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为「内卷化」？生活中或者历史上有什么通俗易懂的内卷化的例子？
简单来说，内卷化（involution）指的就是一种非生产性扩张。也就是说，在一个有限的资源和空间里，人们为了获取比别人更多的利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努力，但整体的社会产出或个人收益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可能因为过度竞争而变得更糟糕。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家都在赛跑，但赛道的长度和奖品都没变，只是赛跑的人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最终可能只是让跑步这件事本身变得更痛苦，但没有人真正能因此获得更好的生活。
想象一下，你跟一群人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扇窗户，窗外的风景正好。为了能看到窗外的风景，大家开始挤、推、踩，每个人都想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结果是，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可能都累得够呛，头晕眼花，但最终能看到窗外风景的，可能还是那几个人，而且看得也没比原来好多少，甚至可能有人因为挤不进去而完全看不到。这个“挤”“推”“踩”的过程，就是内卷。大家把精力都花在了如何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获得相对优势上，而不是去想办法扩大空间，或者寻找更好的观景点。
生活中，内卷化的例子简直太多了，简直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业内卷： 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了。以前，考上大学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但现在，考上大学只是个开始。大家不再满足于考上一个普通本科，目标变成了985、211。进了名校，还得拼命拿奖学金、参加各种学术竞赛、刷实习经历，生怕稍有松懈就被别人超越。结果呢？大家都拼尽全力，学业压力越来越大，睡眠越来越少，但毕业后的起薪、工作机会并没有因为大家的“努力”而呈比例增长。好多人即便很努力，也还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或者发现自己付出的代价和收获不成正比。这就像是大家都在拔河，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但绳子的两端距离始终没变，只是大家把自己累得够呛。
职场内卷： 以前下班了大家就回家休息，现在很多公司流行“加班文化”。即使工作早就做完了，也要坐在办公室“象征性”地加班，因为怕老板看到别人都还在，自己先走显得不努力。或者为了绩效，大家开始互相“卷”工作量，明明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非要拉几个人一起做，分摊了工作量，但每个人能得到的认可和回报却被稀释了。还有些公司为了留住人，不惜提高招聘门槛，本来一个大专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研究生学历，结果学历越来越高，但实际工作内容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抬高了进入的门槛，让求职者更辛苦。
育儿内卷： 这也真是让人头疼。以前孩子能健康长大，父母就谢天谢地了。现在呢，从胎教开始，各种早教班、兴趣班，什么奥数、英语、编程、乐器，孩子学的比大人都多。家长们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把孩子的童年都填满了各种课程。但这样做，孩子的快乐被剥夺了，家长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倍增。即使如此，所有孩子都在学，你的孩子不学，就真的可能“落后”了。这就好比大家都在给自己的房子添砖加瓦，本意是想让房子更舒适，结果越添越多，房子变得越来越沉重，甚至开始压塌自己。
社交媒体内卷： 以前发个朋友圈，记录一下生活就行了。现在呢，发什么都得精心策划，配上好看的照片，写上走心的文案，生怕不够“精致”，不够“有格调”。点赞评论少了，就开始焦虑，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受欢迎。这种对点赞、评论的追求，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换来的可能只是短暂的虚荣感，对生活质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历史上，也有不少经典的内卷化案例，虽然当时可能没有这个词，但现象是相似的：
农业文明的内卷化（汉代以来的“精耕细作”）：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由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提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到了汉代以后，面对人口不断增长、但可耕种土地又有限的情况，农民们并没有发展出更高效的农业技术，比如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而是把精力投入到“精耕细作”上。也就是说，用更多的劳动力、更细致的管理来从同一块土地上榨取更多的产量。结果是，在不改变整体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均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虽然总产量可能有所提高，但个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提高，甚至可能因为人多而导致土地过度开发，最终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内卷”。这就像是一个饼，大家都想分到一块，结果就是把饼切得越来越小，每个人拿到的都越来越少。
某些封建王朝的冗官现象： 在一些王朝后期，为了安抚和笼络各方势力，或者因为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政府会设置越来越多的官职，很多官职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只是一个名头。这些人占用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资源，却无法为社会生产带来多少实际价值。这就好比一个公司，本来几个部门就能运作，结果为了安置人，不断增加各种“顾问”“副主任”“助理”，这些人占用着薪资资源，却对公司整体效率提升作用不大，反而增加了管理成本。这同样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扩张，把资源消耗在了内部的“人员安置”和“权力分配”上，而不是用在提升整体生产力和创新上。
某些古代军事制度的僵化： 有些时候，军队为了维护内部秩序和传统，会过于强调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繁琐的军礼、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对于军事技术、战术的创新却持保守态度。结果是，军队的规模可能很大，训练也很“刻苦”，但战斗力却在面对新兴军事力量时显得不堪一击。比如，某些过于强调冷兵器时代阵型和纪律的军队，在面对火器部队时就处于劣势。这种把精力过度消耗在内部的“规则遵守”和“形式保持”上，而忽视外部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也是一种内卷。
总而言之，内卷化不是单纯的“努力”，它强调的是“无效的努力”，或者说，是在有限的框架内，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的无谓的消耗和竞争。 它往往伴随着压力增大、焦虑加剧，但整体的收益却停滞不前，甚至可能下滑。理解内卷，不是为了让我们放弃努力，而是为了让我们认清这种现象，避免盲目地投入到无意义的消耗中，去思考如何打破这种“卷”的局面，寻找更具创造性和实质性的发展路径。
