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汉朝人民日常生活质量那个更高一些？

大家自信一点，汉朝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比任何文明差！

要知道，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是两回事。

诚然，现代中国西化严重，很多生活习惯受西方影响，所以对古罗马公民的生活方式有一种亲切感，觉得古罗马的生活条件很洋气。但这并不代表古罗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质量就一定很高，更不代表古罗马的生活质量高于汉朝人民。

比如公共浴室，别说汉朝不如罗马，就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公共浴室都不如罗马。中国古时候不是没有公共浴室，但早期大多都是特定作用下的浴室，比如军用的。中国直到唐朝时期，因为受胡人影响，身体禁忌不那么严格了才大量普及公共浴室。随后在宋代，才逐渐形成了如今澡堂子文化的萌芽，而中国的澡堂子文化跟欧美的浴室文化也有本质区别。所以一个浴室能够说明中国古代的生活质量不如罗马吗？肯定不是，这最多也就算个文化差异罢了。

再比如说公共厕所。中国周代就有了公共厕所了，但也没出现罗马那种宏伟的公共厕所。但这能说明中国古代居民生活质量不行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罗马的公共厕所那是个社交场所，而中国的公共厕所是个文化上受避讳的场所，而且中国汉朝的家庭厕所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但这也不能说明罗马的生活不行，因为罗马的公共厕所更发达）。像罗马那种，把厕所修得宏伟至极，大家一边共用擦屁股的搅屎棍，一边聊天社交，小鸟看小鸟，菊花对菊花的情况，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不仅不能想象，而且还令人作呕。

按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从今人视角来看，汉朝人民的生活“品味”不如罗马人民，但汉朝人民的生活质量或者说保障远远高于罗马人民，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给“品味”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的生活品味是个主观的看法）

有些答主说罗马的城镇化率高达20% 。我想说，古罗马是个连个确切城市户口记载都没有的国家，直到帝国时期的人口普查政策都是随缘的，连全国人口都需要后世推测，外国人在书上随便写个“帝国的居民中可能有五分之一的人都生活在城镇中”，就拿来奉为圭璧，实在是太草率了。

而汉朝则不同，史书明确记载了汉朝有郡国130个、县城1314个、侯国241个，户1223万，人口5900万。此外，汉朝每个郡有多少人口、户数和县，皆有明文记载。我寻思着我就算按汉朝每个县城有一万人口，把汉朝城市化率算到30%以上都比拍脑袋说罗马城镇化率超过20%要来得靠谱得多——不是说罗马的城市不行，而是认为有些说法毫无数据。

什么叫毫无数据？国外关于古罗马帝国的著作动不动就说罗马帝国人口有一个亿，几乎是汉朝的两倍。而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都比汉朝稳定版图少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农业技术和政府行政体制还落后于汉朝，铁农具的普及度也远远落后与汉朝，农业水利建设更是落后于汉朝，罗马撞破脑袋来的一个亿人口？如果罗马城镇化率高达20%以上，则按照这数据，罗马得有两千多万的城市人口。罗马要养活这么大规模的脱产人口，首先要考虑的只怕不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那么多耕地的问题。

之所以在展开话题之前，先说这些，不是在搞疑古派，更不是去否定古罗马的成就，而是说有时候西方著作也并不一定靠谱，大家要审慎的，客观辩证的看待西方人关于古罗马的一些吹捧。

回到话题，我为什么认为汉朝人民的生活质量要高于罗马人民？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罗马人民和罗马公民是两回事。很多人在西方史书上能看到的一些罗马公民的生活，那都算得上满清时期的八旗子弟了。虽然罗马后来公民身份贬值了，但在罗马帝国前期，罗马公民身份并不是谁都有的。罗马帝国早期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搞编户齐民，甚至大多时期和地区的税收制度都是粗放的包税制度，所以所谓的罗马公民与罗马人民的割裂是很严重的。罗马公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与罗马人民的生活品质是两回事。

