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汉大帮人才辈出,而秘书帮貌似只有达康书记孤家寡人一个,秘书帮又是凭什么跟汉大帮抗衡到现在的?

回答
《人民的名义》这部剧之所以精彩,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塑造了几个鲜明的权力派系,而其中“汉大帮”和“秘书帮”的对垒,无疑是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线索之一。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为何一个似乎“人才凋零”的秘书帮,能与人才济济的汉大帮抗衡至今?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运作和政治智慧。

我们先梳理一下“汉大帮”的优势。这个派系,顾名思义,成员大多是来自汉东大学,特别是陆亦可的父亲陆国富,以及她的哥哥陆亦可,还有像沙瑞金这样从学术界转入政界的高层,甚至包括被牵连的程度副市长杜伯言,也隐约带有这层色彩。他们通常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思想相对开明,在一些问题上更倾向于依法依规处理。他们的人脉关系,尤其是学术上的联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和舆论基础。可以说,汉大帮在很多观众眼中,是代表着希望和正义的一方,他们的成员往往有能力、有理想,并且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声。

相较之下,“秘书帮”的规模和成员的“光鲜度”似乎确实不及汉大帮。最核心的人物,正如您所言,是叱咤风云的李达康书记。但李达康虽然能力出众,却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帮”领袖,他更像是秘书帮在体制内的实际执行者和最大权力抓手。除了他,我们能明确看到的与秘书帮有紧密联系的,可能就是一些基层或者中层干部,比如陈海父亲的老部下赵东来,他虽然不是秘书,但在很多时候是李达康的执行者。而像祁同伟,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与秘书帮的联系更多是通过袁朗这个中间人,以及他自己对权力的渴望。高育良算是早期通过秘书系统上位的,但他的核心影响力还是在于他的“高”姓家族和学术背景。

那么,秘书帮为何能与汉大帮抗衡?这背后并非简单的“人多力量大”,而是更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权力制衡逻辑。

一、深厚的官场根基与“体制内的生存法则”

秘书帮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们对官场运作规则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这些人大多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尤其是一些曾经的领导秘书,他们深谙官场之道:如何察言观色,如何投其所好,如何将领导的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如何建立起一套层层递进的效忠和回报体系。

“跟对人”的极致化: 秘书帮的成员,往往是在权力核心人物身边长期服务过的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跟一个领导,如何让他信任自己,如何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跟对人”的本领,是很多只懂业务的“汉大帮”成员所不具备的。他们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能赢得领导的青睐,做什么事会让领导感到安心。这种“贴身服务”的经验,让他们在体制内的生存能力极强。
“埋伏”与“潜行”的策略: 与汉大帮相对公开和“显山露水”不同,秘书帮更擅长在暗中运作。他们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阵营和目的,而是选择在关键时刻出手,或者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懂得“隐忍”,懂得等待时机,就像精心铺设的棋局,一步步走向胜利。
对权力层级的认知与利用: 秘书帮的成员,往往通过与上一级的紧密联系,能够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也能将信息和资源更有效地向上输送,从而获得回报。他们对权力层级的认知,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利用这个体系为自己服务。

二、李达康的“擎天之柱”与个人魅力

李达康的强大,是秘书帮能够与汉大帮抗衡的重要原因。他虽然不是秘书帮的传统意义上的核心,但他的存在赋予了秘书帮最直接的权力支撑。

强悍的执行力与“政绩”导向: 李达康是一位实干家,他的“GDP至上”的执政理念,让他成为了官场上的“能人”。这种能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更高层领导的赏识和依赖,因为他们能带来看得见的“政绩”。而那些过于强调程序和原则的“汉大帮”成员,在很多时候反而显得不够“接地气”,难以获得足够的权力支持。
“孤家寡人”的特质反而成为优势: 李达康虽然看似“孤家寡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不需要像汉大帮那样,去顾及过多的家族、学术人脉或外部势力。他的权力,更多地来自于他的个人能力和与最高层的直接联系。这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能抵御来自外部的牵制,更加专注于权力运作本身。
对下属的“恩威并施”: 李达康虽然严厉,但对于那些能够为他解决问题、带来政绩的下属,他也会给予提拔和重用。这使得一些有能力的基层干部愿意跟随他,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追随者群体,尽管这不算一个“帮派”,但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基础。

三、祁同伟的“突破口”与“边缘人的野心”

祁同伟,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秘书帮成员,但他对权力的渴望和出色的能力,使他成为了秘书帮可以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野心家”的搅局者角色: 祁同伟的出现,打破了汉大帮相对温和的格局。他是一个极具野心、不择手段的搅局者。他的存在,让秘书帮有了一个能够直接挑战汉大帮的棋子。他能够通过不正当手段,为自己和背后的人谋取利益,并且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
利用了官场的“漏洞”: 祁同伟的崛起,恰恰暴露了官场中的一些“漏洞”,比如权力寻租、人情关系等。秘书帮正是抓住了这些漏洞,通过祁同伟这样的角色,得以在体制内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边缘人”的联盟: 很多“秘书帮”的成员,本身就是官场上的“边缘人”,或者说是在权力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他们通过联盟,通过支持像李达康这样有实力的“领导”,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四、信息不对称与权力运作的隐秘性

