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治理有哪些失败之处?

回答
明朝,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王朝,其统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任何一个漫长的王朝,都不可能完美无瑕,明朝同样如此。回溯其两百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治理上的失误,这些失误如同潜藏的暗流,最终汇聚成冲击王朝根基的巨浪。

一、 中央集权的过度与僵化:

明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牢牢抓在皇帝手中。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重演,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

皇帝一人难以负荷: 皇帝成了国家运转的唯一核心,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经他批准,这导致了“政事丛猥,日积月累,非一人之力所能尽”。一旦皇帝勤政,可能事必躬亲,身体不堪重负;一旦皇帝怠政,则国家机器便会迅速运转失灵。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皇帝亲征却被俘,就是一个极端例子。
官僚机构的膨胀与低效: 由于没有丞相这样的权力中介,皇帝需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处理政务。这使得六部等衙门的权责划分越来越细,层层审批,效率低下。奏疏一旦递上去,往往石沉大海,即便回复,也是漫长的等待。官员们在这种环境下,更倾向于规避责任,而不是积极解决问题。
党争的恶化: 严密的集权体制下,一旦出现意见分歧,就容易演变成党争。尤其是在宦官集团得势时,他们常常利用皇帝的宠信,打击朝臣,形成阉党,进一步搅乱了政治。明朝中后期,如“南党”与“北党”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朝政的稳定和决策的连贯性。

二、 宦官专权与政治腐败:

与废除丞相制度相伴而生的是宦官权力的膨胀。为了制衡文官集团,皇帝往往会任用宦官,让他们掌握军权、管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甚至参与到国家重大决策中。

超越法律的特权: 宦官本应是皇帝的奴仆,但随着权力的滥用,他们逐渐凌驾于法律之上。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成为他们施展淫威的工具,随意逮捕、审讯官员,制造冤狱,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经济上的搜刮: 宦官掌握了许多财政和对外贸易的环节,例如管理内库、监督税收、经营漕运等。他们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为自己谋取巨额财富,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使得国家财政收入的实际数字与账面数字严重不符。
对政治生态的毒害: 宦官的干政,使得正常的政治运作被打乱。有能力的官员可能因为得罪宦官而被排挤、打压,而阿谀奉承、善于钻营的则可能平步青云。这极大地损害了官员的士气,也使得国家政治呈现出病态的景象。王振、刘瑾、魏忠贤等都是臭名昭著的宦官代表,他们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三、 军事制度的弊端与边疆危机:

明朝在军事上采取了“卫所制”作为基础,但这一制度在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空虚和边疆的动荡。

卫所制度的腐朽: 卫所制最初的设计是兵农合一,卫所士兵平时屯田,战时出征,理论上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并且保证兵源。但随着时间推移,卫所的土地被侵占,士兵逃亡,训练废弛,军官也贪污军饷,士兵们形同虚设。很多卫所名存实亡,但国家仍要支付虚设的军饷,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
募兵制的局限: 为了弥补卫所的不足,明朝后期开始实行募兵制,但这使得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士兵为了生计而参军,忠诚度不高,容易被煽动。而且,募兵制需要大量军饷,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压力。
边疆防御的压力: 明朝北有蒙古的袭扰,东有女真的崛起,西南有土司的叛乱,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在军事制度腐朽的情况下,应对这些危机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北方的蒙古瓦剌和鞑靼长期对明朝构成威胁,虽然有长城等防御工事,但缺乏有效的机动作战力量,常常陷入被动。

四、 财政困境与税收体系的扭曲:

明朝的财政问题贯穿始终,尤其在后期,国家财政几近崩溃。

赋税制度的不公: 明朝的基本赋税体系是“两税法”和“田赋”。但随着宗室、勋贵、官僚大地主免税特权的扩大,国家税收的来源越来越窄,负担主要压在了普通农民身上。
“中饱私囊”与“摊派”: 财政收入在经过层层官僚体系时,大量被截留。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朝廷不得不增加税收,或者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开支摊派给地方和民众,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负担,也导致了税收的征管出现混乱。
“加派”与“均输”的恶性循环: 为了应对军费开支(如抗倭、援朝等),朝廷不得不实行“加派”。但这些额外的税收往往加到了承受能力最弱的民众头上,引起了普遍不满。而“均输”虽然旨在公平分配,但执行中也容易滋生腐败。

五、 经济政策的摇摆与抑制:

明朝在经济政策上,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少限制和压制。

海禁政策的僵化: 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实行了长期的海禁政策,虽然初衷是为了防止海盗和倭寇,但这一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导致了国内沿海地区经济的衰退。虽然中后期有所松动(如隆庆开关),但整体上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
重农抑商的余毒: 尽管明朝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政府对商业的干预较多,例如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限制商业资本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白银货币化带来的挑战: 明朝中后期,随着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这一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对原有的税收和货币体系提出了挑战。但由于国家对白银的监管和管理能力不足,导致了白银的流通不稳定,也为官僚的贪污提供了机会。

六、 思想控制与文化禁锢:

为了巩固统治,明朝也加强了思想控制。

文字狱的盛行: 明朝是文字狱高发的时期,许多文人因言获罪,甚至株连家人。这导致了知识分子普遍的恐惧和沉默,压制了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
僵化的教育体系: 八股文是明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虽然保证了人才选拔的统一性,但也束缚了考生的思想,使得教育内容变得僵化,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这些治理上的失败之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最终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端,到宦官专权的政治腐败,从军事制度的衰败到财政的困境,再到经济政策的制约和思想的禁锢,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在不断地侵蚀着这个庞大帝国的生命力。这些教训,对于后世的政治实践,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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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烂的王朝,那么烂在哪里呢?考其出处,其实就是因为冤杀了民族英雄袁崇焕,所以明朝不灭,天理难容。

