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卷要怎样才能得到缓解？

中国的内卷现象是当前社会一个普遍且复杂的问题，它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要得到缓解，需要系统性的、多维度的改革和努力。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从根源上解决结构性问题

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分配不均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竞争。

1. 促进更加公平的资源分配：

教育资源均等化：
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倾斜，通过教育信息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交流等方式，提升当地教育水平。
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逐步降低高考的地区录取分数线差距，探索更加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减少“唯分数论”的倾向，让教育评价更全面、更公平。
规范校外培训市场：严厉打击“学科类”过度培训，回归教育本质，减轻学生和家长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同时，要鼓励发展素质教育和艺术体育类培训，但要规范其收费和宣传。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拓宽学生就业和发展通道，打破“唯大学论”的迷思。
医疗资源均衡化：
加强基层医疗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使其能够承担更多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减轻大医院的压力。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鼓励大医院通过医联体、对口支援等方式，将优质医疗服务辐射到基层。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推动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引导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规范诊疗。
收入和财富分配：
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让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能够更自由、更公平地流动和参与分配，但也需要防止资本过度扩张和垄断。
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财产税、遗产税等改革的论证和推进（在条件成熟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筑牢社会安全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保障。
保障劳动者权益：严格执行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防止996等不合理加班现象，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2. 打破垄断和不公平竞争：

反垄断监管：加强对平台经济、互联网行业等领域的反垄断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巨头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打破户籍制度壁垒：逐步放宽或取消户籍限制，使人口流动更加自由，让劳动者能够更自由地选择就业地点和享受公共服务，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竞争压力。
规范行业准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隐形壁垒，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

二、调整发展理念和导向

内卷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追求单一的成功标准，需要引导社会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

1. 树立多元化的成功观和价值观：

破除“成功学”的单一叙事：媒体和社会应该积极宣传和表彰各行各业、各种职业的价值，不仅仅是高薪、高职位。将“普通人的奋斗”和“平凡的幸福”也纳入价值体系。
鼓励创新和试错：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环境。如果失败的代价过高，人们就倾向于选择更“稳妥”、更“内卷”的道路。
倡导适度竞争和合作共赢：宣传合作的重要性，引导人们认识到过度竞争的弊端，鼓励良性竞争和互助合作。

2.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鼓励企业追求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升，而不是单纯地通过“卷”人力成本和时间来获取优势。
鼓励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为劳动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减少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竞争。
发展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积极一面：规范平台经济，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个体经济发展和创业创新，而不是成为压榨劳动者的工具。

三、构建更加人性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当社会安全网更加牢固，个体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增强时，内卷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

1.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扩大覆盖范围，确保失业、疾病、年老等风险得到有效覆盖，减少个体因风险而被迫进入过度竞争的“内卷”状态。
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针对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保和劳动权益保障。

2. 缓解生育和养育压力：

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解决年轻父母在育儿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生育和养育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完善产假、育儿假制度：真正落实并延长相关假期，鼓励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减轻女性在职场上的压力。
提供生育补贴和税收优惠：直接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3. 保障劳动者权益：

强化劳动监察和法律援助：确保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不被侵犯，严厉打击拖欠工资、强制加班等行为。
推动工会发挥作用：让工会真正成为保障职工权益的平台，参与到集体协商中，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四、营造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

个体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影响是内卷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1.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提倡平衡生活：鼓励人们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关注身心健康，反对“牺牲一切”的工作模式。
正视和缓解焦虑：社会应该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帮助人们缓解竞争带来的焦虑和压力。
倡导适度消费和理性选择：破除攀比消费和过度追求物质的社会风气，回归理性消费和生活。

2. 媒体的责任：

避免过度渲染“成功学”和“内卷”：媒体在报道时应保持客观和审慎，避免制造社会焦虑和加剧竞争。
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和榜样：多报道那些通过勤奋、创新、合作实现个人价值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总结

缓解中国的内卷问题，绝非一日之功，也无法依靠单一的政策来解决。它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长期的、多部门协同的努力。核心在于回归发展的初心，即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需要：

政府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如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公平化改革。
企业在经营模式上进行转型升级，从依靠人力成本和加班文化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效率。
社会在价值观上进行多元化引导，破除单一成功标准，倡导合作共赢。
个体在心态上进行调整，理性认识竞争，追求平衡生活，关注身心健康。

当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公平的机会、更稳固的保障，并且引导更加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时，过度竞争的“内卷”现象才能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人们也能更自由、更舒展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网友意见

内卷不仅仅是源于对向上进取的渴望，更多是源于向下跌落的恐惧。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天生喜欢努力，自我鞭策和自我激励都是非常罕有的品质。不信就请看看，在学校里有多少学生不用督促就自愿努力学习，在职场里有几个人不用督促就自发热情饱满地完成工作？