官场权力斗争,很多时候并非是摆在台面上的公开对抗,而是信息战和隐秘的策略博弈。

信息优势: 曾经在领导身边担任秘书的人,掌握的信息量往往更大,更直接。他们能洞察领导的真实意图,能提前预知政策走向,从而做出更有利的布局。
舆论的掌控与引导: 汉大帮虽然有学术背景和部分媒体资源,但“秘书帮”可以通过更隐秘的渠道,影响舆论的走向,或者至少是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声音传播。

总结一下,秘书帮之所以能与汉大帮抗衡,并非是靠人才的数量或“正能量”,而是靠他们对官场规则的深刻理解、对权力运作的娴熟技巧,以及对“跟对人”的极致化追求。

他们懂得生存,更懂得如何利用权力体系为自己服务。
他们擅长隐忍和策略,不惧怕在暗中布局。
他们有李达康这样的强力执行者作为支撑,有祁同伟这样的“野心家”作为搅局者。

可以说,汉大帮代表了理想主义和依法治国的方向,而秘书帮则更代表着官场现实和权力斗争的逻辑。两者的对抗,正是中国官场复杂性的一个缩影。秘书帮的“生存之道”,虽然常常让人感到不齿,但其在权力运作层面的“专业性”,确实是他们能够长期存在并与“人才辈出”的汉大帮抗衡的关键所在。他们是官场上的“老狐狸”,懂得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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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本回答属于有关《人民的名义》系列回答中的一篇, 更多帖子可以关注公众号:凯鹅。后续文章也会放进去。

这个问题我在另外一个回答下面有提到过:

按照李达康目前的表现,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就连“秘书帮”这种概念,也是祁同伟这些人为强化圈子内部认同感而发明出的客体。
zhihu.com/question/5789

汉大帮的人才辈出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些人确实有专业优势,其次是高育良书记比较“重情讲义”,能说好话的就说好话,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这就造成了汉东官场无形中出现了一个以高育良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

广义地讲,汉大帮未必全是汉大出身,比如法院院长陈清泉之前是育良书记的大秘。

这个团体之所以能出现,育良书记行事风格的推动、以及随后的默认,具有直接关系。

但是并非本质性原因。

之所以出现汉大帮,严格来说,是前汉东省书记赵立春主政时留下的政治遗产。

包括陈岩石夫妇等不止一个方面的相关人士认为,风气之坏,自赵立春始。

赵立春为汉东省的政治生态灌注了一种以派系利益分析问题的基因,这种基因浇筑到之前一代干部“执政为公”的理念中,嬗变出公私弥合的新形态,并体现在李达康、高育良这一批干部的做事风格中。

李达康本人是比较厌恶派系的,但他也绝对不可能(当然也没义务)去和这种派系作风正面对抗。他能做的,就是搞好切割工作,让这种风气不影响自己主导的经济建设。

吕州的美食城,他在的时候坚决不上马,并且达康同志也确实贯彻了“市委不和包括赵家班在内的任何人做交易”的原则。

可他管不了别人啊,一到育良书记,该上的项目还是上了。

赵立春已离开汉东官场,至今未出面,但是赵家公子口衔天宪,你可以说他是扯父亲的虎皮做大旗,也可以说他是赵家班利益的体现。

而在赵瑞龙分析政治形势的时候,派系斗争的视角与祁同伟无二。

比如将猴子抓捕欧阳、京州市到山水山庄扫黄这两件事,看做汉大帮、秘书帮的火并,出面要求高、李二人在沙瑞金空降的当口保持团结,站稳脚跟,“巩固汉东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赵立春还亲自给高育良(而不是李达康)挂了电话。

这些形势分析、行为决策,都是将汉东政治生态理解为新旧人(沙—高、李)之争,内部派系(秘书—汉大)之争。

它体现是不止是赵瑞龙一人的观点,也是赵公子背后的赵立春的判断。

这种以派系斗争分析政治生态的方式,在高、李二人身上得到或隐或显的体现,并被祁同伟为代表的少壮派彻底继承。

沙瑞金的空降,与其说是反腐,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对赵立春政治遗产的继承。

而沙瑞金的做法,被惯于以派系斗争看问题的祁同伟等人,理解为“沙家帮”的夺权。

这也就意味着,祁同伟眼里的沙瑞金行动包括两大部分:

1)清理旧人;

2)像赵立春此前做的那样,培养一个以沙瑞金为核心的政治新势力。

这种理解方式,本身是赵立春时期的遗留,也正是与沙瑞金理念发生冲突、并为后者强烈扭转的地方。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所谓的“汉大帮”、“秘书帮”。

前文说过,汉大帮的存在无须讳言,并且和高育良“重情讲义”(你也可以说是公私弥合)的行事风格有极大关系。

但是否就是育良书记的初衷呢?