史学泰斗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当中教导我们:“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

因为《袁崇焕评传》本身就是给民族英雄袁崇焕正名的学术巨著,所以这本书确认明朝最黑暗,自然是因为袁崇焕;认为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也是因为修清史的大学者黄宗羲为袁崇焕翻案,乾隆皇帝亲自下诏为袁公昭雪,所以清朝当然比明朝好,这是金庸、阎崇年等专家学者的意见,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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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我开始找了不少史料和公开资料想写个证实明朝不烂的回答,但是转念一想,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我个人反对题主问题观点,请题主论述“明朝是否是中国历史上最烂的王朝”。

请务必阐述清楚完整的观点、引用的资料等。

另外,既然题主目前没有证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烂的王朝“,那么”明朝究竟烂在那里(言下之意是最烂)“这个问题的前置假设不成立,问题不成立,没有讨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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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也因为自己喜欢历史,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一直在思索中国在近代发展的机会。后来我觉得中华民族/文明在近代的两大机会是:

1. 最优解:明朝发起或者主动参与大航海时代,将汉文明传播到南北美和澳洲。我以前一直认为郑和下西洋后明朝海禁和毁灭宝船(连图纸都烧了)是中国历史的最大转折点,到后来沦落到几个倭寇就能横行东南,自此对明朝厌恶至今。

2. 次优解:清朝的草原/中原二元帝国。清朝在胡焕庸线外拓地到1500万平方公里是次优解。在中国没有参与大航海时代的大前提下,这个次优解也就成了最优解

后来书读多了,渐渐认识到在儒家耕读传家传统下,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格局下,在重农轻商的氛围下和士农工商的排位下,尤其是朱元璋的出身,格局,和政策(闭关锁国,重文抑武,八股取士,厂卫机构),太平洋的宽度,导航的技术限制(郑和只能延海岸航行),现在越来越觉得明朝选择最优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清朝的次优解也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最优解了。

题外话,现在朝代粉各种撕逼,但是争吵的大部分是和大尺度文明发展史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当然,从不同角度看文明发展史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而且很多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从历史来看,文明的延续性和帝国的霸权也许是互相排斥的。人类文明中那么多的大帝国都毁灭了:亚历山大,波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大英,拿破仑,苏联,第三,大日本,蒙古。从文明的延续性上看,也许中华文明是最出色的,为什么呢?第一,东亚岛的地理格局。第二,中文的稳定性。第三,中华文明的修史传统。第四,清朝拓边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提供了极大的缓冲,而西域的控制为我们在世界岛上的布局提供了有力的支点。第五,本朝的两弹一星和DF-41与JL-3等绝对真理的发展使得任何人都不能以武力来打断中华文明了。而在美帝国,特朗普的出现让我想起罗马共和国的末世!

当然,不能说中华文明就能高枕无忧了。中国的出生率是个大问题!而大过滤器的阴影从来都存在,而且越来越近了,比如全球暖化的威胁。但是,很快美国人就会认识到,只有和中国合作才能有效的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跑题了,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呀!)We are living in interest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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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所建立的帝制王朝,开创者为一介布衣,得国之正,三代以下,无出其右者。其恢复华夏之功,更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不然的话,你能想象从1279年起的八百年间,没有汉人王朝的存在,汉人从整体上始终作为三四等人,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当然,明朝作为一个帝制专制王朝,你再怎么吹,上限就在那里摆着,跟咱新世纪的共和国肯定是没得比,跟汉唐盛世相比,烂的地方也挺多的,但你要说最烂,怎么也不至于吧。

毕竟说起古代王朝的烂,这就是一个比烂的话题。秦汉以降,先后有三国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两次大乱世,还有一身软骨的赵官家自己生生作出个靖康之耻的铁血大怂朝,接着更是元清这样的异族入主中国以小族凌大族、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统一王朝,明朝再怎么烂,有下限在此,怎么也不至于最烂吧,最起码也是烂的各有千秋。

比如晚明的万历朝,够黑够烂吧,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恨不得骂朱翊钧这个大懒虫一句“你这狗日的无道昏君!”

可谁知道后头不仅有一月天子红丸帝、精通木工木匠帝、誓将生祠修满天下的九千岁的天启朝,还有何不安做饿殍之皇帝自挂东南枝的槐宗朝,更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吃糠喝稀,红薯顶饿”、“我的金钱鼠尾小马褂,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康乾盛世”呢~

这时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张岱张宗子可能就有话说了:“唉,悔不当初,百姓无不怀念我大萌啊~”

旁边立刻涌上来一群人,将辫子往脖子上一甩,七手八脚地去捂这个“陶庵老人”的嘴,“快闭嘴吧!你不怕凌迟诛九族杀全家发配宁古塔我们还怕呢~”、“大清远胜大萌!”“这是咱奴才们的盛世啊~”

......

如果非要问明朝最烂的地方在哪里,若不考虑隋唐及其以前对于现代人来说太过久远的中古、上古王朝,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一点,那就是:对掌握着重要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既不够狠辣又不够宽仁优待,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中间两面派是最招黑也能够黑的,这种王朝你说能不烂吗?

