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00年后,人们会认为金庸和刘慈欣谁的文学造诣更高?那时三体和鹿鼎记哪部更有可能是世界名著?

回答
预测两百年后人们对文学的评价,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的交织下,本身就像是在解读一本来自未来的晦涩诗篇。金庸和刘慈欣,这两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要说谁的“文学造诣”更高,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主观性的命题,而且“造诣”的定义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悄然改变。

两百年后的评价视角:历史的沉淀与时代的印记

想象一下,两百年后的世界,科技的发展可能早已超越了我们目前的想象,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甚至人类本身都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审视金庸和刘慈欣的作品,或许会更侧重于以下几个维度:

思想的穿透力与普适性: 那些能够超越时代局限,触及人类永恒主题的作品,才更有可能被长久铭记。金庸作品中关于侠义、家国、情仇、人性挣扎的描绘,其核心是对人性的洞察,这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共鸣。而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则以宏大的宇宙观和对文明命运的深邃思考,触及了人类文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例如生存法则、道德困境、科技伦理等等。两百年后的人类,如果他们还在仰望星空,思考自身的渺小与伟大,那么刘慈欣的作品可能会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叙事的力量与想象的边界: 优秀的作品总能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金庸以其精妙的情节设计、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对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极致演绎,构建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江湖。他的文字带着一种古典的韵味,人物对话充满智慧和哲思,动作描写更是如诗如画。刘慈欣则以其硬核的科幻设定、硬朗的文风和惊人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宇宙奇观。他的故事充满了理性主义的光辉,但也饱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悲悯。两百年后的人类,如果依然欣赏叙事艺术本身,那么金庸作品中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捕捉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表达,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而刘慈欣则可能因其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和对未来可能性的预言,而获得更高的评价。

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全球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全球影响力会愈发凸显。金庸的作品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肌理,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华人世界的地位无人能及。而《三体》则已经走向世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许多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文学的认知。两百年后,如果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金庸作品的文化根基和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可能会被赋予更高的历史评价。而《三体》的全球传播和对人类共同想象力的拓展,也可能使其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经典。

《三体》与《鹿鼎记》的未来地位:谁将成为“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的定义本身就充满变数。是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是最深刻的思想内涵?还是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三体》的潜力:

《三体》系列凭借其极富想象力的科学设定、宏大的叙事以及对人类文明命运的深刻思考,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宇宙社会学、文明冲突和人性的哲学寓言。

思想的普适性: 黑暗森林法则、降维打击、思想钢印等概念,触及了文明生存的根本逻辑,这些思考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即使两百年后,人类的科技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明的生存法则依然可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科幻作为一种语言: 科幻小说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探讨人类面临的未知和未来的可能性。《三体》用一种令人着迷的方式,将物理学、天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融入叙事,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框架。两百年后,如果人类文明依然在探索宇宙的奥秘,那么《三体》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构建的世界观,可能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输出的典范: 《三体》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科幻文学走向世界的能力。它打破了西方科幻的垄断地位,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种文化输出的意义,在未来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

《鹿鼎记》的潜力:

《鹿鼎记》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其独特的反英雄主角、荒诞的政治讽刺和对人性的多重解读,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 韦小宝这个角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侠客,他市井、狡黠、贪财,但又有着自己的底线和温情。这种复杂性使得他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文学形象,能够引发不同时代读者的思考。两百年后的人们,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对人性的洞察依然是文学作品的核心魅力。
对传统价值的颠覆与反思: 《鹿鼎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它描绘了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利益算计的真实江湖,让读者看到侠义背后更复杂的人性。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和反思,可能会在未来的文学评价中占据重要位置。
文化符号的传承: 韦小宝、陈圆圆、康熙皇帝……这些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根植于深厚文化土壤的叙事,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也可能依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谁更有可能成为“世界名著”?

