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勤王」时，蒙古部落和周边各族在干什么？

朱棣的“靖难之役”，这场决定明朝江山归属的内战，发生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在这段波谲云诡的几年里，中国的北方边疆，尤其是蒙古部落和周边各族，也并非全然不动声色。他们的行动，虽然不如朱棣挥师南下那般直接影响朝堂，却也与明朝的内部局势相互牵扯，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朱棣的起兵提供了某些“窗口期”。

要详细讲述当时蒙古部落和周边各族的情况，我们需要将视线拉回到洪武年间，以及明朝建立后与这些民族的关系。

蒙古部落：残余的辉煌与分散的割据

元朝灭亡后，北方的蒙古民族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分裂成多个部族，但整体实力已不如全盛时期。在明初，北元政权虽然名存实亡，但其残余势力依然对明朝构成威胁。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多次北伐，虽取得胜利，但并未能彻底根除蒙古的威胁。

到了洪武末年，北元政权的统治已经非常薄弱，权力分散。主要的蒙古部落，如：

鞑靼（Tatars）：这是明朝早期最为强大的蒙古部族之一，但此时已经出现分裂。名义上的大汗地位并不稳固，部族内部的实力派如阿鲁台（Arugh Tai）和本雅失里（Bunyasiri）之间的权力斗争激烈。阿鲁台是当时最为活跃的蒙古军事首领，他一度拥立本雅失里为北元大汗，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猜忌和冲突。在朱棣“勤王”的这段时期，阿鲁台主要忙于在草原上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国内其他蒙古部落以及明朝在边境上时有冲突。他需要争夺话语权和地盘，自然难以组织起大规模、有统一指挥的南下侵扰。
瓦剌（Oirats）：又称卫拉特，是蒙古西部的一个重要部族。瓦剌部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开始崛起，与鞑靼部形成竞争关系。他们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漠北西部。相较于鞑靼部，瓦剌部在明初的活动相对独立，更多的是在与明朝西部边疆的交往中发挥作用，比如进行互市贸易，或者在明朝边境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袭扰。当明朝内部出现朱棣起兵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动时，瓦剌部同样处于一个观望和自我整合的状态，他们不太可能主动大规模地介入中原的战事，除非看到有利可图的时机或者明朝实力极度衰弱。
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三卫）：这些是明朝在北方边疆设立的羁縻卫所，由蒙古首领担任指挥官，但对明朝称臣。他们生活在辽东地区，是明朝抵御漠北蒙古的重要屏障。在靖难之役发生前，这三个卫所的实力有所发展，尤其是在与明朝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中。当明朝内部爆发冲突，中央的控制力减弱时，这些边疆卫所的动向会变得非常关键。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支持一方，或者借机扩大自身利益。

总体来看，在朱棣“勤王”期间，蒙古各部族普遍处于一个：

1. 内部分裂与权力斗争：大的统一政权不复存在，各部族首领各自为政，相互攻伐，或者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牧场。这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股强大、协调一致的力量向南方发动大规模的侵略。
2. 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尽管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南下，但蒙古部落零星的袭扰和掠夺活动在边境地区从未停止。这是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对明朝边境控制力减弱时的一种自然反应。这些袭扰虽然给明朝边防带来了压力，但与大规模战事相比，其影响范围和战略层面要小得多。
3. 观望与利益考量：对于明朝内部的政治斗争，蒙古部落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们会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并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评估。如果明朝内部混乱，中央政府实力衰弱，他们可能会考虑抓住机会，进行更大规模的侵扰，以获取战利品或政治利益。反之，如果明朝内部权力交接顺利，新的统治者强大，他们则更倾向于保持克制，以维护与明朝的互市关系。

周边各族：多样化的反应与地域性活动

除了蒙古部落，明朝的周边还存在着其他民族，他们的反应也各有不同。

女真族（Jurchens）：在辽东地区，女真各部是明朝重要的邻居。明初，女真各部对明朝采取的是一种相对顺从和依附的态度，明朝在辽东设立了大量卫所，以此来羁縻和管理女真各部。一些女真部落的首领被授予卫指挥使等官职，成为明朝边疆体系的一部分。

