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真实性如何判断？能举例证明吗？

先放结论：

司马迁治史的态度相当严谨，《史记》中的所有的记录都是有根有据（有些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经过司马迁的严格筛选辨别，对于不能断定的则都记录下来（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录了三个“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怀疑的《史记》中别无参考的孤证被后来新资料的发现所证实（如《殷本纪》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细节描写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当然也有个别被当前出土的新资料所证伪的记录（如苏秦、张仪的故事），但这主要是司马迁在资料不多时只能依照当时不可被识别的错误史料所致。在写作《史记》的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已经严谨踏实地做到了最好，如果没有铁定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史记》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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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具体展开来谈。

司马迁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来创作《史记》的，被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包括很多他父亲司马谈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说：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
——《太史公自序》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少卿书》

《史记》中有很多远古时的记载不见于当前可见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这些都不禁让读者质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会不会在史学与文学的交界处跑偏了。从古至今，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观点，他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转述）。

其实对《史记》怀疑的根源是对《史记》中史料来源的怀疑，也即是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的依据是什么。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少，春秋战国期间对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经过“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而更像是神话而离事实可能很远，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等对文献资料毁灭性打击的文化灾难。汉兴以来，今文学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传，古文学派倡导的古文经书的真伪历来都是争论不息，怎么保证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是真实而没有经过曲解、错讹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官传统，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还可以算作客观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乱，项羽、刘邦这类草莽英雄肯定不会随行带上史官记录自己的言行，而《史记》在这个时期记载的细节却相当丰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太史公据当时已经近百年了，他记录这些细节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即便是这些口述也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转述），而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经过当事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饰过的，能保证客观可信吗？

同时，《史记》中还记录了很多宫廷秘闻的细节（如荆轲刺秦王、赵高说李斯），这些记载的根据何在呢？

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念头起，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记》中原始史料的主要来源有：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献。

《太史公自序》中说：“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汉代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谈父子两代任太史令，掌管国家藏书，所以司马迁有条件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106种（张大可《载于<史记>中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图书分类法划分，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至今，这些典籍半数都已亡佚，而且这并不是说《史记》中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中还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汉以后就亡佚了，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无从知晓。仅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言：“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所见史料很多后世已经亡佚，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也造成了“孤证难立”的尴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不见于其他存世史料，长期以来学界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被很多人所怀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司马迁在写作《殷本纪》时一定有所根据（司马迁不可能见过甲骨文），而他所依据的史料现在已经亡佚了，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就成了“孤证”了。

对于几条史料相互矛盾，难以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把它们都记录下来，而不随意剪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把他所知的各种关于老子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因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这几种记载为后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也说明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记》中也引用了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史料。司马迁描写的战国纵横家四处游说的场景很为生动，尤其以《苏秦张仪列传》最为传奇，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战国策》（《战国策》是由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整理成书的，但司马迁应该看过未整理成书的相关原始资料）。但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年代约为公元前195年前后）就有未见于通行《战国策》的内容，证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所以史记中苏秦激怒张仪的和其他他们二人同台的故事就目前看来是与此不符的。《战国策》中的记录是错误的，《史记》也就跟着错了，这其实算是《战国策》作者犯的错误。由于《史记》中大量引用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一部分历史要根据考古资料来重建。（这部分见于

）

同时，《史记》还运用了大量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虽然没有成书，但史料价值并不亚于典籍，它们没有经过加工，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亡之后，刘邦入咸阳，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如果项羽先入咸阳，可能就像阿房宫一样付之一炬了），这些“图书”包括郡县分布、各地形势（图）、户籍资料、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制度文本已经军情、朝议、巡游、封禅等重大活动之记录。这些资料不但成为后来汉王朝统治帝国、征收赋税的基础，也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为有这些可靠而详细的原始史料，司马迁才能做到在《史记》中“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2. 游历访古，实地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并把它们有选择地运用于《史记》之中。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一直也是大家怀疑的重点。司马迁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德》、《帝系姓》“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运势变迁，家族和封国的兴衰起落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作用。如他在《淮阴侯（韩信）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就与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而又实地考察故地后大有感概有关。

3. 身与其事，亲见耳闻

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担任太史令，故他们在为许多“当代”人物立传时，由于这些人或作古未久，所经历的事情也发生未远，有很多更是亲身参与、耳闻目睹，所以可信度很高。

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参加过封禅大典，也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这就保证了《封禅书》和《孝武本纪》的可靠性。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当与他亲身参与有关。同时他还随从武帝巡视黄河决口，亲身参与“负薪塞宣房”的劳动，这也保证了《河渠书》的可靠性。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韩长孺列传》等当代史司马迁更是耳熟能详，还亲身经历了“李陵之祸”，自然相当可靠。

4. 经过多代转述的口述材料（此节参考李开元先生《秦崩》、《楚亡》中观点甚多，也见于李开元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的公开课《乌江自刎：<史记>中的口述史》）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或其后代转述）的口述，民间流传的掌故，有些可以找到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

《史记》中记录战国战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中记载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就是“吾纹冯王孙曰”而得；《刺客列传》中详尽记录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秦始皇（当时应该叫秦王政）的御医夏无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讲给了司马谈，这类例证还有很多。

