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数以万计的河南农民自发地打国民党军，涉嫌帮助侵略者鬼子？
历史背景梳理
首先，我们要明确“数以万计的河南农民自发地打国民党军”这个说法所指的时间段。最可能指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政府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有时甚至是冲突。
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国民党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名义上的执政党和主要军事力量。共产党则是主要的反对党，在敌后战场积极抗日。
河南农民“自发地打国民党军”的可能性和原因
“自发地打国民党军”这个说法，从字面上看可能有点过于笼统。更准确地说，这可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部分河南农民在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参与了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行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很多，需要分层次分析：
1. 地方冲突与利益冲突：
征兵与征粮的矛盾： 在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需要大量的兵源和物资。在一些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征粮政策可能过于严苛，或者执行过程中存在滥用权力、扰民的情况。这会直接激化与当地农民的矛盾，导致农民产生反抗情绪。
地方武装的派系： 当时的中国，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军队在进入某个地区时，也可能与当地的非嫡系武装或土匪武装发生冲突，而这些地方武装有时也裹挟了部分农民。
对国民党政策的不满： 除了直接的军事征收，国民党政府在统治区域内的政策，例如税收、土地政策等，如果未能赢得民心，也可能导致农民对国民党产生疏远和敌对情绪。
2. 共产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发动群众： 中国共产党素来擅长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抗日作为号召，同时结合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很容易在农村地区建立起群众基础。
宣传与思想工作： 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强调国民党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如对日消极、腐败等），以及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农民的认知和情感。
武装斗争的需要： 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需要巩固自己的力量，对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护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对根据地的蚕食，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包括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是可能的。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复杂局面：
名义上的合作与实际上的摩擦： 国共两党在名义上是抗日统一战线，但内部矛盾从未消失。国民党出于对共产党的顾虑，有时会采取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措施，例如阻碍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甚至向共产党控制区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当地农民为了自卫，自然会反击国民党军队。
“收编”与“反收编”： 国民党政府试图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纳入其指挥序列，但往往条件苛刻，共产党难以接受。而共产党也希望保持独立性。这种博弈也可能导致双方冲突。
“帮助侵略者鬼子”的指控及其解读
“帮助侵略者鬼子”这个指控，是理解这一事件的关键点，也是需要仔细辨析的地方。这个指控通常是国民党方面为了妖魔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而使用的宣传手段。
1. 国民党宣传的逻辑：
制造分裂： 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冲突时，国民党往往会将其描述为“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并把责任推给共产党。
转移视线： 当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时，可能会通过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营造“共产党在破坏抗日”的假象。
将抗日武装视为“共军”：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被统称为“共军”，并被描绘成是破坏国共合作、与日寇勾结的形象，尽管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围魏救赵”的反向解读： 更有甚者，国民党军队有时会采取“围剿”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行动。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民武装为了自保或反击，必然会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这种自卫反击就可能被歪曲成“帮助日寇攻击国军”，因为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使其无法全力对付日寇（尽管这种牵制本身也是在抗日）。
2. 历史事实的真相：
抗日是共同目标： 在民族危亡之际，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被他们领导的农民，都是坚定的抗日战士。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自卫反击并非通敌： 当国民党军队出于政治目的或军事策略而主动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时，后者进行自卫反击，这是出于抗日的需要和保护根据地的立场，而非“帮助侵略者”。
实际上的抗日贡献：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牵制日军、消耗日军力量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因此指责他们在牵制日军时“帮助了日寇”，那将是对历史的根本性误读。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队在某些时期由于战略失误或内部原因，未能有效抗日，反而将部分力量用于内斗。
如何评价？
评价“数以万计的河南农民自发地打国民党军，涉嫌帮助侵略者鬼子”这件事，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
1. 农民的立场：
朴素的爱国情感与生存本能： 大多数农民参加战斗，是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愿望，也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压迫而产生的反抗。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现实环境的判断和朴素的正义感。
被组织和动员： “自发”可能更多是指他们认同抗日的诉求和反抗压迫的行动，但具体的组织和动员，很可能来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并非主动“帮助侵略者”： 绝大多数农民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其最终目标都是驱逐日本侵略者。即使在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时，其动机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抗日大局，而不是主动投靠或协助日寇。