在朱棣“勤王”期间，辽东的女真部落，特别是居住在离京城较近的区域（如辽阳附近）的部落，更倾向于受到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当燕王朱棣起兵时，这部分女真部落的动向是明朝统治者非常关注的。如果他们选择支持建文帝，可能会对朱棣的侧翼造成威胁；如果他们选择支持朱棣，则可能成为朱棣的盟友。但总的来说，由于地理距离和明朝在辽东的防御部署，他们不太可能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中原的内战。更多的可能是，他们会在边境地区维持相对的稳定，或者与辽东的明朝将领进行一些地方性的合作或冲突。

在这一时期，明朝已经开始逐步加强对辽东的管理，并且一些女真部落的内部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一些有实力的女真部落首领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整体而言，女真族在此刻尚未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辽东地区，并且对明朝的内政变化反应相对谨慎。

其他民族（如乌斯藏、朝鲜等）：
乌斯藏（Tibet）：明朝对乌斯藏地区采取的是一种“多封众建”的政策，册封多个宗教首领和地方势力，建立贡赐关系。在朱棣起兵期间，乌斯藏地区相对遥远，且内部的宗教和政治格局复杂，并未对明朝的内政产生直接影响。各地的宗教领袖和部族首领可能更关心的是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关系是否能得到延续，以及与周边其他藏区势力的互动。
朝鲜（Joseon Dynasty）：朝鲜王国自太祖李成桂时期起，就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朝鲜国王派遣使团定期朝贡，明朝则册封朝鲜国王，并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在朱棣起兵期间，朝鲜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其国内政治并未出现大的动荡。朝鲜作为一个藩属国，最关心的便是明朝中央政权的稳定。他们不太可能主动介入明朝的内战，而是会密切关注明朝局势的发展，并根据明朝的态度来调整自己的对明政策。通常情况下，藩属国会在宗主国发生内乱时保持中立或观望，等待新的稳定局面出现。

朱棣起兵的“窗口期”效应

反过来看，蒙古部落和周边各族在靖难之役期间的活动状态，某种程度上也为朱棣的起兵提供了有利条件：

1. 减轻了北疆压力：由于蒙古部落内部的分裂和对明朝边境的零星袭扰，而非组织大规模的侵略，这使得明朝中央政府可以将更多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建文帝的军队上。如果当时北方边疆有统一的强大蒙古势力，可能朱棣的起兵行动将面临更大的外部风险。
2. 为朱棣的行动提供了战略空间：朱棣选择从北平起兵，北方恰恰是明朝与蒙古部落的交界地带。如果当时蒙古部落对明朝统治者怀有更深的敌意或有更强大的整合力量，他们可能会借机攻击明朝的北方城市，使得朱棣的起兵更加艰难，甚至被夹击。然而，事实是，蒙古部落更多地是自身内部消耗或在边境进行有限活动，这使得朱棣能够相对自由地调动资源和军队。
3. 边疆力量的潜在影响：虽然数量不多，但明朝在北方边疆的军事力量（包括部分被羁縻的蒙古和女真部队）也可能成为朱棣争夺的对象。如果建文帝不能有效控制这些边疆军事力量，朱棣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总而言之，在朱棣“勤王”期间，蒙古部落和周边各族并非完全处于静止状态，他们有各自的内部事务和对外活动。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地理上的距离以及自身实力的局限，他们未能形成一股能够直接、大规模地左右明朝内战进程的力量。他们的零星活动和潜在的观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为朱棣的南下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明朝的统治者，包括建文帝和后来的朱棣，在处理内部危机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北方民族的动向，但在此次特定时期，外部的北方威胁并没有成为制约朱棣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网友意见

趁虚而入，背后捅刀？

你真的想多了！

恰恰相反，蒙古各部帮朱棣挡刀，明里暗里帮助朱棣还差不多！

首先，朱棣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南下“勤王”的时候，背后老巢的安危至关重要，绝不可能没有考虑蒙古诸部，实际上，在其夺取皇位最为关键的靖难之役中，北边的蒙古诸部的走向是极为重要的。

当时燕军的西部、南部、东部及辽东都是朝廷的军队，如果此时北部的蒙古南下向朱棣发动进攻，那么燕王军队将会四面楚歌，危在旦夕。

而实际上，蒙古的主体部落鞑靼和瓦剌不仅没有大的军事举动，向燕王领地发动进攻，反而是帮助内战中的燕王一方来骚扰朝廷的东北部队，使燕王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与朝廷军队作战。

