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素媛案」罪犯赵斗顺每月可领共计 120 万韩元的福利津贴？
“素媛案”罪犯赵斗顺每月可领 120 万韩元的福利津贴？ 这件事确实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和愤怒，很多人对此表示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咱们不妨来仔细梳理一下这背后的原因，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赵斗顺领取福利津贴，并非因为他“有功”或者“应得”。他的行为是人神共愤的犯罪，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他罪有应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涉及到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法律的运作方式。
1. 韩国的福利体系与“生存权保障”的原则
韩国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体系是建立在人权保障和基本生存权保障的原则上的。这意味着，即使是像赵斗顺这样的重刑犯，在法律框架下，也享有一定的基本人权和生活保障。这种保障并不是给予他“特权”，而是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构成部分。
具体来说，韩国的福利津贴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而赵斗顺可能符合其中的一些条件：
基本生活保障金（기초생활보장급여）：韩国有《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旨在保障低收入家庭或个人的基本生活。即使是服刑人员，如果他们本身符合低收入标准，或者他们的家庭（例如，如果赵斗顺有未成年的子女需要抚养，虽然在这个案例中不太可能，但理论上存在可能性）能够证明经济困难，也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不过，作为囚犯，这部分的具体申领和金额会受到限制。
残疾津贴（장애인연금）：如果赵斗顺在服刑期间因某种原因被认定为残疾人，并且满足相关条件，他可能可以领取残疾津贴。
老年津贴（기초연금）：如果赵斗顺已经达到法定领取老年津贴的年龄（通常是65岁以上），并且不属于法定排除对象（例如，被判处长期监禁的重刑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排除），他理论上也可以申领。
2. 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与政府补贴
韩国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囚犯可以通过参与监狱内的生产劳动获得报酬。这笔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此外，政府也可能会为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囚犯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以确保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
3. 120万韩元的构成可能并非全部来自“固定福利”
重要的是要理解，“每月 120 万韩元”的说法，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数字，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来源于政府发放的“福利津贴”。这个数字很可能包含了：
监狱内的劳动所得：囚犯在监狱里进行的劳动，比如生产加工产品、做一些简单的手工等，是有报酬的。这些收入虽然不高，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钱。
政府补贴：可能包括上述提到的基本生活保障、残疾津贴、老年津贴等零散的政府补助。
亲属的汇款：如果赵斗顺的家人（例如妻子）还在外面，他们可能会向他汇款，用于他在监狱内的消费，比如购买食物、日用品等。监狱内有消费点，囚犯可以用自己的钱购买商品。
其他可能的收入来源：例如，如果他通过某些途径（虽然可能性极小且不被允许）还有其他收入。
关键点在于，这笔钱并非是政府专门为“表彰”他而发放的，而是其社会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公众愤怒的核心：罪与罚的失衡感
尽管从制度运作的角度可以解释赵斗顺领取费用的原因，但公众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愤怒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罪行的极端恶劣：赵斗顺所犯下的罪行极其残忍，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公众认为，这样的罪犯不配享有任何优待。
“宽松”的刑期：很多人认为，赵斗顺最初被判处的刑期与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符，未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虽然他后来因其他原因延长了刑期，但最初的判罚留下了“未尽人意”的印象。
福利制度的“漏洞”或“不当之处”：在公众看来，将纳税人的钱用于保障一个如此罪恶深重的罪犯的基本生活，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也是对社会正义的嘲弄。这种感觉就像是罪犯的“生存权”比受害者的“安宁权”更受到重视。
信息传播的误导性：120万韩元这个数字一旦被传播出去，很容易被解读为“罪犯过着好日子”，从而激化公众的负面情绪。很多时候，公众获取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或完整，但情感上的冲击力却非常强。
5. 制度的反思与改进
“素媛案”以及类似案件中罪犯福利待遇的讨论，实际上也促使社会和政府对现有的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进行反思。
刑期与惩罚的力度：是否需要更严厉的刑罚来应对极其恶劣的犯罪？
囚犯的劳动报酬与福利标准：是否应该调整囚犯的劳动报酬，或者在福利发放上设置更严格的限制，使其与社会大众的期望更相符？
信息透明度：如何更准确地向公众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愤怒？
“永久禁止”的讨论：尽管在人权和宪法层面存在争议，但“永久禁止某些罪犯申领特定福利”的呼声一直存在。
总结来说，赵斗顺每月能领到一笔费用，是韩国现行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体系下的一种可能结果，是基于“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原则。但这种结果与公众对罪犯应受到的惩罚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对制度的质疑。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正义、人权保障和法律伦理的复杂议题。
对于这件事，我们既要理解制度运行的逻辑，也要正视公众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如何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同时，让惩罚的力度和方式更能体现社会对罪恶的“零容忍”，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难题。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赵斗顺领取福利津贴，并非因为他“有功”或者“应得”。他的行为是人神共愤的犯罪，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他罪有应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涉及到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法律的运作方式。
1. 韩国的福利体系与“生存权保障”的原则
