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郑国、宋国、鲁国这几个春秋初期版图相对较大，地位也很高的国家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却成了弱国？

郑、宋、鲁的衰落，无非是地缘、集权、传统等几个方面的原因，该说的其他答主都会说，我没必要重复。

写这篇答案，只想扭转一个刻板印象——郑、宋、鲁虽向称“弱国”，但也仅仅是比霸主弱而已。放在春秋战国（尤其是春秋）的大环境里，他们其实都该算作“列强”。二流的列强也是列强，别拿豆包儿不当干粮。

国力的强弱，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和齐、秦、晋、楚、吴、越这些当世霸主相比，郑、宋、鲁当然显得弱。但在霸主以外，无论是和倗、霸、井、軧这些压根不见于史籍的小国相比，还是和虞、芮、江、黄这些史书里刚露个脸就被灭掉的npc相比，抑或是和陈、蔡、曹、卫这些长年上演“存亡继绝”戏码的老牌苦主儿相比，郑、宋、鲁都是妥妥的大国、强国，又哪里称得上“弱”？类比现代国际社会，这三国就相当于如今的“老欧洲”或俄罗斯、印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不如中美G2强势，但也都是牌桌上的玩家之一，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归为“弱国”。

换句话说，能在史传中保持存在感，从春秋一直挺到战国的东周诸侯，压根就不可能是弱者。列国相争，玩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游戏。郑、宋、鲁三国虽然经常被霸主欺负，但作为各自区域内的“小霸”，“兼弱攻昧”那一套同样玩得很溜，偶尔再出几个明君贤臣，刷新政治，整合资源，国势多少都会兴盛。纵向比较起来，这三国的势力一直是有起伏和消长的，并不是一路朝下的持续衰落。

除了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国在春秋晚期曾有过一段“中兴”。因为子产执政，对内团结“七穆”，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对外又利用“弭兵”的机遇，在大国的夹缝中赢得了发展空间，国力有了较大提升。 有了这个底子，献公、声公时期的郑国表现活跃，先灭了楚的与国许，又伐周之六邑，不仅拓展地盘，还出兵干涉了晋国内战。当时卫太子蒯聩为赵简子戎右，“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可见郑国军容壮盛，实力不俗。至于战国以后，郑国内乱不断，可在韩国的屡屡进攻之下，仍苦撑了近八十年才被灭国。八十年什么概念？新中国才成立七十年啊，好几代人了。这样的表现，已经比绝大多数春秋诸侯都要强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宋与郑、鲁同为春秋初年的千乘大国，虽然没有强到可以称霸的程度（宋襄公泪目），但也不是一个任人随意揉捏的小角色。而且和郑、鲁不同的是，宋国的政权未曾下移，所谓“诸侯唯宋事其君”——诸如卿大夫干政、陪臣执国命一类的现象，在宋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君权还是相对强大的——这在列国争雄的游戏场中，算是一个很强的Buff加成了。春秋争霸的高潮期，宋国基本上采取联晋抗楚的策略，对外表现相当强硬，始终都是一支能够左右国际局势的重要力量。到春秋末年的景公时代，宋国虽无力与大国争衡，但作为一方小霸是没问题的。“城成周”事件，宋国令薛、滕、郳三国代役，以至于薛宰抱怨：“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可见其态度之强横。此后二十多年，宋国又有侵郑、灭曹、拘执小邾国君的战绩，完全就是一个二流霸主的做派，又怎能称之为“弱”？战国之后，宋又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一波扩张，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宋君偃更是“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武功盛极一时，又陡然被灭，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国家，绝不是一个“弱”字就可以简单定义的。（考虑到“戴氏取宋”的问题，康王这一波崛起不该记入子姓宋国，当删，原因见分割线以后的追记）

