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劳动力群体大转移，近 4 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可能带来哪些问题或机遇？
现象分析：工人群体转向外卖行业的原因
首先，我们得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工人转向外卖行业。这背后有多重因素交织：
传统制造业的困境与转型压力：
成本上升： 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不断推高传统制造业的运营门槛。
低附加值： 许多传统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利润微薄，难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产业升级换代：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对技术、创新、自动化要求更高。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岗位面临被淘汰或外迁的风险。
疫情影响：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也影响了部分外贸订单和国内需求，使得一些工厂订单减少，甚至停工停产。
外卖行业的特点吸引力：
门槛相对较低： 相较于需要专业技能的制造业岗位，成为外卖骑手对技能和学历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交通工具和健康证明即可快速上岗。
相对灵活的工时： 虽然外卖行业存在高强度的工作和长时间在线的需求，但理论上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平台规则和个人情况调整工作时间。这对于一些面临失业风险的工人而言，提供了一种缓冲和过渡的可能。
即时收入与现金流： 外卖行业通常提供按单结算的报酬，能够快速获得现金收入，这对于急需维持生计的劳动者来说是重要的。
平台经济的发展与吸纳能力： 平台经济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创造了大量灵活性就业岗位，成为经济下行时期吸纳失业人口的重要渠道。外卖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典型代表，其庞大的业务量能够快速吸纳大量劳动力。
社会认可度的变化（相对而言）： 虽然外卖骑手被视为“零工经济”的一部分，但其工作相对可见，且直接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比许多工厂车间的单调、封闭的工作环境更具“社会参与感”。
可能带来的问题：
1. 对工人个体而言：
技能退化与职业发展受限： 工人从相对固定的工厂技术岗位转向更灵活、但技能要求相对单一的外卖岗位，可能导致其原有技术能力得不到发挥，甚至逐渐退化。一旦外卖行业市场饱和或平台政策调整，他们将面临二次失业的风险，且再进入制造业的门槛可能更高。
社会保障与劳动权益问题： 外卖骑手普遍面临平台算法管理、工伤风险、缺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挑战。许多骑手与平台并非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以“个体工商户”或“合作者”的名义签约，这使得他们在劳动法保护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身体健康与安全风险： 外卖工作需要风雨无阻地奔波，常年超负荷工作，容易导致颈椎病、腰肌劳损、视力下降等职业病。同时，为了抢时间，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
心理压力与社会归属感： 算法的压力、顾客的差评、恶劣天气等都会给骑手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缺乏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同事关系，也可能影响其社会归属感。
收入不稳定与前景不明： 外卖骑手的收入受订单量、配送距离、平台抽成、竞争激烈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波动性较大。在市场饱和后，收入水平可能进一步下降。
2. 对制造业而言：
熟练技术工人流失： 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一旦大量熟练工人离开，短期内难以找到合格的替代者，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人力成本的隐性推高： 如果制造业岗位需要吸引工人回流，可能需要提供更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这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
产业升级的阻碍： 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懂技术、善创新的工人，如果大量具备一定技术基础的工人转向门槛更低的外卖行业，可能会延缓产业升级的进程。
3. 对整个社会而言：
就业结构性失衡： 劳动力的过度集中于低附加值的服务业领域，而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却存在人才缺口，加剧了就业结构的失衡。
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 如果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一旦发生意外或年老，其生活将难以保障，会增加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
