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是怎样的？签署主体是两国还是两国政府？它的颁布是否需经双方立法机关批准？
《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签署主体及生效机制的详细解析
《中英联合声明》（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又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条约。它宣告了英国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阐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所实行的政策。
要理解《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签署主体和生效机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一、 《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中英联合声明》最核心的性质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这是其一切后续效力和解释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性质：
国际法渊源： 根据国际法，条约是国家之间通过协议设立的权利和义务的文件。它受国际法原则的约束，例如“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即一旦签署并生效，条约的条款就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面推翻或违背。
政治承诺与法律承诺的结合： 《中英联合声明》既包含重要的政治承诺，也包含具体的法律承诺。
政治承诺： 声明表达了双方在政治上的高度共识和合作意愿，例如中国承诺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英国则承诺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这些政治承诺奠定了香港回归后的基本框架。
法律承诺： 声明中的许多条款具有明确的法律内涵。例如，它明确了主权移交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双方在主权移交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声明本身以及其附件（例如附件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方针政策，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安排）构成了约束双方的法律文件。
具有具体实施内容的条约： 与一些笼统的政治宣言不同，《中英联合声明》详细规定了香港主权移交的具体安排和中国在香港的基本政策。例如，它明确了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高度自治。声明还详细阐述了香港的经济、法律、社会制度将如何维持和发展，以及如何保障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英国作为香港的殖民管辖者，拥有香港的实际统治权，而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从未放弃对香港的主权要求。声明的签署是两国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协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一项和平、合法、合理的安排。
二、 签署主体：两国政府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
代表国家主权和对外关系的实体： 在国际法中，代表国家签署条约并使其产生法律效力的是国家政府。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它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具体的签署人： 声明由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这表明了声明是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或其授权代表）的共同意愿和承诺。
与国家元首协议的区别： 有些国际条约可能由国家元首签署，例如国家主席或国王。然而，条约的签署是否由政府或国家元首代表，通常取决于该国的宪法规定以及条约的性质和重要性。就《中英联合声明》而言，它涉及国家主权移交和重要的国内政策安排，由两国政府最高行政负责人签署，更符合其作为行政协议和国际条约的性质。
对国家整体的约束力： 声明的签署主体是两国政府，但一旦生效，它就对整个国家（包括其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具有约束力，因为它代表了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承诺。
三、 生效机制：无需双方立法机关批准，但需履行国内程序
《中英联合声明》的颁布无需经双方立法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国需要履行各自的国内程序才能使其生效。
条约生效的通常方式： 国际条约的生效通常取决于条约本身的规定以及签署国国内法的要求。常见的生效方式包括：
签署即生效： 对于一些程序相对简单的国际协议，签署本身即可使其生效。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对于重要的国际条约，签署国通常需要经过内部程序，例如由政府或国家元首签署后，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批准，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或保管国提交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才能正式生效。
交换批准书或政府声明： 在交换批准书或收到某一特定数量的批准书后生效。
《中英联合声明》的国内程序：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属于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根据国际法和两国政府当时的国内实践，该声明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处理：
中国方面： 中国将《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在中国，“条约应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是通常的国内程序，而重要的国际条约的批准通常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然而，《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更偏向于政府间的协议，由国务院签署代表政府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纳入了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例如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1984年12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中也明确提及了声明。
英国方面： 在英国，涉及主权移交的重大协议通常需要经过议会（主要是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审议和批准，才能获得法律效力。然而，对于《中英联合声明》而言，英国政府将其作为一项政府协议来处理，并且在声明签署后，英国政府通过了《1985年香港法》（Hong Kong Act 1985）来废除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治权，并授权女王发布枢密院令来执行联合声明中的规定。这意味着英国议会通过了立法来配合联合声明的实施，但声明本身并非直接由议会投票批准生效。
与需要立法批准的条约的区别： 许多国际条约，特别是那些涉及重大政策改变、财政义务或需要修改国内法律的条约，会明确规定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才能生效。例如，许多涉及加入国际组织的条约、军事同盟条约或重要的贸易协定。
《中英联合声明》的特别性： 《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使其在生效机制上与其他类型的条约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一项双方政府就香港前途达成的政治和法律协议，其核心是主权回归和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承诺。因此，其生效更多地依赖于两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双方履行国内程序以实施其内容。声明本身在签署后就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国政府的承诺。
总结来说：
性质：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它既是政治承诺，也是法律承诺，明确了香港主权移交的安排以及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签署主体：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作为签署主体。
生效机制： 其生效无需双方立法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后双方需履行各自的国内程序（例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英国议会的相关立法）以确认和实施声明内容，使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均得到确认和执行。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实施，是国际法和两国主权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国家间的协议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作用。