鲁国本也是春秋初期较为强盛的诸侯之一，虽然一度衰落，但在僖公时还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军力不容小觑。它跟在齐、晋的屁股后边，伐郑、侵蔡、分曹，增加了不少领土。此后虽然政治昏乱，时为大国所制，但它对临近小国的攻伐和吞并，却一直都没有过停止。仅春秋中晚期来说，宣公九年吞并根牟，成公六年灭鄟，襄公十二年灭邿，春秋末又灭鄅，对杞、邾、莒这几个稍大的国家，同样也是侵伐不断，吃下了不少土地。而进入战国之后，“三桓”突然衰落，鲁穆公改革图存，国力得到了一定的充实，还在平陆击败齐师。鲁景公时尚能败邹服薛，称雄于泗上。文公时更是趁着五国伐齐的“历史机遇”，取得了徐州之地……滚刀肉一样的鲁国，周旋于齐、越、楚、魏等大国之间，一直苟到了公元前256年才告灭亡。公元前256年什么概念？这时候秦始皇都三岁了。能死在“秦王扫六合”的前夜，已经比它春秋时的老冤家姜姓齐国多活一百多年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总体来说，在东周列国兼并相争的食物链上，郑、宋、鲁的营养级还是很高的，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那般弱小。况且，如果仅从保存宗庙社稷的维度来比较，这三国的表现甚至比晋、齐、吴、越这些春秋霸主还要强一些——国势虽然不如，但国祚却相对绵长，也算是另一种标准下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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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几位朋友提醒，说有关宋国晚期历史的叙述不对，应该把“戴氏取宋”的内容写进去。这确实是我的疏失，犯错了就必须承认。但在认错之外，我还是想另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几句：

1“戴氏取宋”其实算是个历史上的悬案，《史记》《战国策》未载，是后代史家从《左传》《竹书纪年》《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钩沉索隐出来的一段史事。前贤的论证固然充分，但就目前的材料来说，皇喜、司城子罕、剔成、易城盱这四个名号所指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被戴氏所弑的到底是后昭公还是桓公，“取宋”的到底是戴族中的乐氏还是皇氏，诸多问题，其实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不得不承认，我写这篇答案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五千乘之大宋”这种冷烂梗，的确没有认真查书。而且为了突出自己的“论点”，同时也是为了行文的简短和流畅（我力求每个国家的篇幅都差不多），我就下意识地剪裁了史实，单取《史记》之说，把宋康王默认为公室嫡流，有意避开了“戴氏取宋”这个需要长篇大论但又难以说清楚的重大命题。这确实是学问不精，投机取巧，误导了大家，如今已经修改了答案，在正文后做出了标注，以求匡正视听。

2、答案里引用“诸侯唯宋事其君”，描述的主要是春秋时的情况，这不是我的论断，而是当时楚国人的论断。宋国卿大夫夺权的发展进度远较晋、齐、鲁、郑等国为迟。至少在景公以前，其君权一直是相对强大的，这对宋国的争霸和生存，也确实是有益处的。而后来的“三族共政”以及“戴氏取宋”，并不能反过来否定春秋时的史实。

3、退一步来讲，即便我们把“戴氏取宋”的历史加入叙述，本篇答案的立论也仍然是成立的。宋国在春秋时期，确实是一个仅次于霸主的二流小霸，这应该没什么争议。而据杨宽先生考证，戴氏正式篡宋，至少是公元前356年以后的事了，它仍旧比绝大多数东周诸侯都活得长，已然算是胜出了。此外， 戴氏毕竟出自宋国公族，由它取代公室的位置，也算是肉烂在锅里，勉强可以类比为后世的东汉、季汉之于西汉，和田氏、赵氏、魏氏这种鸠占鹊巢的纯粹外来户还是有区别的（狗头保命）。

有关春秋的问题，个人了解的内容着实有限。

对此，仅限于用比较基础的知识解答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题主的疑惑。

首先第一个问题：

郑国、宋国、鲁国在春秋初期是否为版图相对较大？

答案是肯定的，郑、宋、鲁三国在春秋初期的中原诸侯国中无疑属于国力最强也是最具权势的诸侯国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到了春秋后期，郑国、宋国、鲁国是否变成了弱国？

答案是——这不是一道判断题，它的答案绝对不是对与错这么武断。

因为，郑国、宋国、鲁国原本就不能划分为一类。

前面我的朋友 @陈栋-来耳 的答案已经说的很全面了，郑国、宋国、鲁国到战国时期绝非弱国。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

