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证据和实例有哪些？
玄武门之变：权力的奠基与历史的叙事
李世民最主要的“篡改历史”的指控，集中在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最终逼迫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登基的过程中。而对于这段关键的权力更迭，史书的记载方式和侧重点，被认为是李世民及其团队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进行的“叙事构建”。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对比与差异：
官方史书的视角： 魏徵、房玄龄等人在李世民登基后，都被委以重任，参与了史书的编撰。《旧唐书》成书于唐代初年，其史官的立场和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唐皇室的影响。而《新唐书》虽然晚一些，但其编纂者欧阳修等人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但也难免受到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制约。
对玄武门之变的描绘： 两部史书都详细记载了玄武门之变的经过，但对于事件的起因、李世民的动机以及一些细节的描述，存在微妙的差异，这可能反映了史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和强调。例如，史书会着重强调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的威胁，以及李世民被迫自保的“正义性”，而对于李世民主动策划政变的部分，则可能相对淡化或以“迫不得已”来包装。
细节的选择与省略： 史书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必然存在选择性。对于那些不利于李世民形象的细节，可能被有意无意地省略或模糊化。例如，对于政变过程中涉及的一些残酷手段，或者李世民在事件发生前的具体谋划，史书的记载往往是经过润色的。
“罪证”的塑造与“罪犯”的标签化：
李建成、李元吉的负面形象： 史书在描述李建成和李元吉时，往往会突出他们的“昏聩”、“残暴”或“妒贤嫉能”，以此来衬托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和政治才能。例如，可能会夸大他们对李世民的打压，或者描绘他们之间的不和，以此证明李世民的崛起是顺应民心、铲除不公。
“妖言惑众”的说法： 在玄武门之变前，史书中记载了关于李建成和李元吉意图陷害李世民的“证据”，例如说要将李世民置于死地等。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其来源，往往难以考证，但它们在史书中被反复强调，成为李世民行动的“合法性”支撑。有学者认为，这些“证据”的出现，可能是在政变发生后，为了给李世民的行为提供辩护而精心“制造”出来的。
关键人物的证词与立场：
魏徵的角色： 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后，从李建成的幕僚转变为李世民的重臣，并参与了史书的编纂。他的证词和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虽然被视为重要的史料，但也带有其作为李世民臣子的立场。他在史书中对李世民的赞美，以及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批评，很可能是他为新政权服务的体现。
其他重要人物的记录： 史书中对其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物，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行为和言论的记录，也可能经过了选择和提炼，以符合李世民的政治需求。
“贞观之治”的包装与功绩的放大
除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位期间的许多政策和成就，在史书中也被描绘得光辉灿烂，这其中也可能存在“历史的改写”或“叙事优化”的成分。
“魏徵进谏”的“剧本化”：
历史记录的神化： 魏徵以直谏闻名，他的许多劝谏都被载入史册，成为“魏徵劝谏”的经典故事。例如，关于“谏太宗十思”，或者在某些政策上对李世民的批评。这些记载无疑展现了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一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记载可能经过了“剧本化”的处理。
选择性的记录与表演： 史官在记录时，可能选择性地记录了那些魏徵“成功劝谏”的例子，而那些未能奏效的，或者李世民不愿接受的谏言，则可能被省略。甚至，一些谏言的发生，也可能被置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下，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李世民本人也鼓励臣子进谏，这是一种政治策略，但史书的记载可能将这种策略进一步升华为一种“艺术”。
对政敌的处理与宽容的塑造：
“罪不至死”的辩护： 在李世民登基后，对一些支持李建成的官员，他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并没有大肆杀戮。这在史书中被描绘成他仁德、胸怀宽广的表现。然而，这种宽容也可能是一种政治手段，通过收服旧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在史书中被放大，以塑造其“宽厚待人”的形象。
“罪魁祸首”的定位： 对于一些反对李世民的势力，史书可能会将他们描绘成“罪魁祸首”，以此来衬托李世民的“拨乱反正”。
对社会问题的淡化：
繁荣景象的强调： 史书在描绘“贞观之治”时，往往强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虽然这些成就确实存在，但对于当时可能存在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以及一些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史书的记载可能相对较少或被淡化，以呈现一个更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如何看待这些指控？