网友意见
典型例子就是两场世界大战和冷战，标志着我球的内卷化。
欧洲人用排队枪毙和风帆战舰征服了世界，然后，用各种破坏力空前的武器把欧洲打成了一片废墟。
（之前的）高赞答案误人子弟，气的我牙痒痒，故在此正本清源。
内卷化就是价值观单一带来的生产方式单一和恶性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恶性循环。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古代王朝，本来是耕地60%，草原20%，森林20%，结果由于人口太多养不起，被迫开辟新的耕地，于是破坏了森林草原，破坏森林又导致水土流失，耕地质量变差——
这就陷入了“养不起人——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养不起人——砍伐森林”这个恶性循环，这就是最标准的，教科书式的内卷。
还比如一个人，本来可以工作八小时，运动一小时，读书一小时，业余爱好一小时的，由于公司要求加班——
就陷入了“被迫加班——没时间运动——身体变差——状态不好——绩效变差——被迫加班”这一恶性循环，这就是内卷。
由上可见，造成内卷，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价值观单一：以耕地为纲、以工作绩效为纲，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
- 恶性竞争：永远挣扎在生存线边缘，没有任何时间和资金上的余裕可以调整发展路线。
那么内卷有什么坏处呢？
一是破坏多元环境，导致生存危机。一个砍光了森林草原种庄稼的农田，大概率没有资源养马造船抵御外侮；一个牺牲运动和业余爱好来加班的社畜，大概率身体不好、找不到女朋友。长此以往，内卷的最终归宿就是灭亡。
二是永远没有空闲自愿进行产业升级。全民务农的王朝，不可能有足够的其他产业人口搞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全时间加班的社畜，不可能有时间学新技能、换工作，一辈子就停留在这水平了。
那么怎样摆脱内卷呢？
- 培养多元价值观。这个其实是不靠谱的，因为人都有路径依赖，正如不能指望僵尸靠注重个人卫生就进化成人。
- 彻底推倒重来。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最终就是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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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澄清一下，（原）高赞答案说“内卷化”就是“停滞化”，纯属一窍不通。
内卷跟停滞没有必然联系。
内卷的核心是价值观单一和恶性竞争，不但不一定导致停滞，甚至发展可能是很快的。纵观你球，有的经济体发展而不内卷（美国，虽然也在走下坡路），有的经济体发展而内卷（韩国），有的经济体停滞而不内卷（欧洲），有的经济体停滞而内卷（日本）。
什么“停滞化”？完全糟蹋了“内卷”这个词博大精深的含义。
再就是，“内卷”这个英文翻译有问题吗？一点都没问题！Involution这个volution 不是高赞答案所说的什么“陷入漩涡”（尼玛一个1920年代的荷兰农业学论文，哪有你那么多诗意），而是“反噬”的意思，消化自身肌体以苟延残喘。翻译成内卷，妙！
@曹丰泽 @温酒 @么西么西 @neo anderson @弗兰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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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搬家。从天通苑，搬到了顺义的南法信。
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的居住区，人口可达70~90万，早高峰的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是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号线天通苑早高峰是这样进站的
我在天通苑住了两年，深受其害。
搬家后，通勤地铁变成了窗明几净的15号线。新家这里住户远远少于天通苑，在我的想象中，地铁应当是和谐得多的景象。
结果，早高峰期，我发现我很难挤上地铁。地铁开过来永远是满满当当的，往往每次停车也就够强行挤上去两三个人。
我在这里慢慢排队，常常要等三趟以上地铁才能上得去。而且15号线的发车频次明显比5号线低，三趟车过去，黄花菜都凉了。第一天，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因为上不去地铁。
现在来看，这里甚至还不如天通苑。虽然天通苑进站排队久，但是也得益于这种限流，前几站的乘客都能正常上车。而排队的效率比较稳定，我只要提前20分钟出门，总能在我需要的时间坐上地铁。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不知要等几辆车才能有一点点空隙给我。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矛盾来自于地铁资源短缺。乘客数量较大，地铁运力供小于求。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1.增加15号线发车频次，提高地铁运力。需要政府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但是可以彻底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
2.模仿天通苑，在前面的站进行限流，让之后几站的乘客也能正常上车，而不是前两站就把车塞的满满当当。也就是建立规则牺牲一部分受益最大的人，平衡整个体系。
3.交给乘客自己解决。
我只是个普通的乘客，没有能力做选择，所以显然最后扔到我头上的是3。
从第二天开始，我提前出门，坐上了反向的地铁，坐向了始发站。
在那里，我终于能够轻松上车，甚至还可能混到个座儿。
而这个过程，就叫做内卷：
地铁还是那么少，人还是那么多，我终于抢到了地铁资源，坐上了地铁。
这个过程里，我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我其实并不开心。因为我每天要早起半个小时，坐反向车去始发站再坐回来；
南法信的其它乘客也不开心，地铁开过来的时候更满了，他们更加上不去了；
地铁也吃亏，付出了额外的运力送我去始发站，却没有收到相应的费用。
我的努力，没有对这个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做出任何改善，相反加剧了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痛苦程度。
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我们早起的努力，只是改变了分配：我们坐上了地铁，另一批人就坐不上地铁，他们可能就要迟到了。
我们这样的人越多，大家就要起得越早。极端来讲，如果只有我们这些去始发站的人才能上车，那就会倒逼越来越多的人去始发站坐车，到最后所有人都要在始发站挤的头破血流，形式更加恶劣。
看吧，如果蛋糕总共只有一丁点大，却有这么多伸长脖子的人等着吃，如果让想吃蛋糕的人互相争抢，结果就是内卷化，所有人都别想好好吃蛋糕。
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并且还要优化分配蛋糕的方式，保证每个人都能轻松吃到合理的大小。
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呢？
其实以耕地、种植等例子解释内卷，对很多朋友仍然感触不深。楼上坐地铁这个比喻很好，但其实我们身边还有一个更形象 ，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内卷——高考。
准确的讲，是高考中的衡水模式。
所谓衡水模式，其实就是指只要学不死，就往死了学。衡水模式放在个人奋斗中，的确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方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衡水模式对整个教育生态的打击是巨大的，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它带给广大师生的只有痛苦。
