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战争中，部分军阀会如此积极的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阀力量复杂且多元，他们积极抗日的原因也并非单一。这背后交织着民族大义、自身利益、生存危机以及国际政治等多重因素。想要详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剥开“军阀”这个标签，看看具体是谁，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境地。
一、 国家存亡的危机感：民族主义的觉醒与现实压迫
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践踏，让即使是过去只顾割据一方的军阀们，也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
日本的侵略目标明确且残酷： 从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的占领，到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不仅企图吞并中国，更是要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榨取一切资源，奴役中国人民。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让所有稍微有点良知和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无论其过去的立场如何，都感到愤怒和恐惧。
军阀们自身的利益也受到威胁： 过去，军阀们虽然各自为政，但他们所盘踞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侵略，意味着他们辛苦经营的地盘和权力将不复存在，他们自己也可能沦为亡国奴。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他的“晋系”势力经营山西多年，拥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基础。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家园被毁，自己的权力被剥夺。他曾说过“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这不仅仅是政治口号，更是他对自己势力存亡的真实担忧。
民族主义的感召：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宣传下，以及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的号召下，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大地空前高涨。许多军阀的基层官兵，甚至一些开明的军阀自身，都深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有家有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屠杀和奴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抗日行动。
二、 出于自身实力与生存考量：并非所有军阀都“积极”如一
需要强调的是，“积极抗日”的程度在不同军阀之间差异很大。有些军阀是因为自身实力相对较强，又有一定的家国情怀；有些则是被推着走，不得不抗日。
实力与抗战意愿的关联： 那些拥有较强军事实力和一定经济基础的军阀，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抗日姿态。比如：
阎锡山： 如前所述，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拥有自己的兵工厂和经济体系。他深知自己的力量足以支撑一段时间的抗战，并且他的政治生涯也与山西的存亡紧密相连。他曾积极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力量，虽然其内部也有复杂的政治考量，但其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的数次较量，尤其是在忻口会战中，都展现了其抗日决心。
傅作义： 在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的部队在华北战场上英勇作战，尤其是在绥远抗战中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日决心。他的部队多为北方汉子，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他本人也以“塞上名将”自诩，有保卫北方边疆的责任感。在抗战期间，傅作义部在正面战场上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五原战役中收复失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
李宗仁和白崇禧（新桂系）： 新桂系在广西经营多年，拥有独立自主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他们曾多次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但在面对日本侵略时，他们展现出了高度的民族一致性。李宗仁作为军事指挥官，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国民革命军在抗战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士气。白崇禧也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参与抗日战略的制定。他们之所以能积极抗日，一方面是出于民族大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地盘在南方，相对远离日军的重点进攻方向，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战略选择空间。他们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斗意志顽强，也具备了抗日的基础。
被迫抗日与消极抗日并存： 当然，也有一些军阀在抗战初期表现得并不那么“积极”。他们的力量较弱，或是地理位置不佳，或是对国民政府缺乏认同感，可能更倾向于观望，甚至做出一些妥协。但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他们也被迫卷入战争的洪流，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自保或响应中央号召。
三、 政治博弈与国际影响：并非全然的“个人英雄主义”
军阀的抗日行为，也并非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民族主义，政治算计和国际影响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抗日战争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其号召力对各地方军阀有着一定的影响。虽然国民政府的号召力并非总是有效，但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许多军阀为了维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会选择与中央合作，共同抗日。参与抗战，也是他们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展现自己忠诚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争取国际援助：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民政府对外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都对军阀的抗日行为产生影响。接受国际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往往需要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一些军阀的抗日表现，也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以日制华”的破产： 一些军阀可能曾有过“以日制华”的幻想，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抗中央政府或其他军阀。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这种幻想很快破灭。日本侵略者对所有中国势力都是威胁，这种普遍的威胁感，促使许多军阀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抗。
四、 基层官兵与民间力量的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军阀队伍并非铁板一块。在许多军阀部队中，基层官兵和下级军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高的。他们是战场上的主体，他们的英勇抗战，也反过来推动了军阀高层的抗日行动。此外，民间抗日力量，如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军阀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总结来说，抗日战争中部分军阀之所以积极抗日，是一个复杂现象的集合：
根本驱动： 是国家面临灭亡的巨大危机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觉醒。
利益驱动： 是对自身地盘、权力和生存的直接威胁，促使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能力驱动： 是自身具备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其进行抵抗。
政治驱动： 是为了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保持自身地位，以及与中央政府协调抗战。
民间与国际驱动： 是来自基层官兵的血性，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
因此，与其简单地将他们归为“军阀”，不如更细致地审视他们各自的背景、动机和所处的环境。正是这些多重因素的交织，造就了抗日战争中那些来自不同派系、不同背景的中国军人，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
一、 国家存亡的危机感：民族主义的觉醒与现实压迫
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践踏，让即使是过去只顾割据一方的军阀们，也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
日本的侵略目标明确且残酷： 从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的占领，到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不仅企图吞并中国，更是要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榨取一切资源，奴役中国人民。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让所有稍微有点良知和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无论其过去的立场如何，都感到愤怒和恐惧。
