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韩语语境中，如何称呼日本人名？
在古代韩语的语境下，日本人名的称呼方式，与其说是“翻译”或“音译”，不如说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两国交流的频率和性质，以及韩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程度而形成的。这其中，既有对日本音的直接模仿，也有基于身份、地位或对日本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称呼。
要详细讲述，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点入手：
一、 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名字的基石
首先，要理解古代韩语称呼日本人名，离不开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在古代，日本使用的名字很多也基于汉字，而朝鲜半岛（当时称为朝鲜）也深受汉字文化的影响。因此，很多日本人的名字，在朝鲜人看来，是可以直接理解或解读的。
汉字名字的直读与意译： 当日本人的名字本身是汉字时，朝鲜人通常会按照朝鲜的汉字发音来读。虽然发音会与日本的原音有所不同，但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语言现象，就像我们今天说英语名字时，也会带有中文的发音习惯一样。
例如，日本历史上的一些天皇、将军，他们的名字如果本身就是汉字，朝鲜的史书或记录中就会以朝鲜的汉字音来记载。
更有可能的是，在一些涉及文化或哲学交流的场合，如果日本人的名字带有某种含义，朝鲜方面可能会对其进行意译，使其更符合朝鲜的文化语境。但这更多是在翻译相关文献时，而不是直接称呼人名。
“姓”与“名”的理解： 朝鲜人对“姓”和“名”的概念是清晰的，这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普通人没有姓氏，或者姓氏的使用远不如朝鲜和中国普遍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当遇到有姓氏的日本人时，朝鲜人会将其理解为“姓+名”的组合。
二、 音译与模仿：跨越语言的障碍
当日本人的名字不是直接的汉字（例如，很多日本本土的名字，或者使用假名书写的名字），或者朝鲜人需要更准确地模仿其发音时，就会出现音译。
“借字”与“音义兼顾”： 古代韩语在音译外来语时，会使用汉字来标记发音。这种“借字”的方式，有时会考虑汉字的意义，希望借用的汉字本身能传达一定的含义，或者至少不至于产生负面联想。
比如，日本人名字中的“丸”（maru），在朝鲜语境下，可能会用“丸”字来音译，因为这个字在朝鲜语中也有相似的发音，且意义也不冲突。
更复杂的音译，则会挑选发音接近，且意义上“尚可”的汉字。这需要音韵学知识和对日语音的了解。
“固有词”的音译： 日本有一些本土的固有词汇，这些词汇没有汉字对应。在翻译成朝鲜语时，就需要纯粹的音译。
比如，一些神话传说中的名字，或者一些独特的文化词汇，在传入朝鲜时，会根据当时朝鲜人对日语发音的听感，用朝鲜语的汉字（或固有谚文，如果时代允许）来记录。
例如，描述日本神话中的某些神祇，其名字的音译过程会更显复杂，因为需要找到最贴近原音的朝鲜语音。
三、 称谓的变化：身份、地位与关系
除了名字本身的音译或直读，古代韩语对日本人名的称呼，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称谓的影响，这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如何看待日本人，以及两国间的关系。
“某某大人”、“某某公”： 对于日本的贵族、官员，或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朝鲜人会使用尊称，如“某某大人”（○○大人）、“某某公”（○○公）等。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等级的普遍称呼方式。
例如，日本的武士或将军，在与朝鲜的使节或官员交往时，很可能会被尊称为“某某大人”。
“某某居士”/“某某僧”： 如果对方是佛教徒或隐士，可能会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
日本的僧人，在与朝鲜的僧人交往时，可能会被称呼为“某某僧”（○○僧），或在更正式的场合加上姓氏，如“某某法师”。
“倭人”/“倭国人”： 在一些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在早期，朝鲜人习惯性地将日本人称为“倭人”或“倭国人”。“倭”字在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语境中，有时带有贬低或轻视的意味，指代日本人。
尽管如此，即使在称呼时带有“倭”字，后面依然会加上对方的名字（如果是汉字名，则用汉字读音），例如“倭某某”。这是一种带有民族色彩的称呼，但仍是对个体名字的指代。
“岛夷”： 在更带有敌意或轻蔑的语境下，也有可能使用“岛夷”这样的称呼，但这更多是一种笼统的、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而非对具体人名的称呼。
“先生”、“长官”： 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以及对日本社会结构了解的增加，也可能出现一些更中性的称呼，如“先生”（先生）或“长官”（长官），特别是当对方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在某个领域有权威时。