衡水模式的缺陷是，无论衡水的学生有多么努力，哪怕人人都考满分，各大高校给河北省的录取名额都是有限的。衡水学生的努力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只不过是将河北其他市县的名额抢到了自己手里。
这种不创造价值的努力，是一切内卷化的开始。
之所以说衡水模式不创造价值，是因为高考的分数只是一个人对高考内容掌握的一个测量标准。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高考提高20分会对一个学生在大学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大的改变，580分和600分的学生并没有质的区别。但为了这多出来的二十分，衡水模式下的学生可能会付出极大的努力。
为了提高这二十分，别的学校八点下课，衡中九点下课。继而为了对抗衡水，其他学校改成九点下课，衡中改成十点下课。整个备考过程成为了一种压榨时间的军备竞赛，直到现在压榨到了人类的生理极限——五点钟起床，十二点睡觉。
在这个军备竞赛的过程中，边际效益是持续走低的。从九点到十二点的这三个小时里，由于人的疲劳和烦躁，其学习效率可能还不如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中的效率高。但为了战胜其他人，学生们不得不在这种投入产出比极低的活动中继续投入资源。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生态——高考生牺牲了所有的时间，只为了投入这场内耗中。蛋糕就这么大，一切的努力只为了把别人的蛋糕放在自己碗里。
在衡水模式出现之前，可能每个高考生每天只需要付出八小时就可以考上本科。但在衡水模式出现之后，每个学生都不得不投入十六个小时才能考上本科。河北省的本科名额并没有随着河北学生的努力而增多，但河北学生却收获了更多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在本来额外的八小时，他们本可以参加体育活动，增长课外知识，但他们却将这些时间也浪费在了高考上。衡水模式最终导致的是河北学生疲惫、痛苦，但除了高考成绩以外的整体素质却在降低。内卷化不仅没有带来增长，反而让整个生态都衰退了。
但破除河北、山东、河南等多个高考大省内卷化的出路又是什么呢？暂时还没有。
教育厅想了很多办法，如禁止上晚自习，禁止课外补课、强制双休日等等，但除了让家长付出了更多的补课费以外没有什么收获。
因为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匮乏导致的生存困局，不解决资源紧张的问题，或者说不解决出路的问题，是完全无法克服内卷化的。
相比于河北山东等高考大省，北京上海的孩子要幸福的多。因为京沪的学生并不将高考视为唯一出路，选择留学、艺术的大有人在，大量的精英学生出国加上本来就非常宽松的大学入口，让京沪的孩子们有很多种选择。当高考这条路不那么拥挤时，内卷化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没有一个江南的农民享受精耕细作，正如没有一个高考生享受晚自习，如果大家都有出路，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
无论是衡水模式还是996，本质上都是中国当下资源匮乏的表现。欧洲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内卷，没有我们这样的奋斗文化，是因为他们人口稀少的同时又掌握着大量的高端产业，能够让社会中每个人都轻松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并非他们天然不内卷。如果明天瑞士没有了精密加工、制药和金融产业，看看他们还能不能现世美好？
总之，克服内卷化是需要增长的，是需要创造新的价值的。对于现有财富的分配，无论怎么分都是内卷的，这就是一百个李嘉诚也比不上一个乔布斯的道理。
这样
“内卷化”（involution）是著名的学术概念，也是网络中的流行概念。
我尝试分两个层面回答。
一、网络中的指涉
现在网络对该概念的使用，主要指“靠极端剥削、压榨自己，从而在社会获得少量的竞争优势”“明明可以有更加轻松，效果还更好的选择，却仍旧在旧有的选择中不断投入各类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现象”。
如果这个概念放在国际领域，则指“不改变生产方式，不提高技术水平，而是靠极端剥削、压榨本国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尽管这种用法很有趣，但并非原本学术意义的概念。
二、学术上的指涉
从词源来看，“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involution, 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m, 原意是“转或卷起来”。
从起源看，“内卷化”（involution）滥觞于顶顶大名的大哲学家康德，他初步区分了内卷化（involution）和“演化”（evolution），随后学者Alexander Goldenweiser借用该概念描述“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
真正把“内卷化”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和经济史学家黄宗智。
1963 年，Clifford Geertz出版了一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他在研究中发现，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
针对这一现象，Clifford Geertz借用了“内卷化”的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 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 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 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 。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黄宗智教授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借用了Clifford Geertz的概念。
他在考察明清以降，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农民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却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按照黄教授的说法，“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教授认为“内卷化”有两层含义：
一是家庭农场因为耕地面积过于狭小，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劳动力边际回报已经降到极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力，以期增加小农农场总的产出；
二是发展不足的经营式农场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特别顽固、难以发生质变的小农经济体系。
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教授指出，即使在长三角当时这样商品经济其实很发达的的地区，商品经济反而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发展，而非像英国那样“向资本主义过渡”。
实际上，黄教授使用这一概念，描绘的是小农经济的顽固性，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小农经济始终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有，也始终是“资本主义萌芽”？