军阀们自身的利益也受到威胁： 过去，军阀们虽然各自为政，但他们所盘踞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侵略，意味着他们辛苦经营的地盘和权力将不复存在，他们自己也可能沦为亡国奴。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他的“晋系”势力经营山西多年，拥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基础。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家园被毁，自己的权力被剥夺。他曾说过“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这不仅仅是政治口号，更是他对自己势力存亡的真实担忧。
民族主义的感召：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宣传下，以及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的号召下，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大地空前高涨。许多军阀的基层官兵，甚至一些开明的军阀自身，都深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有家有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屠杀和奴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抗日行动。
二、 出于自身实力与生存考量：并非所有军阀都“积极”如一
需要强调的是，“积极抗日”的程度在不同军阀之间差异很大。有些军阀是因为自身实力相对较强，又有一定的家国情怀；有些则是被推着走，不得不抗日。
实力与抗战意愿的关联： 那些拥有较强军事实力和一定经济基础的军阀，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抗日姿态。比如：
阎锡山： 如前所述，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拥有自己的兵工厂和经济体系。他深知自己的力量足以支撑一段时间的抗战，并且他的政治生涯也与山西的存亡紧密相连。他曾积极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力量，虽然其内部也有复杂的政治考量，但其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的数次较量，尤其是在忻口会战中，都展现了其抗日决心。
傅作义： 在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的部队在华北战场上英勇作战，尤其是在绥远抗战中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日决心。他的部队多为北方汉子，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他本人也以“塞上名将”自诩，有保卫北方边疆的责任感。在抗战期间，傅作义部在正面战场上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五原战役中收复失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
李宗仁和白崇禧（新桂系）： 新桂系在广西经营多年，拥有独立自主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他们曾多次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但在面对日本侵略时，他们展现出了高度的民族一致性。李宗仁作为军事指挥官，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国民革命军在抗战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士气。白崇禧也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参与抗日战略的制定。他们之所以能积极抗日，一方面是出于民族大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地盘在南方，相对远离日军的重点进攻方向，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战略选择空间。他们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斗意志顽强，也具备了抗日的基础。
被迫抗日与消极抗日并存： 当然，也有一些军阀在抗战初期表现得并不那么“积极”。他们的力量较弱，或是地理位置不佳，或是对国民政府缺乏认同感，可能更倾向于观望，甚至做出一些妥协。但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他们也被迫卷入战争的洪流，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自保或响应中央号召。
三、 政治博弈与国际影响：并非全然的“个人英雄主义”
军阀的抗日行为，也并非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民族主义，政治算计和国际影响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抗日战争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其号召力对各地方军阀有着一定的影响。虽然国民政府的号召力并非总是有效，但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许多军阀为了维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会选择与中央合作，共同抗日。参与抗战，也是他们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展现自己忠诚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争取国际援助：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民政府对外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都对军阀的抗日行为产生影响。接受国际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往往需要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一些军阀的抗日表现，也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以日制华”的破产： 一些军阀可能曾有过“以日制华”的幻想，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抗中央政府或其他军阀。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这种幻想很快破灭。日本侵略者对所有中国势力都是威胁，这种普遍的威胁感，促使许多军阀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抗。
四、 基层官兵与民间力量的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军阀队伍并非铁板一块。在许多军阀部队中，基层官兵和下级军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高的。他们是战场上的主体，他们的英勇抗战，也反过来推动了军阀高层的抗日行动。此外，民间抗日力量，如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军阀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总结来说，抗日战争中部分军阀之所以积极抗日，是一个复杂现象的集合：
根本驱动： 是国家面临灭亡的巨大危机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觉醒。
利益驱动： 是对自身地盘、权力和生存的直接威胁，促使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能力驱动： 是自身具备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其进行抵抗。
政治驱动： 是为了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保持自身地位，以及与中央政府协调抗战。
民间与国际驱动： 是来自基层官兵的血性，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
因此，与其简单地将他们归为“军阀”，不如更细致地审视他们各自的背景、动机和所处的环境。正是这些多重因素的交织，造就了抗日战争中那些来自不同派系、不同背景的中国军人，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
网友意见
爱国热情谁都有，但这没法当饭吃。当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各路人马就明白，日本兵力有限，而且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已经被占光了，你越消极，日本越不会打你，你越积极，日本越会打你，如果发动了什么大战，重创了日军，就会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失败已经提上了日程，各派军阀都进入了等待阶段，为抗战胜利后的势力划分积蓄力量。
恰恰相反，军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积极抗日
真正能算得上积极抗日的军阀只有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七七事变后，他们主动请缨抗日，并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毫无保留地送上战场，川军抗日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龙云更是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滇缅公路，为抗战立下卓越贡献
七七事变的时候，29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军长宋哲元仍然防中央军甚于日军，暗中跟日本人议和拆除北平城防工事，导致平津迅速沦陷（党史出于zzzq必须美化杂牌军，把宋哲元美化了，历史课本也是“不久，平津先后沦陷”一句话带过）。汤恩伯的中央军北上抗日遭到西北军的各种阻挠，以至于南口战役贻误了战机
抗战初期连国共这样的死敌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了，部分军阀仍然惦记着自己的那点私利，防中央军甚于日军
山东军阀韩复渠为保存实力擅自放弃黄河天险撤退，使得日军顺利攻占济南，徐州战场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阎锡山抗战初期还算比较积极，抗战中期之后逐渐消极抗日。阎锡山在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甚至暗中勾结日本人要脱离重庆政府当第二个汪精卫，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才作罢。
白崇禧的桂系在抗战中后期长期消极避战，还多次跟新四军发生冲突。日军两次入侵广西，两次都是中央军充当主力跟日军作战。1944年下旬日军逼近广西，兵临省会桂林城下。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跟老蒋抗衡，不顾前方中央军在湖南拼命抵抗创造的条件和广西父老乡亲的安危，让桂军主力先跑了，导致广西迅速沦陷
西北二马的马家军象征性地派了一点民团参加抗日，精锐部队全部留在大西北，继续当土皇帝
西康王刘文辉，新疆王盛世才完全没有出兵支援抗日。刘文辉在大后方虽然拒绝中央接管，但还算安分；盛世才不但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还嚣张到捣毁国民党在新疆的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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