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看待三一八惨案和段祺瑞？
三一八惨案：一场悲剧的发生
三一八惨案，又称“三一八惨案”或“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当时，北京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日本）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及北洋政府对这些干涉的屈从。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八国通牒”。当时，日本、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八国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就日本出兵山东等问题做出答复，并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这对于已经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北京的学生们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们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政府拒绝通牒，保卫国家主权。3月18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然后向段祺瑞政府所在的执政府请愿。
然而，这次请愿却遭遇了残酷的镇压。据史料记载，当时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段祺瑞下令卫队向请愿的学生开枪。这场屠杀造成了四十多名学生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其中，李大钊、赵世炎、杨秀峰等著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在场，他们也是这场惨案的亲历者和受害者。
三一八惨案的影响：
激化了国内矛盾： 这场惨案彻底暴露了北洋政府的腐朽和卖国嘴脸，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强烈的愤慨，也进一步加剧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危机。
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惨案的发生，让更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真面目，也让进步力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它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铭刻在历史的伤痕： 三一八惨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伤口，警示着后人要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奋斗。
段祺瑞的角色：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谈到段祺瑞，他是一位在北洋军阀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政治和军事人物。他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国务总理、皖系军阀的首领，在民国初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
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中的责任，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和广泛的争议。
直接下令者还是间接责任？ 普遍的观点认为，段祺瑞作为当时的执政府首脑，对镇压学生运动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当时，他处于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对于执政府门前的局势，他有知情权和指挥权。
“卖国”的指控： 段祺瑞的政府在处理列强干涉问题上，被普遍认为是软弱和屈从的。他在面对八国通牒时的态度，被许多人视为“卖国”。一些历史研究认为，他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是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并试图平息国内因列强干涉而引发的动荡。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然而，对段祺瑞的评价也并非全然负面。一些人认为，他虽然是军阀，但在某些时刻也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比如，他在一战期间坚持“对德绝交”，并派工人到欧洲参战，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些积极的方面，很难抵消他在三一八惨案中的责任和整个皖系军阀的形象。
如何看待三一八惨案和段祺瑞？
看待三一八惨案和段祺瑞，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理解：
1. 从历史背景来看：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这种背景使得任何屈从外国干涉的行为都会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而学生作为社会中最具反抗精神的群体，自然会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
2. 从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角度来看： 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对国家主权保护不力的体现。这场惨案是民族屈辱史的又一页，也提醒着我们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宝贵。
3. 从对人民的态度来看： 一场政府对和平请愿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的事件，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暴露了当权者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和对民意的压制。这是对人权和民主的践踏。
4. 从历史人物的评价来看： 段祺瑞作为这场镇压事件的直接或间接指挥者，他的行为被历史深深地记录了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定义为“好人”或“坏人”，而是要分析他在特定历史时期，在各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所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带来的后果。他的统治时期，正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动荡时期，他身上的军阀色彩和时代局限性，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决策。
