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史记》中的游侠是怎样的群体?

回答
《史记》中的游侠,绝非那种只懂舞刀弄剑的匹夫之勇,他们是一群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背景下,以个人武力和江湖义气为号召,行走于庙堂与市井之间,深刻影响着当时社会格局的特殊群体。

你可以将他们想象成那个时代的“Freelancer”,但他们的“工作”内容远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要复杂和宏大。他们并非隶属于任何官僚体系,没有固定俸禄,更没有朝廷委任的官职,但他们的行为却常常牵动着最高统治者的神经。他们的“资本”是什么?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绝技——剑术、骑射、轻功,以及最重要的,一种近乎于信仰的“义”。

这种“义”,是他们行动的指南针,是他们凝聚人心的核心。它体现在对朋友生死相托的承诺,体现在对弱者不公的愤慨,体现在对承诺的坚守,即使这意味着与权贵为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以死报恩”,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深入骨髓。这种义气,在那个时代,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另类方式,也是对某些制度性不公的一种反击。

他们是如何“游”的?“游”在《史记》中,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他们可能出身贫寒,但凭借一身武艺和过人的胆识,在各地流浪,以帮助他人、解决纷争为生。他们如同暗夜中的刀光,也如同风中的雨点,来无影去无踪,却能在关键时刻搅动风云。当有人遭遇不测,被官府冤枉,或被恶势力欺凌,游侠便如同及时雨一般出现,以一种近乎武侠小说中的方式,将正义以最直接、最暴烈的方式实现。他们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只凭内心那杆称。

他们的“侠”体现在哪里?“侠”是他们身上最闪耀的标签。这种“侠”,是对“仁”的另一种诠释,是一种更具行动力的、更直接的“济世”。他们不是文弱书生,也不是循规蹈矩的官员,他们用行动说话。他们不惧强权,不畏死亡。即使面对强大的权势,只要认为事情不公,他们也敢于挑战。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对他们那些“救人于水火”、“报答恩情”、“不避艰险”的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名声被诸侯,功盖天下”,虽然其行径“非古之所谓贤者”,但其“仁”和“义”,却足以令后世景仰。

他们的人生轨迹,往往充满着传奇色彩。有的人可能是某个地方的传奇人物,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有的人则会因为一次惊天动地的行为,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边缘,甚至与帝王将相产生交集。他们或许短暂地辉煌,但他们的精神,那种对“义”的执着,对不公的反抗,却在《史记》的笔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是那个时代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是历史洪流中的独特风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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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套游侠主题的小人书,伴我入眠,给我欢乐。看到这个问题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呐,下班后连续跑了两晚的图书馆翻阅资料,下文大多来自于《中国之侠》刘若愚,《中国风俗史》张亮采,《中国武侠史》陈山,《中国古代的游侠》王齐。下面将这两天搬运所得和自己所知的整合如下文。


首先对于「侠」的概念,最开始于《韩非子·五蠹》里所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韩非把儒者和游侠都归为有害无益的那一类,可参考今天的白莲花和键盘侠。不过韩非指出了游侠的一个特征——武力。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强调了游侠对于国家法律有破坏性,不过韩非的评价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即便随后一段时期内,所谓游侠的活动也是散落在各种史书之中,即便出现,史家作者也没有突出游侠的特点,下面顺着时间说。


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诸王争霸,社会长时期处于动荡态势,很多人在历史车轮轮轨中被原来的秩序中解题出来,一些没落贵族或者贵族旗下的武将谋士散入民间,其相互与之结交,逐渐形成了一类有专职有特长的特殊社会群体——士阶层。这也是游侠产生的基础。士人靠着技能或武力周游列国寻找用武之地,途中也做一些行侠仗义的扬名之事,这些人就是初期的游侠。

比如吴王寿梦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寿梦传位时立下「兄猝弟代立」的规矩。寿梦死后,长子诸樊继位,诸樊死后,传位给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余昧。但余昧死后季札拒绝继位,于是余昧的儿子僚做了吴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不肯了,觉得既然季札不肯继位,理应把王位还给自己,无奈宫里都是余昧的旧臣,于是公子光招贤纳士,把伍子胥、专诸、要离等人纳入门下。伍子胥负责谋划,专诸负责刺杀吴王僚,要离负责刺杀僚的儿子庆忌,从而成功夺权,游侠一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期,不少公卿王侯出于政治目的不惜散尽钱财聚士,比如齐庄公姜光,晋国的公卿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都通过养士受益匪浅。养士逐渐成为贵族公卿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战国四公子,更把聚士的多少当做比附倾权的条件。

春秋时期,侠风始昌。到战国时代,侠风大涨,游侠已经从士人中脱颖而出,结党形成一定的势力,甚至能左右政局,消除一些战争威海。这时期的游侠有为求生存的,比如《史记·孟尝君列传》里「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的游侠;