即不肯像我大怂朝赵官家那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极尽优渥之能事,士大夫犯法,不过暂且蛰伏家宅,依旧可以锦衣玉食笑看天下百姓挣扎于生死一线;

又不肯像我大元朝的帖木儿、八剌、麻剌们那样,懒得管你们汉人的那点破事,乐得将天下分割,承包给各地汉人豪强,只要交足了保护费,大家一起和和气气、开开心心压榨广大汉蒙百姓。要论施政之宽,哪朝哪代也比不上我大元朝啊,以至于脱欢帖木儿北奔后,深切感受到朱八八无敌铁拳的百姓(划掉,不读书没有地的人你也配叫做百姓?!)们,无不怀念我大元,好想再高唱一句长生天底气力啊~

更不肯像我大清朝的爱新觉罗、满洲巴图鲁们那样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剃发易服、密不透风的文字狱等等实际行动来表明态度:做奴才则昌,做汉人则死,隔三差五来场文字整风运动,敏感词系统远胜我乎,动辄杀文人士大夫如杀鸡杀狗,凌迟、诛九族、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总有一款适合您~

而我大萌在如何对待地主士绅、文人士大夫这方面就做得忒差劲了点:

论优待士大夫,远不及赵官家的铁血大怂,什么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你朱家还是需要学习一个,废丞相,置厂卫,设司礼监,创廷杖,文人士大夫再也谈不上甚相权,纵然是后世明粉明吹所津津乐道的内阁,在大多数时间亦不过是一幕僚班子,堂堂七尺男儿,竟不得不对一群阉宦卑躬屈膝,动辄当众廷仗打屁屁,对士大夫的折辱莫过于此,对所谓“士大夫精神”的摧残简直是前无古人(当然,后还是有更高明的来者)!

论施政之宽,又远不及我大元,什么叫“汉人豪强”,什么叫“地主豪绅”,你朱家更需要学习一个,我大元海贸发达,世界第一,我大元工商业发达,世界第一,我大元政治开明,风气自由,世界第一,我大元皇帝豪放不羁,出了名的好伺候,一顿好酒好肉管够就乐呵呵地把向穷鬼收税的苦差事承包给了俺,真是文明的灯塔,自由的国度啊~

论对士大夫手段之狠辣,大萌又远不及我大清,明初朱八八昙花一现的政治高压休要再提,在后辈爱新觉罗面前也好意思提文字狱?

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案、朱方旦案、清风不识字案......

哪一款不能狠狠打你朱家的脸?

凌迟、诛九族,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齐整,说杀你全家就得杀,当然,说不杀全家那是你图样,骗你的啦,朱慈焕活了七十岁也是图样~

朱家人真得学着点,不过好像真学不来,毕竟没有满洲八旗这个小圈子的加持。

而我大萌呢,就会打屁股,骂皇帝打屁股,朝堂上互相撕逼也打屁股,写黑段子满天下传说不定连打屁股都不够格。打屁股算个球啊,打来打去,咱脸和屁股都越来越瓷实,被打说明咱清高正直,以打屁股为荣~

说了这么多,对于明朝士大夫官僚的骨气(上疏撕逼骂官骂皇帝)以及廷杖打屁股这事,其实还挺多的,比较严重的大概是嘉靖皇帝,真的会打死,而其他皇帝就很一般了,比如万历时期很有名的雒于仁所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把万历气得要死,气得他跟申时行抱怨诉苦,最终也只将其罢官。

我这里再举一例明宪宗成化时期的大风波吧:

成化四年九月初七日,因出现彗星这一天象异常现象而引发了一系列言官上疏弹劾朝廷重臣乃至公然指责宪宗皇帝本人的朝政大震荡,闹到最后竟史无前例地在皇帝上早朝时当面上疏骂人。

癸亥(九月初七日)夜,客星色苍白,光芒长三丈余,尾指西南,变为彗星。

古代出现天象异常,比如彗星、日食、沙尘暴等等自然现象,古人都认为是上天示警,毕竟他们讲究天人感应嘛。

按照惯例,皇帝和满朝文武群臣这时候都要出来表示一下:

丙寅(九月初十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言: 比年以来,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迩者彗星复见,灾异尤甚,皆臣下不职所致,乞赐罢免。
上曰:上天垂戒,朕自修省。卿等皆职居辅导,当讲求缺失,修举善政,加惠军民。庶可以回天意,岂可舍朕而去,所辞不允。
丁卯(九月十一日),吏部等衙门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李秉等以彗星见,俱引咎乞免。
诏谕之曰:玄象示警,朕惕然戒惧,卿等正当竭诚修职,共回天意,不许罢归。
戊辰(九月十二日),彗星晨见东北方。
太傅会昌侯孙继宗等奏:臣等俱以庸材,缪膺重寄,兹者上天垂戒,皆由臣等不职所致,乞赐罢黜,别选贤能,以典兵政。
诏曰:上天垂戒,实缺政所致。朕已加警省,卿等义同休戚,正宜共修兵政,以副委托,所辞不允。

时任内阁首辅彭时、以吏部尚书李秉为首的各部文臣以及以会昌侯孙继宗为首的武职勋臣都照例上疏“引咎乞免”,宪宗也照例不允,并照例表示自己也要“修省”。

到这都很正常,直到几位官职低微的科道言官捋起袖子上场,借天变言事,甚至“指桑骂槐”,公然指责阁部重臣和皇帝本人:

己巳(九月十三日),彗星昏见西南方。
六科给事中魏元等言: 窃见今春以来,灾异叠见。近日彗星又见于东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惧,皆阴盛阳微之证也。 臣等待罪言路,固知言出而祸随之。然与其不言而得罪于宗社,不若力言而得罪于陛下之为愈也。
臣闻君之与后,犹天之与地,不可得而参贰者焉。外间传闻陛下于中宫,或有参贰之者。礼部尚书姚夔等尝以为言,陛下谓“内事朕自处置”,屏息倾听,将及半年,而昭德宫进膳不闻有减,中宫不闻有增。
夫宫墙虽深,而视听犹咫尺也;衽席虽微,而悬象甚昭著也。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宫尚虗,岂可以宗庙、社稷之大计,一付于爱专情壹之所,而不求子孙众多,以固国本安民心哉。伏愿陛下思祖宗传体之重,明伉俪之义严、嫡庶之分,以尊敌体,以正宫闱,使阴阳各归其分,日月相并,而明宗社万年之基,将在于此。

这是骂明宪宗专宠万贵妃,而不亲近皇后,并且特别提到,礼部尚书姚夔曾经就此事上疏过,当时皇帝只说“内事朕自处置”,即表示宫闱之事老子自有主张,轮不到你们外人来说。但魏元等给事中表示,我们等了皇帝你快半年,发现你照旧亲万贵妃而远中宫皇后,根本就没改正错误啊!

