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于像长平之战，太平天国这样的族人内部屠戮的愤怒不及清朝蒙元等异族入关的屠戮来的大？
这个问题触及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以及历史记忆的形成机制，确实值得深入探讨。我们之所以对族人内部的惨烈屠杀（如长平之战、太平天国）的愤怒程度，常常不如对异族入侵造成的屠戮（如清朝入关、蒙元屠城）那么普遍和强烈，背后有多重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认同感与“我者”与“他者”的界限
这是最核心的心理根源。人类天生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某个群体中，而这个群体往往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语言、习俗、血缘，甚至地理区域。当同族人之间发生大规模屠杀时，虽然残酷，但我们内心的“认同感”可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我们会下意识地将其归类为“我们内部的问题”，一种“自相残杀”。尽管结果同样是悲惨的生命消逝，但这种“内部性”使得直接的情感共鸣和愤怒的爆发点有所不同。
反之，当“他者”——那些我们文化、习俗、甚至生理特征上明显不同于我们的群体——发起入侵并进行屠杀时，这种“他者”的属性极大地强化了我们被侵犯、被威胁的感受。这种威胁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是对我们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挑战。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心理更容易被激发，愤怒也因此显得更加纯粹和激烈。想象一下，当一个和你我有着同样语言、历史、共同祖先的族人为了某种原因对族人挥刀屠戮，我们可能会感到痛心、惋惜、甚至对施暴者的罪行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中可能夹杂着对历史宿命、政治斗争的复杂解读。而面对一个来自全然不同的文明的侵略者，他们的行为更直接地被视为对“我们”的攻击，这种区分使得愤怒更易于聚焦和放大。
二、历史叙事的塑造与集体记忆的形成
历史并非仅仅是事实的堆砌，更是由叙事者构建和传播的。历代史官、文人、政治宣传都在不自觉或有意识地塑造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对外族入侵的“英雄史观”和“民族脊梁”叙事： 许多关于异族入侵的历史叙事，往往围绕着抵御外侮、保家卫国展开。那些在战争中表现英勇的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被反复传颂，极大地激发了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异族入侵者往往被描绘成残暴、野蛮的符号，他们的暴行则成为激发反抗精神的“正当理由”。这使得后人在回顾这些事件时，更容易将情感投射到被压迫和反抗的一方，对侵略者的愤怒也自然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内部冲突的“悲剧”与“政治斗争”叙事： 相较之下，族人内部的冲突，如长平之战中的坑杀赵国士兵，或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内斗与屠戮，其历史叙事往往更侧重于政治博弈、权力争夺、阶级矛盾、甚至是农民起义的复杂性。这些事件固然惨烈，但其背后原因更复杂，涉及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尽管同情受害者，但围绕这些事件的情感更容易被解读为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黑暗的批判，或是对历史规律的无奈叹息，而非纯粹的民族仇恨。
三、信息传播的差异与情感的传递方式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和效率也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认知。
异族入侵的直观性与冲击力： 异族入侵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城池的攻陷、人口的锐减，这些宏大而直观的事件更容易被记录和传播。战败者的悲惨遭遇，以及入侵者的残暴行径，会通过口耳相传、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以更具象化的方式传递给后代，直接触动人们的情感神经。想象一下，一个被烧为平地的城市，幸存者讲述着敌军如何屠杀老幼妇孺，这种画面感和冲击力是极强的。
内部冲突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族人内部的冲突，其过程可能更为复杂，牵涉到战略失误、军事决策、政治妥协等诸多因素。信息的传递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对“谁对谁错”的判断上，而非对具体个体遭遇的渲染。即使有悲惨的细节，也可能被笼罩在政治斗争的迷雾中，不易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