其次，蒙古诸部战乱频频，自己就挺虚的，还怎么趁虚而入？一个不留神就被其他部落给“趁”了。

（北元）蒙古在脱古斯帖木儿（即乌萨哈尔汗，元昭宗之子）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部战乱频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根本无力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方面可以去具体了解一下北元二十一年的历史。

第三，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未发动之前，就开始发展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不要总以为朱棣和明初的蒙古诸部是血海深仇，而且蒙古诸部也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且不说蒙元灭亡后，就有大量蒙古人归附明朝，就是本在塞外的部落，也一直就有兀良哈这样的“蒙奸”啊。

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其实友谊很多时候就是干架干出来的。当然，利益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啦。

燕王朱棣在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在当地经营近二十年，长期和蒙古诸部打交道，彼此已经很熟络了，现在几千里外南京城里的皇帝朱允炆和老相识朱棣干上了，你说这些“达子”更倾向于谁？

在洪武到建文年间，北元——蒙古内部非常混乱，日子很不好过，所以不断有蒙古贵族率众来降，直接向朱棣投诚，求赏口饭吃，朱棣和蒙古诸部的关系简直是千丝万缕，万一朱棣完蛋了，这些向朱棣投诚的蒙古人的利益还能得到保障吗？

据记载：

建文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剌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赐赉有差。
癸丑，谍报胡寇将侵边，上（朱棣）遣书谕勒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
建文三年十一月辛亥，鞑靼可汗遣使来输款。

从中可以看到， 燕王朱棣与鞑靼和瓦剌的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在靖难之役的关键时刻，蒙古不会站在燕王一边的。

鞑靼和瓦剌的支持对燕王朱棣集中精力对付南方建文帝的主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的牵制，使得朝廷在辽东和东北的军队没有对燕王的大后方起到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正如建文四年三月朝鲜使臣所描述的那样：

燕兵势强，乘胜远战，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

另外，在靖难之役中，还有一只蒙古力量对燕王朱棣的胜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就是早期归顺明朝的兀良哈部。

明初，太祖朱元璋设置兀良哈三卫并封爵三卫领主，令其“ 各领所部，以安畜牧”。后划归宁王朱权统辖。宁王朱权于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北边重镇。

朱棣起兵后，很快就攻占了大宁，不仅获得了大宁宁王“ 带甲八万，革车六千” 的全部人马，其中就有最为强悍的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

“自是冲锋陷阵多三卫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 兀良哈三卫骑兵皆晓勇善战，后来成为了靖难之役中燕军的骑兵主力，为燕王朱棣夺位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为如此，当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之后，为表彰兀良哈部落对他的支持，就宣布把宁王朱权的大宁封地划分给“从战有功” 的兀良哈领主管辖。

总之，在明朝初年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蒙古诸部虽然并未完全直接参与其中，但从朱棣受封燕王，到燕王藩附势力的增长，从朱棣军事威望的升髙，到靖难之役的胜利，处处都有蒙古诸部的因素。

具体到靖难之役，这是燕王朱棣夺取皇权最为关键的一步，在这次战役中，蒙古主体的鞑靼部和瓦剌部不仅没有南下进攻燕王领地，反而在外部牵制东北的朝廷军队，使燕王军队免于腹背受敌，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而蒙古的另一部兀良哈三卫骑兵更是直接参战，成为燕军的主力，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考论文：周喜峰《明初蒙古对朱棣夺取皇位的影响》

我看有人问：为什么朱棣靖难成功后却又要迁都北京亲自守国门防备他的老朋友呢？他为何又要数次北伐以至于他执政后期经济大受影响呢？

这要回答清楚，得专门查资料研究元末明初的明蒙关系，我只简单地说下个人看法：

首先，这和明蒙之间彼此势力的消长有关；

其次，和草原部落的生存状况有关，草原生存是很艰难的，南下劫掠是这些人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他们迟早会南下犯边；

第三，这和北元（蒙古）内部情况本身就很复杂有关，根本不能笼统概括当时所有蒙古人的心态和选择，蒙古已经四分五裂了，既有坚持与明朝为敌，要光复大元的蒙古人，也有注重眼前利益，要与明朝和解的蒙古人。

