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和评价如今西方的新清史学派呢？

这个问题下回答跨度好几年，理论讨论了无数种，就是没人提到新清史那么敏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蒙。

蒙古国，简称蒙古。

1911年12月28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到1946年民国正式换文承认，三十多年拉锯后，外蒙终于还是脱幅中国而去，从库仑到乌兰巴托所持的独立理论，难道这个问题下，满腹经史的诸位君子们一个都不清楚？我反正不信。

外蒙，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新清史”理论的产物啊，新清史最早的先驱大师们对外蒙“自治/独立”，与“汉地”划清界线推崇倍至，并热切希望推而广之。新清史的诸位爱豆们是真不知道呢，还是不屑于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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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内亚”和“汉地”之间交流密切，和否认“汉地省份”和“内亚边疆”同属于一个地缘与文明概念上的中国，并不矛盾。而后者才是部分新清史理论和作者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

把话挑明，在新清史理论里，“内亚”和“汉地”、“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因为清王朝的扩张偶然建立起来的君合体制吗？在清王朝结束后，现代中国把“清帝国内亚地区”继承为主权领土，按新清史理论是不是完全符合，二战后以民族自决/反殖民为政治正确的国际法的？

躲闪着不回答这几个关键问题，新清史就绝不可能摆脱来自中国的不信任目光。

新清史不需要粉丝来回答，粉丝回答了也没有用。因为不管怎么能言善辩，粉丝的看法不能代表作者的意见，这是常识。

“清帝国”在原文，可能只是个外国历史学者的用词习惯问题，在中文，可能只是个翻译对应问题。但对西方史学稍有了解的人，完全对“帝国”这个字眼不敏感，那也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当年与清王朝并列的那些非近现代的旧“帝国”，如今何在？

沙俄帝国，君合，瓦解了；奥斯曼帝国，君合，瓦解了；奥匈帝国，君合，瓦解了；大英、法兰西帝国，君合/殖民帝国，瓦解了。

以上无一例外，“外缘”因为被证明与“本部”之间，有着文明/文化/种族/民族/宗教/语言之类的“本质差别”，就被认为拥有脱离“本部”独立的合法/合理权利。只要时机一至，就可以斩断君合/殖民之类的“偶然联系”，分一国为数国。

这不是学斋讨论，这是客观史实。

以为新清史完全无害/无危险，根本就是在装驼鸟。新清史不彻底和“清帝国君合论”分清关系，它就是在构造对中国近半领土法理主权，极其险恶的潜在挑战。

说这是杞人忧天？

外蒙，外蒙，外蒙！

已经有一个外蒙了，新清史的粉丝们还希望有几个外蒙？！

个人认为美国“新清史”学派还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的。我把他们值得肯定的理论成果归结如下：

①运用全球化视角来看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广义，含渔猎民族）的历史，将其与其他著名的征服王朝如英国诺曼王朝（1066～1154）、印度莫卧儿帝国（1526～1857）、伊朗卡扎尔王朝（1779～1921）对比，丰富发展了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征服王朝理论。

②重视“内亚”因素，充分考虑到了亚洲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影响。这一点既受益于西方人重视border（“边缘”、“边疆”）的学术态度，也在于他们相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更具有研究方面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不需要过度考虑现实政治因素。

③注意到了辽、西夏、金、元、清等北方民族政权在自身政治结构、制度特色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与汉族传统儒家文明（东亚汉文明）的区别，对我们更好地把握元、清等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征服政权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例如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元朝本质上是拒绝汉化的，清朝也没有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全盘汉化。

④比较重视运用满文和藏文、蒙古文、突厥文史料研究清代历史，算是给中国内地很多研究清史的学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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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占座。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的缺点以后有机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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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谈谈我个人认为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一些缺点。

①对所谓清朝“汉化”问题太过于敏感了，像罗友枝（Evelyn Rawski）、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两位女士就属于对“汉化”深恶痛绝的。罗友枝女士在与何炳棣先生论战过程中，完全否定了清朝汉化，认为清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亚满洲帝国，和汉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柯娇燕对汉化厌恶更甚，甚至连汉名都不要了。虽然我们过去把清朝等同于传统的东亚儒家文明圈内的汉族政权是有些片面，但是“新清史”学派中一部分人完全否认清朝汉化，也未免矫枉过正了吧！他们这样的态度同样是有失偏颇的。

②“新清史”学派一部分学者把“中国”等同于“汉”，否定清朝是一个中国王朝，这无论如何有妄图分裂中国之嫌。他们的观点和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如福泽谕吉、白鸟库吉、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差不多，都认为“中国”就是“内地十八省”，甚至还要把云南、广西、海南、台湾等边疆省份也排除掉，宣扬元、清非中国，明显含有政治目的，不是真正为学术而学术。