随后，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一个汉朝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因为西方史学界对古罗马的研究颇多，已经无需赘述，但中国的历史研究还相对落后，只有客观的了解了汉朝人民的生活，才能对两者之间的生活品质有自己的见解。

跟现代无异，一个汉朝人生下来后，首先要办户口。中国古代有最高效发达的行政管理体制，首先就是因为有健全的户籍制度。汉朝按户制作“户版”，即现代的户口簿。户版会详细记录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特征。同时，汉朝的户籍每年一编或三年一编（政策会偶有变动），这也是汉朝能够详细掌握全国人口，并将全国人口分布精确到县、乡、村一级的基础。每到编户的时候，全国上下以基层官府为单位，老百姓按户口分批前往登记。

当一个汉朝人成年后，他将会在官府的安排下分户，拥有自己的独立户口，随后官府会安排给他授田，并给他分配宅基地（或宅院）、农田（或经济作物田）。

也就是说，汉朝其实是分配住房和土地的。就凭这一点，汉朝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吊打罗马的普通老百姓了——无他，生存有保障。

至于后来随着土地兼并，汉朝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有些制度崩坏，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此外，汉朝的政府会比罗马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汉朝人民的义务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联结。

与罗马分权制度不同，汉朝作为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道路。

罗马的道路为世人所称道，但实际上汉朝公共道路的规模远甚于罗马。

比如罗马的大道长度多为推测，一般推测为8万公里（亦有极少数认为罗马道路长度超过40万公里的，这数字就姑且一听吧）。但根据汉朝史书记载，汉朝设有亭长一职，负责道路的旅客止宿和治安，全国共有亭29635个，按照10里一亭的常态，汉朝仅覆盖了亭的道路长度就超过了30万里。

此外，汉朝还规定5里一邮（此规定随地域和时间，有所变化），负责传递文书，辅助游客住宿。与现代一样，汉朝的邮政是国营的。根据《二年律令.行书律》记载汉朝一般一邮配属12户邮人，京城则扩编到24户，兼顾边防和治安责任的警示邮则扩编至18户。为了保障邮政系统的运行，国家给予邮政人员丰厚的福利，包括国家配属的田宅。

在邮亭之外，汉朝还按每30里一驿的原则建设了驿站系统。驿站和邮亭的区别在于，驿站更类似于现在高速路上的服务站，只承担交通服务，而不承担文书传送责任，且驿站不仅有公营的，还有私营的。

汉朝的交通的发达，奠定了汉朝版图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道路的发展，大大促进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朝的民间车辆保有量就是一个体现。

如汉朝曾经修建皇陵，还从社会上一次性调用了3万辆车辆用于建材运输，这件事情还爆出了一个重大工程转包贪污案。在对辽阳西汉古村落的考古发掘中，所挖掘的6户农户，有5户均有车辆。而汉朝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们搞聚会的时候，更是千车云集，犹如海天盛筵。

巨大的车辆保有量，使得汉朝的都市开始出现了着专门制服和旗帜指挥交通的管理人员，并且为了控制交通堵塞，汉朝还有了限行、限速、限流的规定。

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其实中国从西周时期起，就有了严格的车辆管理制度。至秦汉，不仅仅车辆需要定期年检，备案，就连驾驶人员都需要相应的考核了。对于车辆的驾驶规范，道路的行车制度，也有了相应的规定，比如不同类型的车辆在不同载重条件下的行车速度等。虽然与现代的交通法规相比，秦汉的交通法规还很粗放，但也足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

与现代中国政府一样，汉朝作为中央集权制国家，政府还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经济调控。

比如汉朝的关中地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大家熟知的长安并不是汉朝都市圈人口最多的城市，当时关中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是茂陵邑。当时的长安与周边十余座陵邑，以及关中数十座城市组成了多圈层的都市圈，该都市圈由于人口数量庞大，本地粮食供应不足，因此朝廷每年需要调用数万漕卒，用船上万艘，从关东地区调配数百万石粮食前往关中。

