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宋灭亡，南宋仍能延其国祚150年，南明却前前后后只存续了18年？
一、北宋的终结：内忧外患的“宋”之殇
北宋的灭亡，主要指向了“靖康之耻”。这背后是长期积累的政治腐败和军事积弱。
政治的“重文抑武”与派系林立： 北宋自建立之初，就吸取了五代十国的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繁荣，但军事力量的相对衰弱是显而易见的。更致命的是，朝堂之上党争不断，冗官现象严重，官员的忠诚和能力参差不齐。以王安石变法为例，虽然旨在富国强兵，但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改革阻力重重，党派之间的倾轧甚至比对付外部敌人更为激烈。当外部压力增大时，这种内耗就已经让北宋的抵抗能力大打折扣。
军事的积弱与低效： 军事上，“厢军”制度（一种地方驻军）虽然保证了地方治安，但其战斗力远不如精锐的“禁军”。更重要的是，禁军也存在着训练不足、装备落后、指挥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文官主导军事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军事将领的自主发挥和战略的灵活性。面对辽、西夏、金等强大的北方政权，宋朝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在某些战役中也有过胜利，但整体战略上的劣势难以扭转。
财政的负担与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为了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和数量庞大的禁军，以及对辽、西夏、金的“岁币”支出，北宋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虽然王安石变法试图缓解财政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财政出现困难，军事力量的维持和发展就更难以为继。
地理位置的劣势： 北宋地处中原，北方边境线漫长，缺乏天然的屏障。一旦北方强敌突破边防，就直接威胁到首都开封。金朝的崛起，特别是其强大的骑兵，对北宋的步兵和攻城器械构成了巨大挑战。
直接的导火索——靖康之耻： 金朝抓住北宋政治混乱、军事疲软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最终，首都开封被攻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就此灭亡。这并非一个单一事件，而是长期以来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总爆发的结果。
二、南宋的绵延：苟安一隅的“宋”之幸
南宋能够延续150年，并非因为它彻底改变了北宋的弊端，而是它在特定的地理和战略条件下，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生存策略。
地理的“天险”——长江与淮河： 南宋偏安江南，拥有长江和淮河两大天然屏障。这为宋朝的防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金朝（以及后来的蒙古）的骑兵难以深入腹地。特别是长江，水势浩荡，使得北方政权攻宋的难度大大增加。
经济的繁荣与基础： 南宋失去了北方广阔的土地，但江南地区经济高度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为南宋政府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并有能力进行长期的战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也反映了江南经济对全国的重要性。
军事策略的调整： 南宋虽然在军事上依然不如北宋时期精锐，但面对地理优势，宋朝采取了更为有效的防御策略。利用长江天险，构建水军，发挥火器的优势，进行持久的消耗战。许多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虽然最终的结局悲惨，但他们在抵御金朝进攻时也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
内部政治的稳定（相对而言）： 相较于北宋末年的党争，南宋初期的政治相对稳定。虽然也有君臣之间的矛盾，但整体而言，宋高宗及其后继者更注重维护政权的稳定，以及与南方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虽然“秦桧事件”等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但整体上，南宋统治者更加懂得如何在内耗和外部压力之间寻求平衡。
外部环境的变化： 蒙古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南宋虽然最终被蒙古所灭，但在其大部分时间里，它面临的是金朝这个强大的敌人。而蒙古的出现，也使得金朝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南宋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缓冲。
“海上马车夫”式的对外贸易： 南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也使得其经济体系更加多元化，不易为单一的陆地战争所摧毁。
三、南明的短命：覆亡的“明”之殇
南明的迅速覆亡，则与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以及南明政权本身的弱小和分裂有着直接关系。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八旗军队势如破竹，最终导致了京师陷落，崇祯皇帝自缢。这本身就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的彻底崩溃。
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与分裂： 崇祯皇帝死后，明朝宗室纷纷出来拥兵自立，形成“多头政府”。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到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的隆武政权，再到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各个政权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甚至互相攻伐，争夺合法性。这种内耗使得本就脆弱的明朝残余力量更加分散。
军事力量的薄弱与依赖： 南明缺乏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军队。其兵力主要依靠原明朝的残余军队、地方武装以及招募的新兵。这些军队的战斗力、训练水平和忠诚度都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南明政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地方军事力量，如史可法、李自成旧部、甚至南明朝廷内部官员的私兵。这种分散的军事力量，难以形成合力对抗强大的清军。
地理环境的劣势与军事策略的失误： 虽然南明也曾试图依托江南或西南地区据守，但相较于南宋，南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并无绝对优势。更致命的是，南明政权在军事策略上存在严重失误。例如，弘光政权未能有效利用长江天险，过早地与清军决战，导致迅速覆亡。永历政权虽然在西南地区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也被清军逐一击破。
经济的破败与财政的枯竭： 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财政早已枯竭。南明政权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大规模的军队和长期的抵抗。税收征集困难，官员贪腐严重，军饷发放困难，进一步削弱了其抵抗能力。
清朝强大的军事和统一的领导： 相反，清朝在入关后，已经完成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征服，拥有统一的指挥体系、强大的八旗军队和汉军八旗，以及相对高效的行政和经济组织。清朝的目标是统一全国，因此其军事行动具有明确性和强大的执行力。
外部势力的介入（间接）： 虽然南明没有外部势力大规模直接介入，但“吴三桂降清”这样的事件，以及后期南明内部对汉人与满人之间矛盾的错误认识，也间接加速了其灭亡。
总结：
北宋的灭亡，是一个帝国体制和战略失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南宋的延续，是在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之上，采取了更为务实的防御策略，并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南明的迅速覆亡，则是明朝覆亡的余波，是政治上的分裂、军事上的软弱、经济上的凋敝以及缺乏坚实统治基础的综合体现。简单的说，南宋是“守得云开见月明”，而南明则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理解这种差异，需要我们跳出单一的军事角度，去审视一个王朝的整体国力和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网友意见
“为什么北宋灭亡，南宋仍能延其国祚150年，南明却前前后后只存续了18年，还一直在被追着逃？”
为啥北宋开国167年就亡了，明朝开国167年的时候还存续的好好的？
两宋之际和明末的各种矛盾、危机、问题的积累程度是一样的？
“崇祯杀了袁崇焕，明朝却再无大将可用？”
卢象升、孙传庭等人不能用吗？洪承畴、左良玉之流用好了也能用啊......
