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的史料来源是什么，一手史料，不要百度百科。?
那么，国会纵火案的史料来源究竟有哪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聚焦在事件发生当时及前后留下的各类原始文献、记录和证词上。
首先，当时的官方文件和记录是极为重要的来源。这包括但不限于：
德国国会（Reichstag）的会议记录：纵火案发生在国会大厦，因此国会自身的记录，包括案发当天的会议程序、政治人物的发言、以及之后就此案展开的讨论，都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官方立场。这些记录往往以印刷品的形式保存下来，详细记载了议员们的辩论，例如纳粹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来压制反对派，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相关立法（如《保护人民与国家条例》）的。
警方和检察官的调查报告：作为一起刑事案件，司法部门的调查报告是揭示事件细节的宝贵材料。这些报告会包含现场勘查的记录、证人证词的笔录、对嫌疑人的审讯记录等。例如，关于纵火犯马里乌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被捕后的审讯记录，以及对其他被捕人士的调查笔录，都能为我们描绘出事件的初期阶段和官方的调查方向。这些报告往往由当时的警察部门、检察院等机构的档案库保存。
政府公报和法律文本：纵火案后，纳粹政府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特别是那条臭名昭著的《保护人民与国家条例》（Verordnung zum Schutz von Volk und Staat）。这项条例的原始文本，以及在官方公报上的发布记录，清晰地表明了政府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剥夺公民自由，为日后的一系列政治迫害铺平道路。
法庭审判记录：针对马里乌斯·范·德·卢贝以及后来被指控参与纵火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如季米特洛夫）的审判过程，留下了大量的法庭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包含了控辩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词，还可能包含法官的判决理由。例如，在莱比锡审判（Reichsgerichtsprozess）中，乔治·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对纳粹政权的反驳和质问，在当时的记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极具历史价值。
其次，当时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也构成了重要的史料部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纳粹政权下，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因此这些报道往往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需要批判性地阅读：
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德国国内及国际上的一些报纸和杂志，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虽然纳粹党控制了大部分国内媒体，但一些独立报刊（在初期）和国外的媒体仍然可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例如，一些保守派报纸可能更侧重于描绘事件的“危险性”以支持政府的强硬措施，而流亡海外的左翼媒体则可能提出不同的解释，指责纳粹党是幕后策划者。
宣传材料和政治宣传品：纳粹政权大量制作了与纵火案相关的宣传品，如海报、小册子、电影等，旨在将事件定性为共产党人暴乱，并以此为借口打击政治对手。这些宣传品虽然充满偏见，但它们真实反映了当时纳粹政权是如何操纵舆论、构建叙事的。
再次，亲历者的证词和回忆录是提供事件细节和个人感受的直接来源：
被捕者或审判者的证词：如前所述，马里乌斯·范·德·卢贝本人的供词（尽管其精神状态和供词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以及季米特洛夫等人在审判期间的发言，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政治人物、记者、目击者的回忆录或日记：一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后来撰写了回忆录或保存了日记。这些个人记录可能包含一些官方记录中没有的细节，或者提供对事件的不同解读。例如，一些参与审判的律师、记者，或是事发时在国会附近目击的人员，他们的回忆录可能会提供一些观察到的具体情景，或是当时公众的反应。
最后，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记录：
其他国家的使馆报告和外交电报：在德国的外国使馆，特别是那些与德国关系密切或对德国政局保持警惕的国家，他们的使馆人员会收集信息并发送回本国政府。这些外交文件有时会提供来自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要获取这些史料，通常需要深入研究以下机构的档案库和收藏：
德国联邦档案馆 (Bundesarchiv)：这是收藏德国历史档案最重要的机构，包含了大量关于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军事记录、党派文件等。
各地（如柏林）的州立档案馆：可能保存有地方性的警务记录和法院文件。