③“新清史”学派自己对“内陆亚洲”（Inner Asia）这一概念就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Inner Asia是指中亚（含今中亚五国、阿富汗、克什米尔、中国新疆及青藏高原），一部分人又把Inner Asia定义为广义上的北亚（除西西伯利亚外，还包括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外蒙古、哈萨克斯坦北部），一部分人认为Inner Asia就是亚洲的内陆部分，还有一部分人主张Inner Asia是东北亚北部地区（中国东北和宁夏、内蒙古，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外蒙古，即东北亚的非儒家汉文明圈地区）。按照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观点，“内亚”是指亚洲的游牧民族地区，与亚洲的农耕文明区域相对，即包括东北亚北部、中亚、北亚和西亚高加索地区及小亚细亚半岛，这可以说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统一，也是相对令人信服的。

参考文献：

⑴以正面肯定为主：

姚大力：《“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

定宜庄：《由美国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新清史的挑战与启示》

程丽红：《全球化学术视野下的清代新闻传播史——美国新清史研究视角与方法论的启示》

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

梁展：《族群转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⑵以负面否定为主：

李治亭：《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本人观点：这老头思想极左，习惯于戴帽子、贴标签，受姚文元影响颇深，可基本无视）

江风：《“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

李昭勇：《强调“满洲之道”的“新清史”刍议》

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

何炳棣：《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本人观点：何先生确实是中国史学界泰斗，这篇文章是我看过反驳“新清史”最有力的一篇）

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为新清史辩护需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再答姚大力》

清朝对于当代中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之所以对新清史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因为至少在民间流行的国家建构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网上经常出现的类似唐朝、元朝、清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比如什么少数民族是不是炎黄子孙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文化是不是一直领先『西方』的问题，等等。这些其实本来都是不是问题，之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是因为『中国』、『古代』、『西方』、『民族』等词语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业余历史爱好者习惯于把当代的词意套到其他历史时期上去。

『新清史』一派现在似乎已经在西方中国早期现代研究中占据了主流。所以你不可能无视，无视是不行的。你无视，他们的媒体、政治家就可以拿新清史的观点说你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是搞殖民主义。这中国能不反驳么？

要反驳，首先就要抛弃或者至少大大修正清末以来的汉族民族主义的构建。这种构建虽然不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民间依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比如民间依然把卫青霍去病文天祥等人看做民族英雄就是这种史观的反映。卫青霍去病文天祥等人自然有很多值得当代人学习的地方，但是不一定要用『汉族』、『游牧民族』的视角来看。汉朝人不是今天的汉族，匈奴人也不是今天的少数民族。

因为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同时国家发展迅速，中国民间在寻找国家认同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混乱，把晚晴、国民党时期一些大汉族主义、『汉民族革命』的思想挖来了，还把过去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当做弘扬传统文化来崇拜。

比如你看最近的电视剧，清朝戏已经很少了，元朝戏基本没有，不是汉唐就是宋明。这可能是因为网络作家们也意识到了这种汉民族主义的情绪，有意识地避开清朝。

如果坚持认为只有清末汉民族革命的那套才是中国的话，那你是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新疆、西藏、内蒙古是中国领土的。

同时，为了说明为什么中国对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主权不是殖民主义，你就必须要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而不是现在西方『后殖民主义』那一套。对于这点，我下面重点说。

西方的所谓『去殖民化』，主要是强调文化、社会习俗方面，突出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为大搞身份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所以西方的学界、媒体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拿身份政治那套去批判中国的情况，把汉族类比成白人，少数民族类比成有色人种，然后去批判中国搞『同化』、什么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等等。一些倾向民主党的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也很喜欢搞身份政治。

西方所谓的『去殖民化』，只强调不同族裔表面上的代表性，却不去谈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为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服务这一命题。『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如果没有清末的反满情绪，那么汉族也不会是今天的汉族。历史上被压迫的民族搞民族主义、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支持，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客观上反抗了经济上的剥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打击这种剥削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进步的。而殖民统治者企图弱化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构建，实际上是为了在被统治人民之间制造内部矛盾，分而治之，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

所以，看是不是『殖民』，首先要看是不是存在剥削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国的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并且发展的成果有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人民共享，而不是由汉族剥削少数民族，所以自然不是殖民主义。

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相互交往、共同生活，自然会存在原有的民族习俗改变甚至消失的现象，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很多时候甚至是历史的进步。今天中国大多数民族，都不是从古至今『纯而又纯』的。比如蒙古族，实际上是成吉思汗人造出的一个民族，他刻意把原有的部落打乱重编，用蒙古族的身份认同取代了草原上原有的各个蒙古族族和突厥语族的部落的部落认同。原来留在草原上的突厥语部落逐渐改说了蒙古语。这个历史，不过七八百年而已：成吉思汗之前，蒙古族是不存在的。而在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蒙古族，因为突厥语人数占优，逐渐改说了突厥语，放弃了蒙古语。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的等族，实际上都是早期现代游牧政治实体重新构建的结果，他们的历史不超过五六百年而已。