四、 历史时期与交流程度的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称呼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早期（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 由于交流相对较少，对日本名字的理解和音译可能更粗略，多以汉字名为主，且可能存在较多误读。称呼上可能更笼统，或者直接使用“倭人”等代称。
高丽时期： 随着遣唐使（尽管是去中国）和中日之间交流的增多，高丽对日本的了解逐渐加深，对日本名字的音译和称呼也会更加细致。
朝鲜王朝时期： 尤其是在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之前和之后，朝鲜与日本的使节往来虽然时断时续，但总体而言，对日本的认识有所提高。此时，对日本重要人物的名字，尤其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会有更系统化的记录和称呼。例如，在记录战役时，会直接称呼日本的将领，并使用其汉字名字的朝鲜读音。
举例说明（假想）：
假设一位名叫“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的日本历史人物，在古代朝鲜人的语境中，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称呼方式：
1. 汉字名直读（或接近的音译）： 他的汉字名字“丰臣秀吉”会被朝鲜人按照汉字的发音读出来，读音会是“풍신수길”（Pungsin Sugil）。这是最常见和最直接的称呼方式。
2. 带有尊称： 在提到他作为统治者或军事将领时，可能会加上尊称，如“丰臣大人”（풍신대인，Pungsin Daein）或者“秀吉公”（수길공，Sugil Gong）。
3. 带有历史评价的称呼： 在描述与朝鲜的战争时，可能会被提及为“日本的征夷大将军秀吉”（일본의 정이대장군 수길，Ilbonui Jeongi Daejanggun Sugil），或者在其名字前加上“倭”（왜，Wae），如“倭将丰臣秀吉”（왜장 풍신수길，Waejang Pungsin Sugil）。
总结：
总而言之，古代韩语称呼日本人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融合了汉字文化的影响、音韵的模仿、社会等级的区分以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翻译”，不如说是在两国文化交流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适应性称呼体系。这种体系既体现了对异文化的理解，也折射出当时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要准确理解，需要将名字的音译/直读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结合起来。
要详细讲述，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点入手：
一、 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名字的基石
首先，要理解古代韩语称呼日本人名，离不开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在古代，日本使用的名字很多也基于汉字，而朝鲜半岛（当时称为朝鲜）也深受汉字文化的影响。因此，很多日本人的名字，在朝鲜人看来，是可以直接理解或解读的。
汉字名字的直读与意译： 当日本人的名字本身是汉字时，朝鲜人通常会按照朝鲜的汉字发音来读。虽然发音会与日本的原音有所不同，但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语言现象，就像我们今天说英语名字时，也会带有中文的发音习惯一样。
例如，日本历史上的一些天皇、将军，他们的名字如果本身就是汉字，朝鲜的史书或记录中就会以朝鲜的汉字音来记载。
更有可能的是，在一些涉及文化或哲学交流的场合，如果日本人的名字带有某种含义，朝鲜方面可能会对其进行意译，使其更符合朝鲜的文化语境。但这更多是在翻译相关文献时，而不是直接称呼人名。
“姓”与“名”的理解： 朝鲜人对“姓”和“名”的概念是清晰的，这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普通人没有姓氏，或者姓氏的使用远不如朝鲜和中国普遍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当遇到有姓氏的日本人时，朝鲜人会将其理解为“姓+名”的组合。
二、 音译与模仿：跨越语言的障碍
当日本人的名字不是直接的汉字（例如，很多日本本土的名字，或者使用假名书写的名字），或者朝鲜人需要更准确地模仿其发音时，就会出现音译。
“借字”与“音义兼顾”： 古代韩语在音译外来语时，会使用汉字来标记发音。这种“借字”的方式，有时会考虑汉字的意义，希望借用的汉字本身能传达一定的含义，或者至少不至于产生负面联想。
比如，日本人名字中的“丸”（maru），在朝鲜语境下，可能会用“丸”字来音译，因为这个字在朝鲜语中也有相似的发音，且意义也不冲突。
更复杂的音译，则会挑选发音接近，且意义上“尚可”的汉字。这需要音韵学知识和对日语音的了解。
“固有词”的音译： 日本有一些本土的固有词汇，这些词汇没有汉字对应。在翻译成朝鲜语时，就需要纯粹的音译。
比如，一些神话传说中的名字，或者一些独特的文化词汇，在传入朝鲜时，会根据当时朝鲜人对日语发音的听感，用朝鲜语的汉字（或固有谚文，如果时代允许）来记录。
例如，描述日本神话中的某些神祇，其名字的音译过程会更显复杂，因为需要找到最贴近原音的朝鲜语音。
三、 称谓的变化：身份、地位与关系
除了名字本身的音译或直读，古代韩语对日本人名的称呼，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称谓的影响，这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如何看待日本人，以及两国间的关系。