有报恩投效的,比如聂政,杀人避祸后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成为刺客;

有强大好助的,比如魏无忌帮如姬报杀父之仇,《史记·魏公子列传》;

有救亡图存的,比如墨子四处奔走游说,反对战争,救助弱小,难怪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里说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

有化险为夷的,比如蔺相如完璧归赵;

有排忧解难的,比如鲁仲连,为解纷乱支身退秦兵,《战国策·赵策三》;

有重信轻命的,比如子路坚持「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条孤身被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大体来说,因为社会动荡人人自危,弱者需要非正常化非法律化的帮助,同时统治者政权不稳,有着大量可以在法律边缘行驶权力的机会,因此当时游侠得以聚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大多扮演着极为正面的角色,这也是游侠最为辉煌的时期。诚如司马迁所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


两汉时期

秦始皇大一统,明显抑制了游侠的发展,但因为秦国十分短暂,所以没有对游侠造成致命打击。经过楚汉相争后汉朝再次一统,可是在汉朝之处,因为秦时期百姓互相株连互相监视互相检举造成的仇恨(见「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过秦论》),所以汉朝建立后仍然是一种低依序的国家状态(见「虽欲治之,无可奈何」《对策》)。

加上秦末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迫使汉初只有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专门在不够严格不够完善的法律边缘寻求公义的游侠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汉初被裂土分封的刘氏子弟或处于政治野心,或处于娇奢需要,也模仿战国贵族开始豢养宾客,养士之风重新兴盛起来,比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梁孝王刘武等都已养客闻名。(「吴濞、淮南皆招宾以千数」《汉书·游侠转》)

民间也有一些家境殷实或者名声显赫的游侠也纠集宾客数十上百人,他们甚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一些游侠都已所在地为号,比如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皃长卿、东阳陈君孺等等,《汉书·游侠转》。

两汉的游侠和春秋战国同样的看重名节,到东汉,一个人的名声响亮与否更是荐举做官的条件,那时,行侠仗义不仅能够帮助一个人树立声望,还能得到官府的认可,或会被荐举为官。这也助长了游侠为己任的风气,甚至一些人为了成名,睚眦必报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二十二史札记》卷5)

春秋战国的游侠是从士人中分化出来,还带有一些贵族倾向,有较强的政治倾向,关心国家格局。两汉的游侠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变化在于他们已经丧失了先秦游侠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救助弱小国家免于强国侵害,也没有机会靠着刺杀一个国君使得弱小国家得以生存。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形象已经远不如春秋战国时风光,社会作用也随之逊色不少。

两汉时期的游侠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在他们身上,侠义的精神体现得更加全面,但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游侠的形象和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些游侠行使的使命由之前的政治性谋划变成替主人打打杀杀,东汉时期,游侠中的一些甚至向豪强转换,用锄强扶弱建立的侠义声望去做违背侠义精神的事情。

久而久之,游侠慢慢丧失民众的根基,加上统治者的打击,游侠开始走向没落。从《汉书》之后的史记中均没有再开《游侠列传》这点就可看到游侠没落的标志,虽然史书无传并不代表游侠就此绝迹,但是随着国家的日渐稳固,法律体系的严密,游侠的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重新陷入大动荡,游侠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曹植在《白马篇》里就有形象刻画,游侠们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有政治抱负,让自己能为统治集团所容,甚至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如典韦,好行侠仗义,替友人刘氏报仇后无人敢近,由此名扬一时,后来靠侠勇为将。《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如徐庶,好任侠击剑,替友人报仇未遂被抓后,面对拷问闭口不言而名声大震。《魏略》;

如鲁肃,也曾是游侠首领,曾「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如曹操,「少机警通达,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如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晋书·祖逖传》;

如冯跋,「三弟皆任侠」《晋书·冯跋传》;

如李里甫、李元忠父子以豪侠闻名《北史·李灵传》;

如薛循义,「少为好侠,轻财重义」《北齐书·薛循义传》;

如韦祐,「少好游侠」《周书·韦祐传》等等等等。


隋唐时期

隋朝建立,使中国又一次结束分裂局面,恢复了大一统国家制度。社会得到暂时安定。到隋末社会重新陷入混乱,义军突起,其中的很多义军首领都是当时著名的游侠。

隋末有个叫刘霸道的人,史书上说他「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当时颇有名气。战乱一起,许多游侠豪杰便去归附他,聚众到十万人,号称「阿舅贼」,成为一支义军的首领;

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新唐书·窦建德传》

李勣,起义前也是一位侠士,时常接济百姓,做了将军后依然侠性不改等等。

到初唐时期,经济稳定发展文化繁荣,思想领域也比较自由。任侠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一种生活调味品,成为标榜炫耀贵族气派的一种方式。所以初唐的游侠开始成为一些贵族子弟的代名词,比如李白《少年子》和《少年行》,还有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均有描写,里面的游侠少年大多是贵族子弟,他们聚结成群纸醉金迷,因为游手好闲,反而把这当成游侠的壮游。先秦两汉的游侠精神以及丧失殆尽。