四、文化和历史的“过滤”与“聚焦”
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认知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了漫长的“过滤”和“聚焦”过程。
“家国同构”与“民族大义”的强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往往与“国”的概念紧密相连。对于外敌入侵，很容易被上升到“家破人亡”、“国将不国”的高度，这种“大义”的旗帜下，个体的情感和愤怒得到了升华和统一。
对“乱臣贼子”和内部纷争的警惕： 同时，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对内部叛乱和权臣乱政的深刻警惕。虽然会对受害者同情，但对于造成内部动乱的根源，也会引发对政治秩序和国家统一的担忧。因此，对太平天国这样的大规模内部起义，其破坏性和对国家统一的挑战，也引发了复杂的历史评价，而非简单的愤怒。
五、幸存者偏差与历史记录的侧重
史书的记录往往是胜利者或当权者书写的，这也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认知。
对外族入侵的记录更侧重其“罪恶”： 为了巩固统治或争取民心，胜利者往往会极力渲染对手的残暴，特别是外族入侵者的罪行，这有助于将自己的胜利塑造成正义的解放。
内部冲突的记录更侧重其“原因”： 族人内部的冲突，即使一方被消灭，其原因也可能被更多地追溯和分析，以避免历史重演，或者为当时的统治者辩护。
总结来说， 人们对族人内部屠戮的愤怒不及对异族入侵屠戮来得普遍和强烈，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涉及到我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根本性认知差异，历史叙事的建构方式，信息传播的特点，以及文化和集体记忆的过滤机制。我们更容易将外部的攻击视为对整个民族生存和尊严的威胁，从而激发出更纯粹、更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而族人内部的冲突，虽然同样血腥，但其复杂性和“内部性”，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多元，也更容易被历史的更宏大叙事所包裹，导致愤怒的焦点和烈度有所不同。这并非说我们对族人内部的苦难不感到痛心，而是说那种集体的、外化的、指向“他者”的愤怒，往往更容易被激发和放大。
一、认同感与“我者”与“他者”的界限
这是最核心的心理根源。人类天生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某个群体中，而这个群体往往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语言、习俗、血缘，甚至地理区域。当同族人之间发生大规模屠杀时，虽然残酷，但我们内心的“认同感”可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我们会下意识地将其归类为“我们内部的问题”，一种“自相残杀”。尽管结果同样是悲惨的生命消逝，但这种“内部性”使得直接的情感共鸣和愤怒的爆发点有所不同。
反之，当“他者”——那些我们文化、习俗、甚至生理特征上明显不同于我们的群体——发起入侵并进行屠杀时，这种“他者”的属性极大地强化了我们被侵犯、被威胁的感受。这种威胁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是对我们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挑战。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心理更容易被激发，愤怒也因此显得更加纯粹和激烈。想象一下，当一个和你我有着同样语言、历史、共同祖先的族人为了某种原因对族人挥刀屠戮，我们可能会感到痛心、惋惜、甚至对施暴者的罪行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中可能夹杂着对历史宿命、政治斗争的复杂解读。而面对一个来自全然不同的文明的侵略者，他们的行为更直接地被视为对“我们”的攻击，这种区分使得愤怒更易于聚焦和放大。
二、历史叙事的塑造与集体记忆的形成
历史并非仅仅是事实的堆砌，更是由叙事者构建和传播的。历代史官、文人、政治宣传都在不自觉或有意识地塑造着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对外族入侵的“英雄史观”和“民族脊梁”叙事： 许多关于异族入侵的历史叙事，往往围绕着抵御外侮、保家卫国展开。那些在战争中表现英勇的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被反复传颂，极大地激发了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异族入侵者往往被描绘成残暴、野蛮的符号，他们的暴行则成为激发反抗精神的“正当理由”。这使得后人在回顾这些事件时，更容易将情感投射到被压迫和反抗的一方，对侵略者的愤怒也自然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内部冲突的“悲剧”与“政治斗争”叙事： 相较之下，族人内部的冲突，如长平之战中的坑杀赵国士兵，或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内斗与屠戮，其历史叙事往往更侧重于政治博弈、权力争夺、阶级矛盾、甚至是农民起义的复杂性。这些事件固然惨烈，但其背后原因更复杂，涉及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尽管同情受害者，但围绕这些事件的情感更容易被解读为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黑暗的批判，或是对历史规律的无奈叹息，而非纯粹的民族仇恨。