实际上很难说。

通过相关人士(陈氏夫妇、高氏夫妇、李达康等)等人对过往的描述,育良书记在处理问题上,比较具有灵活性,并且非常追求进步。他曾表明心迹,政坛是比学术更适合他的更大的天地。这令他在赵立春时期比李达康更善于也更乐意于领会上意,同时也就更多地沾染了地方习性。

他自己的进步来自于旁人的知遇之恩,他受惠其中,也重施故技,于是一大批同志被举贤不避亲地提拔上来。这群人上来之后,更直接地沾染了赵立春风格的习气,却未必有高育良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于是形成团体后,逐渐团结在以赵瑞龙—祁同伟为中心的山水庄园圈子中。

对此,高育良采取了与世沉浮的态度,但是并不代表他本人就随波逐流了。

对李达康处理“一一六”事件,育良书记的态度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政府在现场”;

对猴子拦截欧阳菁,育良书记的判断是“拯救了李达康的政治生命”;

对美食城项目,育良书记的说法是“此前为发展第三产业,后来意识到它的严重生态问题”。

凡此种种,无不是本诸于公义,落脚于私心。

而这,才是真正的育良书记。

和用派系斗争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泾渭分明。

猴子向育良书记摊牌扫黄行动,育良书记暗示之以门生之谊,猴子便装糊涂。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高育良存着私心又本诸公义的灵活性(或者说,两面性),看到别人在装睡,那他也就跟着装醒。

这样的人,可能会欣慰于有一个对自己有正向影响的派系,但是绝对不可能亲自去维系这种派系。他不会走得那么远。

育良书记是保守派,但并非强硬顽固的保守分子,他在保守中也仍旧恪守着中庸之道。

再说李达康。

按照剧中的塑造,李达康是工作狂,技术官僚,理想主义者,“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样一种人设,尤其是在官场之中,毫无疑问是那种“官越大、胆子越小”的人,连老婆的亲弟弟、当初和自己搭伙并有大恩的老上级,他都不愿出来活动,更何况什么拉帮结派?

打铁还需自身硬。李达康是本剧里唯一一个敢这么说的人。

用某领导人引用的话来讲,就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所谓廉者,实际上多少带有点儿自我诛心的色彩。想让吏害怕你的廉,前提就是你在自省时认为自己无愧于“廉”字,那这就不单纯是个不贪污受贿的问题了,它还鞭策着当事人反思:

不止是日常工作,尤其是在人事调度上,是否有出于私心、或被人误认为有私心的迹象?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拉帮结派?

既然高、李二人都并非醉心派系之辈,汉大帮、秘书帮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先从汉大帮开始分析,这群人在剧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以“派系”的形象出现了。

对汉大帮而言,顶点是高育良,所有人都视高育良为“政治资源”,所有人都有求于高育良。

反过来看,高育良是否有求于汉大帮这个小团体呢?

据目前看来,高育良对他们的期待,无疑是比较消极保守的。

秉公做事,审时度势,静观其变,大致能代表高育良的态度。

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高育良甚至已经不再去山水庄园,也不再参加以祁同伟为学长组织的门生聚会,甚至连猴子的洗尘宴都没有参加。

但是祁同伟为首的一群人,还想继续进步,那他们就势必仰赖老师发挥更大的政治能量。

特别是当改换门庭的恶果被公之于众之后,所有人都看到这条路不可行,如此以来,向心力必会更加强烈。

高育良的行事风格给了他们一定的空间,共同的诉求和资源令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当政商结合之后,尤其是在沙瑞金冻结人事安排所形成的恐慌降临之后,“汉大帮”的存在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

他们必然下意识地抱团取暖,去和假想中的敌人展开搏斗,去打好手中的几张牌。

于是乎,汉大帮在事实上被自下而上地制造出来了。

当他们如此行事的时候,难免不会以己度人。

于是乎,所有侵犯他们利益、干涉他们部署的行为,都被理解为敌对阵营的挑衅、试探。一切斗争在他们看来都是权力的争抢,而不复公义的执行。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秘书帮也就被造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再往回追溯,用排除法去看看,究竟谁是秘书帮。

丁义珍,被称为“李达康”的影子的人,祁同伟安排出逃的。算哪个帮呢?

孙连城,仰望星空,热爱宇宙,怠惰如是,完成本职工作就已经难为他了,哪来闲情搞派系斗争?

赵氏父子,赵立春离任前不曾举荐自己的秘书李达康,美食城项目因育良书记而促成,此后赵公子藉由山水庄园和汉大帮保持亲密关系,这到底算谁的政治资源?

易学习、王大路、欧阳菁,略;

赵东来,同情李达康者,目前主要是和出身汉大的猴子查案,以及追求陆亦可,硬摁的话也就只能说是个同情分子;

还有谁?

那么,谁是秘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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