实际三者也并不是同一等级的诸侯国。如果我们盲目将三者化为一类进行讨论，也许并不能透彻地看出三者在春秋中后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处境和生存方式。

以上是 @布哈林 制作的公元前453年的列国示意图，即韩、赵、魏三家消灭智氏的时间节点。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宋国在体量上明显较大，所据城邑包括有彭城、雎阳、定陶等重镇，且占据多条自西向东的水道。单从国土的情况看，可以说宋国有些和战国晚期的魏国有一定相似之处，直观点的话，它有点接近魏安釐王时期的魏国的缩小版。

相比宋国而言，鲁国要显得弱势不少，不过两者差距并不是特别大，而郑国、卫国两国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地缘上都要比宋国弱势得多，但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国。就在这张图里，我们能看见弱国的真实处境——就是下方那个擅长唱、跳、Rap、篮球的蔡国——什么时候被捏死，全看楚惠王的心情。

总结来说：

至少在战国初期，宋国在体量上完全可以进入“战国”之列；而鲁国虽不能像“战国”一样具有发动兼并战争的资本，但本身依旧是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郑国、卫国的日子明显不怎么好过，不过还是有一定周旋的本钱；反观蔡国，则是真正凉透的弱国了。

说到这里，就会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宋国经过春秋中后期的发展，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到强国的体量，而鲁国、郑国、卫国就不可以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春秋前期的列国情况：

上图中，三个红圈分别是之后齐国、晋国、楚国主要的扩张范围。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即使三个霸主级的诸侯国扩张到了极致，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威胁到宋国的领土。白圈所示的郑、卫、鲁、陈、蔡等国，正好成为了宋国与列强的缓冲地带，由此给宋国带来了相比于其他中原诸侯国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重要信息：

宋国的“弱”只是相比于霸主国的假象，如果我们不把晋国视为中原诸侯国的话，那宋国在春秋中后期实为中原列国之中的最强者。

也正因为宋国的实力和所处的位置，它和霸主国也就必然会产生有一系列的合作。

在春秋时期，宋国和齐国的关系还算得上稳定，目的也无外乎要南北夹击鲁国(红剪头)。

除此之外，宋国也会和晋、楚两国之间进行一系列斡旋。对于晋、楚、齐三国对霸主一位的争夺，外带卫、郑等国的归属（红剪头），这些问题虽然不能说要看宋国的脸色，但强国能不能够拉拢到宋国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成败。

很多朋友在这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宋国又为什么不能像后来的魏国一样，在中原地区坐大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3点原因：

1，春秋时期，强国在兼并诸侯国方面所消耗的人力成本、物资成本和时间成本是远高于征服蛮夷方国的。由于宋国周边以诸侯国为主，它无法像秦、齐、晋、楚一样鲸吞临近的方国和零星的诸侯国，所以在扩张效率上是远低于前四者的。

2，相比于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列强之间的牵制是比较有限的，由此就引发了列强可以相对从容地干涉中原列国的扩张。尤其在霸主时代开启以后，强国开始“圈养”吃不掉的列国，宋国想要打破霸主“圈养”下的秩序而大肆扩张也就不会很容易了。

3，最后一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存在“先天不足”的玩家要想破局——必须要赶上有某些天赐良机和某种传奇性的超长发挥。

比如，后来魏国能在中原坐大，大致有三个扩张的重要时间节点，既魏文侯末期至魏武侯时期，魏昭王后期，魏安釐王后期，在以上三个时期也都出现了“大洗牌”级的天下动荡和传奇人物的精彩表演。

反观宋国，在春秋近3个世纪之中，能找到的机会就比较有限。

第一个机会应该是齐桓公逝世以后，当时宋襄公和齐孝公建立有合作关系，由此让宋襄公产生了建立齐、宋、楚联合霸权的想法。

公平来说，宋襄公的“称霸”行动在当时确符合一定政治逻辑。我们要看到：

一者宋襄公本人在当时确实是最具威望的君主；

二者齐宋联盟在当时也确实是除楚国之外最具实力的力量；

三者楚国当时尚未被诸夏所接纳，加入齐宋联盟确实对楚国比较有利。

不过，宋襄公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信息并不通畅的楚廷，决策者能否具有比较超前的“理性”。

