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辽被汉化后就迅速衰落？
一、 根基动摇：草原文化的流失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首先，要理解金、辽的汉化，就必须先明白他们是什么。
辽（契丹）： 契丹族是一个发源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以骑射为生，崇尚勇武，有着一套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军事体系。他们的国家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对草原民族的凝聚力之上。
金（女真）： 女真人同样是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与契丹人一样，他们以勇猛善战著称，军事力量是其立国的基石。
当辽、金这两个政权占据中原，尤其是辽朝早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包括学习汉字、接受汉族官制、模仿汉族服饰等在内的政策。而金朝在灭辽、灭北宋后，更是全面接管了汉族地区，其汉化程度也随之加深。
汉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冲击是，它削弱了他们作为草原民族的统治根基。
军事优势的消退： 契丹和女真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的骑射能力和野战优势。然而，随着统治阶层越来越习惯于中原的安逸生活，并且在政治结构上越来越多地吸纳汉族官员和制度，他们的传统军事技能开始出现退化。例如，辽朝的“劲勇”部队逐渐被汉军收编或改编，其战斗力受到影响。金朝早期以“猛安谋克”为核心的军事组织，在进入中原后，也面临着如何与传统的汉族军事制度融合的问题，以及如何保持其草原骑兵的锐气。
民族认同的模糊： 汉化并非仅仅是学习皮毛，它还意味着接受汉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统治阶层逐渐沉溺于中原的奢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自身民族传统的维护逐渐淡薄。这种文化上的转变，使得原本就以民族属性为凝聚力的统治者，在面对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时，其号召力和向心力大打折扣。他们开始失去对北方草原部族的支持，也难以完全赢得汉族民众的真心归属。
二、 政治体制的困境：双重性与内部矛盾
金、辽的统治者在处理与汉族地区的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因俗而治”的策略，既保留了一部分自身民族的特色，又汲取了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这种“两面性”的统治模式，在初期可能是一种优势，但长期来看，却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官制上的“南北面官”： 辽朝就实行过“南面官”处理汉人事务，“北面官”处理契丹事务的制度。金朝在占领中原后，也延续了类似的模式，设置有“南朝”和“北朝”之分，或者在职官设置上体现民族差异。这种制度设计，意图维护自身民族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造成了政治上的隔阂。
政策执行的阻碍： 不同的官僚体系和民族政策，使得政策的推行常常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北方民族的政策未必适应南方汉族地区，而汉族官员的建议也可能被北方贵族视为威胁。
内部的权力斗争：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汉族士人进入统治体系，成为官僚。而与此同时，原本掌握权力的北方贵族，则面临着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要适应汉族官僚体系的挑战。这容易导致不同民族背景的官员之间产生矛盾和猜忌，加剧内部的权力斗争。
贵族阶层的腐化与奢靡： 汉化带来的繁荣经济和安逸生活，也腐蚀了许多原先强悍的北方贵族。他们开始追求享受，忽视军事训练，甚至参与到官场腐败之中。这种贵族阶层的堕落，直接削弱了王朝的统治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 经济基础的压力： çift çöküntüsü ve vergi yükü
汉化不仅仅是文化和政治的融合，也涉及到经济制度的调整。
经济模式的转变： 辽、金统治者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农业经济模式，并试图从中原地区榨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完全成功。
对农业经济的破坏： 在征服初期，战争的破坏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当统治者试图恢复和发展农业时，也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和激励汉族农民的问题。
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冲击： 辽、金原本在草原和渔猎地区有着自己的经济来源，汉化后，这些传统经济模式可能被边缘化。
沉重的税赋负担： 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奢侈的生活以及日益增多的军队开销，统治者不得不向被统治的汉族民众征收沉重的税赋。这种经济上的压榨，必然导致民众的不满和反抗。
经济成果的流失： 尽管中原地区经济发达，但其经济成果却很大程度上被统治阶层所占有，或者流向北方统治者各自的母族地区，而未能惠及更广泛的民众。这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 军事防御的真空：外患的乘虚而入
如前所述，汉化过程中，辽、金的军事实力出现了滑坡。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显得力不从心。
蒙古的崛起： 尤其是金朝，其衰落的命运与蒙古的崛起紧密相连。当金朝的统治者沉迷于中原的安逸，其军队的战斗力、战略的灵活性和对边疆的控制力都在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则在整合蒙古各部，建立起一支令人生畏的铁骑。