这种人我见过很多，但是我认为占总人口比例不会超过5%。

既然没有多少人在自发自愿地想要竞争，那为什么还要拼命竞争呢？

——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国家不够富足，阶级跌落的后果过于恐怖。

在所有人类社会环境里面，“阶级跌落”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刑罚。美国的调查显示前1%的家庭拥有社会超过50%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超过70%以上的财富，这种财富分布不仅仅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更加说明了一个往往被忽略了的事实：10%内部的9%和那顶尖1%差了几倍的财富。

实际上有钱人之间也有着严重的阶层差别，能够拥有的资源和财富有时候差了一两个数量级，以至于富人也会害怕“自己家庭变得没有那么富”。

贝索斯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富，他掌管着的亚马逊，足以改变美国的经济生态，可是如果他“只有”10亿美元呢？

毫无疑问，10亿美元也足够他过上极为奢侈的生活，可是对比他现在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只有”10亿美元岂不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所以，即使富裕阶层，也一样会恐惧阶级跌落，他们会拼命扩张资本和产业，投资子女教育，积累人脉乃至影响政治，维持家族社会地位。

毫无疑问，这一点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我国现在的环境当中，因为太少，后果就显得尤其恐怖起来。

这片土地摆脱因为赤贫而带来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仅仅只有三四十年时间，虽然新一代人已经完全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但是社会的痛苦回忆，还有历史上一次次人相食记载的黑暗记忆，都传承在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里面——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已经有两个世纪不愁没有饭吃了，尤其是美国人，多少年来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奢侈生活，他们对贫穷和饥饿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麻痹了。

甚至仅仅在这三四十年里面，人们也亲眼目睹过一次因为社会变动而带来的群体大规模阶级下滑，和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或悲伤或恐怖的故事——谁的责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果。

所以，人们知道一旦跌落到底层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也恐惧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拼命想要让自己或者子女摆脱底层，哪怕是互相践踏也在所不惜。

资源极度匮乏和极度不均的环境下，是不存在什么礼让的，你有别人就是没有。

第二，我们的国家还存在一定的阶级上升希望，看上去只要拼命就能够至少上升一个阶层。

我们摆脱贫穷仅仅才几十年，而且这几十年中经济在快速发展，就算是中下层社会，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富有的亲戚，要么见证过一个个造富神话。

这些神话经久不衰，最近一次甚至就在几年前，拆迁和炒房暴富者不知凡几，所以大家知道一夜暴富是存在的，也是客观上有希望的，于是更加不甘心于懈怠，想要让自己也成为神话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也会主动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参加竞争。

因为他们知道，至少在今天，阶级上升是有巨大希望的——哪怕没有以前那么大，比起其他国家来说，也已经很大了。

因为我上面提到的两个理由，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在卷入一场竞争性的厮杀当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直到中年退休结束，不曾止歇。

那么，什么时候会缓解甚至基本结束呢？

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我觉得，已经在结束了。

现在这两个前置条件现在都在松动。

首先，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至少摆脱饥荒已经不成问题，同时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也让个人享受便利生活的成本降低了。因此，贫穷和相对贫穷“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怕，就算是放弃了个人努力，也不见得就会惨到令人不忍目睹，顶多只是从社会默默消失——日本有三分之一的男性终身未婚，即使这样社会也没有解体。

对比起高昂的奋斗成本，很多人也许就此放弃了竞争，选择自己在社会当中自我放逐，享受身体还算健康的青中年时光，最后默默从社会消失。

其次，我们进入了一个阶级上升的成本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少的时代。

现代有接近一半学童注定上不了高中，我不是说读书一定能带来阶级上升，但是阶级上升最可靠、最容易的道路，永远是接受高等教育。现代社会法律法规在健全，而且各行各业都在稳定化（或者说产业集中化），想要走野路子一夜暴富的路径也越来越少。

持续发展下去，再过一代人，穷人可能身边再也看不到多少富人亲戚，也见证不了几次阶级跃升的正向反馈。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反而没有那么多动力去追求所谓的跃升，毕竟身边的人也和他们一样。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摆脱目前的社会地位。

所以，很可能我国的内卷化，其实已经在缓解了，只是在以一种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看到的形式进行着。

大致看了一下，觉得大部分答案都是在扯……北欧这种眼看药丸的模式都扯出来了……

怎么缓解？

欧美没有给你榜样么？

军舰停在伦敦外海，炮轰白金汉宫，要不列颠开放门户。

坦克开进纽约市，炮轰美联储大楼，让合众国交出四万吨黄金赎城。

那时候，你就算是三和大神，刑满释放老哥，也能买张机票到欧罗巴当汉语教师。吃着低保的秃顶大肚子宅男，在美利坚也能遇见前凸后翘金丝猫愿意给你生猴子。

内卷？什么玩意儿？没听过……

唯一出路：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就如 @温酒引用过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
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不论是做知识分子、做技术工人，还是做售货员，都能实现个人价值。