最终，残酷的现实给了宋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这之后，宋国终于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弭兵之盟。当时，宋国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以弱国的姿态但实际是通过外交权谋胁迫着晋、楚完成了会盟。

那么，弭兵之盟究竟能给宋国带来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宋国的竞争对手其实从来不是霸主国，而是郑、鲁这些中型诸侯国。

回看一下地图我们会发现：

只要晋、楚的秩序存在，郑国的萎缩就无法避免。而弭兵之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郑国的萎缩，但也会锁定郑国衰弱的走向，同时晋、楚还会为这个缓过劲来的郑国而巴结宋国，这样一来宋国的第一个竞争对手就被这么玩出局了。

另一方面，宋国的另一大对手鲁国完全被夹在齐、晋、宋之间，只要宋国有一个合理的也稳定的理由倒向楚国，鲁国也就要遭受齐、晋、楚的三重盘剥。也就是说，在郑国还为给晋、楚的双倍贡赋而烦恼时，鲁国已经要面临齐、晋、楚的三重盘剥了。至于宋国在其中自然不会起什么好作用，那么鲁国再想翻身就难上加难了。

也就在弭兵之盟以后，宋国坐稳了中原东部地区最强国的宝座，由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宋国在战国初期拥有相对可观的国力。

不过，随着三晋的强势崛起和楚国的浴火重生，郑国这一缓冲地带被“晋”、楚彻底打穿，期间还出现有宋君被韩国俘虏的尴尬场面。

最终，宋国被夹在了齐、楚、魏之间。相比于熟悉的老对手，新来的“邻居”显得格外的腻歪又异常狠毒。自此之后，宋国只能在齐、魏的尔虞我诈之中随波逐流。到了宋康王时期，宋国虽然依靠宋、赵、秦联盟有过一段高光的表现，但也由此失去了最后一点外交纵深。接下来，宋国也就难逃被齐国的贪婪和魏国的阴谋所吞噬的命运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郑国和鲁国：

前面说过，宋国和郑国、鲁国明显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诸侯国。实际上，郑国和鲁国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郑国严格来说其实并非“诸侯国”，而是周室的采邑主，期初领地十分狭小，到了东周开端才突然开始扩张。

关于郑国，我们需要注意2点：

第一点，相比于宋、鲁等国，郑国在春秋前期的扩张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其膨胀速度甚至超过了地处蛮夷之地楚、晋等国，从仅有10座城邑的小采邑快速膨胀为了一个大中型诸侯国；

第二点，郑国的快速坐大确实极具视觉效果，甚至被称为“小霸”，但这种视觉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它本身的狭小和中原地区本不易快速扩张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即使在郑国最招摇的那段岁月里，它也从未能压制住周、陈、卫、宋等竞争对手，相比于真正意义上的霸主实际差距还是很大的。后来，郑国的膨胀又陷入了停滞，有些观点将其归咎于内乱，其实说的并不太全面。这里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属于郑国的“红利期”已经过了，郑国也开始像其他中原诸侯国一样面临着扩张低效的问题。

那么，郑国是否能在某个特殊的天赐良机下依靠传奇般的发挥再度坐大呢？

当时确实出现了一次良机，不过比较遗憾，它却被晋文公的传奇无情地夺走了。

在晋文公继位的那段时间，周室发生了内乱，晋国单方面入洛平叛，被周室“赐”予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至此，晋国一举转变为了中原诸侯国，而且是一个体量十分庞大的中原诸侯国，随之而来的则是秦、楚两国的关注——从此以后，郑国周边的全部纵深被列强挤压殆尽。

在弭兵之盟以后，郑国确实算是缓过了一口气，还曾一度出现了子产治下的国力提升。不过，此时的郑国也只能在“强”与“弱”这方面有点建树，所失去的“势”已经再也无法获得了。

到了战国初期，面对重组过后的“晋”与楚，郑国虽然对韩国有过一些有效的反击，但也仅限于此。到了魏武侯时期，郑国的东部领土——也就是大梁地区——早已成为了三晋和楚国的角斗场。又赶上韩、赵、齐等国君主的集中逝世，魏、楚两强就郑国东部领土的归属问题终于放开了手脚，此时郑都所在的西部领土被韩国吞并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观鲁国，它与郑国存在着太多的差别。

