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看待苏轼对卫青的评价？

苏轼会不会打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李靖，岳飞两人是会打仗的，尤其是与大规模骑兵集团的仗。岳飞：卫青、霍去病，将之典范，吾当效之。又云：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唐朝李靖：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奇兼善者如孙武、卫青、诸葛亮廖廖数人耳。 对比这两人和苏轼对于卫青的评价，你觉得谁靠谱?卫青唯一的黑点，在于靠着姐姐的裙带关系起家，这对于绝对坚持政治正确的文人来说是不得了的大问题。更巧合的是，这些对卫青不屑的诗文都是这些文人在被贬被罚的时候写的，能有多客观?

屁股决定脑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轻视武将，最倚重文人士大夫的时代，人家都和皇帝明说了：“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苏轼作为既得利益者，鄙视武将是正常的，连辛弃疾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人，最后无法一展抱负，只能写诗填词，最后大家想起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居然是他个词人，真是莫大的悲哀。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流行民国范，声称民国是黄金年代，因为民国就是丐版宋朝，教授们拿几百大洋的工资，文人们随便写点文章就能得到天价稿费，嘴里一个个喊着救国，喊着破除封建文化，一不下基层，二不参加革命，精致利己，沉迷于打牌和嫖妓，美其名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这样的汉奸文人都能被捧上天，蒋介石这么一个在苏区搞“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屠夫，愣是捏着鼻子只敢在日记里对胡适破口大骂，这样的地位哪个文人不喜欢。可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逼着文人改造，简直有辱斯文，还普及义务教育，泥腿子都识字了，还怎么装逼？

这是一种误读

也是当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人生的必然误读

毫无疑问，我们从开疆拓土战功彪炳的角度，卫青霍去病，往前一点有白起王翦往后一点如李靖侯君集等等都是历史上的名将，为各自王朝，从而也为中国的疆域版图做出突出的贡献，理应被我们纪念尊奉。这是不错的。

但是，抛开具体的功业论，从这些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影响，人格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化文明的影响和贡献角度说，评价就不那么确切了。

更进一步，从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人格的饱满和自由角度说，武人名将通常是够不上有独立人格的存在的。原因也很简单，将军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就是国家（在古代则是恩主君主帝王）的鹰犬爪牙，是泯灭个性的服从者，自然不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可言。苏轼，也包几乎所有中国古代文人儒者都对武人给以较低评价，甚至直接漠视武人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这里：军人与孩童妇女一样，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完整独立人格的，是依附于主人的奴才或工具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苏轼说卫青是“若青奴才”。

那么这是不是以出身论人呢？是，也不是。

首先，卫青出身马奴，人尽皆知，苏轼如此评谈论卫青，当然是翻出他的出身做证据了，说这是以出身论人没错。况且，古代中国毕竟也是一个等级社会，士大夫以出身论人不为过，此其一。

其次，苏轼这段话里点了两个人，一个是卫青，汉武帝“踞厕见卫青”，另一个是汲黯，汉武帝是“不冠不见汲长孺”。苏轼讲“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先是对汉武帝的评价，使用了“无道”二字，这大抵就是古代士大夫是对君主最坏的评价。汉武帝无道，无足观，但有一件事做的还不错：就是在拉屎的时候接见卫青，却不敢不戴帽子就见汲黯。苏轼用这件小事中显露出的汉武帝对待二人的不同态度调侃了一下汉武帝，这就不是在以出身论人，而是以这二人不同的遭遇，以调侃的口吻阐释了士大夫所坚持的人格尊严。

当然，对于当代人来说，理解这件事，理解苏轼的嘲讽，苏轼对汉武帝“无道”的评价因人而异。有些人无需多说，很自然地就能理解苏轼的观念，而有些人无论你怎么解释都会鄙薄地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格尊严这种事情是人性获得、文化递进的一个路径，而生杀征伐予取予求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本性，二者本就不是同一层次同一论域的内容。那么崇拜杀人无算的征服者名将英雄的人，自然是很难同时容纳士大夫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价值评判的。事实上，中国文化，儒家曾经能有如此超越的地位，就在于儒家具有塑造人性的精神力量和方法。接受了儒家熏陶，培育了完整壮大人格的士大夫会拥有广博的精神世界强大的信仰力量，他们不会被世俗功利权力地位金钱奢靡所裹挟而专注于理想信念和原则。就具体的事务能力而言，士大夫可能是迂腐刚愎甚至百无一用，但是，当事涉伦理价值理想信念的大关节，肉体柔软无用的士大夫的精神内核却坚比金石，不可摧折。而这正是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自由逐步进阶过程中区别于野兽的最根本的人性特征，即，人有精神追求，人有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人有不可摧折的骨气，人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人有不可践踏的尊严。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不被刀枪砍杀酷刑折磨所消弭。这就是儒家教化在那个年代能够吸引有精神追求的高尚士人的一个原因，当然学而优则仕是更普遍的原因。但是教化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力量，即使最初你是以实用功利的态度进入，教化的结果常常在增长你的知识丰富你的精神的同时也会日渐磨蚀你的实用理性，而铸就你坚定的理想精神。所以，中国的古代君王，一方面依赖儒家教化和士大夫治国，一方面又用权力的蛮力强力打压胁迫士大夫，就是因为士大夫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是治国利器，同时又是独立于君王意志之外的难以摧垮的精神旗帜。宋朝是士大夫处境最好的一个时期，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宋朝士大夫身上体现的最充分。苏轼的豪放纵情和睥睨嘲讽都是这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体现，而无需唯唯诺诺面面俱到讨好网友的政治正确。那么，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尽管在功利势利以成败论英雄的当代人眼里是“大帝”（中国从来就没有大帝这个称号，电视剧为古人上尊号，也算是别开生面额），在古代士大夫眼里却是评价不高，“无道”大抵是汉武帝的古典定评。而汉武帝无道的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证据就是不尊重士人，汲黯就曾讽刺汉武帝是“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尽管这在当代也被解为任人唯贤不拘出身雄才大略不拘小节云云）。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汉武帝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不会像苏轼那样去解释这个问题，而会以卫青亲近，亲密人之间不避隐私，汲黯疏远，所以更重形式云云，所以汉武帝如此恰恰是亲卫青远汲黯。苏轼不知道这一点么？苏轼傻么？还是古人笨？就这么一点亲疏远近的常识古人难道不是早在红山半坡就知道的么？所以，问题不在于卫青是否和汉武帝更亲密，更得汉武帝信任，而在于苏轼对汉武帝的政治作为不认可。作为汉武帝鹰犬的卫青是汉武帝政治作为的全面倚杖，完全依附于汉武帝，自然也就得不到苏轼的认可。相反，汲黯这样的士大夫，即使在汉武帝面前也从未自贬人格，地位低于君主，但人格精神独立于帝王，是可与君主平等交流的对话者，这才是苏轼和士大夫所尊崇的具有人格尊严的楷模。的确，就功业而论，卫青数度大败匈奴，在当代人看来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但是古人没有现代人民族国家的观念，且卫霍辈所攻击征伐的区域不是汉民族传统领地，并且，他们的征伐攻掠的地域即使在今天也并未全部纳入新中国的疆域，尽管在当代人眼里，卫霍的征伐是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自然合理，但在苏轼，也包含几乎所有古典时期的主流士人眼里，卫霍的征战并非如此简单宏大且自然合理，所以，苏轼对卫青的征伐功业不那么看重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