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哪些黑暗史料?
1. 宦官专权与政治腐败
明朝最令人诟病的一点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到明武宗时的刘瑾，再到明熹宗时的魏忠贤，这些宦官凭借皇帝的宠信，把持朝政，权倾朝野。
王振的暴行： 王振是明朝宦官干政的开端，他凭借对英宗的蒙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明史·王振传》中记载了他如何“矫诏征兵，欲以武功自耀”，结果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也被俘虏。这场惨剧背后，是王振个人的野心和对国家命运的漠视。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战败逃亡途中，王振竟然阻止士兵营救被俘的英宗，只顾自己性命。
刘瑾的贪婪： 刘瑾是明朝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他曾私藏大量金银财宝，据其被抄家时统计，其家产相当于国家多年的税收。他在位期间，操纵朝廷，任意屠戮官员，制造冤狱无数。《明史·刘瑾传》提及，他“矫旨杀大学士、工部尚书等多人”，还伪造圣旨，加害忠良。他的跋扈甚至到了“凡有奏章，必经其手，否则不得呈御”。
魏忠贤的恐怖统治： 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顶峰。他不仅贪腐，更以酷烈手段清除异己。他建立的“阉党”，势力遍及朝野内外，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残酷迫害。著名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沉迷于木工，对政事毫不关心，给了魏忠贤极大的操作空间。史书和笔记中充斥着魏忠贤及其党羽对忠臣良将的栽赃陷害、严刑逼供，甚至株连家人。例如，东林党人黄道周、杨涟等人的遇害，都是魏忠贤集团罪行的集中体现。据传，魏忠贤常使用名为“夹棍”的刑具，对被捕者施以非人的折磨，逼其认罪。他还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搜集证据，监视百姓，制造白色恐怖。
2. 严刑峻法与人道危机
明朝的刑罚体系相当严酷，一些酷刑的记载令人不寒而栗。
廷杖之酷： 廷杖，也就是在朝堂上用大杖击打官员，是明朝特有的一种惩罚方式。虽然看似是“公开场合”，但其残酷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刑罚。《明史·刑法志》记载，廷杖施刑时，“杖下皆血肉模糊，甚至至死者”。明朝皇帝常常因为臣子一句话不合心意，就下令施以廷杖，导致许多官员非死即伤。明世宗时期，因为大臣冒犯了他的神仙信仰，就曾一次性处死了多名官员，并对其他官员施以廷杖，场面血腥。
锦衣卫与东厂的恐怖： 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是明朝黑暗统治的象征。他们拥有独立的侦查权和逮捕权，可以随意罗织罪名，逮捕、审讯官员和百姓。这些机构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公民自由的极大压制。关于他们的残暴手段，《明史·职官志》中提到了锦衣卫“掌遇有司官吏奸赃不法者，发而讯之”，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远超于此。各种笔记和野史中都有记载，锦衣卫的审讯手段极其残忍，包括使用夹棍、烙铁、水刑等，逼取口供，制造冤案。魏忠贤时期，东厂更是成为其迫害异己的主要工具，凡是反抗他的人，都会被东厂逮捕，遭受非人的折磨。
凌迟之刑：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明朝最残忍的死刑之一，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受刑者的痛苦。被判凌迟者，其身体会被一刀一刀地割下，直到死亡。这种刑罚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残，更是对精神的折磨。虽然凌迟并非明朝独有，但在明朝的执行力度和普遍性上，都显得尤为突出。
3. 思想禁锢与文化压制
明朝并非只注重武力和政治斗争，它同样对思想和文化进行了严密的控制。
文字狱的严酷：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多发的朝代之一。皇帝对臣民的思想进行高度监控，任何可能涉及诽谤、讽刺或挑战皇权的言论，都会被严厉惩罚。明朝中后期，随着士大夫思想的活跃，文字狱的案例也愈加频繁。《明史·舆服志》中记载了明朝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但实际操作中，任何个人的诗文、奏章都可能成为获罪的根源。例如，明世宗时期的“议礼之争”，许多批评皇帝的言论都被追查，导致不少官员被严惩。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曾感叹明朝“朝野上下，无一人敢言，无一人敢不畏”。
禁书与思想控制： 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明朝政府也对书籍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禁毁。一些被认为宣扬异端邪说、有损统治的思想书籍都会被列为禁书，一旦发现，便会追究责任。《明史·艺文志》记录了官修的图书目录，但对于被禁毁的书籍，史书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各种笔记和文献中都有记载，一些涉及批判时政、宣扬个人自由思想的书籍，都会被列入黑名单，焚毁销毁。
4. 皇帝的昏庸与荒淫
明朝拥有数量众多的皇帝，其中不乏一些对国家政务漠不关心、沉溺于享乐的君主，他们的昏庸无能为黑暗的统治提供了温床。
明英宗的游猎与土木堡之变： 前面已经提到，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进行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亲征，结果身陷囹圄，导致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皇帝的无能和被蒙蔽。
明武宗的荒唐：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皇帝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他不仅不理朝政，反而将自己置于一个叫“豹房”的地方，里面养着各种禽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甚至封自己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到处游玩，不务正业。他的行为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宦官和权臣趁机作乱。
明熹宗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对政治毫无兴趣，却对木工技艺有着极大的热情。他每天沉迷于制作各种木器，将皇帝的职责抛诸脑后，使得魏忠贤等宦官得以趁虚而入，掌握朝政。他的昏庸无能，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的急剧腐败。
5. 社会的黑暗面
除了政治层面的黑暗，明朝的社会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江南士绅的特权： 虽然明朝推行科举制度，但江南等地的士绅阶层却享有诸多特权，如免税、免役等。他们的权力甚至可以与官府抗衡，对普通百姓造成了不公平待遇。一些文人笔记中曾记载，这些士绅常常依仗特权欺压百姓，甚至“包揽词讼”，为虎作伥。
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官方史书对此有所提及，但具体到百姓生活的困苦程度，则需要从一些地方志和民间文学作品中才能窥见一斑。
海禁政策的负面影响： 明朝实施了长期的海禁政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虽然其初衷是为了防止海盗侵扰，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这些“黑暗史料”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散落在浩瀚的史籍和文献中，需要我们细心梳理和解读。它们共同勾勒出了明朝统治下，政治腐败、法制严酷、思想禁锢以及社会不公等方面的阴暗面。当然，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复杂性，明朝的黑暗并非其全部，但正是这些“黑暗史料”，让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网友意见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节选：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特意警告说：“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反着一读，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
那么，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
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
先从最简单、最常见的情况说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父亲、儿子两个丁口，外加一个老婆、一个女儿。当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黄册，王叙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负累也多，得想办法藏匿人口。
他提着四斤猪肉，买通了甲首。在造册时，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只说是新增男丁两口，全家六口人，瞒报了一口。
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旧管四，开除零，新收二，实在六。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一路上报国家。