当然，口述史里会包括一些口述者（或转述者）或多或少做的对自己有利的修饰，我们相信司马迁是经过甄辨和提炼才运用的，应该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是由于司马迁不可能对所有当事人（或其后代）进行访谈，从不同的对象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参差不齐，所以这就造成了史料上的详略不匀，有的重大事件写得很简略，而很多小事却非常详尽（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造成了在《史记》中留下记录的多少不是看当事人的贡献大小，而是看有多少史料被保存下来。如在《项羽本纪》的最后一部分：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对于这么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楚汉大决战，决定胜负的垓下之战具体过程写的很简略，而战前刘邦如何邀约韩信、彭越，战后汉军追击、项羽“乌江自刎”的具体细节写得非常清楚，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也是《史记》最为悲壮精彩的一幕之一。

在这次大决战中，留下姓名出场次数最多的是项羽，他是传主，这是再自然不过了。而排名第二的是一个叫杨喜的人，他出场了两次，而他当时只是一个骑兵小将领，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并不英勇，还被项羽“瞋目而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这也是张飞长坂坡故事的原型），却被记录的如此详细，而追击部队的首长灌婴也只是出现了个名字而已。

杨喜因为抢得了项羽尸体一部分而封侯，这也是他人生的巅峰，之前默默无闻的杨家因此而开始发迹，到了杨喜的第四代孙杨敞，就已经官居丞相了。杨敞是西汉名相，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弘农杨氏的一世祖，出了杨震、杨修、杨素、杨炯、杨万里等一系列历史名人和我这个当代二逼，之后连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想攀上这个家世以提高身价，可见有多么显赫了。

杨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常常被人忽略，他是司马迁的女婿。现在看这一切都变得合理了，杨喜当年追击项羽而起家的光荣事迹（当然这其实并不算光荣，项羽活着的时候被吓得六神无主，项羽自刎后他倒是抢尸体抢得很带劲）被杨家时代流传下来，作为杨敞岳父的司马迁自然也就知道得很清楚，于是就把这些细节写进了《史记》，按照知乎的说法，这应该叫“私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司马迁历史细节写作的史料来源。杨喜经历了追击项羽的全过程，虽然他的视角有限，但他也可以通过询问战友、审讯战俘等方式细致地了解本次行动的全过程，这也能说明司马迁对这一事件细节了解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在鸿门宴中大放异彩的樊哙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而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樊哙闯帐生吃彘肩挽救刘邦于危难之中的确是大功一件，而像樊哙这样一个粗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比张良还要果决，面对项羽慷慨陈词，让人有一种“开挂”的即视感。同样我们可以发现樊哙在整个《史记》中出场次数很多，不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还见于《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关于他的细节描写还要多于功劳比他大的周勃。我们可以发现在《绛侯周勃世家》中，在高祖在世时只是周勃一生的功绩的流水账（这些都可以在官方档案中找到），到了铲除诸吕后，才有了些详细的记载，那是因为周勃是铲除诸吕再造汉室的大功臣，不能不着重记录。周勃、周亚夫父子两代人都是汉室的大功臣，周勃罢相后低调去世，周亚夫更是因功高震主被汉景帝陷害致死，周家从此便销声匿迹，关于周勃早期的口述史也就不容易被司马迁采集到了。

樊哙比周勃就幸运多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司马迁说：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诏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樊他广虽然被免去了爵位降为平民，但他还是有机会和司马迁进行细致而深入地交流，因此樊哙的很多细节的口述史就能被保留在《史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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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校点本）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收于《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安平秋、张玉春：《<史记>说略》（收于《二十五史说略》，中华书局）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开元（讲述）、三联书店（记录整理）：《乌江自刎：<史记>中的口述史》（三联韬奋书店公开课）

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给大家看个不起眼的宝贝

这是我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拍摄的照片。

这个不起眼的印章现在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展厅内。虽然它处在汉代展厅的正中央，但是因为个头极小加上做工不精致，经过的游人很少有人向它投来一丝目光。它就孤零零地被淹没在国家博物馆浩如烟海的宝贝里面。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金印是国家禁止出国(境)文物，也就是国家为了防止丢失或损坏而立法严令禁止处境展出的重要文物。可以称得上是国宝中的国宝。这其中的原因就很有说法了：

西方历史学界常常会质疑中国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历史往往出自史书记载。这对于强调考古的西方学界而言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就拿《史记》来说，史记记录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远古的历史中还充满了各种神话、传说和民间流言。不仅如此，西方学界也常常觉得，史官为皇家写史难免有情非得已的时候。就算是善用屈笔的太史公也难免对真相有所保留。

比如说古滇国，这个长期以来代表着云南远古文明的国家，从来只存在在《史记》的寥寥数语中。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证据。以至于中外学者对于古滇国的存在事实和云南地区何时归属于中央，一直争论不休。

就在史记这寥寥数语的记载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向汉朝投降。汉武帝赐给他“滇王印”，让他重新治理滇国。

时间来到公元1956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对云南石寨山第二次大规模考古挖掘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孙太初先生在现场中发现了一个已经被泥土吞噬的方形小印章，小到一不注意就可能被遗漏甚至随手遗弃。通过擦拭，大家终于看清楚了印章上面的字——滇王之印。

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回想一下。公元前109年，滇王跪拜在汉武帝面前，接受了汉天子的册封。太史公在史册里面记下这区区一行字。时间穿梭2000年，人们在古滇国的土地上挖出了这个滇王之印。而所有的佐证都来自于太史公寥寥数语，而一切都刚刚吻合，丝毫不差。

历史的震撼有时候不来自它的于宏伟壮阔，而在于越过千年依旧分毫不差。太史公做到了。如今滇王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面，越过千年给大家看见历史真正的模样。让所有的人都不再轻易去怀疑《史记》里面的字句。也让中外学者重新审视了《史记》的价值。

我两次游国博，都很喜欢去看滇王印。看着它我就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恍惚中还能看见那个汉武帝，那个滇王，还有那个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