾内部审判可能因为法律规定或证据问题，导致部分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或者刑罚过轻。他们认为，将犯罪分子遣送至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大陆）进行审判，更能体现罪与罚的对等。
两岸关系框架下的考量： 在两岸关系的大背景下，打击跨境犯罪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领域。一些民众认为，将犯罪分子遣送至大陆，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一种体现。
台湾是否真的对罪犯视而不见？
答案是：并非如此，但情况复杂。
台湾当局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并非完全“视而不见”，而是面临着多重挑战和考量：
积极的执法与打击行动： 台湾警方一直在努力侦办和打击电信诈骗案件。他们会根据情报逮捕嫌疑人，捣毁诈骗窝点，并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台湾也有专门的“洗钱防制法”等法律来处理此类犯罪。
遣送问题的法律与政治敏感性：
管辖权争议： 如前所述，跨境犯罪的管辖权是核心问题。根据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通常原则上是由犯罪发生地或嫌疑人国籍国来行使管辖权。当犯罪行为发生在大陆，而嫌疑人是台湾籍时，遣送至大陆就涉及到台湾法律对“管辖权转移”或“移送管辖”的规定，以及其自身的司法主权和法律程序。
法律依据的限制： 台湾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双方进行合作的重要基础。然而，该协议的执行和解释在“九二共识”等政治敏感问题上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涉及人犯遣送时，涉及对彼此司法制度的承认以及法律程序的衔接问题。
政治因素的干扰： 两岸关系的高度政治化，使得许多原本可以基于法律和实际需求的合作，都可能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受到影响。台湾民众要求遣送，背后也包含了对大陆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感以及对大陆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疑虑。
人权保障的顾虑： 台湾社会普遍重视人权保障。在讨论遣送问题时，也会担忧被遣送者在大陆是否能获得公正的审判，是否会遭受不人道的待遇，以及其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这使得台湾当局在决定遣送时，需要审慎考量。
国际合作的实践： 台湾在处理跨境犯罪时，也会与其他国家进行司法互助和情报交流。例如，在与一些国家合作时，会依照相关协议遣送犯罪嫌疑人。但是，与大陆的遣送协议，由于上述的政治和法律因素，执行起来更为复杂和敏感。
总结来说：
台湾被部分人称为“诈骗分子天堂”，主要是因为跨境电信诈骗中涉及的台湾籍人员数量较多，且在境外活动猖獗，给台湾形象造成了损害。台湾民众要求将犯罪分子遣送至大陆，是出于维护声誉、有效打击犯罪以及对法律执行力的期盼。
然而，台湾当局并非对罪犯视而不见。他们也积极侦办和打击犯罪，但面临着跨境犯罪管辖权、法律依据、政治敏感性以及人权保障等多重复杂因素。将犯罪分子遣送至大陆，涉及到台湾自身的法律体系、司法主权以及与大陆之间敏感的两岸关系框架。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视而不见”，而是涉及一个在复杂法律和政治环境中寻求正义与秩序的难题。双方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也因此蒙上了政治阴影，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网友意见
电信诈骗集团随着电信业的发展日渐“蓬勃兴起”，台湾正是这地表最恶集团的大总部之一。台湾是诈骗分子的天堂吗？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呆湾诈骗犯的故事。
自从手机普及以来，我们都曾接到过一些陌生的电话。有时候是声音甜美的客服小姐，耐心询问我们是否需要超值的理财产品；有时候是态度严厉的办案人员，呵斥我们涉入刑案，要汇钱交保；有时候是泣不成声的少年少女，哭喊着说被绑架。
电话对面可能是摄制组
这些一套套让人防不胜防的剧本，大多就来自电信诈骗集团，人们稍有大意，辛苦挣来的钱就落入他们手中。
福州一条街