在西周后期及春秋初期，鲁国可以说是最具权势的诸侯国之一。鲁国在当时的权势一方面来自于本身的体量，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和周室的紧密关系。而随着周王室权威的瓦解，鲁国的权势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衰减。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鲁国存在的3点先天劣势：

1、鲁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习惯上都偏向于保守，因此在扩张效率上自然会低于各方面都持开放态度的齐国；

2、鲁国是春秋中前期罕见的同时被两大强国夹击的诸侯国——也就是齐国和宋国，而且很快就要面临晋国的渗透——这一点在小国林立的春秋时代是并不常见的；

3、鲁国同时还是被两大商业强国包夹——齐国尽东海之利，宋国作为殷人之国原本就在工商业方面见长，更兼占据有一系列水道——这一点让鲁国的处境更加窘迫。

也正因如此，尽管鲁国在春秋中前期和齐国在军事领域上的较量并不落下风，但随着齐国垄断海盐业务又着力发展工商业以后，鲁国就很难在经济战和外交战上取得什么建树了。

接下来，随着齐国霸权的不断强化，也伴随宋国的权谋手段愈发高明，鲁国就只能沦为侍奉者。

不过，“侍奉者”的姿态固然难受，但不代表慢性自杀。到了战国时期，鲁国及其他泗上列国成了宋国的小跟班，而宋国也成了周边大国的大跟班。相比于卫国被齐、赵、魏包夹的尴尬，鲁国只要跟着宋国站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就算站错了队跟着宋国再度投诚也不会挨太多刀子。可以说，只要有宋国的存在，鲁国只要表现的矜持一点点，然后随着宋国站一下队即可。就算有强国想对泗上列国动刀，也会先收拾宋国而懒得搭理鲁国。

可是，在宋国这条大腿把自己玩死以后，鲁国虽然失去了北方齐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但南边又多了魏国这样一个阴险的邻居。再之后，楚顷襄王忽然对泗上用兵，当时别说鲁国，魏国被打得都有点蒙，而这时候鲁国偏又成了泗上最大的诸侯国，自然成了新的靶子。

到了战国晚期，楚考烈王趁着秦昭襄王和范雎大秀蜜汁操作时终于捏死了鲁国，泗上地区自此被魏、楚瓜分。其实这事挺有意思，晋（魏）、楚两个发源于西中国的诸侯国，在战国末期都转化为了东方诸侯，基本横移了两个现代中国省的直径，倒能看出宋、鲁所在的泗上地区到底有多大吸引力。

总结来说：

郑国本身是春秋早期“扩张红利期”的特殊产物。随着红利期的结束，它也就不可能维持扩张的势头了。期间，郑国能够始终保持有比较客观的实力，尤其在蛮夷肆虐的那个年代了，周、陈、卫、南燕等国都曾被中国戎折腾到伤筋动骨，但郑国整体稳定，可见它确实具有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在霸主时代的环境下已经再也无法转化为崛起的力量了，到了战国时期被瓜分也就再说难免。

而鲁国本身的红利期其实是在西周时期，它是周室在东方的一颗钉子，就是要盯着齐国、宋国这些异姓诸侯国。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的话，鲁国就像东汉末期派到地方上的官员，他之所以能压住地方的门阀，一方面要依靠自身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要依靠背后中央的站台——但在中央倒台之后，他能选择的只有要么融入那些曾经被监视的门阀，要么就陷入被门阀包围的命运——当然，被包围的结果也不算太坏，毕竟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给彼此留一口饭吃倒也合人情。

至于宋国，严格来说它本身并不具备“红利期”，或者它全程都是“红利期”。在春秋时期，它的缓冲空间是最广阔的；在战国前期，它周边还有泗上十二诸侯作伴足够应付列国的拉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纵横时代的开启，宋国应不具备纵横所需的庞大财力和巨大政治影响力，但是足够的外交纵深还是能让它“行王政”促成一段亮眼的表现。尽管宋国的结局相比于郑、鲁更为惨烈，但却是战国七雄外的诸侯国中唯一为自己在历史长卷中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