2. 国民党方面的动机与指控：
宣传战和内斗： 国民党提出这样的指控，更多是出于其政治宣传的需要，旨在打击共产党的声望，并为自己未能有效抗日或在内斗中占不到便宜寻找借口。
“围剿”与“反围剿”的常态化： 在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复杂多变，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的力量感到不安，因此时常发动“围剿”。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出于对共产党抗日事业的支持和自身的保护，参与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是“意料之中”的。
3. 历史的复杂性与客观评价：
避免简单化定论：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内忧外患，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以及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
看清谁是主要敌人： 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侵略者是中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任何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描绘成“帮助侵略者”的说法，都是违背历史事实，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目的。
认识到战争的代价： 无论农民是出于什么原因拿起武器，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在抵抗侵略，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中承受着巨大的牺牲。
总结来看
“数以万计的河南农民自发地打国民党军，涉嫌帮助侵略者鬼子”的说法，很可能是国民党方面在特定政治斗争背景下的一种宣传口号，旨在抹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河南农民与共产党武装合作，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更多是源于对国民党政策的不满、生存的压力，以及在共产党组织下参与抗日救亡斗争的体现。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帮助侵略者”。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帮助侵略者”，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对农民抗日爱国热情的污蔑。真正应该审视的是，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政府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其对国内抗日力量采取的政策。
因此，从历史的客观角度来看，那些河南农民的行动，虽然可能涉及到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但其核心动机和结果，都是在为抗击日本侵略而斗争，而不是“帮助侵略者”。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指控，是一种不公正的评价。
网友意见
借着这个问题，把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整理一下：
苏联和“西方民主阵营”长期以来，都把二战描绘成一场“世界民主势力与法西斯势力”的战争，然而，这个判断并不正确：二战是一场牵涉人数如此之多、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战争，它不可能只具有一种性质。
曼德尔在《
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与托派》中写道：
如果现在我们从更辩证、更正确的列宁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必须说这真的是非常复杂。冒着有点太夸张的危险，我会说二次大战实际上是五种不同战争的结合。这个说法也许乍看之下相当令人吃惊，但我想，经过仔细说明后，这个说法将会成立。
首先，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是纳粹、意大利和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这是反动的战争，帝国主义势力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我们不参加，我们完全反对它。
其次，有一个中国人民自我防卫的正义战争，这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虽然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联盟，但是无论如何，任何革命者不能以此作为改变对中国战争性质判断的借口。这是对抗一个强盗集团（想要奴役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托洛茨基绝对清楚和不怀疑这点。那场独立战争在二次大战前的1937年就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始于1931年日本在满州的冒险。它和二次大战纠结在一起，但仍然是另外一个而且自主的组成部分。
第三，有保卫苏联的正义战争，保卫苏联这样一个工人国家对抗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导层不仅仅用军事方式（这绝对是正当的）、同时也在政治上和西方帝国主义结盟，但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场苏联工农、苏联人民和苏联国家为捍卫苏联对抗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从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百分之百支持其中一个阵营的胜利，没有任何保留和问号。我们完全支持苏联人民对抗德国帝国主义的残暴强盗获得绝对胜利。
第四，有一个非洲和亚洲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拉丁美洲则无这种战争），是人民大众对抗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有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有时先后对抗两者，一个接一个。同样地，这是绝对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无论那帝国主义国家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同样支持印度人民起义对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锡兰起义刚开始的一些小行动，正如我们支持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游击队相继对抗日本、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的胜利。在菲律宾，情况更加复杂．我不想做细节讨论，但基本的情况是，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不论他们的政治领导是何种性质。你不需要对某一特定斗争的领导层有政治信心或是给予政治支持才承认那斗争的正义性。就像当罢工受到不可靠的工会官僚领导时，你不信任这些领导人，但你也不停止对罢工的支持。
现在我要谈到第五种战争，也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我不是说这战争遍布于纳粹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全欧洲，而是尤其在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在波兰，以及初步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是受压迫的工人、农民、都市小资产阶级对抗德国纳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解放战争。