进而，这一概念要回答的是：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在近代走上了不同的路，即中国继续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固守，而欧洲则通过工业革命提高了单位劳动生产率，最终走上了以机器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如今，这一概念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政治学等领域。例如，学者杜赞奇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该书以微观视角对清末新政到日本控制华北这一时间段的华北农村社会进行分析。他阐述了国家政权现代化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互动的议题。
具言之，清末新政后，在国家内卷化的冲击下，国家政权通过融入乡村文化网络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控制模式遭到破坏，这种依赖传统文化网络的良性互动遭到破坏后，对乡村造成巨大冲击，国家政权再也无法像20世纪之前一样对乡村进行有效控制。
他实际证明了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国家政权，如果离开或破坏文化网络以控制乡村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杜赞奇利用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表达：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总体来说，“内卷化”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成熟的理论，“内卷化”出现的原因并未得到进一步解答。
由于网络和学术对“内卷化”的使用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清楚它在什么语境下被使用。
如果题主希望对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化”有更多理解，请阅读黄宗智教授的书。
如果题主指的是网络使用的“内卷化”，那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定某省考生数量，录取名额不变，即录取率不变。
现在有一所学校，甲校要求高中生每天学习14个小时，寒暑假和双休日补课。这一操作的效果是在短期内提高了甲校的录取率。
这种录取率提升的甜头让乙、丙、丁校羡慕，于是均决定向甲校学习，推行甲校的教学管理模式。
由于担心甲、乙、丙、丁校录取率的上升导致某省其余中学的录取率相对下降，于是该省其余学校也不得不采取跟进策略，学习和推广甲校的教学管理模式。
最终，某省所有中学都开始强迫学生一天学习14个小时，取消寒暑假和双休日。
于是，由于全省均采用甲校的模式，各个学校的考分尽管普遍上涨，在高考录取率不变的前提下，各个学校的录取率与推广甲学校模式之前相差无几（比如，原来一本线是550分，由于学生成绩普遍提高，一本线上调至590分，导致各个学校录取率与推广甲校之前无异）。
在这一过程中，为提高分数，中学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和资源。由于该省高考录取分数线提高，单个学生的分数看似提高，但从录取结果看，这种投入没有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分数增长，但学生考取好大学的几率没有实质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化。
参考文献：
刘世定, & 邱泽奇. (2004). “内卷化” 概念辨析. 社会学研究, 5, 96-110.
郭继强. (2007). “内卷化” 概念新理解. 社会学研究, 3, 199-200.
贺雪峰. (2011). 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 K 镇调查为例. 开放时代, 2, 86-101.
陈锋. (2015).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社会, 35(3), 95-120.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Vol. 11).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Huang, P. C. (198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
Huang, P. C. (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中华书局.
杜赞奇P. (1994).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
附上著作链接：
ps：黄宗智教授的著作没有找到链接。
加班文化（例如996，例如“狼性”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化过程。
例如某个企业，最早的时候，大家都不加班。在8个小时工作时间里，谁想脱颖而出，竞争的方式在于提高工作效率，发挥创意。
也就是说，在加班没有成风的时候，职场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智力，而不是体力。
假设这个企业有10个工程师，老板每月的工资支出为10万。老板在分配这10万工资的时候，此时参考的主要标准是员工的效率和创意。
但是，突然有一天，某个工程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开始主动加班。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首先加班的工程师就会暂时表现出更好的业绩（或者说态度）。此时，老板在分配这10万块工资的时候，就会向这个首先加班的员工倾斜。
但是，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对老板来说，他的支出还是10万块钱，只是在内部调整了分配方式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员工如果想要增加收入，也只能跟进加班。但是，当所有的人都开始加班后，加班本身就不再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手段。
最后，大家的竞争还是回到了效率和创意上。老板在发工资的时候还是这10万块钱，还是在这个10个人之间，谁的收入也没有增加。
整个过程中，真正的赢家只有老板，因为他付出同样的钱，却买来了更多的劳动。输家是劳动者，因为大家的收入没有变化，但却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在这个企业中，加班文化产生的过程，对员工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化竞争的过程。
这个过程放大到整个社会依然成立。
最早的时候，整个社会上，所有的企业都不加班，大家展开良性的，基于科技和创意的有序竞争。同时，社会上的所有劳动者都能兼顾家庭和工作，整个社会充满了温和幸福的氛围。
但是，有一天某个企业突然开始提倡所谓的“狼性文化”，首先开始加班。那么，在一段时间里，在行业竞争中，这个企业就会赢得暂时的竞争的优势。
但很快，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也开始学习“狼性文化”，也开始加班。这样，整个行业的竞争又回到了之前。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行业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还得靠科技和创意。
也就说，转了一大圈，企业的竞争格局并没有变，却整蛊出了一个变态的“狼性文化”和996“福报”。
整个过程中，资本家该赚多少钱还是多少钱，苦的却是失去自由和生活的普通员工们。
很多人觉得中国制造可以把很多发达国家垄断的东西做成白菜价，然后中国就可以碾压他们成为发达国家了。