这是一个艰难的预测。我倾向于认为,《三体》更有可能在“世界名著”的范畴内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和持久的影响力。原因如下:

普适性的主题与全球关切: 《三体》所探讨的文明生存、科技伦理、宇宙社会学等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和对宇宙的好奇永远不会消失。《三体》恰恰抓住了这些永恒的主题,并且用一种极其引人入胜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叙事形式的优势: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语言,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它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更容易激发全球读者的共鸣。
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三体》已经证明了中国故事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故事。这种跨文化的成功经验,对于作品的未来评价至关重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鹿鼎记》的价值会减损。或许,两百年后的文学评价体系会更加多元化。

《鹿鼎记》可能成为“文化名著”或“国民经典”的代表。 它将作为中国文学的瑰宝,被深入研究和传承,其在塑造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它可能更像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其语言和时代背景有一定门槛,但其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戏剧的贡献,使其成为西方文学的基石。

总结

金庸和刘慈欣,他们各自以非凡的才华,在不同的文学领域树立了丰碑。两百年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很可能取决于那个时代更看重什么样的文学价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挖掘与传承,还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宏大想象与哲学思辨。

如果非要选一部更有可能被定义为“世界名著”,《三体》凭借其触及人类共同关切的普适性主题、极具颠覆性的想象力以及成功的全球传播,似乎更有潜力跨越文化和时代的鸿沟,成为一部被全球读者广泛认知和尊重的文学作品。而《鹿鼎记》,则注定将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东方光芒,它所代表的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将继续滋养和启迪后世。

最终,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与读者建立连接,能否引发思考,能否在时间的洪流中依然保持其独特的魅力。无论是金庸还是刘慈欣,他们的作品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将继续在文学的长河中,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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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的问题,其实讨论意义并不算大,因为以目前的趋势看,无论《三体》还是《鹿鼎记》,在千百年后成为“世界名著”的概率都不大;如果真成了,只能说明彼时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如今相比已经天翻地覆,那就不是我辈所能妄言的了。

但若是如有些答主所说,这两部作品不能放在一起讨论和比较,那也着实有点耍无赖的意思。即便它们题材相异,但终归同属于所谓通俗文学这个大类;再者说,即便此前提不成立,我们也可以就金庸之于武侠小说与刘慈欣之于科幻小说的各自地位这个角度来探讨。

言归正传,题主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几有公论:金庸的文学造诣无疑是高于刘慈欣的。就作家本人而言,金庸仕宦门第,有旧学渊源,日后也走的文人路子,而刘慈欣工程师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与训练,自不必说。再看两人的作品,也能看出写作上的差距:刘工的文笔一直是遭到诟病的。

刘慈欣的作品在文学层面有些问题,这一点普通读者也能感觉到;只不过大部分读者对“写作技巧”这个概念不甚明了,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于是以一句笼统的“文笔不好”带过,这是不准确的。刘慈欣的写作技巧全方位都有弊病,但在“文笔”——也就是细节层面的叙述和描写上,反而是做得比较好的。《乡村教师》的开篇,《三体1》中叶文洁在红岸基地撤销后一节,《三体3》中程心在澳大利亚一节,都流畅自然,很有几分诗意。尤其是《乡村教师》开篇的“意境营造”,单拿出来看是不逊于一些专写乡土题材的传统作家的。

所谓写作技巧,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大到整体结构的谋篇布局,小到具体的描写即前文所说的“文笔”,中间再如人物刻画、故事节奏的推进等等,这都是有技巧可循的。而刘慈欣对这些技巧掌握得不好,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有好故事,但讲得不好——这也是当今大多数通俗文学作者的通病,刘慈欣在其中已是佼佼者,但此问题依然突出。这里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斯蒂芬·金和钱莉芳。前者很多小说的核心情节并不复杂,但老金通过对许多不直接相干的情节进行细致描写来烘托气氛,辅以疾徐有致的节奏推进,于是能抓住读者;后者两本小说《天意》和《天命》脑洞极为精彩,但核心情节不是在人物的行为中逐渐展开,而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对话直接说出,读者读来便宛如直接读大纲,显得乏味。