“某某大人”、“某某公”： 对于日本的贵族、官员，或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朝鲜人会使用尊称，如“某某大人”（○○大人）、“某某公”（○○公）等。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等级的普遍称呼方式。
例如，日本的武士或将军，在与朝鲜的使节或官员交往时，很可能会被尊称为“某某大人”。
“某某居士”/“某某僧”： 如果对方是佛教徒或隐士，可能会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
日本的僧人，在与朝鲜的僧人交往时，可能会被称呼为“某某僧”（○○僧），或在更正式的场合加上姓氏，如“某某法师”。
“倭人”/“倭国人”： 在一些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在早期，朝鲜人习惯性地将日本人称为“倭人”或“倭国人”。“倭”字在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语境中，有时带有贬低或轻视的意味，指代日本人。
尽管如此，即使在称呼时带有“倭”字，后面依然会加上对方的名字（如果是汉字名，则用汉字读音），例如“倭某某”。这是一种带有民族色彩的称呼，但仍是对个体名字的指代。
“岛夷”： 在更带有敌意或轻蔑的语境下，也有可能使用“岛夷”这样的称呼，但这更多是一种笼统的、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而非对具体人名的称呼。
“先生”、“长官”： 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以及对日本社会结构了解的增加，也可能出现一些更中性的称呼，如“先生”（先生）或“长官”（长官），特别是当对方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在某个领域有权威时。
四、 历史时期与交流程度的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称呼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早期（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 由于交流相对较少，对日本名字的理解和音译可能更粗略，多以汉字名为主，且可能存在较多误读。称呼上可能更笼统，或者直接使用“倭人”等代称。
高丽时期： 随着遣唐使（尽管是去中国）和中日之间交流的增多，高丽对日本的了解逐渐加深，对日本名字的音译和称呼也会更加细致。
朝鲜王朝时期： 尤其是在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之前和之后，朝鲜与日本的使节往来虽然时断时续，但总体而言，对日本的认识有所提高。此时，对日本重要人物的名字，尤其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会有更系统化的记录和称呼。例如，在记录战役时，会直接称呼日本的将领，并使用其汉字名字的朝鲜读音。
举例说明（假想）：
假设一位名叫“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的日本历史人物，在古代朝鲜人的语境中，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称呼方式：
1. 汉字名直读（或接近的音译）： 他的汉字名字“丰臣秀吉”会被朝鲜人按照汉字的发音读出来，读音会是“풍신수길”（Pungsin Sugil）。这是最常见和最直接的称呼方式。
2. 带有尊称： 在提到他作为统治者或军事将领时，可能会加上尊称，如“丰臣大人”（풍신대인，Pungsin Daein）或者“秀吉公”（수길공，Sugil Gong）。
3. 带有历史评价的称呼： 在描述与朝鲜的战争时，可能会被提及为“日本的征夷大将军秀吉”（일본의 정이대장군 수길，Ilbonui Jeongi Daejanggun Sugil），或者在其名字前加上“倭”（왜，Wae），如“倭将丰臣秀吉”（왜장 풍신수길，Waejang Pungsin Sugil）。
总结：
总而言之，古代韩语称呼日本人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融合了汉字文化的影响、音韵的模仿、社会等级的区分以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翻译”，不如说是在两国文化交流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适应性称呼体系。这种体系既体现了对异文化的理解，也折射出当时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要准确理解，需要将名字的音译/直读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结合起来。
网友意见
谢邀。古代两国言语不通，但都处在汉字文化圈，笔谈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这使得双方对姓名的认知基本仅限于正式的汉字表记，而不考虑实际发音。要知道，古代两国外交场合使用的正式文字都是汉字，而且主导交流的也都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民间交流，但也因文化程度的原因使得民间交流鲜有文字记载，更难见到直接对对方的姓名的读音进行记录了。所以针对此问，应该来说，古代韩语（注意不是韩文）语境中，一般采用汉字字面读音称呼日本人名。
—————————————————下文试图开个脑洞——————————————
