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说，因果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信？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几个核心维度，尤其是他的后期哲学，以及他对语言游戏和意义依赖于用法的强调。
1. 对“必然性”的质疑：不是“因为所以”，而是“跟着发生”
在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虽然也承认因果性的描述可以成为科学的表达方式，但他对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解与我们通常的直觉有所不同。他认为，因果律的表述，比如“A引起B”，本质上是一种“模式”。科学定律描述的是自然界中的“模式”，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件序列的规律性。
然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视角更加聚焦于我们如何使用“因果”这个词语，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倾向于认为事件之间存在一种“看不见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
他会问：当我们谈论因果关系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因”对“果”施加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吗？还是我们只是观察到了一系列事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跟着发生”？
想象一下，你看到一个球撞击另一个球，然后第二个球移动了。我们称前者为“原因”，后者为“果”。但你真正观察到的是什么？是你看到一个球“撞击”了另一个，然后另一个“移动了”。你没有看到一个名为“必然性”的鬼魂，在第一个球撞击的瞬间，就“指令”第二个球移动。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迷信，是因为我们试图在经验之外，为这种“跟着发生”的规律性找到一个形而上的解释。我们渴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一个能让我们对世界感到“更安心”的解释，一个解释为何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理由。这种对解释的过度追求，超越了对实际经验的描述，就滑向了迷信的领域。
他打个比方：我们习惯于在事件之间画上箭头，表示“A导致B”。但维特根斯坦会说，这个箭头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它不是事件本身固有的属性。我们之所以加上它，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了一种恒常的伴随性。当我们看到这种伴随性反复出现时，我们便会形成一种“预期”，一种“规则”。
2. 语言游戏与意义的用法：因果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词语的意义在于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一个词语的含义不是一个固定的、独立于语境的实体，而是我们如何使用它来达到特定目的。
“因果关系”作为一个词语，它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用法。在科学语境下，它可能指向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和预测；在法律语境下，它可能指向责任的追究；在日常生活中，它可能就是对某个事件发生顺序的解释。
但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常常会把“因果关系”这个词语的某个特定用法，比如我们对“科学解释”的理解，误以为它揭示了一个关于世界本源的、更普遍的真理。我们用“因果”这个标签来封装我们观察到的规律性，然后又反过来，试图从这个标签本身去理解那个规律性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好比，我们给一个物体贴上一个标签，然后试图通过研究标签本身来理解那个物体。
他会说，我们之所以会相信因果关系，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教导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因果”这个词语。当孩子问“为什么球会滚？”时，我们可能会回答“因为它被推了”。孩子接受了这个答案，并且学会了在类似的场景中使用“推了”来解释“滚了”的现象。这种学习过程，就是一种对语言游戏的掌握。
然而，一旦我们跳出这种语言游戏，开始追问“为什么推了就会让球滚？”，我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一个超越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规则的解释。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更“基础”的原因，一个比“推”更基本的东西。而这种尝试，很容易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追问，或者诉诸于我们无法经验证实的东西，比如某种形而上的“作用力”或“能量”。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对“更深层原因”的追求，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误解。语言的目的是交流和理解，而不是揭示宇宙的终极秘密。当我们把“因果”看作是一种揭示宇宙深层机制的工具时，我们就赋予了它一种它本身并不具备的超验性质。
3. 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避免“概念的滥用”
维特根斯坦对因果关系的批评，也是他对哲学上的概念滥用的一种警告。他认为，许多哲学问题，尤其是形而上的问题，往往源于我们混淆了不同语言游戏的规则，或者将某个特定语境下的概念，不恰当地应用到其他语境中。