但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成本白菜价的东西卖出钻石价。如果所有东西都是白菜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发达国家了，大家一起完蛋。
A股第一牛股茅台，一瓶成本200，能卖1500。如果茅台一瓶只卖300，它就不是茅台了。茅台都不需要打广告，堪称国内不内卷的典范，而同样是白酒，江小白的低价走量轰炸营销就是典型的内卷。
“内卷”是一个非常玄学的概念，而在知乎的语境中，这个概念不仅玄学并且扯淡。原因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环境中，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竞争永远是存在的，而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是平凡无奇的，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价值，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扣上一顶“内卷”的帽子。比如好几个高票答案把“高考”说成“内卷”，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在1978年是1.55%，1988年3.7%，1998年升至9.76%，2002年达到15%，2010年26.5%，2018年48.1%。这种程度的高等教育增长速度都叫“内卷”，几位高票答主告诉我，还有啥不“内卷”？一人送一张北大入学通知才不算“内卷”？
还有个高票答案说北京地铁的。按照新京报今天的报道，“北京地铁从2000年到2019年，北京地铁共开通运营新线21条，增加运营里程645公里，年客运量从4.35亿人次增加到38.48亿人次，2000年以来，北京地铁累计完成1343项更新改造工程，完成投资高达270亿元。先后118次缩小行车间隔，中心城区骨干线路最小行车间隔缩至2分钟”。答主结论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并且还要优化分配蛋糕的方式，保证每个人都能轻松吃到合理的大小。”问题在于，北京地铁明明在过去十几年不间断的做大蛋糕，怎么就被扣上一顶“内卷”的帽子了呢？
问题的要害其实就在高票答案的结论中：“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并且还要优化分配蛋糕的方式，保证每个人都能轻松吃到合理的大小”。这个说法前半句是对的，大家都同意既要扩大产能，又要搞好分配，但是后半句就很坑了。因为“轻松吃到合理大小”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而且还是个主观标准。既能够高速发展，又能够合理分配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存在过。按照“轻松吃到合理大小”这个主观标准来衡量，那当然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是“内卷”。
之前两个例子其实还没有说明“内卷”概念的根本缺陷。“内卷”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这个概念是一个事后评价概念。当时代的人无从判断劳动生产率长期而言是提高还是停滞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世纪的英国工人苦不苦？比现在的996的码农是不是痛苦多了？为什么不说19世纪的英国“内卷”？因为我们以后见之明认为工业发展这条路是正确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确得到了提高。那么19世纪工人遭受的苦难，也就不值一提了。但1845年的英国人可不知道未来发展。再换个例子，13世纪英国人口达到高峰，各种草场山地全部被开垦用于口粮种植；到14世纪英国受黑死病袭击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导致劳动力工资大涨，农民的封建束缚减少。所以想要不内卷也很容易啊，要是乾隆朝来一场40%死亡率的瘟疫，保证长江中下游不会“过密化”，搞不好还可以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再过二十年看现在，如果中国的GDP增长还是每年6%，自然不会有人说“内卷”；反过来如果发现中国的GDP不再高速增长，那肯定可以分析出无数的“内卷”。
讲白了，有没有“发展”纯粹是以成败论英雄，而决定最终成败的因素又数不胜数。干得不好叫“内卷”，干好了就叫“清教革命”“勤勉革命”；干得不好叫“穷兵黩武”，干得好叫“军事战争产生竞争”；干得不好叫“缺乏秩序”，干得好叫“地方分权的约束力”，又有多少差别呢？在20世纪之前，“发展”这个概念甚至都不存在，任何国家政权也无法有意识的“发展”。所以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各种机缘巧合、内因外因的组合。对于任何无法实现的“发展”的社会，总能找到“内卷”的地方。
回到题主的问题，如果要举一个“内卷”的例子，那我觉得最生动的例子是“马里奥赛车”。问题是，真实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确定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目标。
举个栗子：你们几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每天大家轮流去吃饭，但是老板会批评第一个去打饭的员工。
在内卷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些人会把午饭省掉，甚至有些人把晚饭也省掉，然后就只吃早餐和夜宵。
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后来大家都开始自觉的只吃早饭和下班后的夜宵，大家纷纷改变了几千年来传承的生活习惯，这家公司完美的成为了大中国内卷下的一个典型缩影。
可能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假，但是这个故事要不是我经历过我tm也不相信是真的。
发个牢骚吧
法官员额制改革
所谓员额制，就是划定一个比例，将全国各级法院中在职法法官的30%，定义为员额法官，并适当提高待遇。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学习国外的法官精英化。但是现实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各级法院也对员额制改革怨声载道。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寒窗苦读获得研究生学历后，考司法考试，取得A证，报考公务员考试，选择法院的法官岗位，笔试面试过关斩将，只为员一个法官梦。这在当时就是成为一个法官的正确路径，应该说这个门槛也是不低的。
但就在法官初任培训刚刚结束，突然被告知，无法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因为司法改革员额制要求，冻结人事关系，这一冻结就是5年。等司法改革方案尘埃落定了，规定了在一个时间点之前入职的法官有资格进入员额，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就只能被认定为法官助理，而不是法官。
遗憾的是这个时间点就划在我的头顶，通过合法程序招录的年轻法官们，一夜之间成为了助理。那么助理如果想成为员额法官需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呢？首先 助理分一至五级，五级最低，平均每三年进一级，一级助理就有资格参加员d额考试了，没错，这又是一次考试，不仅是考试，还要综合民主评分、业务业绩等等诸多因素。而且，作为新招录的法官助理，要求至少在法院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员额考试。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法官称自己为被牺牲掉的一批人。