韩国传统上根据中国文献，认为汉字从箕子朝鲜时代已传入半岛，而日本传统上根据「记纪」的记载，认为汉字是405年由王仁从百济泛海传来的。事实上这两个时间均不确，前者失之飘渺，后者囿于保守，但也能反映出一个事实，日本接受汉字的时间应该是晚于朝鲜半岛的。
因此，在日本将汉字视为官方规范文字之前（准确的说是用汉字表记姓名前），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历史中，记录姓名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空档」，即历史上可能存在单纯用古朝鲜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时期。推测这段时期大致应处于隋唐前，也就是白江口之战改变东北亚局势，将半岛和日本彻底纳入中华文化圈前。
要找到确凿的古朝鲜以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记录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注意很多东西：（一）要确定不是日方在外交场合故意选用的汉风姓名，（二）要排除转录中国史书音译的日本人名，（三）要排除沿用日本万叶假名的记录。
（一）的情况有，奈良石上神宫收物部氏武库藏晋泰始四年（268年）制「百济七支刀」，铭文有「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旨」应该跟《晋书》等初唐官修史书中提到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类似，仅为大和君主在华夏封贡体系下特别采用的汉风称号。
（二）的例子像《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二·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173年）夏五月，倭女王卑弥乎遣使来聘。」「卑弥乎」很可能直接沿用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疑为汉语对日语「日御子（ひみこ）」音译。
（三）的例子如《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第九》引用《百济记》逸文：「壬午年（262年），新罗不奉贵国（日本），贵国遣沙至比跪（さちひこ），令讨之。」《百济记》在半岛已佚，失考，稳妥地讲，「沙至比跪」应为百济在国书中直接沿用人名的万叶假名。
排除上述之后，真正可能是完全用古朝鲜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目前仅找到一条新罗扬言要征服日本的记录：
七年癸酉（253年）倭国使臣葛那古在馆，于老主之，与客戏言：「早晩以汝王为盐奴，王妃为爨妇。」倭王闻之，怒，遣将军于道朱君讨我。（出《三国史记·列传第四·昔于老》）
「葛那古」今读갈나고（Galnago），疑为日语「葛城长江袭津彦（かずらき の ながえ の そつひこ）」音转，「那古」对应「长江」；「于道朱君」今读우도주군（Udojugun），疑日语「武内宿祢（たけしうちの すくね）」音译，「于道」对应「宇治（内）」，「朱君」对应「宿祢」。
明治22年壹日圆纸币上的「武内宿祢」像
————————————————————
事实上，李氏朝鲜时日本人名的音译远比前代多，尤以壬辰倭乱双方交接频仍，但通事极为稀缺时为甚。去年答者在筛选史料时，由于《朝鲜实录》和朝鲜文人笔记、通信的数量过于庞杂，所以主观上忽视了其中音译的日本人名，现特来修正一下去年不成熟的观点。但又由于实例太多，故不尽数罗列，仅附上典型的一例。
宣祖实录第六十卷·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月10日
这是明军游击陈云鸿咨询朝鲜官员搜集到的日军的情报时，朝鲜官员汇报南部占领区各日军守将姓名的记录。其中涉及多个知名日本大名的别号、官名，也间接反映出一些中世朝鲜语和日语的对音关系。
| 驻守地 | 朝鲜汉字音 | 对应日语 | 本名 | 解读 |
|---|---|---|---|---|
| 竹岛 | 江江者加未（강강자가미） | 加贺守（かがのかみ） | 锅岛直茂 | 国司 |
| 甘同浦 | 也郎加卧（야랑가와） | 柳川（やながわ） | 立花宗茂 | 藩地 |
| 加德 | 之凡（几）之（지궤지） | 筑紫（つくし） | 筑紫广门 | 苗字 |
| 安骨浦 | 达三部老（달삼부로） | 月三郎（つきさぶろう） | 秋月种长 | 别名（달为韩语「月」之训读） |
| 熊浦 | 行长（행장） | 行长（ゆきなが） | 小西行长 | 本名 |
| 荠浦 | 平义智（평의지） | 平义智（たいらのよしとし） | 宗义智 | 本名 |
| 巨济 | 阿元老可未（아원로가미） | 阿波守（あわのかみ） | 蜂须贺家政 | 国司 |
| 巨济 | 豹干（于）昆老加未（표우곤로가미） | 兵库守（ひょうごうのかみ） | 岛津义弘 | 国司 |
| 永登浦 | 沙也毛隐老多有雨（사야모은로다유우） | 左卫门大夫（さえもんだゆう） | 福岛正则 | 卫府 |
| 机张 | 可仁老加未（가인로가미） | 甲斐守（かいのかみ） | 黑田长政 | 国司 |
| 东莱 | 共加卧马多时之（공가와마다시지） | 吉川又次郎（きっかわまたじろう） | 吉川广家 | 别名 |
| 林郎浦 | 多加和时旧老（다가화시구로） | 高桥九郎（たかはしくろう） | 高桥元种 | 别名 |
| 西生浦 | 清正（청정） | 清正（きよまさ） | 加藤清正 | 本名 |
| 釜山 | 阿紧奴山小于（아긴노산소우） | 安艺宰相（あきさいしょう） | 毛利秀元 | 尊称 |
| 蔚山 | 毛里有紧老加未（모리유긴로가미） | 毛利壹岐守（もりいきのかみ） | 毛利胜信 | 国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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