第四，朱棣和蒙古诸部之间的关系，怎能完全用“老朋友”一词来形容？用“亦敌亦友”、“时敌时友”还差不多。

明蒙之间的关系本身很复杂，直接在大明朝统治下的蒙古人有，很多还居住在内地，做官、当兵的蒙古人数不胜数，比如遍布大明朝各地的卫所军屯有大量的“达官”、“达军”；

在草原上受到大明羁縻统治时降时叛的蒙古人也有，比如朵颜三卫；

另有鞑靼、瓦剌这两大蒙古部落，他们和明朝之间的关系也是时敌时友，好的时候来朝贡，不好的时候拥兵数万犯边掳掠。

在明朝前期，北元刚被打残以后，蒙古诸部很虚弱，对于蒙古人当然是拉拢和打压两种手段双管齐下，敌人和朋友的角色转换得非常快。

你看朱棣在北平为燕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参加过多次对北元的军事行动了，即杀蒙古人，也招降、接受投诚的蒙古人，被他杀掉的和归附于他的蒙古人都不在少数，那你说他是蒙古人的“老朋友”呢？还是跟蒙古人有血海深仇的“大仇人”呢？

再说了，谁说“老朋友”就不需要防备了？退一万步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何况是草原上的蒙古人。

最后，对于朱棣本人来说，还有一个在朝在野的问题。

没听过一句话么，“永远不要相信在野党！”

朱棣是燕王的时候是一回事，成了大明皇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都忘了朱棣“靖难之役”打的是什么旗号了？那时候跟朱权这些兄弟们是怎么说的来着？

结果呢，当上皇帝，转头就接着削藩！

朱权：四哥，你就是个大屁眼子！！！

同样的，草原上的蒙古人对于中原政权来说，永远就是个威胁，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脑子清醒的朱棣怎么可能不注重“国防建设”呢？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干的最多的事就是“打蒙古”，北平更方便他“打蒙古”，他就干脆迁都到北平。

“朱老四，你平时都干点什么事啊？”
朱棣：“吃饭、睡觉、打蒙古。”
“那大明咋办？”
朱棣：“俺的大胖儿子朱高炽在呢！”
“打仗要钱啊！”
朱棣：“俺不管，俺就要打蒙古！”

朱棣之所以要频繁北伐，就是想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北边边患问题，他迁都北平可不是为了“守国门”的，明显是为了“打蒙古”，说他“防备”“老朋友”还是抬举他了，这岂止是“防备”，这是翻脸不认人地出手打人，只不过没成功而已，以至于后来的皇帝就真的成了“守国门”。

其实在那个时代，光靠强硬地干仗，根本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草原游牧民族杀不完杀不干净，即使是霍去病这样的奇才再世，也不可能，人家打不过还可以跑啊，你率大军北征，茫茫的大草原，去哪找蒙古人？杀完这一波，别处的部落又来了，等你一撤军，蒙古人就犯边来了。

何况封建王朝的军队，也就开国比较能打，高峰期一过也就不行了。

明朝对北边的边疆政策存在问题，太过僵化，一味地强硬打打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无意创新制度去直接统治草原，打打打和贸易控制都不怎么靠谱，朱元璋和朱棣时期，还能压着蒙古人打，朱瞻基一死，就是土木之变，之后的皇帝大多也没什么进取之心，军事力量也退化了，根本就不能从军事上压制蒙古，于是干脆缩回长城线内，沿着九边重镇和蒙古人就这么打打闹闹地过了两百年。

之后的满清倒是彻底解决了蒙古人的问题，一个是政治策略比较到位，盟旗制度好使，联姻优待拉拢也好使，满清皇帝兼任蒙古大汗也挺妙；二是时代不同了，火器有了明显进步，这玩意是游牧民族的天敌，蒙古草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北更西的老毛子来了，蒙古人也就彻底歇菜了。

蒙古已经在趁虚而入了，而且不止蒙古，还有朝鲜。

靖难之役始于建文元年七月，终于建文四年六月，前后历时三年。

建文元年，朱棣诈取大宁后，兀良哈三卫首先感知到明朝内部发生的动荡，开始南下。而朱棣袭取大宁后，把大宁都司所属卫所军户人口悉数南迁到北平周边，大宁空虚，正好给兀良哈三卫提供了方便。