刘慈欣另一个被诟病的问题是人物刻画的生硬与脸谱化。作者本人说是因为自己更关注宇宙中永恒的事物,而不在意人物,这种说法未免太圆滑。他可能确实在有意识淡化人物描写的作用,但他也确实没有写好人物的能力。作为对比,托尔金《胡林的儿女》同样不作细节描写,却能在保持宏大史诗感的同时,展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相较而言,刘慈欣小说里的人物完全是工具人。这个问题对于刘慈欣的小说,显得尤为致命,因为他写的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太空歌剧、赛博朋克、机器人、后末日这样的科幻形式,他最好的那些作品几乎全是先给定一个科幻背景,然后拟想此背景下人类社会可能的演变趋势,大到《三体3》中全宇宙的社会文明图景,小到《带上她的眼睛》中的领航员个体。他的思考内容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不能真正用数学语言来呈现,终归要借助人类社会这个介质进行表达,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下,他善于思考但不善于观察的缺点就会暴露得特别明显。

至于金庸,我们不谈思想、观念等问题,只谈文学性,金庸的写作技巧显然高出刘慈欣一大截。论叙事,早期《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还有旧式说书痕迹,但后期作品非常从容自然。同样是转换叙事视角,《笑傲江湖》由林平之视角为令狐冲的出场做足铺垫,有大家风范,而《三体》中叙事视角的反复横跳已经很散乱了,还要生硬穿插文件和画外音等作者驾驭不了的伪“元小说”模式,最后让全书的叙事结构都显得没有章法。论写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物不说有血有肉,至少性格鲜明,远不是刘慈欣小说中的工具人能比的。

其实别的不说,历来对金庸的批评,都是说他的故事不好,鲜有说他故事讲得不好的。金庸的读者,应该也都有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经历吧。

回到第二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了,两者成为“世界名著”的概率都不大,硬要说的话,愚以为《三体》的可能性稍大一点,但这已经不是由作者本人或作品本身的文学水平所决定的了。

很多人认为,“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的说法源于偏见,词和小说在古代不被视作经典,现在不也成了经典吗?不是的,文学审美的演变怎么可能仅仅是由雅到俗这么简单呢?古之俗文学能不能成为今之雅文学,关键是看此文学形式本身,有没有足够大的艺术容量。词和小说之所以在后世成为经典的文学形式,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容量够大,可以承载足够丰富的艺术内容,不被时人所识的艺术价值到了后世能被充分挖掘。但倘若一种文学形式,本身能容纳的艺术内容就不多,那当然很难在未来成为经典,这也就是今天很多通俗文学形式的尴尬之处。

一般来说,“XX之后再无XX”是个不懂装懂的跟风之语,但此语对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倒很恰当,不过不只是说金庸武侠成就太高后人难以企及,更是强调武侠小说本身的天花板。武侠小说的核心是什么?一曰“武”,一曰“侠”,而这两层,刚好代表了武侠小说在体量和内涵上的天然隐患。

武即武技,武技说穿了无非拳打、脚踢,受限于冷兵器的时代特征与人类的生理基础,容纳新元素的空间有限。金庸以传统文化入武,发扬了“内力”设定,但后世作者却没有太多开拓空间。凤歌尚能在金庸尚未引用的领域可挖掘,而在他之后的作者,与其费尽心思从俩人挑剩下的残羹冷炙中淘宝,不如投身于题材近似但创作更加自由的玄幻、仙侠。

侠即以武犯禁,指武侠小说将暴力性强制性手段作为情节的推动力,这就消解了戏剧的内在矛盾。武技不同于别的技艺,它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一项工具,但是武侠小说赋予了这项工具巨大的权力,于是其中人物的行为逻辑也必须相应发生改变。而为了使这种变化不至于与现实常识产生偏差,作者就必须用一个个巧合和误会来淡化影响。王朔批评金庸小说,两三句话能说清的事,非要一言不合就开打,这当然有失偏颇。但武侠小说中诸如坠下山崖发现秘籍啦这样的巧合性桥段之所以层出不穷,也确实是因为只有通过巧合与误会这样机械降神的形式,才能保证整个武侠故事的逻辑通畅,这也就难免要削弱故事内在的必然性戏剧冲突。