他指出，科学的目标是描述和预测自然现象，而科学定律就是对这些现象之间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科学并不需要一个形而上的“因果链条”来支撑其理论。例如，物理学家研究的是运动的规律，比如惯性定律或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定律描述了物体如何运动，但它们并不“解释”为什么万有引力“就是那样起作用的”。
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因果”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我们对“科学解释”的期望可能过于“完美化”了。我们希望科学能够解释一切，包括那些“为什么”的终极答案。但维特根斯坦会说，科学的边界在于经验。当科学的解释触及到无法经验验证的领域时，我们就需要警惕，是否已经滑入了形而上的泥沼。
他认为，对因果关系的迷信，就是一种对“何以如此”的无止境追问，而这种追问，一旦脱离了具体经验的约束，就可能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喋喋不休”。
总结来说，维特根斯坦认为因果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信，是因为：
我们相信因果关系背后存在着一种形而上的、看不见的必然连接或推动力，而这并非我们的经验所能直接证实的。 我们只是观察到事件以规律性的方式“跟着发生”，但我们赋予了这个“跟着发生”的现象一种神秘的解释。
我们常常将语言中“因果”一词的特定用法（例如科学解释）误解为一种揭示世界本源真理的能力。 我们的语言工具被用来制造形而上的概念，然后我们又试图用这些概念去理解那个工具本身。
对因果关系的过度执着，源于我们对“何以如此”的无止境追问，这种追问一旦脱离了经验的界限，就可能导致概念的滥用和无意义的哲学思辨。
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并不是要我们否定日常经验中的规律性，而是要我们看清楚我们头脑中关于因果关系的那些不必要的形而上学负担。他鼓励我们专注于事物的实际用法和经验，从而摆脱那些看似深刻实则空洞的迷信。他想要我们明白，世界之所以以某种方式运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原因中的原因”来解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描述和理解那些我们能够经验到的规律。
网友意见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以为这是诡辩？那说明你还没有理解形式逻辑，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才会发现形式逻辑的致命缺陷。而当你试图解决这种缺陷时，才会发现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鸡蛋问题，当我们在形式逻辑下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暗含了几个限制：
首先鸡就是鸡，鸡不能是蛋；蛋就是蛋，蛋不能是鸡，这叫矛盾律。
其次要么先有鸡，要么先有蛋，不能同时有鸡和有蛋，这叫排中律。
最后鸡永远是那个鸡，蛋永远是那个蛋，他们的指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这叫同一律。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反证法了：
假设先有鸡，那么就要回答鸡是哪里来的？如果你回答鸡是从蛋孵出来的，那么这个回答里面的“鸡”与假设概念里面的“鸡”就已经不是同一个“鸡”了，不同在哪里呢？他们的内容是不同的，假设中的“鸡”是先于蛋而存在的那些个体，回答中的鸡则是后于蛋而存在的个体，虽然形式都叫“鸡”，但内容却不同。于是这就违背了同一律，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如何回答这一诘问呢？你只能回答“鸡”就是先天存在的，它没有前序因。于是，我们的反证失败了。
同理，如果假设先有蛋，那么蛋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同样只能是“蛋”是先天存在的，它没有前序因，于是反证又失败了。
所以，现在我们既不能证明“先有鸡”是错的，又不能证明“先有蛋”是错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是对的，于是这又违反了排中律。
这就是一个悖论，形式逻辑系统中存在着无数个类似的悖论，例如上帝悖论，理发师悖论等等。
那么形式逻辑系统中应该如何解决这些悖论呢？
答案只能是认为规定，例如我们规定“先有鸡”，这就是一个公理，没有为什么，好像象棋中的“马走日，象飞田”一样，如果你想玩象棋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不用问为什么，如果不同意你可以不玩。
但是与象棋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希望利用形式逻辑这个系统为客观世界建模，从而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这就为这种模型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简洁，不能太复杂，至少要简洁到人类可以使用它预测未来；二是优雅，不能有过多“独断”，独断过多人类就不能理解，更无法验证，谁知道哪天会不会失灵呢？那么我们看“先有鸡”这个规定，是不是够简洁了？是，但是够优雅吗？一点也不优雅，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独断”，甚至他都不符合感性直观，怎么能叫优雅呢？
形式逻辑中几乎所有“因果”都存在这“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链条的长短不同而已。例如为什么有种子？因为有花。为什么有花？因为有树。为什么有树？因为有种子。所以为什么有种子？因为有种子……当然此种子非彼种子，又违反了同一律，所以最后还是要规定“种子”的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讨论花和树。
这种独断就可以称之为迷信，他跟无条件相信上帝存在是一回事。
为什么形式逻辑必然存在着独断？