现实情况是，经过了两次员额法官的考试，一些资历较老，位置较高的法官们，除了自己放弃，基本已经都进入了员额，因为员额比例只有30%多，而且员额的新增名额基本上只有靠员额法官退休、辞职等情况，所以在等到年轻法官们符合入额条件时，位置已经寥寥无几，如果有些法院入额的法官相对年龄还不那么大的化，那等待的时间要更长，竞争就要更激烈。经常每年只能空出几个名额，而院里的年轻法官助理大把大把，新被忽悠来当法官结果发现只能熬年头混成助理的年轻人骑虎难下。
很多年轻人看看自己的资历，算算未来年头能退休的人数，近十年无法消化的大量员额外年轻人，一下子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内卷化，但我能感觉到员额制改革对法院工作的年轻人带来的打击和恶性竞争带来的辛苦与疲惫。大量年轻法官看不到希望转做律师，而进入员额的法官因为办案量的突然增加也是感到压力倍增。
员额制改革方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结合我国的情况忽视了两个问题：
第一：我国的法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定位，其更多的是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服务性机构，法院承载着很多琐碎繁杂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所以案件数量非常巨大，北京朝阳区法院2019年截止到今天收案量达到14万5千多。全国法院收案都在满负荷运转，每年至少在以25%的速度递增。在这种案多人少矛盾极为突出的情况下，将办案力量的70%剥离到法官队伍之外，会让入额的法官叫苦不迭，未入额的法官消极怠工。
第二、设计初衷是希望把优秀的办案骨干优先安排入额。很多优秀杰出的办案能手都是刚入法院不久的年轻人，他们一腔热血扑在工作上干出了成绩。但现实中，进入员额的往往第一是各级的领导岗位，再者就是资历较老的法官，而很多年龄较大的法官，实际上已经多年不办案或者办案量很少。但在入额时确因为论资排辈的考核模式，占据了大量员额位置。
可以预见，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憧憬着做法官的年轻人，会经历漫长的等待和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并不是工作效率的提升，而是各方矛盾的愈发突出、法院年轻人心灰意冷、真正有能力的人用脚投票、有意留下的为获取员额资格各显神通。
但是我想改革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在牺牲掉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后，逐渐形成的良性输送机制会在未来打造成理想中金字塔型的法官晋升机制。
只是有生之年也许不一定能够见到了。
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算为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贡献了一点力量呢？
大二的时候上中国经济史，老师开了一个很长的表的阅读书目，布置的作业要求选择其中一本写一篇阅读报告，很巧，我当时选的就是黄宗智老爷子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想从“农业内卷化”的角度答一下这个题。
虽然中经史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高的分数，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当时老在知乎上我眼前晃悠的“内卷”这个词，算是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词在社会领域的出现，更早的时候，其实是被Clifford Geertz应用于研究爪哇地区的农业状况。(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pp.80-82.)黄宗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了针对中国农村史的研究中。引入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一种黄宗智所注意到的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
那么，这样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从明清时期讲起。
“金秋玉立喜田丰，一片冰心自暖融。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寒穷。”
棉花、桑蚕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作为经济作物，使得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那么，当商业化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生产方式又是怎么样受到冲击和改变的呢？
首先是家庭层面，在第一章《商业化与家庭生产》中，黄先生提出，随着棉花、桑树的种植，以及纺织业的发展，单位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密集，而原有的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却并没有随之瓦解。相反，这反而还使得农业生产家庭化的内涵进一步地丰富了，而这样的生产方式调整自身的途径是：人口的增长，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儿童、妇女、老人投入到了生产中，弥补了完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
然后是经营农业。从历史数据上看，长三角地区的经营农业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在18世纪走向了衰落，到20世纪时完全消失。这样的事实与一直以来“商业化促进经营农业的发展”的观点不符，也与同样是中国领土的华北地区的经验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出于种种原因，雇用机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过剩，进而导致了雇佣工资的普遍上升，而地主因此也更倾向于租佣制。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普遍上升的地租。
由于壮年劳动力的相对稀缺，高地租和高工资水平，那时的长三角纺织商人估计很想讲一句“我太难了”。然而没关系，更难的还在后面：升级版的家庭农业的竞争。由于不依赖青壮年劳动力，而是依靠剩余劳动力，家庭农场往往不用支付这样的“高工资”，因此能够获得支付地租的能力。渐渐地，经营式的农场死在了与自然经济的竞争中。在第三章中，黄宗智指出，这样的增长在事实上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并提高了家庭收入。
那么，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增长加上一个“内卷”这样不好听的名词呢？
因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这样的商业化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黄宗智通过计算分析各个产业利润和劳动力投入证明）以前我干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让全家人吃两餐肉，而现在反而却只能吃一餐了。