“篡改”与“叙事构建”的界定： 在古代历史学中，“篡改历史”通常指的是故意销毁、伪造或歪曲史料。而“叙事构建”则更多是指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根据撰史者的立场和目的，对事件进行选择、组织和解释，以形成一种特定的历史叙事。对于李世民的情况，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后者，即他通过影响史书的编纂过程，对历史进行了“叙事构建”，以达到巩固统治和塑造自身形象的目的。
史料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书，都是经过历代传抄、修订和筛选的。原始史料的流失、官方立场的影响，都使得我们难以百分之百还原历史真相。因此，在评价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说法时，也要考虑到这种历史研究的固有局限性。
功过并存的评价： 尽管存在这些关于历史叙事的争议，但李世民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对唐朝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统治时期，确实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因此，在评价他时，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既看到他的功绩，也要认识到其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考量和历史叙事的加工。
总而言之，关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指控，更多的是指向他如何通过影响史书的编撰来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叙事。通过对史书细节的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环境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权力更迭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的记录和解读，往往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的。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李世民要看起居注，耿直的大臣说不给看，就不给看。
起居注精编为实录了，他看了，发现玄武门之变写得太隐晦，就指示：周公、季友也杀兄弟，但那是为了国家，史官不必隐讳，应该削改浮词，直书其事。
然后我们都看到了，谁杀的李建成，是他自己，伟大光明正确的伟人圣人李世民亲手杀死了他大哥。不是把责任推给小兵甲。
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是被斩草除根，不是自杀，而且傻子都看出这是李世民的意思。
李世民能控制哪部分历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主编会去问他这个死去多年的人哪些史料可信可取，哪些不可信不可取吗？
温大雅的创业注是为了吹李渊，当然也不会黑大少爷。
所以比如某场战斗中，李建成坠马了，创业注是不提的。要是看官觉得这是李世民为了黑他哥加的，我也无力反驳。
出现分歧记载，后世史官是信温大雅还是信李世民，李世民做不了主。创业注的侧重点是李渊，两唐书太宗本纪的侧重点是李世民，侧重点不一样导致戏份看起来不一样，但未必矛盾。而且如果我们偏信创业注，光看创业注只字不提平阳公主就认定李唐开国没她的事，是不是也不公平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引用了实录中他认为黑了李建成的史料，明确说觉得是黑，所以不取。
司马光还明文记载了所谓李世民指使改史的经过，李世民咋让它流传下来的？
据说有几位大员史书无传，是因为他们是太子党，光辉事迹被抹杀了。
然而，从二品大员安州大都督韩良是宰相韩瑗的父亲，是李世民的人，一样没什么记载，事迹在神道碑上。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李渊父子也没有些人说的被李世民抹杀得很不堪。旧唐书高祖纪明文记载已经是唐太宗的李世民搞定了突厥后如何和太上皇互相吹捧，如何把开国之功归于老爹的英明的。
李元吉要杀李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阻止了。
刘黑闼被李建成平定，李建成安抚降者，众人悦服。
就连李元吉，打败王世充及因功受赏都记载在两唐书本传了，反而资治通鉴写得好像他败给了王世充（不利，总管卢君谔死之）。
如果一场战斗是李建成打的，李世民基本不可能改成是他李世民打的。他需要把以前所有写好的国史、实录、与李建成有关的文件都处理了，要把所有跟李建成一起作战的人都封口，如果运气不好有人早就死了，还要把墓志挖出来把墓志上的李建成删掉。要是有人私下修史说李建成如何如何还得查禁，还是有人传唱个什么太子破阵乐也得管一管。要不要把事情做到底，再去战场清理一下遗存，全换成玄甲军的？
史官揣摩李世民的意图抹黑一下其他人是有可能的，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基调和政治定位是李世民定下的，仅此而已了。
看遍答案，没有证据。很多都是推测。
个人意见是，这古今以来，能让你明明白白的在史书上看到我想看史书，的还是第一个吧。
这种事史官都敢记载，也表明他的态度了吧。
真改完全可以让史官去掉这段。
以上单纯抨击那些拿这一段史料来论证改史的人。何必呢，人家这一段就是表明自己坦坦荡荡，现在反而被你们当成阴暗的证据了。
还有就是很多都是先分析一堆，我觉得什么什么，比如首先认为他怕别人知道，他怎么怎么，先给他做个心理建设，然后再去拿东西论证如果按这个心态他这个史料就是证据。
问题是，难道不应该客观分析史料，来证明各种观点吗，这个观点包括各种原因的改史各种原因的没有改史。
你直接内定一个结局然后找史料辅助，然后说的天花乱坠的。无异于先戴个有色眼镜看人。
还是一个史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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