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 过度依赖低技能、高劳动强度的服务业来吸纳就业，可能不利于经济向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劳资关系的复杂化： 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如何界定、如何监管、如何保障双方权益，是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可能带来的机遇：
1. 对工人个体而言：
多元化职业选择与创业可能： 对于一部分工人来说，外卖行业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在失业期间能够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配送过程中积累了对城市交通、人脉资源、服务行业的了解，为未来可能自主创业（如开小店、成为私厨、转型其他服务业）打下基础。
新技能的获取： 虽然技能单一，但外卖工作也培养了骑手的时间管理能力、路线规划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这些都是宝贵的软技能。
灵活就业的探索： 这种大规模的灵活就业现象，也促使社会思考和探索更适合新时代特点的就业模式和保障体系。
2. 对新兴产业与平台经济而言：
劳动力供给的保障： 大量的工人转向外卖行业，为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支撑了电商、餐饮等行业的蓬勃发展，间接推动了消费和服务业的增长。
创新商业模式的试验田： 平台通过对海量骑手的管理和调度，积累了大数据和运营经验，可以不断优化算法，提高效率，甚至衍生出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逻辑。
催生相关产业发展： 外卖骑手群体的壮大，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电动车制造与维修、手机应用开发、保险服务（为骑手定制）、服装服饰等。
3. 对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而言：
倒逼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这种劳动力转移现象，促使政府和相关部门不得不正视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推动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模式。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了保障外卖骑手的安全和效率，城市需要进一步优化交通管理、配送区域划分、充电设施建设等，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考： 这种转移也警示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吸引力提升，以及为工人提供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总结与展望：
“近 4 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的现象，是经济转型期阵痛的一种体现。它既暴露了传统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平台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同时更尖锐地提出了劳动者权益保障、职业发展路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
短期来看， 这一转移可能带来就业的缓冲作用，但长远来看，对工人的职业发展、权益保障以及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中期来看， 社会需要积极应对，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制造业提升吸引力，为技术工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卖等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护，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来看， 这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经历的转型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引导劳动力向更具价值、更可持续的领域流动，实现经济结构与劳动者福祉的同步提升。
因此，看待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工人失业”或“灵活就业的福音”，而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经济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挑战与潜在机遇。政府、企业、平台和劳动者自身，都需要共同努力，找到一条更公平、更普惠、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网友意见
谢邀。
一边是资本过剩导致的去工业化，一边是互联网资本对大量就业岗位的消灭，最后产生大量低水平就业。
你老老实实地说就完事了嘛，何必包装成“劳动力群体大转移”呢。
有些人说“送外卖月入过万”，爷服了。
叫过外卖吧？见过餐厅门口躺着电瓶车上等单的外卖小哥吧？递根烟和人家聊两句会不会啊？章口就莱？
可以过万，你每天送个七八十单吧，差不多“冬十一夏十二”的每日工作时长。
新手一般一天也就二三十单。