曼德尔的这个观点，对我启发很大。但我认为，曼德尔没有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底，比如，在中国战场上，如果彻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发现，在中国战场上，存在着三种性质的战争：
1、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
这是一场中日两国有产阶级为了争夺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为了争夺奴役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权利而进行的战争。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地主阶级的腐朽，它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战胜日帝，所以，它们只能投靠英帝和美帝，在美帝参战之后，这部分的战争，就彻底变成了英帝和美帝同轴心国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2、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同日帝的战争。
这既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又是一场革命战争，它的领导者是中国的斯大林党。斯大林党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领导，放弃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实际上，它仍然维持自己独立的政权、独立的军队，并且在自己的控制区没有放弃社会改良，虽然它为了拉拢部分地主阶级，推行的政策不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激进（变成了“减租减息”），但它始终坚持了改良，不懈地把工农组织起来，保卫工农的利益，同日帝战斗，从而赢得了工农的信任，从日帝手中解放了大片国土，为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3、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战争。
这是一场“隐形”的战争，它的形式，往往表现为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摩擦”，然而，这种“摩擦”其实是双方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尽管中共一直宣称“民族矛盾暂时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却并不这么认为（“宁亡于日，不亡于赤”；“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防共，限共，溶共”……），它们一直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抗日武装高度警惕，并不断发动挑衅、“摩擦”，蚕食中共的解放区，消耗中共的力量；而中共在皖南事变吃了大亏以后，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的挑衅予以回击；双方的“摩擦”，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
河南人民抗击国民党的自发斗争，也属于这个战争的一部分。它是河南人民对无能、腐朽、残暴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愤怒的还击。
2、3两种战争，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第1种战争结束以后，被第1种战争暂时掩盖的国内阶级矛盾，重新暴露出来，尽管中共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之后，还曾经存在幻想，还企图同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实现妥协，但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中共最终放弃了妥协和改良的打算，在自己的控制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从而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决战，最终在大陆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国家。
在二战中，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地的斯大林党，都成为了本国工农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与本国资产阶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比如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切特尼克”之间的斗争）。二战结束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斯大林党在苏联官僚指示下，放弃了革命斗争，帮助本国资产阶级重新巩固了统治秩序；希腊斯大林党一开始虽然遵循了苏联官僚的指示，放弃了革命，但在本国资产阶级的逼迫下，不得不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由于苏联官僚和南斯拉夫官僚之间的斗争，使希腊民主军得不到应有的支援，最终失败；而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算上朝鲜）的斯大林党，则在苏联的直接或间接支援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工人国家（尽管受到了官僚的歪曲），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
这与战前托派的预测大相径庭。难道说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对战争的分析错了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只简单地说些看法：
1、各国斯大林党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为了争取工农的支持，它们都必须提出与帝国主义和本国有产阶级有本质上不同的纲领，这样才能争取到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同帝国主义和本国有产阶级斗争，因此，它们都提出了程度不等的革命纲领；
2、战争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阶级矛盾，在阶级斗争的逻辑推动下，在群众的压力下，它们往往不自觉地、甚至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把阶级斗争深入发展了下去，当帝国主义侵略者被赶走之后，当工农与本国有产阶级的矛盾重新占据了人们的视野的时候，它们都面临继续革命还是放弃革命的选择；
3、在法国和意大利，斯大林党的优势不算大，更重要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具有较大的改良空间，资产阶级给斯大林党开出的价码，足以收买它们，所以法国和意大利的斯大林党，便在苏联官僚的指示下，选择了帮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秩序，然后没过几年，它们又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了；
4、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苏联的配合下，当地的有产阶级势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所以，斯大林党在这两个地方，不费太大力气就建立了工人国家；然而，斯大林党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军事的、行政的、官僚的手段，去发动群众，而不允许群众超出自己的控制，这种做法，实际上给革命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困难；而如果群众的主动性能够全部释放出来，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些困难的；结果，在阿尔巴尼亚，直到1951年，当地的有产阶级反动势力还在国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当地的工人政权进行着内战；