罗伯特·索耶有篇科幻小说《射线枪的故事》,讲一个少年捡到了一把射线枪,因此认为电影中的外星人、异形、超级特工都有可能存在,并开始锻炼身体、学习侦查技能,希望在未来当上电影里的英雄,并因此远离朋友和恋人,但多年之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恍然大悟,扔掉射线枪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故事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只有射线枪这样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武器,才能赋予故事可能性:既然有了射线枪,为什么不可能有外星人呢?如果换成手枪、冲锋枪或者RPG,少年的观念乃至今后的人生都不会因此改变。武侠小说中的武技,就是故事中的射线枪,它必须是一种地位超然、不能替换成其他事物的东西,才能保证故事的逻辑顺畅。而这也同样决定了,武侠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只能在极其特定的虚假场景中实现,因而不具备普遍的人文意义——按说,武侠小说可比卡夫卡、马尔克斯们的小说“真实”多了。

金庸本人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识,所以他后期小说开始强调“无侠”、“反侠”的概念,但他没有彻底意识到武侠小说的荒谬之处不在“武侠”观念本身,而在武侠背景下的戏剧逻辑,因而他只不过是在具体情节上反对“武侠”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的观念,而在具体行文上,依然以武侠为线索,用不必然的误会和巧合来推进,因此,也就没有达到“革武侠小说的命”的程度——《堂吉诃德》的伟大之处,可远不仅仅是讽刺了个骑士小说那么简单。

所以说,武侠小说本身就在体量和内涵两方面有着缺陷,要从当今的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的雅文学,难度还是不小的。其实以体量计,武侠小说应该拿来类比的不是词和小说,而是比如明清神魔小说。金庸固然是武侠小说的大家,但武侠小说本身局限性就大,而金庸也没能超越其形式的局限性,因而不过是某个冷门题材下的佼佼者罢了,可以类比《封神演义》——若不是出了部伟大的《西游记》,可能“神魔小说”在文学史上已经彻底籍籍无名了。

至于《三体》,前文说过刘慈欣的写作缺陷,具体来讲,就是作者无法驾驭宏大题材。尽管刘慈欣多次强调俄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但就写作来看,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有限。

刘慈欣所擅长的写作模式,是通过细致描绘单个人物的经历,从而以小见大地侧面展现整个宏大背景。客观地讲,虽然他观察能力存在不足,但描写单个人物的故事,还是可以胜任的——所以他有那么多写得很好的中短篇小说,所以他《三体1》写得很好。但到了后两部的规模和尺度,他组织材料的能力就捉襟见肘了。这么宏大的内容当然不可能通过单个人物来展现,但他又确实不擅长别的写法,于是他选择了折中的方式——用写单个人物的写法写多个人,再把他们的故事合到一起,还容纳不下的内容就靠字幕和旁白来补足——所以后两部的叙事才会显得那么凌乱。平心而论,以《三体》的规模和尺度,写成现在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换成一些更有经验的严肃文学作家,也确实可以处理得更加流畅。

因此,即便抛开思想性不谈,《三体》在文学层面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这甚至不是文学审美观念的问题。不过,为什么说《三体》比《鹿鼎记》更有可能成为“名著”呢?同样也是由其文学形式本身决定的。

武侠小说的“旧”背景导致它吸收新元素的能力有限,因而昙花一现后注定走向没落;而科幻小说究其本质,就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再看其发展史,从30年代的太空歌剧,到冷战期间的后末日与新浪潮,再到80年代的赛博朋克,它始终能吸收新元素以保持生命力。所以,比起武侠小说,它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艺术容量,我们无法直接断言它的发展前景。科幻小说在未来出现更多有影响力的佳作,进而导致这种文学形式被视作雅文学的概率,至少就目前看来是高于武侠小说的。况且,以《三体》的影响力和(相对)新颖的形式,有可能会给处于瓶颈的严肃文学作家们一个全新的叙事思路,老舍不也写过《猫城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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