10年前，台湾诈骗犯罪在岛上猖獗一时。当时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假称积欠电信话费，光是2006年全台电信诈骗财产损失就高达40亿元人民币。
那时候的台湾诈骗犯，利用两岸没有司法互助条款的空档，在福州设立通讯机房，以打电话的方式对台湾行骗。这些集团在大陆以台商公司名义运作，一般一个“公司“有雇员四十余人，内部管理严密，层级分明。除少数主管外，基层人员都采取军事化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外出。
两边跑，两边骗
这些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电话前，都会接受严格的培训，每人都要亲手抄写工作话术，并且背得滚瓜烂熟，才能上岗操作。公司每天都要召开检讨大会，对每一套剧本、每一个“客户”的反应都要经过斟酌，稍有不妥，当天就要改正，堪比现在互联网公司对用户界面的更新速度。
每天都要总结问题
这些“公司”皆结成团伙，设有上游负责招募、训练诈骗人员的招募商，中游设有“加盟”组织的公司负责人，下游设有负责洗钱和控制金流的操盘手——诈骗业界称“水房”。分工之明确、利润分享之精准、每一道程序都严谨到俨然是国际连锁大企业。
培训手册。。很专业
2008年，台湾检警才抓到一批台籍诈骗犯。询问起福州基地一事时，才得知那里有一条街的台商都在暗地里从事“打电话”行业。这里每日每夜灯火通明，基层员工高达两千人以上，每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
而他们的老板，清一色都在台湾吃香喝辣，享受人生，钞票赚到数都数不完。
横扫全球
2009年4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这才让气焰高涨的诈骗集团得到遏制。不过，却也籍着这一压力逼他们出走，如病毒般蔓延到全球六大洲。
不过这个时候，台湾本地居民因受骗太多，已经不大容易上当了。于是骗子们将对象锁定在中国大陆地区，毕竟这里有同文同种的庞大人口，在完全是乱枪打鸟的诈骗业眼中是比台湾更大的肥羊。
于是，一个新的“首脑在台湾、机房在全世界各地、受害人在大陆”的新型犯罪流程浮上台面。台湾杂志《今周刊》曾经采访一些自东南亚国家被捕返台的诈骗犯，总结出他们营运的情况，同曾经在福州建立的诈骗基地的过程非常相似。
初建一个海外机房，大约要四十万到五十万人民币，首脑作为出资人，会一并将三十到四十人中、基层人员，甚至连煮饭的厨师都一并带出国。
这些人因签证限制，一次出动通常只能滞留三个月左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通常会以出国旅行方式，团进团出，一旦返台便就地解散。等过一阵子后，再组织起来，更换潜伏的国家，重新“开业”，再诈骗三个月。
诈骗集团全球化后，不光有台湾人加盟，连大陆人也一并召来。
全家福，笑一个
台湾人的口音破绽还是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大陆员工就能完美规避这个问题。如此便形成了更严密的三级诈骗手法。
其中一级骗子最基层，通常是资历较浅的新手，他们是民众一般接到诈骗电话后第一个交谈的对象；二级骗子经验丰富，主要负责在有人上钩之后，出面扮演具体的角色，例如公安民警或银行主管，加深受害人的信任感和危机感；当受害人对二级骗子深信不疑后，最资深的三级骗子就会登场，对受害人下达转移金钱的具体指令。
台媒的总结。。
通常三级骗子就已是一个“公司”的头目，他们应变能力充足，还善于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般人在他们手中好似羊入虎口，一不小心真的毕生积蓄都会被榨干。
最初，这次跨国诈骗集团主要的潜伏地主要在东南亚地区。
像是2009年在柬埔寨被捕的台籍诈骗犯郭伟正，就是假冒大陆财税局、金融监管部门等官员，专诈大陆富豪。郭犯被抓捕后，坦诚他是骗台湾人起家，后来因为台湾人越来越难骗了，才去改骗大陆人。
还有2010年，菲律宾警方破获一起跨国诈骗集团，其中有台籍14人、陆籍10人，因受害人全部都在中国大陆，故菲律宾将此案嫌疑人全部送往大陆受审。
对付犯罪分子还需要包专机
近年来，大陆警方与东南亚各国合作打击犯罪的力度逐渐加强，使得诈骗集团又进一步向非洲、中东地区、和大洋洲等地扩展。
总之，只要网络条件好、入出境审查不严格、生活成本低、治安混乱的国家，诈骗组织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2014-2016年，非洲肯尼亚就曾接连破获电信诈骗案，案犯被缔结回国后，人人喊打。
台湾媒体绘制的诈骗犯转移地图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粗略统计，从2011年起，大陆电信诈骗案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0%以上；诈骗金额平均每年都在百亿人民币，2015年更是暴增至两百亿人民币以上，足见诈骗业之繁盛。