又过了十年，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之役虽然惨烈，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这次王叙没钱贿赂甲首，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没法瞒过别人耳目，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去了。
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某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他磨算了一下，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字不对，个位数有偏差，前后差了一个人。他一路再往下细查，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上，只有里仁乡差一人，这么顺藤摸瓜，直到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
他调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叙家户口“实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实在”六人，永乐元年变成了“实在”七人。从这个记录看出，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实际黄册里的“新收”这一项，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记录了“新收”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为零。
数字对不上。
不用问，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注明理由和数据来源。户部拿到驳语，一路下发到休宁县，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当。结果，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都因此而面临惩罚。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时，却很难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间，数字增减彼此关联，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就会被驳查发现。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因为上面还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
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这么神通广大，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还多得很呢。
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角）色，捏作寄庄者。”
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
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成了大地主。王叙不是官身，又没考中举人，没法减免税赋。等到要攒造黄册了，王家赶紧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遮掩。
等到县衙把清册供单送下来，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分出去五十亩，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
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长代填，就算拿清册供单给他们检查，也是睁眼瞎。只有到了交税时，这些穷人会奇怪，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官差要求的，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不算太要命，没人敢深究。于是，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希望能进一步减免。里长说了，也没问题。
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结果张三、李四、赵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规矩，里长要把这三户人家列入“开除”，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其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此谓“死寄”。
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一户划为畸零带管，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里长看准时机，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列在这老头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此谓“花分子户”。
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他说能不能再减免？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后里长带着他，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主事收了贿赂，一拍脑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证后盖印，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叫红契。
主事告诉王叙，你不是从杨七那儿买了五亩地吗？你们俩先签个白契，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先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谓“全不过割”。
王叙还从郑八那儿买了十亩地，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你跟郑八说一声，让他还接着耕种，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此谓“包纳”。
王叙说：“我还有几十亩地，没买卖过，这咋办？”主事说这也好办，你假装把一部分田地卖给刘九，或者从高十那儿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补个假手续，把零头一抹，叫“有总无撒”——这个“撒”，是撒数，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这种手段，叫“悬挂掏回”，也叫“虚悬”。
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与档案的人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只要比对无误，就直接核验过。王叙这么操作，可以安全过关。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明显对卖家来说不合算，怎么会答应？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王家和他们之间都是白契，并不受法律保护啊？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杨七、郑八、刘九、高十家边上一站。四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度日。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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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族，这群身披龙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常常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摆设。然而，历史的长河中，总有那么几颗璀璨的明珠，在宗室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非凡的才华，他们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皇亲国戚”，而是真正为国事、为民生贡献过力量的杰出之辈。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明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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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以其生动幽默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也成功地普及了明朝历史。然而，作为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它在一些细节上确实存在与史实不符，或是有失严谨的地方。这些地方并非故意篡改历史，更多是出于叙事需要、简化复杂问题，或者作者本人对某些事件的理解与主流史学观点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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