这业务是走阶梯价的，前面800到1000单是一个价，后面每过个量级，这批单的提成就能多拿点。所以要多赚，就必须保持高频次的出勤。
众包自由度大点，专送有个2000块的底薪，但也有最低配送要求。而且不管众包还是专送，核心都得靠疯狂送单来养数据，保证系统的派单惯性。
所以特别怕差评和缺勤。
食宿和电瓶车自己负责，没有劳动合同，不存在和美团饿了么的任何劳动关系，一出事站点基本就是跑路。
因此这行业没什么有效积累。看不到学习和未来，受不了膝盖积液，但凡有点选择余地的都会跑路。“十个单王九个债”，网贷和戒赌吧老哥一般是业绩排头兵。
这种“月入过万”，有几个能做到？
而且就算是低水平就业，你这就业体量也一般，更没法和被消灭掉的就业相提并论。
说是“千万骑手”，真正活跃的骑手大概也就六百万左右，全职的应该在四五百万区间。
疫情的特殊环境下有了一波爆发，但也就是扩容了五十万左右的有效岗位。而且这波扩容实际上消耗了未来的增长，因为一二线外卖市场已经饱和，要保持高派单量，接下来就是往死里做买菜O2O，社区团购。
只有一二线城市有高价送单提成，五六块的；其他中小城市，一单一块五的都有，已经卷起来了。
换言之，要不停地消灭消费者去线下的次数，才能保持外卖员产能的不过剩，瓶颈已经摆在眼前。
下产线打工的收入也一般，包吃住的四五千，每天也是机械式重复几个动作十一二个小时。除了没有风吹日晒和交通隐患，别的比送外卖好不到哪去。
但送外卖实在是一条太狭窄的路径了，真的没有任何技术积累的可能。我见过小工混成工程师的（当然这是不被学术承认的“工程师”），女工混到线长的，没见过外卖员混到站长的。
平台已经把你的劳动拆解到完全纯肌肉记忆的水平，你连参与个排产线、监工、登记出货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数据系统都做了。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互联网的高度自动化、算法化、实时化，就是“去人化”，减少人的参与。生产动作里的“去人化”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生产决策里的“去人化”，这实际上消灭了参与者的学习可能，真正做到了“人附属于机器”。
因此就算是比烂，送外卖也是个更加“过渡性”的工种。而且相比工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从属工种的波动性更高。
工人转移到这个领域就业，是标准的低水平就业征兆，实在没必要用尽修辞来找补。
其实早些年“互联网＋”，各个互联网巨头都吹自己创造了多少就业，对于自己创造就业的质量、消灭就业的数量，都避而不谈。
品牌公关嘛，李姐万岁。
但这些口径不应当引入到严肃讨论中。科技进步就是会消灭一部分岗位的；越是标准化数据化实时化的生产就是越会消灭人的因素的；在升级完成前就是会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的。
年纪大了就是岗位转移困难的，低水平就业就是缺乏社保保障的，我国劳保体系和职教体系就是混乱的。互联网及相关高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增量，但这些增量就是还不足以弥补其野蛮生长的代价（至少分配体系上没有）。
你们不是主力，憋吹咧。
非常危险，平台经济消灭大量工作岗位，工厂又负担不起劳动成本的提升，大量劳动力涌入外卖行业，之后行业整体收入就会逐渐崩塌，说实话到这个层面就真不是卷不卷的问题了。
简单说来就是就业岗位不足。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搞技术科研的不多，倒是把服务行业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很多，前期确实带来了增量提供了经济活力，但逐渐也显出了后遗症来了，他们消灭了大量的线下工作岗位，并且还在继续。
就拿外卖行业来说，平台在外卖员，店家和用户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刷单数量，一边给用户发红包，捆绑用户消费，一边要求店家降低价格提高竞争力，一边不愿意放弃用户不愿提高外卖价格，高强度盘剥外卖送餐员。
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形成的，我们就面临了类似的问题，虽然我国体制上应对这一问题比美国优势还大一点，但中国人口是另一个坑。
现在比金融蓄水池房地产更严峻的问题是，就业蓄水池快递外卖行业，能支撑多久？如果有一天外卖快递也不赚钱了，最后要把人赶回老家种田吗，那当初着急搞城市化又是为了啥。
平台经济，应该拆解，还富于民。
说实话还有个搞分配改革的思路，但这个有点超越我想象，不太谈得来。比较来说，以美帝的富裕，才3亿多人口，分配还搞的一塌糊涂，回到中国，虽然我们有体制优势，但精细化14亿人的分配问题，确实还是超乎我想象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大，主要有2个方面：
1，外卖骑手挣得太多了，导致外卖价格上升，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2，工匠不够了，现在大家不想进工厂，拖慢了我们崛起的步伐，2025的蓝图会被影响。
我们绝对不能走提高工匠工资的邪路，看似慈悲，实藏祸心。这会影响奢侈品销售，你们要知道奢侈品销售的利润是最高的。当然，还有豪宅的销售。
所以我建议应该要立刻实行外卖客单指导价，进行宏观调控，降低外卖员的收入，有序引导劳动力重新回到工厂。
这样做有2个好处：
1，降低外卖价格，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2，增强我们的工业竞争力。
赢2次！！！
早该管管了！
如果只是去找理由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
1.好事。
外卖缓解了疫情冲击带来的失业压力。
这跟滴滴司机的数量变化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
大家看过疫情期间滴滴司机增长的文章吗？这个数据我没有去验证，但从滴滴比以前确实好叫到车来看，司机应该是变多了。