当然挣钱有多有少，但大家都能过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时，就不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非得考上北大了。

当然，这里“考上北大”也只是虚指，并非实指，毕竟北大毕业后可能也得去大厂996。

社会上的东西不好说，我们用职场做类比。

有的公司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是比较多元的。

比如张华是技术大神，平时内向寡言不善与人交流，但技术真的很不错，对于公司很重要，所以公司给他很高薪酬。

李萍学历不高但协调管理的能力强，做事有条理调度有方，公司也很看好她，开了高薪酬。

王铭能说会道善于处关系，做销售是一把好手，提成也是刷刷的拿。

大家凭借自己的努力，都能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

但有的公司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就是单一的，简单说，唯一途径是：上位，当领导，做支配资源的那个人。

张华你技术再好，领导说不用就不用，公司业务是垄断的嘛，客户没得选，管他们啥体验呢？所以张华你技术牛X个啥？老子只要忠诚听话，懂得跪舔的技术人员。

李萍你管理能力再强有啥用？你一个人顶3个管理人员，我给自己心腹配6个手下，难道还拼不过你？当然公司成本是高了，但可以转嫁到客户头上啊，我们垄断嘿嘿。你牛X个啥？老子只要忠诚听话，懂得跪舔的管理人员。

王铭你销售能力再强有啥用？公司产品是垄断的，根本不愁卖，分给你哪个片区，哪个渠道，就意味着你的单子能做多大。这跟你能力有关系吗？你给客户服务的再好有啥用呢？我不给他们货，一个个都得跪下来。你牛X个啥？老子只要忠诚听话，懂得跪舔的销售人员。

在这样的公司里，张华、李萍和王铭的能力都没什么区分度，所以也不可能按业绩分配薪酬。那按什么分配？按领导评价分配啊。

张华、李萍和王铭能凭着各自的比较优势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吗？不能。

他们的职场环境内卷了，他们要做的就是忠诚听话，跪舔领导，争取自己当个领导，享受高福利待遇和底下的跪舔。

但是层级制的公司，领导的岗位是非常有限的。

一个公司可以有很多技术专家、管理人才和销售精英，但总经理/副总就那么几个，一个部门也就一个总监。大家都想着当领导，那可不就内卷了么？

这个公司的内卷状态，公司内部是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缓解的。

除非外部出现竞争对手，打破了垄断。

或者客户意见非常大，反映到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经过反垄断审查，不再允许公司垄断。

或者技术更新换代，商业模式升级，有跨界的公司来抢走了地盘，公司失去了垄断地位。

公司发现，不能任性了，要靠技术专家、管理人才和销售精英来做业绩，要给他们打开上升通道。

这样子，他们的职场环境就变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才是缓解了内卷。

当然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公司里当领导，就比较卑微了，因为技术专家、管理人才和销售精英都有一定话语权，没准还得求着人家出业绩，就别提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的风光了。

而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司里，虽然张华、李萍、王铭们高度内卷，但架不住当领导舒服啊。

公号：皮球研究所

你在家躺平。

名义收入0，塞给你5000。

你啥也不懂，为了混社保，凑个人手做简单工作。

名义收入10000，实际收入10000。

你懂点技术，比较懒散，滑水955。

名义收入20000，实际收入15000。

你懂点技术，超级敢拼，奥利给996。

名义收入40000，实际收入20000。

你极其优秀，也很努力，技术专家

名义收入100000，实际收入40000。

你是个天才，文明之光，行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义收入1000000，实际收入400000。

这就叫削峰填谷。

均富贵，一亿总中产，福利国家……叫什么无所谓，总之内涵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不是专家，不是天才，创造财富的能力和其他人没有数量级的差异，你越努力被割得越多，用来喂养不努力的人。那么迟早会让多数的，没有自虐情节的，正常人想通，996不值得，就算不堕落到躺平，至少没必要太努力。

最终的结果，即便受过良好教育，不甘心穿蓝领拿10000的家伙，也一定扎堆到15000区间，而不是996博20000。而且这样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内部也缺乏相互套利的操作空间。你能拥有的资产，你门口的保安也有，无非品质差点，根本就看不见囤积价值嘛。

北大，中专，售货员，创造的价值一定是不一样的，名义收入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是资本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原理决定的。如果让他们都吃到整块牛排，这三块牛排一定是北大的赚到两块，但拿走一块给另两位吃。