总而言之，三一八惨案是一场血腥的镇压，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深刻反思的悲剧。而段祺瑞，作为一个在那个动荡年代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在三一八惨案中的责任不容推卸。评价他们，就是要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并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珍视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惨案中失去生命的学生，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唤醒更多中国人，为了中国的未来。
网友意见
楚溪春说段祺瑞事发时在北京吉兆胡同下棋，见到他进屋后声色俱厉的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若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后说“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
林本元回忆说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的公告称有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宪兵被打死一名、警卫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卫队多名，各队正当防卫，打死暴徒多名，缴获手枪数支。。
段祺瑞的侄子段红刚说段祺瑞事发时在吉兆胡同，听到惨案发生后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发生这样的惨剧，希望以后万不能发生。”
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说段祺瑞得知惨案后极度悲愤不安，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名单给予补偿，还在悼念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
四条信息所得到的要素首先是当时段祺瑞身在北京，其二最让我注意的就是段祺瑞的亲属为了美化他编下种种谎言。段洪刚声称三一八惨案发生在上午十一点半，而公认在下午一点二十。张乃惠说他姥爷下跪，但段祺瑞既然称学生是暴徒，还有手枪，并打死数十名警察、卫队，为什么回去下跪？
《京报》详细记录的悼念大会情况上并没有临时执政的影子，如果段祺瑞去了，绝对会引起轰动，如果他下跪，绝对会引起更大的轰动。
段祺瑞并没有去下跪忏悔而是污名化学生，撒谎称学生打死多人并且持有手枪，这是他一贯摆布民情的手段，大家都没有相信他。段祺瑞也并没有吃素忏悔，他信佛，单独时吃素，在家里或者酒席上吃荤，而吃素的原因是1920年兵败以后吃斋念佛来做出一个姿态。
段祺瑞也并非节俭、贫困，他在北京吉兆胡同花费40万元修建了一所公馆，前后四个大院子中间穿插数个小园子，在东部有个花园和小楼，后部有大花园、假山、小河，但段祺瑞没有搬回去就战败下野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重回北京后他依然住在这里。
段祺瑞死后，日本收购了这个公馆，发了40万块钱给段的家人。除了门生故旧的资助他还接受过蒋介石多次数万元的资助，1933年被蒋介石安置到上海时还每个月有两万元补贴。
段祺瑞过的并不贫困，他并没有忏悔，也并没有为惨案吃素，他的亲属为美化他不惜编下种种谎言，来印证他的民国范、完人操守，实际上把他显得更恶心了。
另有人称三一八惨案是共党的锅，实际上学生会主席张郁光等人都是国民党宣传部，李大钊在奉系战胜准备进入北京时一个国民党旅长跑到他住所请求带他一起走，被李大钊委婉拒绝，后来被杀害。冯玉祥要求国民军为他戴孝悼念，（李大钊儿子回忆录）可见国民党、共产党在当时反对军阀、主张进一步革命的目的是非常吻合以至于团结在一起的，并非什么李大钊在苏联支持下搞中国中央政府之类的云云。
学生队伍是根据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到达执政府门口时按照各校站队，然后报到，然后大多喊口号，喊了一会累了就开始笑谈，比如张舜英回忆称自己和几个朋友倚在墙边等事情结束，而国民党人杨春洲当时在化学系上学，他在忙着给喊口号的人照相。
并非有些文章中所提到的学生们暴怒冲击云云，学生们携带的木棍是用来做旗杆，挥舞带头大旗，而挑选较粗的木棍根据李大钊儿子的回忆是用来自卫，上面贴着有口号的纸或者旗帜。
冯学荣先生刻意模糊了学生们拿着旗帜向前拥挤的作为，而是放大“削尖的木棍”“群众很愤慨”等字眼，他提到李大钊儿子李保华回忆称：
然而全文是：
刻意用省略号省略“由于前一天曾发生流血事件”“我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拿木棍是李保华同朋友的决定）”。
冯学荣又称朱自清说削尖的木棍之类的，但朱自清在该文中明确提到：
“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约十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象，那边府里正面楼上，阑干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象寻常的人家，而不象堂堂的“执政府”了。照象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绝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而朱自清是据“一名受伤的同学”回忆说“确实看见有一些人的一部分是拿着木棍想要冲进府中”，这当然无法作为严肃史料而只是佐证，在无法寻找到更多的证据前当然无法当做是事实。
而朱自清回忆中记载卫队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后枪声大作射死大片，明显是“聚歼”的策略，而在东门口的拦门射击不准学生们逃走更是铁证，早一点跑出东门的学生以为“总可得着生路”，却碰见吉兆胡同段祺瑞派来的手枪队，开枪痛击，对逃走的学生前后夹击，打死的尸体堆积满地，一个学生告诉朱自清说“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才幸免”。
朱自清同时称“照这种情况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轰击卫队了吧”？一先开枪时群众就已经被吓的逃散“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问题，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的放平枪呢？何用再之后又拦门痛击呢？
查冯学荣言，学生们至多有一些人拿着木棍想要挤进执政府，而前提是知道卫队推诿段祺瑞不在而士兵们和颜悦色，可后来对学生们欲擒故纵、开枪扫射、又拦门射击以图歼灭，这样的军队学生不应该反对？在外面被辛丑条约责难的国将不国不敢放一枪一弹，对群众倒是大显威风，围歼起来了。
还有称是一开始朝天射击示警，这个已经证伪：
而北洋执政府卫队这边的证人，则更是直接指控：游行队伍对执政府卫士进行了施暴、因而直接导致了卫队的开枪。对此，当年的执政府卫队军械员邱霖，有这样的证言：“……..当学生涌向临时执政府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执政府卫队）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而文章中称士兵们误解了“开枪吧”的意思，也太滑稽了，如果士兵和军官能做出这种乌龙事件，那为何段祺瑞事后不追究责任？如果“开枪吧”被士兵们会错了意，那为何军官不阻止？而是放任他们开第二波枪甚至拦截东门围歼群众？士兵们在无指挥下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段祺瑞练兵有方啊。
刘和珍被打倒后同学去扶，也被打倒，刘和珍中枪后没有立刻死去，被军警当头一棍活活打死，惨案中击毙四十多名群众，而冯学荣先生认为这是应该的，是学生活该，段祺瑞有充分理由开枪，因为学生们有一部分带着用作旗杆的木棍了。
又有人说段祺瑞当时已经失势，卫队都是冯玉祥的人，连自己的心腹徐树铮都被打死。然而常识的一点是段祺瑞是临时执政，冯玉祥等人除非突然痴呆才会进来掺和这种事情，这种事情闹大了除了给段祺瑞难堪让他更难以维持自己当前的身份以外，对其他政敌来说是福不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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