国际上的档案馆：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档案馆可能保存有关于季米特洛夫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与国会纵火案相关的文件。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档案馆也可能收藏有当时驻德外交机构的报告。
重要历史文献的出版物：虽然直接接触原始档案不易，但许多重要的原始史料已经被学术机构整理、编辑并出版成书籍或电子资源，例如关于纳粹时期德国政治史的专题文献集。
总而言之，国会纵火案的史料来源是多元的，涵盖了官方的法律、行政和司法记录，媒体的报道（需鉴别），以及亲历者留下的个人记录和国际社会的观察。要构建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交叉比对和批判性分析。
网友意见
本来看见百度百科就想走人，而且也不算是特别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看见煎熬二字又转头回来了。我懂。
来，我们来说说国会纵火案（Reichstagsbrand）的historiography。
不是专家，简单解释下基本信息。有希望的话最好有人跟进下：
卢贝案发当晚在国会大厦是无疑的。问题是，火是不是他放的。当局的结论是卢贝就是纵火者，检方出具报告，卢贝被定罪，最后处决。档案现在仍然可以在德国国家档案馆和检方自己的档案馆里看到：卢贝“为了团结共产主义者”对抗纳粹主义，在国会大厦纵火。他本人也“认罪”了。
1933年，Munzenberg和Katz在巴黎反击，出版了一个（英法德语）的“民间政治小册子”叫做The Brown Book of the Reichstag Fire and Hitler Terror，《有关希特勒暴行和国会大厦大火的棕色小书》。书里提出：卢贝只是替罪羊，纳粹才是真正的纵火者。这个材料可以在JStor里或者直接向图书馆要，杜克大学的Anson Rabinbach的作品里有大量转述。
这就是两个说法的基本来源。应该说都是胡扯：当局的调查结果，尤其是考虑到此后纳粹掌权的事实，缺乏最基本的可信性。而民间小册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应该注意到，截止这个时候，纵火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舆论战。要么相信纳粹，要么反对之——选边站队的问题，不存在任何中立可能。作为结果是纳粹支持者（战后就是纳粹的残党）一直到70-80年代仍然在辩护纵火案并非冲锋队所为，而盟军国家或者两德其他研究者则不经思考地直接把纵火案安在纳粹身上，拒绝任何讨论。
1955年，新证据出现：一个叫做Hans-Martin Lennings的前冲锋队员作证：他在纵火案当晚负责把卢贝引到国会大厦，而此时大火已经燃起。这个证词在2019年被翻出来反复鞭尸，应该是互联网上最容易搜到的材料之一。
1960年，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加不加引号都可以的鸿篇巨制出现，作者Shirer记录了一个两次转述的戈林的发言：“只有我了解国会大厦，是我放火烧的。”
1959-1960年，Fritz Tobias，一个西德的调查员+“民间”历史学家，打破沉默，提出反对意见，开始重新讨论这个话题。他在59年开始发布自己的作品，在63年成书，叫做The Reichstag fire: Legend and truth，他系统性地批判了前文小册子的诸多逻辑错误和阴谋论倾向，认为纳粹纵火说不能被当成理所应当的，而很多此前的成果是互相证明。显然这个结论成功点燃了火药桶。新一轮论战开始，文章满天飞，骂战持续到了新千年。
2001年，最新成果Der Reichstagsbrand: wie Geschichte gemacht wird，《国会纵火案，见证历史》出炉，可以在（德国）亚马逊买到。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和稀泥的方向上：Tobias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他佐证纳粹纵火的证据也是可信的，所以纳粹“很有可能”是纵火方。当然，这种和稀泥又被比如Paul Kuijpers（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批判，认为是放弃了客观性来强行追求结果。Kuijper是原教旨的Tobias主义者，认为纳粹纵火就是阴谋论。他现在好像在莱顿，硕士毕业论文现在还挂在网上可供传阅。
国会纵火案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一个谈不得的话题，实际上直到今天想要彻底摆脱政治讨论研究历史事实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讲究竟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捏造的证据，哪些纯粹是人云亦云。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不做评断，但是站在我的角度看，这件事至少说明了间战后期德国社会的机制性问题：如果一个荷兰小伙或者赫尔曼迈耶的惊魂一夜就能把国家送到纳粹手中，那么问题的出现肯定远早于这个时间点。至于具体是机缘巧合还是别有用心，反而在其次了。
毫无疑问，没人想被当成纳粹同情者。但是如果仅仅因为纳粹是最大的获益人就一口认定纳粹是纵火者，就缺乏了对支持证据的再分析：戈林真的说过承认纵火的言论吗？他说的是实话吗？而55年的报告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同样反过来，卢贝如果真的是纵火者，那么这场火也实在是太巧合了，仿佛一个人的孤狼行动改写了历史一样。我强烈建议看2001年的新书，基本上能说的都说了，在知乎这点回答里也打不出什么新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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