如果没有各民族生活习俗趋同的现象，那么人类至今还是千百万个小部落，根本无法发展出现代文明。

同化也不是『汉化』，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趋同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现象。现代汉族的生活和文化，和一百年前的汉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和习俗，也不存在特定的习俗和民族永远挂钩的道理。

推行民族平等的最终目的是解构民族构建。在各民族经济平等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还去刻意强调民族认同，那不是进步，而是反动。

实际上，西方的所谓的『去殖民化』，实际上也是用西方自由派的价值观去『同化』所有的族裔背景不同的移民二代而已。美国的二代少数族裔移民和他们祖籍国的人相比，难道不是一样被这种『自由主义文化』同化了么？

所以对于新清史，不能无视。我们不应该再去纠结什么唐朝皇帝是不是汉族、元清是不是中国这种只对文化失落的海外华人和搞身份政治的二代海外华人可能有点象征和符号意义，对中国人实际上无意义的问题。中国的国家凝聚力实际上不是来自于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和习俗，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理很简单，人多力量大。玩过策略游戏的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体量大了，内部统一，对外的筹码就高，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就更大。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来自于要共同完成对人类历史有进步意义的某件历史性任务，推动更加平等的国际秩序，而不是要去保卫某个抽象的民族。

新清史那套歪论如果不被反，才是大条。新清史被那么多专家批判否定，其中包括著名史学史大家汪荣祖先生和台湾明史大家徐泓先生。新清史的确被绝大多数中文学者不同意。 认识新清史是什么用不着看欧立德，实际上，国内学术界挂号吊打的新清史文章，首先就是罗友枝发表在1990年代的一篇所谓学术论文名叫《再观清代》，该文章发表后，著名明清史学者何炳棣先生开始痛批罗友枝，新清史争论就此开始。如果稍微有一点爱国心的，只要看了《再观清代》这篇文章，就知道新清史学者有着什么样的狼子野心。结合再观清代那篇文章，就是典型的以拒绝所谓“汉化”为幌子本质否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里的一体。就是否定汉化为幌子搞去中国化。清朝固然有保存本民族文化一面，但是新清史这帮人是将其绝对化，割裂化，政治化，为了标新立异说什么中国政治界学术界都是鼓吹同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显然错的太多。新清史，在国内的确是国人皆曰可杀。羅友枝忽視滿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在於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其提出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但在意識型態上都拒絕漢化的說法，是片面而錯誤的。

正如李治亭先生说的：

　　首先，有必要说明“新清史”的缘起。1996年，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发起了挑战。她指责何氏满洲“汉化”的观点，提出“大清王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应确立一种“满洲中心观”，重新评价清史。以此为开端，又有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等继其后，发表或出版了与罗友枝观点相类似的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所谓“新清帝国史”，即简称“新清史”，成为这些学者的学术符号。于是，他们在美国、中国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会，接受记者采访，皆以“新清史”相标榜，并极力进行鼓吹。

然而，其实在所谓满学的问题上，欧立德等人的著作其实根本极少引用满语文献，不过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堆砌而已，只要看过《满洲之道》这本书的人就知道，该书作者其实很少引用满文文献。这些所谓新清史著作天天强调满语文献，然而对满语文献的应用远远不如国内，他们指责污蔑中国学者故意无视满文文献，殊不知我国很早就成立了北京社科院满学所专门研究满文，而且人大清史所的学者也多对满文有很深造诣：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难道中国清史学者不重视“满洲因素”吗？改革开放30余年来，清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有关满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开花！诸如满学会、满族研究等机构，在北方省区普遍建立，而民间组织如“满族联络会”遍布全国各省。我们何止把满洲看作是一个“因素”，而是把其作为清代的主体或统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们重视“满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强调的是，“满洲特殊的族群”独立于汉族之外，没有被“汉化”。一句话，就是满洲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视“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来“创新”？
所谓“强调使用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学术“创新”吗？这在中国学界包括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翻译满文。与此同时，日本学界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用作研究满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计，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了清代满文典籍，这是日本学界远远不及的！出版了满语词典、满汉对照辞典，表明中国对满语文字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设置满语班，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满语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都开办长短期满语学习班，设置满学、满语研究所等。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凡有关语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类高校设置民族语言专业。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如满语等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仅是用来阅读满文文献，便于研究。这都是最简单的事实，何须多辩！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国学者的启发，所以才勉强把中国学者已做的事当作自己的“创新”。