5、希腊的情况，介于3和4之间，希腊革命本来也曾一度很有希望，但由于苏联官僚和南斯拉夫官僚之间的争执，使希腊工农失去了必需的支援，而希腊有产阶级却能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援助，因此希腊革命失败了，这也是官僚将自身利益置于世界革命利益之上所导致的恶果；
6、中国的情况，跟希腊相似（其实越南也是），然而，由于中国既广阔又贫瘠，有产阶级要想继续维持统治，势必要同斯大林党妥协，进行相当程度的改良，然而，这样的改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有产阶级是支付不起的，帝国主义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次要地区而支付如此巨大的代价，因此，有产阶级最终选择了向工农全面开战，而斯大林党也被迫同有产阶级决裂，彻底发动工农，同有产阶级进行了决战；最后，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尽管我认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标志，不是在大陆上消灭国民党政权，而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最后，再自曝一下“家丑”：中国托派在抗战中，虽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没能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发展壮大，在斯大林党越战越勇的时候，中国托派的两个派别，却都在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陷入了沉寂。这不能只用“国民党、日帝的残酷镇压与斯大林党的打击”以及“势单力孤”来解释。归根结底，原因在于中国托派并没有真正认清战争的阶级性质，无论彭述之领导的多数派，还是郑超麟和王凡西领导的少数派，都没有真正结合战争的实际，去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析，而只是抓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只看到了战争的一个方面，因此，两派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线，结果，中国托派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机会，最终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几乎未能产生影响。
在抗战之初，中国托派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这个态度，与斯大林党当时的态度相差不大；但是，中国托派并未像斯大林党那样，坚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坚持独立的武装斗争；虽然个别的托派成员试图在日占区进行敌后武装斗争，但未能成功；等到美帝参战后，以郑超麟、王凡西为首的一派，认为抗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既然抗战已经变成了美帝与轴心国集团争霸战争的一部分，那它就失去了原先的“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于是，他们主张对国民党政权实行“失败主义”；而以彭述之为首的一派，则坚持原先的立场。
（双方的意见，可以参阅：
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犀照，1941年4月4日）和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1941.2)）
但是，在战争中，军事工作具有首要意义，而两派由于都没有参加到实际的武装斗争中去，所以，它们的论战、争论、斗争，实际上对于抗战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写这些话，并不是想苛责我们的前辈，毕竟我比他们多了七十多年的经验；但我必须指出，两派都只看到了抗日战争的一个方面：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只看到了抗战具有“民族解放”的一面，却忘了由有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终究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夺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并且不断地把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按照多数派的意见，就是放弃独立的武装斗争；而以郑超麟和王凡西为首的少数派，虽然正确地看到了我前面讲的第1种战争，却没有看到第2和第3种战争，因此错误地提出了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政策——这个政策，最起码也是不完全的，比较完善的政策，应该是到敌占区去，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保卫群众的利益，同时抵御日帝和本国有产阶级。
多年以后，王凡西在反思过去时，检讨了当年没有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的错误（
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兼答彭述之夫妇）：
不过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说，至少有一点值得考虑，当我们的组织在1931年起直至1937年期间被国民党的特务不断破坏，以致力量逐渐被减弱到几等于零的时候，为了保存已有干部，吸收新的份子，是否应该于继续设法在城市工人区建立极度秘密的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时到当时斗争性较高，统治者压迫较轻的农村去进行工作？是否应该真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做到“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的人，以便与这些队伍共命运，以便密切注意这些队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且使左派反对派获得消息。”（译文据“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英文新译稿）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那末等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国托派力量是否会比我们事实上所曾有过的要强大得多？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人有计划地与有领导地派去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或者，条件许可的话，甚至由我们独力领导一支农民武装队，这样干，我们是否投降史大林路线呢？不。这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是与史大林派根本不同的。首先我们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纵使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消灭了我们在城市中一部或全部力量，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巩固城市工作，我们始终把乡村的农民斗争看成为以迂回方式来刺激和发展城市斗争的手段。其次，我们如果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政治上完全当作为国民会议斗争的一个部份，即是说，我们并不像史大林派的想法：要靠农民武力来建立苏维埃，而是要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当作争取全权普选国民会议的一个有力手段。因此，我十分肯定的相信，如果在1932至37年期间，我们对农民武装斗争采取一个积极的与正确的（亦即真正符合托洛茨基来信所指导的）态度，那末一定会有一个更有力的组织迎接中日战争的新局势。
