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薛兆丰对汪丁丁《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一文中，声称文章里所说的「需求曲线」是杜撰的争论？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需求曲线”在经济学中的基本含义。
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中，需求曲线（Demand Curve）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它描述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这条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意味着价格越高，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就越少，反之亦然。它代表的是一种价格与数量的量化关系。
那么，汪丁丁在《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中是如何使用“需求曲线”这个概念的呢？
汪丁丁的文章，正如其标题所示，聚焦于“社会博弈”和“教育两极化”。在讨论教育领域的现象时，他可能并没有严格按照微观经济学中那种“价格—数量”的量化关系来使用“需求曲线”。更可能的是，他是在借用“需求曲线”这个术语，来描述一种社会或群体对于某种教育资源或质量的“偏好”或“倾向”，而这种偏好或倾向，受到多种社会因素（而不仅仅是价格）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难以精确量化的。
例如，在讨论教育两极化时，汪丁丁可能是在说：
高品质教育资源，对于一部分追求卓越的家庭来说，其“需求”是弹性很小的，无论价格多高，他们都愿意付出，因为他们看到了高回报。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高需求”。
而另一部分家庭，可能因为经济能力、信息不对称、或者对教育的“价值”认知不同，他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则可能受到价格的强烈影响，或者他们对“高品质”的需求本身就相对较低。
在这里，“需求曲线”可能被汪丁丁用来比喻一种“质量/资源——选择/投入”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数量”。他可能是在表达一种“越是优质的教育，越能吸引那些有能力且有动机去追求更好教育的群体，且这种吸引力并非线性增加，而是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或某种非线性的响应模式。”
接下来，我们分析薛兆丰的“杜撰论”可能源于何处。
薛兆丰作为一位以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学者，他对“需求曲线”的理解，可能更接近于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标准定义。当汪丁丁使用“需求曲线”来描述他对教育现象的理解时，如果汪丁丁的表述偏离了“价格—数量”这种量化的、可测量的关系，或者他没有清晰地解释他的“需求曲线”所指代的具体变量和关系，那么薛兆丰就可能认为，汪丁丁在此处使用了“杜撰”或“曲解”的概念。
薛兆丰的“杜撰论”可能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概念的滥用或不精确： 薛兆丰可能认为，汪丁丁在文章中使用的“需求曲线”，并没有遵循经济学中对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他可能是在一个与经济学原意相去甚远的语境下使用了这个词，导致概念的模糊和误导。用经济学里成熟的工具去描述一个社会现象，是常见的做法，但关键在于工具的适用性以及如何精确地应用。如果汪丁丁只是泛泛地提到“需求曲线”，而没有展示出其具体的形式、参数，或者能够验证其存在的实证依据，那么它就可能被视为一种“牵强附会”或者“概念的挪用”。
2. 缺乏实证支持或理论推导： 在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往往是通过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模型等方式来推导和验证的。如果汪丁丁仅仅是基于一种直观的感受或理论假设，就声称存在某种“需求曲线”，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推导过程，那么薛兆丰可能会质疑其“真实性”和“科学性”。他可能会认为，这种“需求曲线”不是通过科学方法得出的，而是作者自己“创造”出来的，故称“杜撰”。
3. 可能的情绪化解读： 争论也可能掺杂着学者之间对对方理论理解的“严格性”和“深度”的评价。薛兆丰可能认为，汪丁丁在描述教育现象时，虽然触及了社会博弈的内核，但使用了不够严谨的经济学术语，未能将复杂的社会现象清晰、准确地转化为经济模型。
如何理解这种争论？
理论的张力： 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常常需要将复杂的现实世界简化为可分析的模型。而现实社会现象，特别是教育这种涉及价值观、文化、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领域，很难被单一的经济学模型完全捕捉。汪丁丁试图用经济学“社会博弈”的视角来解释教育现象，而薛兆丰则可能在追问这种解释的“经济学严谨性”是否足够。
概念的边界： 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用来解释一个领域，如果其原有定义的应用空间被大大拓展，甚至变形，那么就容易引起概念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分歧。薛兆丰可能是认为，汪丁丁对“需求曲线”的应用，已经超出了该概念的合理边界，或者说，汪丁丁所描述的“曲线”，与其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曲线，不如说是一种更广泛的“倾向性”或“偏好性”的表达。