再比如，为了保障粮食生产，并提高社会生产力，汉朝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业水利设施。我们以大家熟知的郑国渠和都江堰为例，虽然这两个水利系统是先秦时期修建的，但在汉朝仍旧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郑国渠能够使普通农田增产十倍，都江堰更是将水患严重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而这些水利设施是政府修筑后，免费給老百姓使用的，汉朝政府亦不可能像罗马的自来水系统一样，还收取老百姓的水费。但权力与义务相等的是，汉朝政府维护、修建公共设施的时候，老百姓是需要承担徭役的。

也就是说，汉朝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宏观调控和国家建设，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保障，而汉朝人民在享受国家的授田和公共建设服务的同时，也需要向国家提供徭役、赋税的义务。这也决定了汉朝和罗马在居民生活和公共建设上的不同道路。

今天暂时先写到这，改日再更新并添加文献链接。

罗马的版图包括过意大利、叙利亚、伊比利亚、不列颠、埃及等等等等，一些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比如意大利）存在很多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经济庄园，而以元首直辖的埃及为代表的另一些省份和汉朝一样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怎么一概而论，汉朝关中和江东的情况就不一样，而罗马境内的状况可比汉朝复杂多了。

且不提公民自由民奴隶之间的差别，也不提意大利公民和其他行省公民的差别，就是同一片地区，有一块庄园，有一座矿山，工作在这俩地方的奴隶之间的差别也不一样，有的奴隶住在庄园干农活有葡萄酒喝，冬天每天四分之一升，春天半升，夏天每天四分之三升，有的奴隶每天在矿山里996，甚至把日耳曼人视为解放者，这一样吗？

当然酒和肉的方面上，罗马平均的消费水平，可能是要比单一种植业的汉朝要好一些，具体就视各省份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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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兽棋提问，我最喜欢回答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下面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为了反驳一些东西，鉴于可能存在一些人对国外学者抱有极大的偏见，以及很多人可能一看见英文就头昏脑涨，我优先使用中文文献。

首先一点，这个答主说“古罗马是个连个确切城市户口记载都没有的国家，直到帝国时期的人口普查政策都是随缘的”，那么，这句话是对的吗？

其实是很错误的。

我先扔个结论。

“埃及总督盖乌斯·韦比乌斯·马克西姆斯（Gaius Vibius Maximus）宣布：挨家挨户的普查现在开始，不论因何缘由、身在何处，所有人均需返乡回家，以配合履行登记手续并进行所持有土地的耕种。然而，考虑到我们的亚历山大城需要一定数量的乡村人，希望所有认为有合适理由留下来的人在分区负责人沃卢修斯·费斯图斯（Volusius Festus）那里进行登记，我已将此项任务委任于他。按照规定，那些证明有必要留下的人会在本月的三十日之前得到他的签名许可，其余人等必须在三十日内返乡。规定时间之后若发现未持有许可的外乡人，将严惩不贷，因为我十分清楚……”By：一份公元 103 年的诏令

这段话，怎么想都是很有问题的啊，罗马帝国很多人，比如公民、奴隶、工商业从事人员和犹太人等等，都是要缴纳人头税的，人头税是要基于人口普查如果，不进行人口普查就收不了人头税，而人头税是整个覆盖范围广、征收弹性低且周期性强，是帝国收入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再说一遍是，不进行人口普查就收不了人头税，将就都不能将就，还不如把这些人头税算在其他税里面。

在戴克里先时期，因为罗马税制改革，所以人口普查也进行得比奥古斯都时代更频繁，只是那时候东汉已经完蛋。变成三国时代了，罗马依然还在。

还有，我再强调一遍，人口普查不只是公民，也奴隶是肯定要进行的，因为奴隶是财产，埃及行省的已经说明了不如实申报奴隶数量会有怎样的后果了，以及非公民但也不是奴隶的自由人也是要进行人口普查的，阿尔西诺诺姆的人口普查显示织工在那里的人口中占很大比重，首先罗马公民们很多都是务农的，拉丁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埃及行省的罗马帝国本来就那么多，怎么一堆公民当织工，那作为一个罗马公民，未免也太磕碜了吧？