防御体系的瓦解： 金朝在建立之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军事优势被侵蚀，防御体系出现漏洞。蒙古人的进攻，如同利刃划破一张老旧的网，迅速瓦解了金朝的军事抵抗。
总结：
金、辽的“汉化”并非直接导致其迅速衰落的唯一原因，更准确地说，汉化是加速了他们自身内部矛盾爆发、削弱了其作为外来统治者的核心竞争力，并最终使其难以抵御外部强大力量侵蚀的过程。
汉化是一个双刃剑： 它让辽、金政权得以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并享受到中原文明的先进之处。但同时，它也侵蚀了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的生存能力和军事优势，模糊了民族认同，导致统治阶层内部出现分裂和腐化。
汉化过程中存在着“失衡”： 汉化未能完全解决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隔阂，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融合存在着诸多摩擦和不平等。
外部因素的催化： 蒙古的崛起，犹如一个强大的外部冲击，彻底摧毁了在汉化过程中已经千疮百孔的辽、金政权。
可以说，金、辽的命运，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都会面临的共同困境的缩影。如何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与有效统治汉族地区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享受汉族文化繁荣的同时，不丧失原有的军事和政治活力，是这些政权必须面对的终极考验。而金、辽，最终未能成功通过这场考验。
网友意见
事实而言，正是因为汉化辽金等游牧民族政权才能长期存在一段时间，而不是汉化加速了它的衰落。
游牧民族的兴起和衰落往往就是一代人的事情，出现了杰出的领袖就会迅速崛起，领袖死去往往就是迅速衰落。这一点和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政治文化有关。
游牧民族往往分散聚居，以部落为核心，即使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也缺少足够的凝聚力，没有中央集权式的统治结构，往往高度依赖武力和领袖个人政治能力，这就难以保证权力的传承有序。
同时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游牧民族缺少政治文化扎根的土壤。农业文明由于其对政治稳定的需求，自然产生君权神授式的统治文化。而游牧民族天然带有扩张属性，这就要求他们崇拜强者，从而很难长期接受一个自然传承的家族式政权。
从历史上看，对农业文明吸收程度越高，游牧民族的统治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汉朝匈奴的东西分化，南北朝的北方政权更迭，唐朝回纥和吐蕃的对比，辽金元之间的差别，元和清的差别，从中都可以找到部分佐证。
下面回答都是啥牛鬼蛇神。辽金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契丹女真初期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拥有一个能实行类似唐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社会环境，后期和宋国一样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里，折腾啥军事制度最终都要完蛋。
这个问题应该问的是军事方面而不是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
因为文化方面辽金都不先进，经济方面辽金也不发达。
所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辽金汉化后军事能力迅速下降。
这个答案就非常简单了。
辽金的崛起是以自身的部族力量为核心的。但是一旦实现了对汉地的统治，他们就迅速从原本以军事为核心、以游牧为基础的草原游牧经济，转化为以监视为核心、以农耕为基础的的中原农耕经济。无论是在草原上，或者森林地带，还是在中原农耕区，他们都是以部落为核心，以农民为附庸。但是军事强度烈度都在剧烈下降。在草原地带的军事活动，是一旦发起就可能导致一个强大的部落瞬间灭顶，于是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军事警觉。在中原地区的军事活动，则有大量的城池作为依托，平时以治安行动为主。于是其战斗力不可避免的从野战集团标准，下降到治安战斗标准。很多地区还会急速下降到普通治安标准。这就导致他们原本依赖的部落核心的军事力量急速衰弱。
而他们自己本来是没有成体系的军事训练制度的。
他们所统治的中原地区也不能提供维持他们原有军事能力的军事训练制度——如果有的话，他们压根就进不来。
所以最终结果就是：
首先，辽金入主中原以后，自身从常年野战状态转换到了常年和平状态，源自于生活本身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其次，辽金没有建立新形势下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军事训练体系；
最后，辽金统治下的汉地本身也没有保持较高战斗力的军事体系。
这样一来，辽金的战斗力在短短十几年内就会从所向披靡迅速下降到难以为继，进而下降到与他们所攻击的汉地对手持平的地步。
一旦到了这个持平的阶段，辽金反而又有了优势。那就是他们的部落成员可以较好地发挥对殖民地区的汉军的监督作用，发挥出同样制度下相对于未被殖民地区、缺乏足够监督的汉军的战斗力优势。
辽金的迅速衰落，源自于他们缺乏维持战斗力的制度建设，而仅仅因为原本的生活方式被迫拥有了外来强加的战斗力。
与之对应的是，汉地战斗力的下降，则是他们没有发挥自身在制度建设上的优势，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于是丧失了原本因为制度建设而十分强大的战斗力。
这样就形成了草原民族一波一波入侵的景象。
搞清楚不是他们被汉化后就迅速衰落。
而是他们占领了大批汉人的土地，
奴役大量汉人能做他们的奴隶，为他们生产。
从而过上富足奢侈的生活。
才开始迅速衰落。
因为他们能崛起。靠的不是自己的智慧，勤劳，文化。
是一股饿出来，穷出来的狠劲，
一旦富足生活磨掉他们这层狠劲，
他们就会迅速衰落，
不但是这些蛮夷，
在很多农民起义势力。比如太平天国。
后期迅速衰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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