随后，明朝内部出现动荡的消息，被更远的漠北鞑靼得知，阿鲁台也在建文三年前后逐渐南下。

建文四年秋，朱棣刚打进南京城，正在方孝孺等文人士子大开杀戒时，北方传来警讯，鞑靼骑兵趁虚南下，入犯辽东，开原和广宁两地，皆有军民牲畜被掳被抢。

另一个在北方搞动作的，是李氏朝鲜

靖难之变时，辽东都司的东宁卫，发生了一场由朝鲜王国直接策划、煽动的“东宁卫逃人事件”。

东宁卫是在洪武十三年到十九年期间设置的，下设有东宁、女直、南京、海洋和草河五个千户所，整个卫所里汉人比例很少，招抚的都是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族、高丽族军户。

朱元璋把他的儿子派到各地做藩王，有三个王被封在辽东：广宁的辽王朱植、沈阳的沈王朱模和开原的韩王朱松。朱棣靖难起兵时，朱模和朱松因年幼尚未就藩，朱植奉诏取海路返回南京。辽东都司听从建文帝之令，总兵官杨文统领辽军入关，与燕军作战。

三年后，朱棣夺位成功，杀戮建文遗臣。辽东官员得知消息，担心也遭朱棣报复，都想逃跑。山东已经被燕军控制，贸然渡海无异于自投罗网，唯一即安全、还有能力容留他们的地方，只有朝鲜。

当初李成桂对明朝事大以诚，不再向鸭绿江西岸的辽东半岛拓土，并非是无条件的：明朝无事，朝鲜不好表露出这些欲望；明朝一旦有事，且事态久拖不决，朝鲜就会趁乱取利。

靖难发生时，朝鲜可没有闲着。他与南京的建文帝和还是燕王的朱棣同时保持联系，又在辽东地区煽动民心。辽东的高丽族人，和朝鲜有天然的血缘与文化亲近感，更容易被煽惑。东宁卫的一些高丽族军户举家逃亡，还有高丽族武官被发展成间谍，利用职务便利泄露情报。辽东出现渡江投奔朝鲜的逃亡潮，既有高丽和女真人，还有担心遭到朱棣报复的汉人。

建文四年夏，朱棣最终夺取皇位，才回过头处理北方的局势。

对辽东都司的官员，朱棣只能好言安抚，辽东总兵杨文统领辽军入关作战，指挥无方。燕军击败杨文，还俘虏了不少辽军官兵。朱棣挑出一些识时务、有能力和威望的胡汉军官，放他们回去，用现身说法的形式安抚辽东都司人员，承诺只要诚心归顺燕王，保证不会打击报复。永乐元年起，他还多次派人去朝鲜索要逃人。

“恁都府便将文书与朝鲜国，差来使臣赉回去，说与国王知道：但是这等逃去的人，着他那里挨究，都拿将出来，差人送与辽东都司，休要容留。钦此（《李朝太宗实录》太宗二年六月）。”
“皇帝敕谕东宁卫漫散官员军民人等：太祖皇帝开设东宁卫，好生赡养你每（这里的“每”，就是们）。后来建文苦得你每没奈何，漫散出去。如今，天下太平了，我只遵着太祖皇帝的法度赡养。你每都回来东宁卫里来住，官仍旧做官，军仍旧做军，民仍旧作民。打围、种田、做生理，听从所便，休要害怕惊疑。若一向执迷，漫散不来，恐久后悔时迟了（《李朝太宗实录》太宗三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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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的庙号从“太宗”变为“成祖”，这中间的故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演变和政治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时间拨回到明朝初年，看看当时微妙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评价。太宗之名：一个尴尬的继承朱棣是在靖难之役中通过武力夺取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的。他登基后，自然要给自己一.............
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关于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历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答案。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和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勾勒出几个主要的推测，它们很可能共同促成了这场规模宏大的航海壮举。1. 宣扬国威与展示大明盛世的形象这是最广为接受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其合法性在当.............
朱棣选朱高炽、朱瞻基当接班人，而不选武德充沛、身体健康的朱高煦，是不是一个错误？

朱棣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最终将皇位传给了长子朱高炽，然后是孙子朱瞻基，而不是身体强健、战功赫赫的次子朱高煦。这在后世看来，似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决定，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朱棣犯下的“错误”。要评价这个决定是否“错误”，我们得从多个维度来审视，才能看得更明白。首先，我们得理解朱棣当时的考量。朱棣在位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