我们站在一个当代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当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小于平均工资时，往往应该停止生产。但这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家庭。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生存。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耕地已经严重不足，如何解决生存问题？那就全家其上阵，于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了集约化所需的劳动力来源。虽然说，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劳动收入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家齐上阵，现在，我们家一个月能吃三餐肉了。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家庭手工业中，作为补充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一起，延续着一个个小农家庭的生命。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这样的商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积累”，而只有流通的作用，粮食、棉花作为生活资料，由分散的零售商进行小额交易，它本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
接下来，在下一章，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作为家庭生产的小农，他们从事商业的目的非常单纯：交换生活资料、活下去。这样的动机并非是积累、并非是城乡双向贸易，而仅仅是糊口罢了。这样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的内卷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黄先生认为最起码在直接意义上，集体化并未改变过密型增长的本质）。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地提升了总产量，但如同农业商业化一样，这同样也更大地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处在不变乃至于下降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的驱动力依然是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积累。
那么，这样的“内卷”或者说没有发展的增长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扭转呢？
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黄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进步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来源于农村过密的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从数据上看，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二三产业，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上升，农民的收入大量增长，松江县1978-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8%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农村实现了“反内卷化”的增长，第一次出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农业的内卷也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内部就能解决的，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
讲了这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村子里有包括我在内5个种苹果的，都是黄老爷的地，人多地少，每个人都只能赚一点。
我家原本是种粮食的，后来，苹果的兴起，以及地租的上升，家里就供得起这么点地，种粮食不行了，只有种苹果才能维持得了生活。
然而，以前种地的时候，我只用干一个月，种的粮食拿去卖，就能换来老婆的包、爸妈的表、儿子的手办。可现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干，那么种的苹果换来的钱只够儿子买祖国版了。
那咋办啊。
跟儿子摊牌吧。
儿子说：“士可杀，不可辱。拒绝祖国版。大不了，爸，我跟你一起干。”
然而儿子力气小，多年的死宅生活让他没太大用，但我俩加在一起干的话，虽然挣的钱肯定没我自己干的时候的两倍，算起来，我俩的平均劳动报酬还不如我自己干，但好歹是能活下去了，算起来好像家里收入还提高了，儿子的一堆景品里，多了几个土豪版的加藤惠和学姐。
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剩下的5个家庭。原本的5个农业劳动力变成了10个，每一个劳动力事实上的劳动报酬下降了，依靠着劳动力总量的提高，使得相比种粮食时总收入得到了提高，而提高的比例却低于2倍。
后来，我的儿子有了3个孩子，我们5户人家都变得人丁兴旺，然而，土地却并未有一丝一毫的增长，农业技术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苹果产量增加得很少了，而人丁兴旺的5家人的后人翻开我的日记，发现过得还没我在的时候好。
但人多地少已经是事实了，想让自己的家人吃饱，唯一的办法就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干，直到劳动的边际报酬真正的降为0为止，因为哪怕这样，家里人也是饿肚子的。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新技术的诞生，我们都会使用的，使用之后，产量更大了，但活计也更多了，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队白盔白甲，头上顶着一颗五角星的队伍，赶跑了黄老爷。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很多生产组织。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这些生产组织变成了乡镇企业，5户大家族中的大量劳动力开始进入到这些企业里了。在乡镇企业里赚工资，赚的比守在地里多得多，甚至光靠一个人这么干，收入就比以前高。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后代干一个月挣的钱，相比之前，要高多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内卷的命运。
对于选拔类考试，最终的分数线取决于录取人数与报考人数的比例关系。大家都努力用功和大家都不用功的效果差不多。所谓内卷就是当录取人数相比报考人数太少，大部分人的努力都将没有结果。选拔类考试包括且不限于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等。
当社会认为“出路”只有一条，比如科举。那整个社会就都陷入内卷化。
高考大省的考生必须有话说。
我上高中的时候，竞争已经相当激烈，我们高中虽然也是三年，但实际上是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三年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在高二结束的时候，已经学完了高中三年的内容，高三一年都是复习、模考。
整个高中三年都是相当紧绷，前两年要学1.5倍的课程量，最折磨人的就是高三，月考、摸底考、模拟考、冲刺考等等，全部按照高考形式进行，高三下半年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完整的“高考”。
有一周我请假未去，一周后回来，试卷塞满了桌肚。
高三一年，每天老师都会给学生“动员”，看到衡中的喊口号、动员会了么，我们也有，打鸡血，统一思想，高考为唯一追求、唯一价值、唯一目的，考好了应有尽有，进大学如同“上天堂”，考差了一无所有，无颜面对家人、面对老师、面对自己等等。
我们正常作息大概是早上七点多开始，晚上九点下晚自习教室熄灯，十点多睡觉，每天如此，