“但据一些史料，北京城破，真正自杀殉节的官员也不过寥寥数人，而文人却频频变节”、“但李自成打破北京，及日后清朝扫灭晚明。变节最多，还是这帮文人”
题主@贺楼惜雪 什么史料啊，拿出来看看啊。
你要是拿不出来，我这有清朝官修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总共记载了3787人：
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城中殉国的官员相对要少，六部主事以上的高级官员“只有”21名、获赠谥号，其中内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全家殉国；
之所以相对要少，一来是有很多逃跑或准备投降的，二来有不少想跑到南京的，三来朱由检不靠谱（这厮18日杀了老婆孩子后想要跑路、跑不出去才上吊自杀，无论跑路还是自杀、都没通知高级官员，结果李自成入城的22日、全城大索才找到他的尸体......）。
除此之外，还有马世奇、刘理顺、周凤翔等至少上百名低级官员殉国，还有相当多的平民（例如汤文琼）殉国，甚至还有不少宦官和宫女殉国，只不过他们在史料中很难留下姓名罢了。
李自成好歹还是诸夏，等清兵打过来，殉国的官员和士人更多了，特别是“留发不留头”的暴政让平民也群起反抗。
大顺、大西、小袁营、江南奴变、交山、榆园、山东谢迁、满家洞、广东社兵等各路义军，为了反抗清军、先后加入明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夔东十三家更是一直坚持到了康熙3年，而这些殉国者恰恰被清朝统治者有意忽视了，傅鼎铨、张家玉等投降过他们的明朝官员也被有意忽视了。
即便如此，“夫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迥非汉、唐、宋所可及”，而且这还在是“固不必如张若溎所请之遍行查访、徒滋纷扰，致无了期；且即再入数千人，于表章大义亦无所增减”的情况下。
“旁的也不说了，尤其东林复社这帮人，当初议论时政，慷慨激昂的是他们，现在纷纷投降，到衣冠不够，去戏班子买官服的也是他们”
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点名的“东林党”，109人中有17人活到了明末：
孙承宗、宋师襄、李邦华、黄公辅、解学龙、刘宗周、陈必谦、惠世扬8人殉国，李若星、顾锡畴2人死于战乱，郑三俊、熊明遇2人未投降出仕，钱谦益、侯恂、房可壮、阮大铖、张凤翔5人投降出仕。
除此之外还有未入《东林点将录》的史可法（左光斗学生）、瞿式耜（钱谦益学生）、左光先（左光斗弟弟）、吴钟峦（顾宪成学生）、姜曰广（被以东林党人身份下狱过）等，殉国。
复社也有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侯歧等殉国，杨廷枢，方以智、陈贞慧、顾炎武、黄宗羲等未投降出仕，当然也有吴伟业、侯方域等投降出仕。
（顺便说一句：阉党的殉国者也被清朝有意忽视了，杨所修、杨维垣、李应荐、张捷、杨文骢等，还有那些被认为是奸臣的也被忽视了）
“钱谦益，也是与心爱之人柳如是约好一起跳水，却感水太凉不跳了”
钱谦益确实投降了、也出仕了一段时间，想要和柳如是一起殉国但是怂了的事也有（不过“水太凉”出处的那段野史是编的，地点不对）；
但是钱谦益辞官后两次下狱，然后开始暗中联络反清复明的势力，传递情报、提供资金，曾与魏耕、归庄等人谋划起事，还算是有点贡献。
“就连最后的灭亡一幕，明朝也远不能跟宋朝相比”、"崖山海战，南宋战败，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何等场面！何等悲壮！何等气节！"
反正我觉得：南明的李定国两阙名王、郑成功北伐、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战等事迹，比襄阳之战后的南宋表现要强不少。
（当然也有忽必烈比多尔衮强太多的原因在，毕竟元军南下渡江是有百姓送粮食的“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多尔衮的留发不留头把已经投降的地区都逼反了）
建议题主 @贺楼惜雪 读一读《宋史》的《文天祥传》，解释一下啥叫“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以及为啥文天祥一个赣州知州突然就当上丞相了。
再读一读《文天祥文集》里的“朝廷养士三百年，无死节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当然这是偏激之语了，毕竟文天祥也可能说过“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最后读一读《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二·后妃下》：
京朝官闻难，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
而张世杰兵败于焦山，宜中弃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遗书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还朝。太后又亲为书召夏贵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独不报先帝德乎？"贵等亦罕有至者。
明日当启行，而宜中仓卒失奏，于是宫车已驾，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未几，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
PS：
这个“十万军民”其实也是有“水分”的，例如说明朝洪武皇帝的外祖父（《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
王姓陈氏，世维扬人，不知其讳。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与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遗粮以疗饥......王惊寤，身已在舟上，见旧所事统领官。时统领已降于元将，元将令来附者辄掷弃水中。统领怜王，藏之艎板下。
有相当多的兵民是被元军赶下海的，而且还不怎么接受投降，抓到兵民也要扔下水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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