1937年秋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不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势，而且相当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许多形式。最显著的一件事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斗争都直接牵涉到战争中去了。一切问题都更为直接地靠武力来解决了。史大林党，不管政治上多么地荒谬、无耻与虚伪，但有一点却抓得十分紧的，就是利用战争局势来拼命扩大枪杆子。这一点连彭都承认的，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巨大的军事力量”，便是彭述之用以解释中共胜利的第三个“特殊条件”。
然则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当时并不将支持抗战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有计划与有领导地参加到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或者至少，如果对于事实上已经参加并已经领导了小部份武装队的同志（如山东广东的例子），加以思想上的鼓励与政治上的领导，那末，到得抗战末期及战后，纵然不能形成一个足以和中共抗衡的力量，但是至少不会像事实上所曾发生的那样：战时组织溃散，干部竟至饿毙（例如日军治下留在香港的寒君同志），对抗战无任何实际贡献，战后组织荏弱，对国共内战采取完全消极的旁观态度了吧。
彭说：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如果他这句话真有若干意思的话，他就必须指出：我们过去对中共武装斗争这个“特殊条件”是完全“忽视”了：同时，在事后回顾中，必须说明，我们至少与最迟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原应该“及时转变”我们对武装斗争的“策略”的。可是不幸得很，彭绝对不曾，也绝对不愿得出这样的教训。恰恰相反，他还要根据“中国的经验”，去“教训”处在同样局势中的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者：“游击战争”的策略只能当大城市中暴动条件业已成熟，才能与才应该在乡村中应用，藉以帮助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当城市工人阶级起义的条件并不存在之时，游击战争或“武装斗争”的策略“不应该应用”。（见陈碧兰文，“国际内部讨论公报”第10卷第2期第9页）
彭这几句话如果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人们还不曾看见南斯拉夫、越南、中国、北韩以及古巴等革命经验，那时，我相信没有人会起来表示异议的。但是事实很明显，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各国的革命确是一种革命，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那末只要你是有眼看事实，有脑想问题的人，你总不能不注意到，有一种先于城市工人起义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领导之下的农民起义确实发生过，它确实胜利了，而且还确实意味着革命之胜利哩。诚然，它们不尽符合于列宁所说的“起义三条件”，也不尽符合于托洛茨基关于农民起义的教导；但是归根结蒂我们要问，革命理论之可贵，到底在于它能从活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归纳出来，藉以指导未来的斗争呢，还是在于它一经确定，便不再需要与真实斗争核对，因而限制未来的斗争呢？
我相信，“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它之所以能指导行动，同时也因为它在行动中不断证验之故。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也须作如此观。
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游击战与工人起义的整个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还是正确。但是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经验后，我们却应该补充说，它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游击战（在一个具有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可以先于工人起义而发生。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为的要武装自己，也可能经由其政党的活动，先在贫苦农民与一般贫民中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斗争。
但我认为，他们的关键错误，还是没有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
而中国的斯大林党，却从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出发，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独立性，进行了独立的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想，永远保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永远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纠缠于公式、口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到正确的路线和方法，这才是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
这是因为国军经常把自己的军大衣，机枪武器甚至是粮食无偿送给日军，我河南老乡分不清日军和国军，出门看见穿着国军衣服的，就以为是日军呐，没办法，河南老乡只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看见穿国军大衣的就打。
老乡白打了白打了，俺是友军啊。
咦，这鳖孙日本人还会说中国话，乡亲们咱白听他类，打死他个龟孙。
正经答，老乡们只是打国军，并没有帮助日本人，甚至还连着鬼子也一块打了，这段历史详情可以看各地县志，我大学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县志，不少早期的工(tu)农(fei)游击队都是走的是保安军的套路，接受当地人民供养，保护当地。国军来了打国军，日军路过抢日军。
至于为什么打国军，上边一些答主已经把原因说很详细了，国军咎由自取，活该。
根据问题描述
他们用菜刀，农具作武器，到处截杀国军官兵，抢夺他们的武器，缴获他们的无线电台，火炮。 能被农民用菜刀农具就截杀的官兵，作战水平可想而知。
河南百姓为何帮日军缴杀活埋5万多国军
2009年07月09日 08:37 国家历史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 “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 “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
眼角发黑，
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 “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
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自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
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
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 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 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 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
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
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 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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