韩国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体系是建立在人权保障和基本生存权保障的原则上的。这意味着，即使是像赵斗顺这样的重刑犯，在法律框架下，也享有一定的基本人权和生活保障。这种保障并不是给予他“特权”，而是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构成部分。
具体来说，韩国的福利津贴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而赵斗顺可能符合其中的一些条件：
基本生活保障金（기초생활보장급여）：韩国有《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旨在保障低收入家庭或个人的基本生活。即使是服刑人员，如果他们本身符合低收入标准，或者他们的家庭（例如，如果赵斗顺有未成年的子女需要抚养，虽然在这个案例中不太可能，但理论上存在可能性）能够证明经济困难，也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不过，作为囚犯，这部分的具体申领和金额会受到限制。
残疾津贴（장애인연금）：如果赵斗顺在服刑期间因某种原因被认定为残疾人，并且满足相关条件，他可能可以领取残疾津贴。
老年津贴（기초연금）：如果赵斗顺已经达到法定领取老年津贴的年龄（通常是65岁以上），并且不属于法定排除对象（例如，被判处长期监禁的重刑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排除），他理论上也可以申领。
2. 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与政府补贴
韩国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囚犯可以通过参与监狱内的生产劳动获得报酬。这笔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此外，政府也可能会为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囚犯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以确保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
3. 120万韩元的构成可能并非全部来自“固定福利”
重要的是要理解，“每月 120 万韩元”的说法，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数字，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来源于政府发放的“福利津贴”。这个数字很可能包含了：
监狱内的劳动所得：囚犯在监狱里进行的劳动，比如生产加工产品、做一些简单的手工等，是有报酬的。这些收入虽然不高，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钱。
政府补贴：可能包括上述提到的基本生活保障、残疾津贴、老年津贴等零散的政府补助。
亲属的汇款：如果赵斗顺的家人（例如妻子）还在外面，他们可能会向他汇款，用于他在监狱内的消费，比如购买食物、日用品等。监狱内有消费点，囚犯可以用自己的钱购买商品。
其他可能的收入来源：例如，如果他通过某些途径（虽然可能性极小且不被允许）还有其他收入。
关键点在于，这笔钱并非是政府专门为“表彰”他而发放的，而是其社会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公众愤怒的核心：罪与罚的失衡感
尽管从制度运作的角度可以解释赵斗顺领取费用的原因，但公众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愤怒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罪行的极端恶劣：赵斗顺所犯下的罪行极其残忍，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公众认为，这样的罪犯不配享有任何优待。
“宽松”的刑期：很多人认为，赵斗顺最初被判处的刑期与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符，未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虽然他后来因其他原因延长了刑期，但最初的判罚留下了“未尽人意”的印象。
福利制度的“漏洞”或“不当之处”：在公众看来，将纳税人的钱用于保障一个如此罪恶深重的罪犯的基本生活，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也是对社会正义的嘲弄。这种感觉就像是罪犯的“生存权”比受害者的“安宁权”更受到重视。
信息传播的误导性：120万韩元这个数字一旦被传播出去，很容易被解读为“罪犯过着好日子”，从而激化公众的负面情绪。很多时候，公众获取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或完整，但情感上的冲击力却非常强。
5. 制度的反思与改进
“素媛案”以及类似案件中罪犯福利待遇的讨论，实际上也促使社会和政府对现有的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进行反思。
刑期与惩罚的力度：是否需要更严厉的刑罚来应对极其恶劣的犯罪？
囚犯的劳动报酬与福利标准：是否应该调整囚犯的劳动报酬，或者在福利发放上设置更严格的限制，使其与社会大众的期望更相符？
信息透明度：如何更准确地向公众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愤怒？
“永久禁止”的讨论：尽管在人权和宪法层面存在争议，但“永久禁止某些罪犯申领特定福利”的呼声一直存在。
总结来说，赵斗顺每月能领到一笔费用，是韩国现行福利制度和监狱管理体系下的一种可能结果，是基于“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原则。但这种结果与公众对罪犯应受到的惩罚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对制度的质疑。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正义、人权保障和法律伦理的复杂议题。
对于这件事，我们既要理解制度运行的逻辑，也要正视公众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如何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同时，让惩罚的力度和方式更能体现社会对罪恶的“零容忍”，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难题。
网友意见
这个说到底还是法律是否合理，或者说法律是不是符合大家对公平正义的理解。
我们在认定法律就是唯一判定标准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显然没有任何问题，犯人犯了法，依法服刑，出狱之后就是一个正常的公民了，这个人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去申请这些津贴，除非法庭剥夺了他的权利。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现有的法律体系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无法维护普通公民对正义的追求。
韩国是被认定为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虽然法律上仍然有死刑存在，但是已经有20多年没有罪犯被执行过死刑。
很多发达国家明显有过左的倾向，一如前些年欧洲的难民危机一样，圣母情怀泛滥，到最后终被反噬。
有些人的脑回路很清奇，一直想的是要保护犯人的人权，废除死刑被认为就是文明的象征。
犯人的人权被过分的保护，谁来保护受害人和普通民众的人权？对坏人的过分容忍就是对好人的残忍。
废除死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没有即使死刑，也能够保证，适用于死刑的犯罪的数量不增加。但是从实际的经验来看，并不是，暴力犯罪反而会增加。
建议这些自诩文明的人多去体验一下人间疾苦，能多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一下。
想起了先贤的名言，“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宪问》
《老子》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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