不过，能让大陆受害者的钱顺利流入台湾诈骗犯的口袋里，靠的不是新的技术，而是银联卡在台湾提款的漏洞。
自从2010年，为了提升大陆民众赴台消费的便利性，银联卡开放在台湾的ATM直接提领现钞的功能。全台湾共有一万六千多台ATM开放此功能，每日单笔提领可达一万元人民币。
这项惠台政策马上成了诈骗分子的福音。只要能拿到银联卡正卡的资料，马上把资料传回台湾制作复制卡，就可以前往ATM进行盗刷。
如此还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诈骗职业，俗称“车手”——车手每次出动，都会携带制作好的几十张复制银联卡，前往各个ATM提款，再存入诈骗集团所设的账号。他们专门前往为陆客在景区开通的ATM，监控松懈，非常容易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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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仅前半年在台湾使用银联卡盗走的赃款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警方虽逮捕台籍诈骗犯八百人，但是这几十亿赃款最终只追缴回20万元。逼得中国人民银行大规模缩减银联卡在台湾的领款额度，从以前的每天提领一万元缩限至全年提领十万元，就是为了防堵诈骗集团的疯狂盗刷。
“台湾奇迹”
从两岸联手共同打击犯罪以来，抓获的七千多名诈骗犯中有四千六百人是台湾人；全国的诈骗损失有50%落入台湾人为主的各个团伙手中；而诈骗金额在千万元以上大案更是几乎全部都是台湾犯罪集团作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电信诈骗台湾最强？
第一个原因当属台湾诈骗历史悠久。从1990年开始，电信诈骗就在台湾出现，有“假退税”、“假中奖”、“假绑架”、“假警察”、“假银行专员”等等一系列剧本演进。而大陆的电信诈骗第一案直到2000年才在安溪展露头脚，整整晚了10年，手法也是完全从山寨台湾诈术开始。
第二个原因是台湾地区所发护照免签国比较多。电信诈骗必须要以语音通话或文字简讯的方式发送出去，因此必须要经常更换基地，以减少被追查到发信地点的可能。台湾人能免签远赴大量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国家，对展开游击作战非常有利。
第三个原因是诈骗业人才济济。台湾诈骗业比周边地区早发展10年，师傅一代早已传至徒子徒孙。关键技术如设置机房、转接网站、骇客读卡机等，都已酝酿为“可口可乐秘方”一般的独门绝技。师徒“教学相长”，由此才能犯下千万元以上的大案。
还有这种操作
第四个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于诈骗犯罪的量刑轻微。按照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诈骗罪量刑为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或新台币五十万一下的处罚。而大陆则按照数额，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因此，台湾的诈骗歹人不论在哪里被抓，只要遣送回台湾，常因判罚较轻，很快就能出来重操旧业。
嗯，某网站上复制过来的一张图
下面是原标题
“標題[爆卦] 台灣釋放詐騙犯事件登上馬來西亞華人報紙”
第五个原因主要还是大陆民众、银行业者对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够强。台湾诈骗集团的目标跨越学生、退休老人、下岗职工等数个社会阶层。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成为最容易下手的对象。社会应在这些群体中，加强宣导；银行业界也应提升警觉，在办理转账等业务时，协助民众厘清真伪。
台湾警察大学教授在研究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时，曾叹息大陆人民“被骗了十年却还是很好骗”、“除了大西北，几乎每个省都是大肥羊”。这不争的事实证明，仅靠检警抓捕诈骗犯、加强打击力度、提升刑期等措施已是亡羊补牢。有时候即便能捉到贼人，也未必能追回被骗之款。
屡试不爽
因此，防范诈骗人人有责，提高警觉才是防范之根本。台湾诈骗行业之猖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警惕性不足。将诈骗从“事后报警”提升到“事前警觉”，才是阻止诈骗猖獗的最有力手段。两岸警方继续加强合作，限制诈集团的魔爪，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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