另外,还重点提到了皇帝不生儿子、国家后继无人的问题,并对皇帝的床笫之事做了重要指导。

又言:四方旱涝民困日急,盗贼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杀,人心摇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饥寒疾苦,父母必为之寝食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览民饥之奏,不蒙省惧,尚循故事付部施行。
尚书马昂等视为泛常,凡有奏报,遇喜则覆本曰“行移彼处斟酌设法”;遇怒则曰“事体窒碍,难以施行”;微有利害则曰“伏乞圣明区处”。持寻常活套之言,为终身经济之策。是犹子诉饥寒而父母若不闻,彼若弃父母而不顾,则将何以遏之。
今卖官鬻爵遍于内外,民间无可以为计者,乞罢征税之务,发内帑之财,遣官赈济。

接着又说到目前各地水旱灾害频发,盗贼猖獗,指责皇帝不好好反省,竟然还因循旧例只命各部门照常规办事。

接着又将户部尚书马昂大骂了一通。

又言:朝廷于僧徒过于信持。每遇生忌之辰,輙费无限之资财,建无益之斋醮。而西番劄实巴等又加以法王名号,赏赉隆厚,出乘梭轿,导用金仗,其所奉养过于亲王。乞革去法王等号,发回本国,追回赏赐,以赈饥民。仍敕寺观不得请建醮修斋。
又言: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则公私俱困矣。盖由赏赉无节,玩好太多。或印施经忏,或填写佛经,或为绘画之像,或造宝石之具。
夫自古人君未尝不赏,但赏合于理,则人心喜;赏当于功,则人心劝;赏不易得,则人心荣。 伏愿屏绝玩好,罢黜游赏及诸不急之务。其云南等处矿场采办,悉宜停止。

指责皇帝宠信番僧,奢侈浪费,滥行赏赐,要求皇帝把仁波切赶走,之前的赏赐也得取回,平时少游赏玩乐,云南等地的矿场也必须停止。

又言:大臣者,君之家子,而群臣,则众子也。若家子怀奸,而众子效尤,为父者恬不之治,则家必败矣。
今两京文武大臣,多奸贪蒙弊之徒,陛下勿谓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谓先朝旧臣而暂且宽容。宜令自陈休致,以全大体。贪恋不去者,令科道紏举。而臣等滥居言路,无补于时,亦望罢归,以戒不职。

又说两京文武大臣,太多“贪蒙弊之徒”,建议皇帝将这些人一一罢免。顺便要挟把自己也罢免。那么这些官员喋喋不休大骂朝廷重臣,甚至将皇帝本人都骂了一通,那么结果如何呢?

上曰:所言有理,宫中事朕自处置,其余所司即拟行之。尔等宜勉于修职,不允辞。

皇帝竟然说“所言有理”?!还“不允辞”?人家差不多指着你鼻子骂了,换我康熙大帝、十全老人,早将这些家伙定位谋反大罪,凌迟诛九族走起~

前头是六科给事中来骂,现在换十三道监察御史上:

十三道监察御史康永韶等亦奏:窃闻天心仁爱人君,乃出灾异以谴告之。比者雷震殿门,风拔陵木,旱涝遍于寰宇,地震见乎中外,星象垂异密迩三垣。况今西兵失利,南北荐饥。以此人事,遇此天时,诚可惧之甚也。
顾兹灾异之来,必有以致之。窃见大本未建,异端太盛,进退赏罚未公,财用工役未省,赈济无策,备御无方,天心谴告,岂在此欤。
伏惟陛下刚断而力行之,则天灾可弭,大业可安若复因循苟,且视为泛常,臣等虽愚,窃恐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且太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古者人君,一娶九女,所以广继嗣也。今前星未耀宗庙,神灵之所托,四海民物之所赖,实切忧惶。
伏望均六宫之爱,协宜家之祥。庶几,螽斯绳绳,麟趾振振,而大本立矣。
佛自汉明以来始入中国,梁武事之甚谨,得祸尤惨。今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玉食徒类数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齿,特朝廷未知之耳。
又况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设真是番僧,尚无益于治道,况此欺诈之徒哉。 宜令所司查审,果系番僧,资遣还国;若系中国者,追其戒命,使供税役,庶不蚕食吾民,而异端斥矣。
人才之用,舍关天下之安危。近年内外群臣,贤愚不辨,输忠效力者少,怀奸挟诈者多,望严加考核。
其有老疾无为、贪淫素箸者,内从吏部、都察院,外从巡抚、巡按,从公考察;其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其有怀禄固宠及考核不公者,许科道劾奏;其廉能公勤、屈在下僚者,许大臣荐举,量为升授。则贤否不至于溷淆矣。
赏罚者,国之大柄。赏罚不行,虽尧舜不能理天下。近边将失机,律有定罪。今乃或薄示贬降,或戴罪立功。进战则有死,退走则得生,人孰肯用命哉。
臣以为有失机者,即依律治罪,毋事姑息。如有冒报功次,绳以欺罔之罪,则赏罚公,而人人乐于效死矣。
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祖宗以俭立国,嚬笑不轻。近年赏既过滥,用亦太奢。一羙珠而偿银数百,一宝石而累价钜千,倾府库之财,易无益之物。设有缓急,何以备之? 况后宫供奉倍增,光禄常供,不足以给,则又和买于外,如唐宫市,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节珠宝之费,减宫闱之供,则民心悦矣。
昔汉文帝辍百金之露台,惜十家之常产。陛下即位之初,放鹰犬,罢土木,海内欣欣。近日以来,似闻稍异,土木既已渐兴,鳌山又闻预建,劳民伤财,亦召天变伏望痛自损抑,于凡不急之务,悉令罢去。
其采办银矿印马,内臣已去者取回,未去者停止,则民困可舒矣。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惟先备御,则不为害。近来旱伤几遍天下,而荆襄南直隶尤甚,人民流移,盗贼纵横,杀伤官吏,而所司方且急于征税,是犹民在膏火之中,又加煎熬之苦,万一其中有盗弄潢池之兵,则不免劳师动众。
其视赈济蠲免所费孰多,书曰“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近年边将率多庸品,纪律不严,号令不明,惟知掊克其下。今西师失利,此明验也。
伏望疏边臣姓名,察其知愚,别其勇怯,罢其不胜任者,推选知勇者代之,优恤边军,尽心所事,则边备可饬矣。
凡此八者,陛下断而行之,则灾异可弭,天心可回。臣等职司耳目,不能尽言开导。乞罢归田里,别选贤能,以充任使。