我读高三的时候，某个老师对他们班某位同学在大会上特别表扬，因为他在下了晚自习教室熄灯后，拿了蜡烛悄悄学习到凌晨，精神可嘉。提出“不应该压抑上进同学的热情”，教室应该对高三同学开放，熄灯后不锁门，允许高三学生继续学习，校长也表示赞同并鼓励。于是高三教室九点钟熄灯后，依然蜡烛齐明，大量学生学到凌晨甚至近乎通宵。
我在高三是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从教室离开，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
封闭的校园，高压的管理，唯一且极端的思想导向，配上低劣的伙食，高三大部分学生睡眠不够、精神过于紧张、身体营养不足，高考前夕不断出现有退学现象，身体崩溃、精神崩溃，每年都有跳楼的，精神分裂的，还有高考前一天自残逃考，高考第一天觉得考得不好第二天就逃跑了的。
那时候我们早上跑步，有个高三学生疯掉了，敲着碗对着我们又哭又笑，裤子都掉了下来，敲了两天，就不见了，说被家长领走了，我后来还打听过他怎么样了，也无人知道。
然而，即使我们县重点高中，每班也只有15%的人能到重点线，最后不滑档能录取入学的只有几人。
班里都在争这几个名额，相互角力，唯恐别人超过自己。
然而，后面的剧情更让人唏嘘。
当年班上九十多个人，当年被录取到重点大学的不到十个人，其他人或去了二本、大专，或者去复读。
当时班上几位倒数的同学，家里走点关系进行了高考移民，户口转到了边远地区，却轻松地进了重点大学，来了一个大反转。
我当时想，他们这种取巧行为，即使进了重点大学，也会被淘汰下来的。
不过四年下来，他们也顺利读下来，到社会中甚至混的更好。
这让我很转不过来弯，时隔多年，重新看这件事情，却又有不同。
高考究竟是什么？高考是本意是选拔人才的制度，通过高考考核是否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送入相应大学深造，完成学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成为人才。
他们(高考移民的同学)完全符合大学生的标准，虽然异地，但也是通过高考考入大学，大学四年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后能胜任工作，这过程完全可以证实他们也是可以。
相对而言，我们才是非正常的，我们的训练、知识、应试技巧都是超标的。我们都是养在坛子里的蛊，但他们逃出去坛子了，我们依然在坛子里。他们可以，那么我们基本上全部都可以通过这一选拔。最大的限制是名额，就如同限制蛊的坛子，名额太少，就成了一场大逃杀，我们相互践踏。对于我们，这不是选拔，而是强行筛掉大部分人。
后来我更知道，一些学校和学生可以拿到免试、保送名额，整个高中都很轻松。
只有我们这些，生在坛子里且逃不出坛子，没有捷径，没有路子和背景的，才是真正的蛊群，通过这种残酷竞赛的方式血斗，决出胜负。
虽然早已大学毕业多年，我跟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有次闲扯说，你知道么，我有天做了一次噩梦，我梦到又回到了高三教室，班主任就在身后，然后惊醒了。
他听了之后表情很怪异，他说他也做过这样的噩梦。
我想应该不止我们俩人。
高中同学聚会，只举行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进行，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再见到坛子和当初厮杀的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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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去年我见到一个后辈亲戚，也在县重点高中读书，我顺口问了一下母校的近况。
现在母校居然不那么魔鬼了，原因也是很搞笑，因为市一高开启了全市选拔，把好苗子和好老师全部拢到了市一高，县高已经开始没落，莫说清华北大这种战果，连好一点的重点大学都越来越少了，市一高成了真正的大坛子。
既然仅有的好名额也慢慢没有了，所以也不那么带劲了，学生的精神状态反而放松了。
看着他轻松的笑容，一时间，我竟然想不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果园需要招3名员工来摘橘子。
要求身高170以上，四肢健全。
结果一下来了100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园主本想随机挑3个人就得了，结果落选者们怎么也赶不走，挤在果园门口抗议，要求园主给个说法，自己完全符合应聘条件，凭什么招别人不招我。
园主无奈，修改应聘条件，重新招聘。
新条件为：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
结果一看，符合条件的还有50个人。
再改条件：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
符合条件的剩30人。
继续改：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学历本科以上。
剩余20人
继续改：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学历一本以上，生化环材专业，会一门以上编程语言，会一项才艺（钢琴、书法、绘画、唱歌等），知乎关注500+。
剩下5人，打擂台，前3名被录用。结果被录用者因为受伤严重住院，花费了不少医药费。
“内卷化”就是这么魔幻而现实。。追加的条件对于采摘橘子的效率提升收效甚微，甚至毫无益处。在这样的饱和式竞争下，生产力和“大蛋糕”不增反降，进一步加剧竞争，陷入恶性循环。
鉴于评论区有同学提出是人口过多过密、人均资源不足而引起的内卷。这里澄清一下，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指出内卷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探讨内卷化的成因。例子中虽然给定了100人竞争3个工作岗位的前提，但并不是说过度激烈的竞争就必然导致内卷。相较而言，价值观单一、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信息不对称或许是内卷化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欢迎指正。
996啊。
但凡有点行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计算机之类的行业，长期的996肯定是降低生产效率（注意我说的是生产效率不是生产力）的，但是，从最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角度，直接996既可以通过延长时间乘以降低的生产效率来获得更高生产力，还可以通过这种宗教式样的奋斗逼洗脑维持稳定，人呐，在投入很多的情况下真的会觉得自己离不开的。
如果从业者都能够认清这个形势，不接受996，这个行业会干净很多，但是，高薪吸引了大批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换句话说，996成了标配，你不干也有肯定有别人干；从用人单位角度，除非你没有经济压力或者已经拥有一批生产效率超高的员工，如果你不996，那么你的生产力不如其他实行996的公司，你就更容易失败，这就逼得所有用人单位都要996。
最后，整个行业都停滞在靠延长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上，难以进一步发展到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高生产力的程度。
这就是内卷。
这样？
内卷化就是对外扩张无望的对内剥削，内部竞争激烈上升空间狭窄。
996怎么成内卷了啊？没有996就你中国也能造出智能机？没有996你中国人现在就是人手三星索尼爱立信，对着半价国行的水货火腿肠流口水
996是你跟外国手机公司竞争的代价，跟内卷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电子行业内卷的例子是手机数据线。国内出厂价不到一块钱一根，国内零售端也能做到淘宝一块钱包邮。数据线的制造成本已经形成了对外国竞争者的优势，但外国从中国进口数据线依然能因为国内数据线厂商太多，保持极低报价
所以要供给侧改革，干掉小厂商，提高数据线出口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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