至于这个答主所说的，那只是奥古斯都之前，那时候的被征税的省份，最好的情况确实只是大概估算应缴纳的税款缴纳给收税官，但是在奥古斯都之后，建立了非常非常严密的人口普查系统，以及基于这些的税收制度，再这么说就很那什么了。

另外，还有《罗马帝国早期埃及行省人口普查述析》这篇论文，其实从税制也可见一斑，比如《古罗马“赋税目录”考略》，这篇论文知网上找不到，是我记得是2002年某一个月的史学月刊上的，如果对外国学者没那么大偏见，英文水平也不错，可以读读《Census Record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一亿人口是爱德华·吉本的书，鞭尸一个两百多年前的人真的好吗？

农业技术这方面，国内的论文实在不多，老加图的《农业志》某些农业技术（比如嫁接）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然后我这里也提供一些英文的东西。

大概解释一下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是照本宣科地翻译，不过表达应该还是准确的。

罗马人有一个集约混合农业模式把畜牧业与耕地农业彻底结合起来。耕地实行轮作，轮作谷类和用来固氮的豆科，在休耕时这里作为牧场或者草地，休耕几年恢复其肥力。这些更好的牧场能够放养更多的牲畜，同时牲畜也提供了更多的粪肥，更好地提高了耕地和牧场的肥力。罗马人将畜牧业（原文在这里说或者也可以称之为lay，lay也有轮作时休耕的草地）与更广泛的饲料作物、更好的肥料管理、改进的水利体系、彻底的除草和选育的种子相结合，罗马人通常能够在意大利行省和一些北非地区的行省实现10到15倍的种收比，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整个意大利的产量。

瓦罗的《论农业》里也说了：“二者关系密切而且由于让秣草在自己的农庄里被吃掉照例比卖掉对农庄主更合算，同时肥对农作物来说又很有用——牲畜的粪肥对农作物是最适宜的，因此，有农庄的人都要搞两种经营：农业和牧业。在农庄境内甚至要饲养动物，因为从这上面也能得到厚利。”

事实上，这种农牧结构的模式是非常先进的，近代的农学家罗振玉说过“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以牧草饲牲畜，而取其粪地为牧场，溲溺所至，肥沃日增，必岁易其处，今年之牧场为明年之田亩，如是不数年瘩地沃矣。”

再看看这个哈德良时代的罗马版图，它包括什么？

被称作新月沃土的埃及与东地中海沿岸，拥有大量肥沃土地的法国，火山灰滋养的西西里岛和一些意大利地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肥沃的地区。

另外为了防止有人杠当时高卢是蛮荒之地，我先放上论文。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进行了拓荒了好吗？还有很多新行省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而且，耕种农业先放后面，就谈谈罗马的畜牧业。

在草原和山区的牧场选育了大量耐寒的绵羊和山羊，而有时候采用季节性放牧，猪也经常在森林里觅食。但最好的还是我上面说的混合农业，罗马人在草地上种植了野豌豆金花菜这样的饲料作物，对牲畜进行选择性育种，对兽棚进行设计，还有良好的兽医护理知识，让罗马人的牲畜又大又胖又健康。罗马的牛的肩高要比中世纪和青铜时代的牛高20cm，体重差不多是两倍，和许多现代品种相当。很多绵羊也和现代的美利奴羊一样大，羊毛也是一样细。

耕作农业在上面的上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不过不过从下文也可以看出，罗马人在农业和粮食方面也是比较余裕的，价格比较便宜，也比较稳定。许多农民们通过过畜牧业、生产葡萄酒、橄榄油和蔬果上获得了更大的利润。除此以外，罗马人还选育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品种。

罗马人在农业方面了不起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还是同一篇论文，我就随随便便摘几段吧。