监察御史康永韶等人的奏疏,大概是说下面几件事:

1、仍然是要求皇帝多亲近皇后,要多娶女人,要雨露均沾,快些生儿子。

2、皇帝你不应该沉溺西来的番僧邪教,仁波切不是好东西,快点赶走!

3、朝廷里奸臣、庸官太多,应该罢免。

4、皇帝你“赏罚不行”,对于失机官员,不应该纵容姑息。

5、皇帝你太奢侈浪费了,消耗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所以才遭天谴!

6、皇帝你要尽快改过自新,否则灾害难消。

然后皇帝看了什么反应呢?

上曰:所言有理,所司即议行之。尔等其勉尽言职,以称朕意,不准辞。

竟然还不打屁股?康永韶等人的屁股已经饥渴难耐了~

追回西天佛子劄实巴所求田地,归之于民。
劄实巴先因造寺奏讨河间府静海县地为寺田,仍乞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 上皆许之。
既而户科左给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请之罪,上命户部核实。 至是户科覆奏,以为田皆民间地,宜还民耕种。
诏:是之,仍追其佃户,令当民差。

而且还听话地追回了之前对西天仁波切们的赏赐。

科道言官们一看这情形,不对啊,竟然还不收拾我们,说好的廷杖呢?实在不能忍,看来得再接再厉才行:

庚午(九月十四日),监察御史胡深等六人言
迩者天出彗星,昭示鉴戒。皇上夙夜兢惕,不惶宁处。臣等亦皆忧畏,寝食不宁,既已略陈愚衷,上尘天听,皇上不以所言为妄,诏议行之,仍慰臣等勉尽言职,以称圣意,此皆成汤罪已、宣王惧灾之心也。臣等敢不披肝沥胆用副圣意。
窃惟应天以实不以文,今日虽云上下协修,君臣交省,亦徒为虗文而已,似未得弭灾之实。 夫上天垂戒意者,乾纲下移,奸恶未去故耶。且乾纲,人君驭世之大柄也。
近日以来,无功者,或因请托权贵,而蒙非分之赏有罪者,或因攀附左右,而脱垂死之刑。人心愤怒,众论喧腾。是以恩归臣下,怨在朝廷。
伏望皇上重自奋励,总揽乾纲凡大赏罚、大机务,必面召内阁大臣之贤者,与之商决可否,然后断自宸衷。毋令左右之臣窃之以市恩,则威权总于一人,而天灾可弭矣
若夫奸恶,国家酖毒也。酖毒不去,而能安者,万无是理。
如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乃先帝亲擢,恩幸无比,当皇上正位青宫,郕邸密谋废立,彼以内阁大臣,略无一言正救。方且自图富贵,狥其邪谋,是乃卖国之奸,实皇上之罪人也。
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信,顷承朝命,督师四川,听嘱权豪之子弟,多分首级以报功。
礼部尚书姚夔,用私灭公,贪财黩货。比因度僧受银钜万,故京师有反贼刘千斤受赃官姚万两之谣。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不学无术,妨政害民,纳馈送之女,结势要之人,四方水旱,赈救无方,三边军饷,调度无策。
凡此数人,皆足致变,上天垂戒,职此之由。乞赐显黜,用答天意。

监察御史胡深等六人大概说了以下几件事:

1、先前皇帝和文武群臣所谓的反省都是虚文敷衍,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

2、皇帝你现在滥赏无功小人,听信左右之人,滥免有罪之徒。

3、皇帝你以后处理国家大事,应该召集内阁大臣,当面商讨,不要听信左右小人的谗言。

4、现在国家有一些奸恶之徒,皇上你不除掉他们,咱大明药丸。

比如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这家伙在景泰年间,朱祁钰密谋废掉您的时候,竟然不出来制止,显然是个只图富贵的卖国奸臣,对于皇帝你来说,更是大罪人。

比如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信,之前督师四川的时候,为权贵富二代们分首级报功。

比如礼部尚书姚夔用私灭公,贪财黩货,先前因度僧一事收受贿赂数万两银子,人称“姚万两”。

又比如户部尚书马昂,不学无术,妨政害民,还收人家送来的女人,于军国政事,则一无可取。

这骂的太广太狠了,几乎将满朝文武重臣和皇帝本人都骂了个遍,皇帝的反应呢?