新清史的根本罪状在于将清朝“去汉化”和“去中国化“。以去汉化为名，而行去中国化之实。例如罗友枝、柯娇燕等学者无端认为中国史学家都是“汉中心”论。他们根本就没研究过汉化这个词在中文学术语境里是什么意思。不论其之前的含义如何，目前学术界说的汉化不过是少数民族用中原文化之意，根本不存在所谓汉化就是满族全部变成汉族的意思，更不存在中国学术界都认为只有汉化，清朝才能成功的观点（新清史的要害是将这个故意歪曲塑造的一个不存在前提，用来诬陷少数民族政策里的”强制同化“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共识），至于对新清史的”去中国化“所进行的批判，中央民族大学钟晗先生当执牛耳，一些人认为国内学术界对新清史的批判是一种”文革“作风，钟晗先生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中国西征》一书为例，对他们进行了否定性回应：

最近在如何评价美国“新清史”学术成绩的问题上，出现了这样一种为其辩护的声音，即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2005年出版的《中国西征》的书名含有“中国”这一关键词为据，径直断言“新清史”学者其实根本没有将清朝“去中国化”的历史书写意图，由此得出结论：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批评，完全是无视基本事实的断章取义，与“极左”时期一度盛行的全无学术水准的政治大批判毫无二致。如此说来，凡属笔者这类认为“新清史”存在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都应该对自己的研究态度反躬自省。不然的话，就是彻头彻尾地冤枉了“友邦人士”或者“中国人民的亲密诤友”。这篇小文不拟彻底检讨“新清史”学者的政治取向，仅就《中国西征》的书名问题，诚恳求教于以上述论点来为“新清史”辩护的朋友，切盼他们不吝赐正，以使笔者这类乡曲之士，也能获得学术上与时俱进的难得机会。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在某些情况下，欧美学者为自己的学术著作所起的书名，表面上恰恰与所要表达的真正观点相左，以通过微妙的反讽，凸显其所立新说的迥异流俗。试以目前已有中译本行世的历史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为例，作者写作此书的中心目的明明就是要清除过去流行于欧美史学界的那种认为唯有西方世界才拥有真正历史的固执偏见，以揭示世界各大地区之间的联系互动由来已久。用作者自己在该书导论中的结语来概括就是：无论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轻视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历史轨道的当事人。因此，倘若有评论家并未浏览全书的具体内容，却抓住书名“没有历史的人民”一语不放，进而把沃尔夫定性为传统观念的忠实卫道士，那么这种评论才是彻底误解了作者的中心观点。
饶有趣味的是，依笔者看来，前述那种紧紧抱住濮德培书中标题出现的“中国”不放，以此断言作者主张“清朝等于中国”的论调，看来正属于此类望文生义的情况。简而言之，他们都未睹原书，却又勇于代外人打抱不平，由此上了书名的当而犹不自知。濮氏此书的全名是《中国西征：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用“中国西征”这样一个貌似符合中国学者历史认知的表述作为标题呢？这当然只能在作者原书的内容里寻找答案，绝不可由旁人替他作答。想必一心为濮氏辩白的先生们对此也无异议。幸运的是，濮德培本人早已在正文之前的序言中（其在原书的页码为ⅩⅣ，以与后面正文中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的页码相区分），仔细而明确地交代了相关的取名缘由：“我仔细地选定了以‘中国西征’这一标题作为书名，这是因为该名称是一个讲述征服的故事，并且得到了今天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the Chinese nation-state）的‘背书’。然而，其实是‘清在征服’，而非‘中国的征服’（But it is the “Qing Conquest”, not the“Chinese Conquest”），因为这一事业的诸多参与者都不是汉人（Han Chinese）；至于这里使用‘中央欧亚’一词而不用诸如‘内亚’、‘中亚’、‘蒙古’或‘新疆’等则是出于要表现出这个帝国（通过征服）获得了一大片界线模糊的地域领土。”从作者上述原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濮德培之所以挑拣“中国西征”而非其他作为书名，正是为了刻意表现出一种反讽的意味，以加强全书对史学研究中所见的“中国民族主义”因素的批判力度（此种批评是否合理，这里姑且不论）。恰好与当初沃尔夫把“没有历史的人民”嵌入书名标题，借以挑战颠覆传统观点的做法如出一辙。濮氏在正文中所做的这类针对“中国叙事”的长篇讨伐，具见是书第十四章“关于征服的民族化历史的书写”，对应于原著的第497-517页。相关辩护者对原书未尝寓目，又轻于为人代言，这才弄反了作者的立意，最终还以此反过来指责持批评立场的本国学者不学无术。濮先生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尚有如此为其着想的忠实知音，真令人羡慕不已。

对此，周群先生在《牢牢掌握清史研究的话语权》人民日报：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一文中，虽然没有使用新清史这个名字，但是也直接指责了“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话语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显然，新清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这是敌我矛盾，同情新清史的，迟早要被整风的，勿谓言之而不预也。

不看

这是直接告诉大家，清粉究竟是谁的人。剩下多讲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