因为形式逻辑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抽象，其抽象程度之高以至于忽略了“时间维度”，他只对世界的时间切片进行建模，这是一种静止的模型，或者说他的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时间不存在”，既然时间不存在又怎么会存在“因果”呢？所以形式逻辑在为因果关系建模时就必然存在这缺陷，这种缺陷的具体表现就是悖论。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缺陷呢？
我们可以认为“鸡”这个事物中本来就蕴含这形成“蛋”的趋势，同样的“蛋”则蕴含着成为“鸡”的趋势，鸡和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鸡中有蛋，蛋中有鸡，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是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当然这就打破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
那么矛盾双方的关系是什么呢？当鸡存在的同时，他就已经有了否定自己并转化为蛋的趋势，当它生下了蛋，蛋存在的同时也就有了否定自己成为鸡的趋势，往复循环，所以是同时有了鸡和蛋，这种“否定之否定”又打破了排中律。
那么发展到什么时候算是鸡，什么时候算是蛋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状态是连续变化的，而不是离散的，并不存在一个节点，在他前面100%是蛋，在他后面100%是鸡，这叫“量变引起质变”，也就是鸡永远都含有蛋的成分，只不过是比例多少的问题，所以永远不存在“同一只鸡”的概念，这也打破了同一律。
由于增加了时间维度，打破了形式逻辑的限制，因此这种建模方式能够更全面的还原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说的辩证法。
有优势肯定就有缺陷，“数”、“量”这两个概念都是形式逻辑系统中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形式系统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数”和“量”这两个概念，这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无法精确量化。
作为辩证法的发明者，中国的先贤也一直在试图完善辩证法，希望弥补辩证法的无法量化的这个缺陷，我们的做法就是引入“阴阳”。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世界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认识是运动，在我们还没有时间概念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种状态向两种状态的切换，这种切换我们称之为“易”，而两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一阴一阳”，但是“阴”和“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的状态具有向阳转化的趋势，反之亦然。在宇宙之初一定存在着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静止的，但是却具有走向运动的趋势，静止是阴，运动是阳，这种状态“负阴而抱阳”就被叫做“太极”。太极是一切的开始，当然也是时间的开始，因此太极之前没有时间，因此太极也就没有之前。太极动产生了运动，运动中不断产生阴阳分支，以至于有了今天的宇宙，太极静则不产生运动，那便是另一个平行宇宙。太极为什么动呢？没有原因，因为在那之前没有时间，也就不存在因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都已经存在了，其中一个就是永远静止的状态，其他的宇宙数量极其庞大，而我们只是存在于这些宇宙其中之一。为什么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存在时间的宇宙之中，这个宇宙又恰好能够产生“思考”这种机制，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被宿命束缚住的呢？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么说，你的所有结局都已经存在与某个平行宇宙之中，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脱这些可能。可问题是你可以选择让自己的思维延续至某一个平行宇宙，也可以让你的思维停止于某个平行宇宙，这是你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宿命这张网实在太大了，大到你有足够的空间在其内部实现自己的自由。而这其中必然也存在着某一个宇宙，在那个宇宙里你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宇宙模型，可以预知一切未来，于是你就成了宇宙，这种自由称之为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也是宿命之下的一种选择。
那么如何构建这种完美的宇宙模型呢？
形式逻辑显然并不能够胜任，解决了量化问题的辩证法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能不能通过“阴阳”这种二进制来替代“数量”呢？理论上是可行的，只不过分支点过多，逐一分析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那就需要我们对客观世界进行重新地抽象，在辩证法的框架下运用二进制的形式进行抽象。
至于如何抽象，恐怕需要重新构建一套体系，现在还不知道这套体系什么样子，但是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什么方向呢？
简洁而优雅。
干货在这不受待见，我把他们放在公众号“墨子连山”了……
补充0：
有人问你月亮在哪，你伸手指给他看，然后他头也不抬地盯着你的手指破口大骂，说你管这叫月亮？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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