从道理上确实也讲的通。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那么多，员工总得自谋生路吧，开滴滴补贴家用，也的确是一个选择。
2.坏事。
跑外卖和流水线工作相比，难度都不大，很容易切换频道。
而互联网企业又善于烧钱，所以蓝领转行外卖绝对不稀奇。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外卖对制造业确实形成了挤压。
我的观点是弊大于利。
蓝领流动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内卷的过程。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出于调控经济的需要，有施行积极货币政策的冲动。
在这种冲动的驱动下，货币投放速度会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就是加速推动经济资源向有利于少部分人的方向进行了再分配。
这个再分配是存量再分配。由于没有增量的调节，其后果就是加速了两极分化。
而这个处于两极分化有利一端的少部分人，就是行业垄断者和金融资本。
换言之，随着竞争格局的演化，社会资源从自由竞争主体向垄断者集中，工业资本的主体地位被金融资本所取代。
于是金融资本和美团等行业垄断者互相成就，推动社会资源向自己身上集中。而随着出现的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业和工业资本受到挤压，比如这里的蓝领用工从制造业迁移至外卖。
这是经济体系内在的发展规律，如果中央政府不作为外生变量施加影响的话，这个对工业资本不利的局面只会越来越恶劣。
但遗憾的是，由于宏观经济已经进入信用货币体系时代，宽松货币政策成为政府的本能冲动。政府纠偏相当于向自己动刀子。可以想象，自己向自己动刀是多么的困难。
不过，我们仍然有有利的因素。
那就是外部的倒逼机制和我们的改革决心。在这二者的作用下，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看到了制造业比例降低的趋势，并且开始采取措施挽回制造业的信心。
欢迎关注“财经杂感”，专栏和公众号同名。
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呗，有什么好奇怪的？田园土老板赚钱的时候觉得能耐全是自己的，被互联网巨头屠杀的时候又来甩锅社会？凭什么大家都欠你的，凭什么劳动力都要让你先来挑挑拣拣？玩不起就别玩好么？
首先，求职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同一个生态位下的不同雇主彼此之间本来也应当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而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整个O2O类App市场从出现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大规模烧钱补贴的时代也早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土老板和饿了么美团，现在是站在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你还是打不过人家，那不就是你自己菜么？哪来的脸甩锅社会？
第二，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搞产业升级，必须首先消灭血汗工厂，减少制造业从业人口总量。但是国家用行政力量动手的话难度很高，一旦背离了就业市场基本供需关系就会人为制造失业，风险过高。现在互联网巨头下场，这个问题显然迎刃而解——广大低劳动技能青年用脚投票选了外卖行业，利用市场力量掐断血汗工厂的输血，自然就没有就业问题了。至于监管，在专政铁拳面前并没有什么“巨头”，而处理一个中心化的互联网公司显然要比处理一大堆零零散散的小工厂要容易得多。
最后，没有人活该被牺牲——就算是在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所有人也都有资格尽可能选择更好的生活。对于广大低劳动技能青年而言，外卖员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职业，但它至少比血汗工厂小工强，这就足够了。至于土老板们，要么认真搞技术升级，提高自动化水平，用更少的人和更高的平均薪资维持生产，要么继续搬家去越南印度享受人口红利——不管选择哪条路，请至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叽叽歪歪地玩不起抱怨社会，谢谢。
机遇，你跟我说这个工作能给年轻人带来机遇？
我很少回答我不熟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忍不住了，我提一下。我不止一次，在一年内至少亲眼看见三起骑手被汽车刮到，汽车跑了，骑手倒在地上起不来的交通事故。你跟我说这是什么机遇？我最少近距离看见过两次，交通警察想截停骑手，骑手假装顺从，然后忽然加速逃跑。我自己开车在路上，平均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的躲骑手5-8次。
那帮年轻人在用生命赚钱。这就是我的感觉。有的被撞倒了，真的有可能找不到撞自己的人，不是每条路都有摄像头的。轻微伤的，没大事的，自己站起来，拍拍土，用个创可贴止血，继续骑车，怕误了工作，怕被人投诉。风里来，雨里去，你跟我说这是机遇。你自己愿意不愿意有这种机遇呢？
他们自己成了安全隐患，快速的开在人行路上，路人害怕，开在机动车道上，机动车害怕。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命只有一次，但是被几十的单子逼的自己去冒险。然后一帮知乎的知友竟然在各个板块下说，这是我国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之一，我们的外卖行业完胜美国。你们的骄傲是建立在这些小伙子的生命危险之上，骄傲个P。美国的外卖是用车在送，这帮小伙子是在冒着被车撞的风险在送。