三、信息传播的差异与情感的传递方式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和效率也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认知。
异族入侵的直观性与冲击力： 异族入侵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城池的攻陷、人口的锐减，这些宏大而直观的事件更容易被记录和传播。战败者的悲惨遭遇，以及入侵者的残暴行径，会通过口耳相传、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以更具象化的方式传递给后代，直接触动人们的情感神经。想象一下，一个被烧为平地的城市，幸存者讲述着敌军如何屠杀老幼妇孺，这种画面感和冲击力是极强的。
内部冲突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族人内部的冲突，其过程可能更为复杂，牵涉到战略失误、军事决策、政治妥协等诸多因素。信息的传递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对“谁对谁错”的判断上，而非对具体个体遭遇的渲染。即使有悲惨的细节，也可能被笼罩在政治斗争的迷雾中，不易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
四、文化和历史的“过滤”与“聚焦”
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认知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了漫长的“过滤”和“聚焦”过程。
“家国同构”与“民族大义”的强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往往与“国”的概念紧密相连。对于外敌入侵，很容易被上升到“家破人亡”、“国将不国”的高度，这种“大义”的旗帜下，个体的情感和愤怒得到了升华和统一。
对“乱臣贼子”和内部纷争的警惕： 同时，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对内部叛乱和权臣乱政的深刻警惕。虽然会对受害者同情，但对于造成内部动乱的根源，也会引发对政治秩序和国家统一的担忧。因此，对太平天国这样的大规模内部起义，其破坏性和对国家统一的挑战，也引发了复杂的历史评价，而非简单的愤怒。
五、幸存者偏差与历史记录的侧重
史书的记录往往是胜利者或当权者书写的，这也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认知。
对外族入侵的记录更侧重其“罪恶”： 为了巩固统治或争取民心，胜利者往往会极力渲染对手的残暴，特别是外族入侵者的罪行，这有助于将自己的胜利塑造成正义的解放。
内部冲突的记录更侧重其“原因”： 族人内部的冲突，即使一方被消灭，其原因也可能被更多地追溯和分析，以避免历史重演，或者为当时的统治者辩护。
总结来说， 人们对族人内部屠戮的愤怒不及对异族入侵屠戮来得普遍和强烈，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涉及到我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根本性认知差异，历史叙事的建构方式，信息传播的特点，以及文化和集体记忆的过滤机制。我们更容易将外部的攻击视为对整个民族生存和尊严的威胁，从而激发出更纯粹、更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而族人内部的冲突，虽然同样血腥，但其复杂性和“内部性”，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多元，也更容易被历史的更宏大叙事所包裹，导致愤怒的焦点和烈度有所不同。这并非说我们对族人内部的苦难不感到痛心，而是说那种集体的、外化的、指向“他者”的愤怒，往往更容易被激发和放大。
网友意见
历代屠戮平民的屠夫都会遭到批判，题主的设问是完全不成立的。白起没挨过骂？他都被骂成什么样了？现在一提到白起，有多少人记得他在战场上的功绩？大家只记得他是屠杀40万战俘的屠夫。太平天国并没有搞过什么大屠杀，他们最大的黑点是屠杀满人，但由于当时清廷施行的满汉隔离政策，使得他们的屠杀也被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所以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搞屠杀搞的最起劲的是忠于清政府的湘军、淮军。尤其是湘军，最为残暴凶狠。天京陷落后，湘军屠杀了3个多月，造成人口损失高达70万。由于清政府是胜利者，所以湘军的屠杀行径就被掩盖了，没有广泛宣传。但曾国藩也留下了“曾剃头”的绰号，成了一众跪舔他为圣人的人最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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