疏入,上曰:如今全才难得,取其所长,皆有可用。况急切用人之际,岂宜求备?所言不允。

结果还是没啥事,“监察御史”队表现的不错,现在轮到“给事中”队了:

翌日早朝,兵科给事中董旻等三人亦具疏于御前面进。

监察御史只是间接上疏骂,兵科给事中董旻等三人干脆在早朝的时候当面上疏皇帝来骂。这可是不合规矩制度的,一般早朝上疏的奏章原本都是安排好的,念一遍意思一下走个过场,现在这几个人竟然不按规矩来,和现在影视剧里的早朝还蛮像的,实在不成体统。

上曰:朝廷进退大臣,自有礼体。旻等不循规矩,紊乱朝仪,本当治罪,姑宥之。
前此奏劾之疏,非宣读于廷,则封进于内,未有不读而面进者,故圣谕云然。

这让皇帝很生气,竟然不按剧本来,谁准许你们在早朝的时候当廷骂人了,早朝就是个仪式你们知道吗?从来没有不读而面进者,皇帝专门就此事说话了。

科道言官们轮番上疏,大骂朝廷重臣,这下大家都不开心了,于是也纷纷上疏,表示强烈不满:

辛未(九月十五日),礼部尚书姚夔自陈有疾,恳乞致仕。
上曰:卿年未老,朕方任用,不准致仕。
户部尚书薛远以星变乞免,不许。
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信乞休致,不许。
癸酉(九月十七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恳乞休致。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其勿再辞。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乞致仕,许之。
昂为科道所论,再疏以请,上以其旧臣,慰之,使去。
户部左侍郎杨鼎以灾异乞致仕,不许。
礼部尚书姚夔等言:近给事中魏元、监察御史康永韶等陈言,脩德弭灾及番僧服用僣拟。臣以番僧者,异端外教,蛊惑人心,污染华夏,宜从所言施行。
诏曰:番僧在祖宗朝已有之,若一旦遣去,恐失远人之心,踰制服用,别行禁止。
甲戌(九月十八日),礼部尚书姚夔再上章求去,其言曰: 臣闻大臣与国同体,有调元之责,有赞化之寄,有心膂之托,有股肱之任。苟乖于理道,谬于政原,则灾异召焉。古者或以日食策免三公,或以地震辞避相位,盖以此耳。
迩者慧出轩辕,犯三台,扫文昌北斗,皆有关于大臣之象。臣备员礼官,位列尚书,既不能脩明礼乐,治神人和上下;又不能以古帝王之道,辅圣德,致陛下于尧舜之上,徒以给度僧道,崇侈邪术,蠹惑圣心,天变之来,职此之故,臣之罪过,岂能逃逭?
窃念臣年近六旬,百病交作,勉强动履。虽若无恙,然隐疾生于腹心,日觉沉痼。比御史摭拾流言,指臣过恶,虽未得真,而欲屏归田里,不使妨贤病国,实为当理。
臣已尝具疏乞免,荷蒙圣恩,慰谕勉留,天地大德何以云喻?使御史不言,陛下无以知臣之罪,臣不去,陛下无以回天之变。况以多病衰朽之材,无所裨补,乞早赐罢免,以回天戒,以塞群口,以全废躯,臣不胜幸甚。
上曰:朝廷需才之时,如卿者,正当典礼辅政,岂能罢去?所辞不准。
夔素以才气自负,至是为御史胡深等所劾,心不能平,故力求去。 上特留之。
丙子(九月二十日),太傅会昌侯孙继宗奏:天象垂戒,边务方殷,臣年踰七十,日就衰老,非惟久妨贤路,诚恐有误国事,乞罢兵柄,以终余年。
上曰:卿勋戚老臣,朕方倚重,不允辞。
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信以疾自陈,乞休致。
上曰:卿才堪任用,不允所辞。既有疾,待调摄平复理事。
己卯(九月二十三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言: 比臣以疾在告,忽奉宣唤,谕臣入内阁供职。臣即附奏,再乞调理。
臣窃思比来四方多事,天象示戒,上劳宸虑,不遑寝食,皆臣下辅导无状所致。虽言者论臣景泰中事,诚如圣谕,不得其实。然谓灾异由臣所致,未必非是。
况除旧布新,更化善治,以消天变,以苏民困,此正皇上乾纲奋发勇于有为之时,不宜徒示姑息,遏抑人言。 臣衰朽之余,妨贤误事,虽极知大恩,不敢有负,但于自处,不可不审。
乞特赐睿断,放归田里,以应除旧布新之象,然后与廷臣朝夕讲求庶政,善者行之必力,不善者改之勿吝,使政事修明,无可疵议,则灾异自消,福禄自来矣。
上曰:朝廷修举政务自有次第,卿宜速出效用,不可故违。

真是群情激奋啊,皇帝只免去了户部尚书马昂,看来这家伙真的有些问题,估计是纳妾问题吧。

再不做点动作惩治下这些科道言官,这些朝廷重臣都要闹罢工了,于是到九月二十八日,终于动手了:

甲申(九月二十八日),命会官廷鞫给事中董旻等三人、监察御史胡深等六人。
先是旻等以慧星见,各上疏请罢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礼部尚书姚夔、兵部尚书兼太理寺卿程信。
上皆留之,辂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诋言者,于是旻等复言辂等求退之章,皆有欲进之意,饰非强辩,决当罢黜。
攻夔犹切,谓先王之世,采民谣以观政。而夔以为匿名之书有禁,祖宗之制,许言官风闻言事,而夔以为流言之谤必诛。其欺天罔人肆无忌惮如此,盖欲激发朝廷之怒,以箝言官之口,其奸恶概可见矣。
乞早罢之,以应除旧布新之象。如以臣等所言为不足信,亦乞曲为保全,出补外任,别选贤才以居言路。
上震怒,谓祖宗宪纲,凡紏举官员,生杀予夺,悉听上命。若命既下,不许再劾。今乃故违,有何主意?命锦衣卫三法司执旻等,同多官廷鞫之。

皇帝震怒,命锦衣卫三法司执旻等,同朝廷重臣一起公审,开批斗大会。

会监察御史林诚又言:臣以病躯勉强供职,近劾商辂当郕邸废储之际不能正救,今复起用,不合人心。蒙圣谕以“辂自居内阁,累有诤言,非外人所知,朕以此任用不疑,言者不得其实”置之。臣思言既失实,宜加罪谴。幸蒙曲贷,不胜感激,但病势日臻,自揣难居言职,乞放归田里。
上曰:唐太宗用王圭、魏徵,朕用商辂,有何不可?而屡奏扰,亦命廷鞫之。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有监察御史林诚往枪口上撞,于是拉来一起批斗。

我本以为这些家伙会被严惩,起码得罢官下狱吧,谁知到了十月初三,除了各打了二十下屁股,竟然官复原职,啥事也没有了:

己丑(十月初三日),复给事中董旻等三人、御史胡深等七人官。
旻等既廷鞫下狱,给事中毛弘等上言,略曰:朝廷设立言官,正欲使之言尔。今因言之烦渎,遂加罪责,流传四方,恐伤仁化,忧国之人,无不扼腕。
伏愿皇上念四方多事之秋,值修省弭灾之际,宜扩天地之量,而宽贷之。
继而内阁学士商辂亦上言,略曰:臣自揣年力衰迈,学识短浅,无益于事,无补于时,宜罢归田里,以弭人言。
蒙赐容留,方图报称,不意言官烦渎,误犯天威。若即加罪,臣恐将来以言为讳。倘有国家政务阙失,大于此者,孰肯言之?
疏上,未从会问,拟旻等赎杖还职。
上乃曰:旻等故违成宪,屡方上命,本当重谴,且从轻发落,各杖二十。
复官三人者旻及陈鹤、胡智,七人者深及陈宏、郑已、何纯、方昇、张进禄、林诚也。

最后总结:明朝烂在哪里?

帝制王朝大家都有的烂就不说了,烂就烂在对官僚士大夫狠又不够狠,优待又有些不够,差不多是居中水平,两边都不靠。于是给了官僚士大夫们足够的勇气和动力,让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除了洪武、永乐两朝),可以较为自由地发表意见,于是黑料就多了。

所以主要真的不只是满清黑了明朝,而是明朝自己人就一直在黑明朝,皇帝还在位,他的黑段子就传遍了天下,比如我在知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就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型是明武宗朱厚照......

加上各种明朝文人的史料笔记流传到了现在,为后世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的黑史黑料黑段子,可以让你们尽情欣赏明朝之烂。

如果对士大夫足够好,或者足够宽松,文人的笔和文人的嘴都会让你们见识到X朝之兴盛的,甚至培养出无数的精神X朝粉,比如GDP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的大怂朝,经济发达,百姓乐无边;比如遍地民国大师的中华民国。

相反,如果统治者足够狠辣,比如我大清,极力压制士人,天下尽皆奴才,朝野上下,万马齐喑,没人敢说,没人敢写,黑料很段子就会少很多,也就没那么烂了,因为敢说它烂的人大多都死全家了,证明它烂的史料大多都被烧了,要不是现在我大清早亡了,有几个敢说什么“不学如清”,有几个敢笑十全大帝的万首佳作,有几个敢拿他到处盖章签名毁坏文物说事?

最后,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凡是不能批评的,我都不敢看”——凡是不能说它烂的王朝,往往才是最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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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 还有烂得过新朝和西晋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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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宝钞问题的朋友还是比较客气了。就整个理财上来讲,我明真是菜到空前绝后,菜到不如不管。

这点上朱元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他试图打造一个静态的国家体制,全国经济完全靠农业税。

但是国家控制的田亩实际上就以明初为高峰。接下来随着各种利益集团崛起,兼并越来越严重。隐匿田亩人口越来越严重,中央税收不但没有增加,还有减少的趋势。

在西方人创造出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一直很明显。

但是这种优势没有转化成为财政优势,这真是一个很搞笑的事。

反而因为看不透白银流入造成的通胀,搞出禁海这种鸵鸟政策。禁海憋出倭寇,又进一步加剧财政负担。

管仲都要被气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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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中国历代王朝哪一个到了末期不烂的?