各种各样不同的鸡，大多数都和现代的差不多大，而且圈养和育肥的方式也是很“现代化”，鸡的价格还不到最便宜的牛肉和羊肉的一般，其他的禽类的价格也往往比猪肉低。

各种各样的鱼就不说了，就谈谈罗马人是怎么养鱼的，用罗马水泥建造的大型鱼池，原文评价“permitting a level of development unrival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就是说在20世纪末之前无可比拟的水平。甚至有个叫Sergius Orata的养殖户发明了加热鱼缸，防止一些鱼在冬季出事。还有精细设计过的水闸，保证鱼池里的水和外面的水能够持续叫唤，与那些粗放式的渔业相比，这种集约养鱼无疑能增加渔业的生产力。

接下来会更新在农业生产中，耕牛的使用广泛程度，还有树木和葡萄的栽培、罗马人的园艺学，不过临时有点事，只能待会再更了，回答了这么多，我反倒越来越不明白了。

我就是搞不懂一件事，大家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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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更新。

首先他这句“罗马的所谓畜牧业和种植业等等和汉人比恐怕不值一提”

这个嘛，因为他没有给出他的论据，所以他只要不拿出论据和我比较，在他的立场上，他肯定是觉得自己怎么说都有理的。那么抛开这点，来看看其他的东西。

首先身高这个就是个问题，因为罗马人的民族非常复杂，拉丁人是罗马人，希腊人不是罗马人吗？高卢凯尔特人不能罗马人吗？日耳曼人不能成为罗马的臣民吗？那些生活在北非的腓尼基人，还有埃及的那些民族，他们都绝对不能成为罗马人吗？

首先一点，汉朝时，虽然在当时存在着北高南低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平均来说，北方汉人的体型和拉丁民族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从《Economics&human biology》这本书的选段里，古希腊男性的平均身高在170.5cm，意大利则是在168.3cm，如果是归罗马统治的日耳曼人或者是凯尔特人，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那么对比《秦汉人身高参考》，北方汉人男性一个比较中等的身高在166~168cm，南方汉人的中等身高是161cm，那说委婉一点，我觉得吧，还是相差不大。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也反映了罗马人的身高，在日耳曼人与高卢的罗马人进行了民族融合之后男性身高基本上也差不多变成1.67米

在另一本书中，也认同罗马人身高大约在1.68米这个观点，这个数字是要低于更加民主和平等的希腊社会的1.72米。同时，作者也提到了，即便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罗马人也能获得足够的热量摄入，并享有健康水平足够的肉类或鱼类消费。问题只是卫生条件差、过度拥挤和疾病的中度健康压力。那么明显高于各种近代人的身高，从（顺便一提，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贫富加剧、滥用童工以及童工的过大工作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抑制了欧洲人的身高发展，在之前我引用的那本《Economics&human biology》里有一张英国人的身高发展表格，可以看出工业革命对英国人的身高作用和很多人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两次工业革命进入尾声，工人待遇改善以及交通的发展把美洲和澳洲的廉价肉类更多地带入英国以后，身高才开始回升，但是达到中世纪水准已经是20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同时，论文里提到：“The Roman standard of nutrition would not be achieved in the Netherlands until 1921, nor in Italy until 1956.”

你们自己体会体会这句话

能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喏，今天晚上随缘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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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区里有一番小争执，我也陷入了公式没问题→怀疑自己的公式→公式没问题→很难用公式去套的结论。

然后，我找到了一篇论文10000多具罗马时期的男女骨骼，35000多根各种各样的骨头，本来以为如此全面的数据可以此题终结，然而论文却说不能从骨头中得到罗马人的身高数据。好家伙，直接把我前面那资料的作者全给diss一遍。

既然公式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我也不想在罗马人具体有多高这方面再辩了（主要方面是钱包见底）。

不过在《Roman wellbeing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ntonine Plague’》的论文里表示罗马人的身高问题和营养没多大关系。

如果你要比后人吹牛逼，那肯定是西方人更能吹，他们有话语权，大喇叭，你汉朝怎么吹的过它？

如果你要比真实的历史，那吹牛逼的罗马请拿出至少文艺复兴以前出土的文字来。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写的文艺复兴前的历史基本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