那么会不会打压社会进步？其实不会，或者说影响很小。因为领头羊不是北大人，是10%的北大人。这一小撮正常发挥能赚到10快牛排，努努力能赚到50块牛排，就算大部分拿走了还是能撑死。

顺便提一句，知乎奋斗比有一个误区，老觉得自己是北大人，甚至是10%的北大人，老担心自己的牛排变少。其实把你压在字典里，充其量是那个中专。看清自己的位置，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

两方面：第一，人们对于“阶级跨越”神话的热衷减退，更加注重社会再分配问题的时候。第二，劳动力减少，使得劳方本身也成为了稀缺的资源的时候。二者我觉得缺一不可。

首先在第一方面，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人普遍对于考试升学，通过自我奋斗而得以改变家族命运的叙事非常之推崇。诚然，儒家伦理在经济建设时期对于激励人们奋斗，创造财富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性，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关于个人本性的设定，还是提倡集体，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的价值取向，都是非常适用于市场之中个人以及公司的经济活动的。一个仁义，讲信用，有计谋的人肯定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一个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人肯定会是个合格的劳动者，而强调集体荣誉感对于公司的凝聚力同样也有极其正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亦或者是自由市场的规模稍微开放一点，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三国都能喷发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创造力，实现经济腾飞。但是，过分热衷于个体修行和奋斗的伦理观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在这套伦理体系中只有个人以及个人需要实现的价值和品德，失去了对于社会结构，特别是再分配制度的思考。儒家的政治理论相较于它的伦理学而言是相当粗糙的，它并没有任何关于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如何在制度上控制贫富差距的内容。这么构思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家对于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平等以及不公正将会毫无办法。儒家将整个系统纠错的希望完全托付给了圣君清官和君子，但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如何才能更平等，更合理。尤其是在国家权力应该如何构建，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这两个现代政治哲学最看重的两个问题上，儒家伦理几乎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而在这种伦理观滋养下长大的我们，也往往缺乏这么一种视角。中国人历来关心的事莫过于“家以内，国以上”之事：自家孩子如何能上重点中学，以及应该如何突破第一岛链都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中间的社会维度则完全缺失了。但是所谓的“内卷”正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系统失灵，导致社会彻底成了原始森林的状态。除非民众自发地增加其对于再分配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否则是不能缓解内卷化的。

其次在第二方面，事实上我们社会的内卷其实和社会的高度追求效率化，劳动力白菜化是一体两面的。劳方在市场上的议价权显得那么薄弱，确实也说明了劳动力本身的数量实在有点多。而当一切能和劳动挂钩的产品和服务都能依托着人力成本的低廉进行价格竞争的时候，必然会导致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面临的将会是超高的压力和负担。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再分配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办法的。所以如果要适应经济规律的话，只能通过劳动力自身的慢慢减少，提高劳动力本身的价格才行。只有当劳动力本身值钱了，能够以一个更加平等的姿态进入市场的时候。社会整体才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平等和稳定的时期。以欧洲的历史为例，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第一波平等化和反封建化的时期恰恰就是在“黑死病”肆虐之后。因为“黑死病”造成了欧洲大量人口死亡，以手工业为支撑的城市贵族在商业活动中不得不以更高的待遇和薪水来支付给铁匠，鞋匠，面包师等普通劳动者。而这种价格上的激励更加刺激了封建领主的乡村中的人口以各种方式流向城市，最后在一到两百年中逐渐形成了欧洲城市中的中流砥柱——市民阶层，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时代也即将到来（这方面的经济史上的具体阐述可参见Walter Scheidel教授的著作《The Great Leveler》）。所以参考欧洲历史的经验，那么或许只有当劳动力出现稀缺，资本不得不赋予更多在购买劳动力上的时候，我们才能享受到一个平等，轻松的社会环境。

以上便是我个人的两点方法。缓解内卷化，一靠再分配制度，二靠劳动力的稀缺化。而我们的社会本身事实上也正在通过自己的逻辑慢慢开始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我们能看到内卷化的社会中的单身人口猛增和出生人口的骤减，看到了更多地关于贫富差距问题本身的讨论。这些都是社会自己的调节机制在起作用。虽然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但是最终仍然是要改出的。因为内卷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人们无法真正获得幸福感的社会病理，我们需要做的或许是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去加速它的消解而不是继续为它的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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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年轻人内心里到底有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层次的问题。想要一概而论地说他们“是”或“不是”中国人，都过于简化了。他们的内心想法，是社会、历史、教育以及个人经历共同塑造的结果，因此，要深入理解，我们需要剥开一层层外壳，去触碰他们真实的情感和认知。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在香港就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