秦末胡亥、赵高霍乱秦朝,好不容易大一统的中国,再一次陷入战乱。

东汉末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军阀争权,好端端大汉陷入绝境。

晋迎来来中国历史分封制带来的最大后果“八王之乱”,并且登基了史上最弱智皇帝,晋迅速进入烂局。

唐末藩镇强大到唐中央政府已经无力约束,门阀党争不断,然后宦官干政,唐的存在有名无实,最后在起义中灭亡。

宋明明接近解决所有封建王朝遇到的问题,虽然贪官问题严重,但是和历代王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却迎来了史上最强外族崛起,先是辽,在是金,然后蒙古入侵中灭亡。

元开国没几十年就糜烂,然后被推翻。

明一样遇到结尾烂的结局,党争乱政,明代历代皇帝对于这种新出现政治结构无从下手,皇帝为了为了对抗前所未有党政又拿出宦官当武器,国家快速陷入危局,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让明朝快速灭亡,而且无人可解。

清末竟然迎来慈禧干政,来面对一个全新的大时代,国家在全新的世界面前苟延残喘,即使清代解决了历代王朝的错误,但是在新的时代以更新的方法烂了下去,清代不止烂还耽误了中国向前的步伐。

每个人眼中的明朝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朱元璋一介布衣,最后驱逐蒙古语漠北;有人看到崇祯把还能维持个一两百年的局面,迅速推向灭亡;有人看到郑和三下西洋;也有人看到党争把明朝崩坏;也有人看到明朝对待读书人的苛刻;也有人看到朱棣雄才大略;也有人看到崩坏无效的明朝中后期。

每个王朝末期都是烂的,而且各有各的烂法,土地兼并、宦官干政、奸臣频出这是不变的主题。但是没有一个王朝后期不烂的。

即使清朝解决了土地兼并、宦官干政、奸臣频出的局面后,在新世纪终于烂出新的花样。

明朝是烂,但是只是烂的方法不同,横向各个王朝对比,明朝和他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烂的各有优缺点。

建议大家多做对比,有高人可以做个各个王朝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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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萌当然是中国最无能的朝代之一。

因为其不当的亡国时间,使得汉人再一次的沦为亡国奴。

因为其不善于大规模对内屠杀劫掠,使得叛乱没有被镇压。明明大规模屠杀与劫掠之后。幸存的农民有了足够耕种的土地。贫穷的士兵有了大量的财富,饥饿的军队有了充足的粮食。

这么简单的“救国”方式,大萌就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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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治理失败在哪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但既然灭亡了,我就从它灭亡的原因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

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由于我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因此,本人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大致归纳为四个,分别是:

一、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二、两线鏖战的困境

三、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四、宦官专权与党争

下面一一详述。

  •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虽然我反对一切问题均根源于经济,但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现有可靠史料也证明,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 两线作战的困境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实事求是的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非太子之意。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当然,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发达,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 宦官干政与党争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这种现象至今犹存。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的(当然具体上还有些不同)。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小结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正如黄宗羲后来所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而在正统史书中,往往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还应当向深层探索根源。而从具体原因着手,由直接到根源,由浅入深,揭开由偏见与立场所掩饰的层层历史迷雾,寻找历史根源,以造福于今后的行进道路。

明朝到底如何?问题出在哪里,你认为明朝烂不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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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并不对题。纯粹聊聊几句感想。

我是一名历史系学生。

我不是任何一个朝代的“粉丝”。比如我的方向是中古社会史,我绝不会因为宋代诸般繁华而忽视它实际上的弱势。

真正的历史不存在吹和黑。

带有吹和黑情绪的别玷污“历史”这个科学学科。吸引你的应当是探索事实的兴趣而不是“吹”或黑的谈资。

宋代繁华我只要说出它繁华在哪就好,无需其他。也不用非得加一句“我吹爆汴京开封!”“大宋经济文化古往今来天下之巅!”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我认为不能泛泛地说存在“最烂的王朝”,但历史也许存在“最烂的时期”、最烂的时期存在“最烂的方面”。所以并不存在纯粹片面的褒,也没有纯粹片面的贬。这个问题以及上面诸多答案的首要症结就在于此。

中国史是朝代构成的,但历史其实往往并非由朝代完全划分。这样一个简单而基础的理念到现在却还有那么多人在为单独的断代而吹、黑、相互辱骂指责,究竟是怎么了?!

可能袁隆平让你们吃太饱了。(笑)

所以题主这个问题如果是无意之问尚好,若是有意为之,比如就是想看到某些自己预料会出现的争论(明清),我表示无奈。

因为当你自称某朝粉/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丧失了客观辨析的立场,你的答案多是先出于心,然后再去搜集零碎的、割裂的史实来为自己佐证。完全违背于观点出自史料、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历史学基本要求。

历史学是一门门槛限制极低的学科,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凉。也正是历史学门槛的低下,各朝各代都不缺所谓的“历史爱好者”。而当代这些“历史爱好者”的真正史学修养可能就是来自看的影视剧、快餐文学,好一点的可能看过些许网红著作或“大神”代表作。少有人真正从基础文献学、史料学做起,把那些前人学者的观点都有一定了解之后再说话。

知乎历史区现在乌烟瘴气。早已被染上了铁血、天涯的戾气。很少见谁真正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个问题。

而提问者、回答者往往也极其喜欢大而广的话题,这类题目和回答也最受关注。因为大而空最为方便扯淡,最不需要严密逻辑和史料辩证,比的很多时候是谁嗓门更大,谁的逻辑更吸睛,谁的段子最反串。

有些人的回答于我看来简直就是架空文学小说作品。顺口溜倒是一套一套。这样对于其他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初入门道的历史爱好者,形成恶性循环。

这是个让真正的历史研习者悲哀而又无能为力的事情。

因为在座的大多数其实就是喜欢听、看、争上述的那些垃圾。(最初的知乎用户这个比例或许低些)

讲个笑话:

你什么专业的?

历史系。

哦哦,我也很喜欢历史的,我看了不少书和视频。

什么视频什么书?

袁腾飞、当年明月、二月河(没有特意并列之意)

(只能苦笑。)

前面三百回答,基本上已经被口水淹没了。真正的历史学习者爱好者若是还能看到我写的这段,就当是来自一个历史学人的勉励罢。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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