自己百度去搜关键词“外卖电瓶车事故+深圳”，看看我说的是真还是假，被报出来的基本都是死亡的，重大的交通事故，要么是豪车比如玛莎拉蒂，没被报出来的肯定是天天都有在撞的。因为他们生而贫穷，他们的命就可以不值钱？
这还只是讨论安全问题，咱们还没有讨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问题。这帮小伙子老了怎么办？过几年干不动了怎么办? 把贫苦百姓的迫不得已的生活描述成一种朝阳行业，我确实不理解。一个行业好，或者不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们行业的人的生活质量，比如能不能买房子，开的是什么车，孩子能不能读私立学校，抽的是什么烟，能不能去旅游...你就说吧，外卖这个行业，里面的小伙子干多少年能在北上广深买房子？500年？还是800年？
机遇？也好意思提这个词~！或者你们习惯了“宏观叙事”角度，动不动就上升到“大格局”，“高层面”。我看见的只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质量，生命安全。
这是广大制造业从业人员用脚投票的结果。
就像我一直所说的那样，对制造业形成强烈冲击的，不是金融和IT，而是快递和外卖。
另外，这些原制造业人员去送外卖，并不是贸然投入一个全新的行业，他们是有着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有着熟练的电瓶车驾驶技术，甚至有着一定的电瓶车维修技术。
每个在郊区工厂车间挥汗如雨的人，心中都会有着自己骑着电瓶车飞驰的身影。
身在车间心在路，郊区工厂叹虚无。
他日若逐电瓶车，敢笑工人不丈夫。
和制造业一样，建筑行业的年轻劳动力也被迅速的抽干吸走。你很难在工地上看到20岁左右的钢筋工，木工等劳务工人，甚至属于管理人员的总包里，大量的年轻人每天所想的都是提桶跑路。
当然建筑行业比较务实，行业高层也几乎没想过采取什么措施让年轻人回流，他们觉得回流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基本解决不了。十多年前还可以靠高工资吸引家庭条件较差的年轻人，工地包吃包住，省下的钱攒各几年还能付个首付。
而现在随着房价的飙升，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的崛起。建筑行业的优势被磨平甚至拉下，而劣势糟糕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被无限制的放大。所以现在年轻人情愿拿个三四千元在城市里骑着电瓶车，感受人间烟火，也不愿意拿个五六千在荒郊野岭与蚊虫为伴。
这些年国家为何要强制推广又贵又慢的装配式建筑？就是未雨绸缪考虑到未来建筑行业劳动力缺失采取的应对措施，由传统的农民工打散工的模式转为工业化产业工人的模式。
所以我建议制造业的大佬们也放弃幻想，不要老想着让年轻劳动力回流，应该考虑在劳动力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让生产线继续运作，机器人？智能化？或者引入外籍劳动力？或者制造业外迁？当然后者是政治不正确的方向，毕竟我国是……
但问题总要解决，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不是网上发几篇文章，呼吁一下，抒发情怀那样的解决。实在的解决就需要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支持而不是散发焦虑和光喊口号。
如果说住房，教育，医疗是普通人焦虑的源头，那么在制造业工厂或者附近的产业园中，我们以产业用地的性质，引入职工宿舍的土地，这种土地不参与招拍挂，以较低的土地出让金出让给企业，以降低土地成本，而宿舍按回迁房和安置房的标准建造，无产权。同时周边配套厂办学校和医院，当然这需要教育和医疗部门的配合和支持。
那么有了这些保障措施，我相信年轻劳动力会有一定的回流。但，我自己都认为这在做梦！土地的问题，这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把土地地价出让，然后修建大量安置房式的住宅，那商品房新房的销量会滞后，二手房价格也无法上升，进而影响土地拍卖的价格，地方政府愿意吗？
配套的学校和医院修建很容易，但师资力量和医资力量，如何保障？目前学区房溢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优质的学校资源，读书容易，但入名校困难。医院的问题除了前期要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外，医生的缺失，工人医保，已经医疗财政，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所以目前呈现出的社会问题，想要解决需要涉及到相关行业千丝万缕方方面面的关系，现代社会已经不是50年代那样，上层喊一声口号，群众就义无反顾投入的年代。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失只会成为未来的常态，无法逆流，就如同劳动力曾经从农业流出到制造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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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签署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简称UFLPA）是2022年通过的一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法律，其核心内容是将新疆地区与“强迫劳动”直接挂钩，并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遏制中国新疆的棉花产业及与之相关的全球供应链。这一法案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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