学术的严谨性与创造性： 一方面，学者需要对已有的理论和概念保持严谨的态度，避免滥用。另一方面，理论的进步也往往来自于对现有概念的创新性应用，用以解释新的、未被充分理解的现象。这场争论，可能是在对这两种需求进行权衡。薛兆丰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前者，而汪丁丁的尝试则可能更侧重后者。
总结来说，
薛兆丰认为汪丁丁关于“需求曲线”的说法是“杜撰”的，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汪丁丁在文章中使用的“需求曲线”，没有遵循经济学中“价格—数量”这一核心定义，没有提供实证或严谨的理论推导，可能是一种概念的泛化、模糊或不精确的应用。汪丁丁可能是在借用“需求曲线”这个词来描述一种社会群体对教育资源或质量的非价格导向的、复杂的偏好和选择模式，这种描述可能更侧重于一种趋势或倾向，而不是可量化的经济学关系。
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对一个具体经济学公式的对错之辩，不如说是关于如何准确、严谨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探讨。它也提醒我们，在跨学科的讨论中，清晰地界定和使用概念，避免因为概念理解的差异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读和争执，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意见
我还就想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是读张五常当年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经济解释』对经济学才产生的兴趣从而转的专业。他提出的“需求曲线一定向下”这个说法，我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很认真的想过。
张五常说的“需求曲线一定向下”，要让这句话正确，有一个很关键的隐含假设，就是只有价格在变化，其他条件不变，并且价格的变化也不能引起其他条件的变化。
前一条，很容易理解，但是后一条，在现实中经常是很难满足的。
在汪文中引用的Gary Becker画的需求曲线，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网络效应而导致的需求曲线不再单调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用餐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仅和食物质量以及价格有关，而且和同时有多少人来吃有关，那么显然当来吃的人越多的时候，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于是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增加了，消费者的效用未必会减少，反而会在一定的区间内出现增加的情况。就拿吃饭这个例子来说，同样一盘菜100元钱，可能只有10个人来吃是均衡，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100个人来吃的均衡。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消费者看到这么多人围着一起吃，就非常high了，这个high所带来的效用，就补偿了那些爱热闹但是不怎么享受食物本身美味的消费者的，促使他们来消费。
因为网络效应的存在，同一个价格可能会出现好几个均衡的数量，这算不算违背需求定律呢？说算也可以，说不算也可以，完全取决于怎么定义。说算，是因为我们明确的观察到需求曲线向上了；说不算，是因为毕竟这种向上的需求曲线并没有遵守『其他条件不变』这个假设。因为每个消费者所享受到的『网络外部性』——毕竟随着消费者的增加而发生了变化。用薛的话说：十个人的时候吃的这个饭店，和一百人的时候吃的这个饭店，是两个不同的饭店，因为这两种情况下，饭店就餐本身给消费者提供的效用是不同的。那么如果我们强行控制了这种网络外部性，规定当人数增加的时候，网络外部性不变，那么显然需求曲线会回复到最一般的状态，也就是单调向下。
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吉芬商品——也就是价格越贵，销量越大的这种特殊的商品是怎么来的。张五常画的这条『一定向下』的需求曲线，其实不包含任何的『资源再分配』的情况。而吉芬商品之所以存在，在于当人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之后所引发的对收入分配到各个商品上比例的调整，也就是所谓的收入效应。所以吉芬商品的价格上升时，改变了消费者对预算的分配，从而导致需求曲线向上，这又是一个价格影响环境，从而影响到需求曲线的例子，不满足『其他条件不变』。
所以这个『需求曲线是不是一定向下』的争议，经常变成一个各说各话，谁也无法说服谁的讨论。双方对『什么是需求曲线』这个定义有着微妙而根本的区别：
一方认为要严格的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连价格或者数量本身的变化而带来的外部性都不能有，那这个时候需求曲线就简化成了一个概率问题：
给定消费者愿意为某个商品支付的最大价格为S，然后这个P满足任意一个概率分布函数 ，那么显然只有当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愿大于商品价格P的时候消费者才会购买。那么对于任意一个消费者而言，他或者她会购买该商品的概率就是 。毫无疑问，因为在设定中不存在负的概率密度函数，从而这个概率一定是P的一个单调减函数，所以需求曲线一定向下。
另一方则是认为需求曲线就是价格和销售数量之间的关系，所以价格本身的变化、数量本身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应该被算在需求曲线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通过建模构建出千奇百怪的需求曲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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