倒是一些民间的游侠反倒继承其精神,李白就是一位。李白不仅写过很多侠客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打抱不平,有很多侠义之举。唐代游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一些智勇双全,技艺高强,敢爱敢恨的女剑客,比如出现在笔记小说中的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等。其中许多事例有据可查,可以互为佐证。

史载唐末有位女商人叫荆十三娘,得知友人李三十九郎在风月场中结识了个妓女,两人互相爱恋。可是这妓女的父母贪慕权势钱财,强将女儿拿去送给当朝权贵诸葛殷。李三十九郎惧怕诸葛殷权势只有暗自饮泣。荆十三娘说「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到那一天,果然荆十三娘带着妓与妓之父母的人头交给了李三十九郎。《北梦琐言》卷八。

还有一位叫谢小娥的女孩,八岁丧母后嫁与侠士段居贞,谢父与段夫常常一起做生意。谢小娥十四岁时,父与夫同时被强盗杀害,谢小娥也受了重伤,落水被救。谢小娥乔装成男子化名谢保,再回到江湖船舶处漂泊打听十余年,后终寻得仇家,手刃仇人后到官府报官,强盗余党也被尽数捕获。《新唐书·列女传》,《太平广记》。

唐贞元年间,一位叫做崔慎思的人进京应举,在京城没有住宅便租别人一空隙院子同一少妇同居住。少妇颇有姿色,崔慎思想娶少妇为妻。妇人说不是读书人只愿嫁与为妾。住了二年多,对崔慎思的需用,妇人从未有不满意的神色。后来她还生了一个儿子。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到了半夜,那妇人却找不到了。他很惊慌,怀疑妇人与别人通奸,愤怒至极不住在堂前徘徊。忽见妇人白练缠身从房上下来,右手拿匕首,左手提一人头。说她父亲早年被郡守无辜杀害,她多年来一直寻机复仇,今大仇已报,不可久留,请在此告别。临行前妇人假称哺乳婴孩,将孩子杀死后绝念而去。《原化记》,《国史补》,《集异记》。

此前虽然也有侠女,因为盛唐的开明和自由的特色,出现的这一批后世中广为流传的女中豪杰。这一时期的女侠,首次从被动的地位摆脱出来,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是此前侠女们无法比拟的,随着后来宋朝朱理学说修正后的儒学成为人们的思想主宰后,后代的女侠们很难再这般落拓不羁,活泼潇洒了。


宋代游侠

到宋朝,都市不断发展,近代城市化开始形成,市民阶层不断扩展,生活在市井之中的游侠就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游侠力量。这些游侠居住在市井中,以义气为行为准则,行侠也多半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为己为友复仇,政治色彩大幅减少。

《江淮异人录》,《春渚纪闻》里均有表现那一时期游侠与市井恶人相斗的故事。

《青琐高议》里也有「孙立为王氏抱冤」一事,也反映了游侠与市井无赖的斗争。故事里,孙立杀了恃富奸淫良家妇女的无赖之后,自己持刃到官府自首,也表明游侠开始受到法律约束,这时期游侠更加平民化世俗化。


明清游侠

宋之后,由于社会依序逐步严密,那些有游侠情性的人在除暴安良杀富济贫之后,往往因为触犯法规,只有浪迹江湖或者投身绿林。《水浒传》虽是宋朝人物,但又是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下官逼民反的现实反映。

如《刘东山》还有《清稗类钞·义侠类》里各种豪迈的绿林形象,也是当时游侠聚集绿林的写照。

到清朝,专门以武艺护送过往客商的保镖业异常兴起,保镖们与绿林中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



当然游侠的劣迹也是多不胜数,比如游侠爱名誉,为标节立名不惜违背法律采取非常手段,比如《列子·说符》里面有载:富人虞氏在高楼上饮酒赌棋,时常而笑。楼下有一群侠客经过,正好一直飞鸟口衔死鼠飞过,死鼠掉落在一名侠客头上。侠客听到楼上笑声,以为是虞氏投鼠为乐,一怒之下屠灭虞氏一家。

《史记·孟尝君列传》里,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平原君以贵宾相待。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都出来围观想一睹风采,见了后便都嘲笑其身矮,孟尝君大怒,令手下门客下车砍杀几百人,几乎屠灭了赵国的一个县。

《世说新语》里记载游侠杀人越货,盗墓掘冢,行相奸恶的例子也有很多,就不表了。


大体来说,游侠是一个功于私名,奋与私斗,结党连群,君臣观念薄弱,家庭观念淡薄,只为义气和名气而生存的人群。回到最初,《韩非子·六反》说道「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韩非认为,世人所称赞的游侠的品质,正式他们的危害所在。

所谓游侠,亡命傲徒是也。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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