《中英联合声明》（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又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条约。它宣告了英国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阐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所实行的政策。
要理解《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签署主体和生效机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一、 《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中英联合声明》最核心的性质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这是其一切后续效力和解释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性质：
国际法渊源： 根据国际法，条约是国家之间通过协议设立的权利和义务的文件。它受国际法原则的约束，例如“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即一旦签署并生效，条约的条款就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面推翻或违背。
政治承诺与法律承诺的结合： 《中英联合声明》既包含重要的政治承诺，也包含具体的法律承诺。
政治承诺： 声明表达了双方在政治上的高度共识和合作意愿，例如中国承诺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英国则承诺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这些政治承诺奠定了香港回归后的基本框架。
法律承诺： 声明中的许多条款具有明确的法律内涵。例如，它明确了主权移交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双方在主权移交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声明本身以及其附件（例如附件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方针政策，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安排）构成了约束双方的法律文件。
具有具体实施内容的条约： 与一些笼统的政治宣言不同，《中英联合声明》详细规定了香港主权移交的具体安排和中国在香港的基本政策。例如，它明确了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高度自治。声明还详细阐述了香港的经济、法律、社会制度将如何维持和发展，以及如何保障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英国作为香港的殖民管辖者，拥有香港的实际统治权，而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从未放弃对香港的主权要求。声明的签署是两国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协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一项和平、合法、合理的安排。
二、 签署主体：两国政府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
代表国家主权和对外关系的实体： 在国际法中，代表国家签署条约并使其产生法律效力的是国家政府。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它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具体的签署人： 声明由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这表明了声明是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或其授权代表）的共同意愿和承诺。
与国家元首协议的区别： 有些国际条约可能由国家元首签署，例如国家主席或国王。然而，条约的签署是否由政府或国家元首代表，通常取决于该国的宪法规定以及条约的性质和重要性。就《中英联合声明》而言，它涉及国家主权移交和重要的国内政策安排，由两国政府最高行政负责人签署，更符合其作为行政协议和国际条约的性质。
对国家整体的约束力： 声明的签署主体是两国政府，但一旦生效，它就对整个国家（包括其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具有约束力，因为它代表了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承诺。
三、 生效机制：无需双方立法机关批准，但需履行国内程序
《中英联合声明》的颁布无需经双方立法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国需要履行各自的国内程序才能使其生效。
条约生效的通常方式： 国际条约的生效通常取决于条约本身的规定以及签署国国内法的要求。常见的生效方式包括：
签署即生效： 对于一些程序相对简单的国际协议，签署本身即可使其生效。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对于重要的国际条约，签署国通常需要经过内部程序，例如由政府或国家元首签署后，提交给立法机关审议批准，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或保管国提交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才能正式生效。
交换批准书或政府声明： 在交换批准书或收到某一特定数量的批准书后生效。
《中英联合声明》的国内程序：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属于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根据国际法和两国政府当时的国内实践，该声明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处理：
中国方面： 中国将《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在中国，“条约应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是通常的国内程序，而重要的国际条约的批准通常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然而，《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更偏向于政府间的协议，由国务院签署代表政府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纳入了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例如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1984年12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中也明确提及了声明。
英国方面： 在英国，涉及主权移交的重大协议通常需要经过议会（主要是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审议和批准，才能获得法律效力。然而，对于《中英联合声明》而言，英国政府将其作为一项政府协议来处理，并且在声明签署后，英国政府通过了《1985年香港法》（Hong Kong Act 1985）来废除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治权，并授权女王发布枢密院令来执行联合声明中的规定。这意味着英国议会通过了立法来配合联合声明的实施，但声明本身并非直接由议会投票批准生效。
与需要立法批准的条约的区别： 许多国际条约，特别是那些涉及重大政策改变、财政义务或需要修改国内法律的条约，会明确规定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才能生效。例如，许多涉及加入国际组织的条约、军事同盟条约或重要的贸易协定。
《中英联合声明》的特别性： 《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使其在生效机制上与其他类型的条约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一项双方政府就香港前途达成的政治和法律协议，其核心是主权回归和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承诺。因此，其生效更多地依赖于两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双方履行国内程序以实施其内容。声明本身在签署后就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国政府的承诺。
总结来说：
性质：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它既是政治承诺，也是法律承诺，明确了香港主权移交的安排以及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签署主体：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作为签署主体。
生效机制： 其生效无需双方立法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后双方需履行各自的国内程序（例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英国议会的相关立法）以确认和实施声明内容，使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均得到确认和执行。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实施，是国际法和两国主权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国家间的协议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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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与国际条约（Treaty）有什么区别？为何没有看到过其他国家间签订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效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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