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谈奥密克戎「风邪特征明显，中医药治疗效果突出」，中医药药效如何？
一、 中医药的辨证施治与奥密克戎的“风邪”属性
首先，要理解中医药的药效，不能脱离其核心思想——辨证施治。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体内外的各种因素（包括病邪、体质、环境等）相互作用有关。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张院士提出其“风邪特征明显”，这是基于中医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风邪的特点： 在中医理论中，“风”具有来去迅速、游走不定、善行而数变等特点。这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症状表现多样且变化迅速的特点高度契合。例如，初期可能出现咽痛、咳嗽、鼻塞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后期可能出现乏力、肌肉酸痛等，这些都与风邪侵袭人体经络、气血运行受阻的表现相似。
中医药的应对策略： 针对风邪，中医讲究“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或者“疏风散邪”。中药的作用在于驱散侵袭人体的风邪，同时调理身体的抵抗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与病邪抗争。这包括了宣肺、祛风、止咳、化痰、益气、养阴等多种治法，具体应用哪种方法，则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舌苔、脉象等进行个体化判断。
二、 中医药治疗奥密克戎的具体药效体现
虽然具体的药物组合需要由医生根据辨证结果来开具，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普遍的中医药治疗方向来理解其药效：
1. 抗病毒作用： 许多中药成分被证明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抗病毒作用。例如，一些具有辛温解表作用的药物（如荆芥、防风、薄荷等），能够通过发汗的方式将表邪（包括病毒）驱逐出体外。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如黄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等，研究表明它们能够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或者干扰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结合。
2. 调节免疫功能： 中医药在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许多中药，如人参、黄芪、党参等益气类药物，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提高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特别是对于易感人群或免疫力低下者，通过调理可以降低感染风险，或在感染后减轻症状。在奥密克戎流行的背景下，增强免疫力是抵御病毒的重要手段。
3. 缓解症状，改善预后： 中医药在缓解新冠病毒感染的各种症状方面表现突出。
呼吸道症状： 对于咳嗽、咳痰、咽痛等症状，有大量方剂和药物能够有效缓解。例如，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以帮助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减轻咳嗽带来的不适；清热解毒类的药物可以针对喉咙的炎症和疼痛。
全身症状： 对于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中医药同样有针对性的治疗。通过清热解表、疏风通络等方法，能够帮助患者快速退热，缓解全身酸痛和乏力感。
消化系统症状： 部分患者可能出现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症状，中医药健脾和胃的药物也能发挥作用。
4. 减少重症和死亡率： 在早期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中，许多证据表明，及时使用中医药能够有效地降低轻症向重症的转化率，并有助于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这对于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张伯礼院士的“效果突出”很可能就包含了这方面的考量。
5. “治未病”的理念： 中医药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治未病”的理念。通过日常的养生保健，或者在易感时期服用一些具有扶正固本作用的药物（如连花清瘟胶囊在预防性使用方面也有一些探索），能够提高身体的整体素质，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御能力。
三、 中医药的优势与局限性
优势：
个体化治疗： 辨证施治使得中医药能够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提高了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多靶点、多途径： 一味中药或一个复方往往包含多种活性成分，能够从多个靶点、多个途径发挥作用，协同抗病毒、调节免疫、缓解症状。
副作用相对较小： 许多中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检验，在规范使用的情况下，副作用相对较小，尤其是在与西药联合使用时，可以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
治疗周期相对较短： 对于一些初期症状，中医药往往能起到快速缓解的作用。
局限性与挑战：
科学研究的深入： 尽管有大量经验证据，但中医药的很多作用机制还需要更深入的现代科学研究来阐明，以更清晰地解释其药效。
标准化和质量控制： 如何确保中药材的质量和制剂的标准化，是中医药走向国际、获得更广泛认可的关键。
有效性证据的呈现： 如何用现代医学的语言和研究方法，更有效地呈现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并被国际医学界所接受，仍然是一个挑战。
总结来说， 张伯礼院士的论断是基于中医对奥密克戎“风邪”特性的认识，以及长期以来中医药在应对类似呼吸道疾病方面的经验积累。中医药在治疗奥密克戎中的药效，体现在其能够通过辨证施治，发挥抗病毒、调节免疫、缓解症状、改善预后等多种作用。尤其是在缓解呼吸道症状、提升患者整体状态方面，许多中药和复方已经显示出显著的疗效。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中医药在现代医学框架下的作用机制会更加明晰，其在应对包括奥密克戎在内的各类传染病中的价值也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网友意见
在手无寸铁，无法使用武器的批判的时代，只能拿出批判的武器。
太二真熊虽然没上过小学，也有几把刀。
第一把，希钦斯剃刀：无证据的结论，可以无证据驳回。
你张院士说是风邪，我吴院士可以驳回。明明是手肺太阴经经络闭塞，属于气邪！用连花清瘟颗粒，包好！
你吴院士说是气邪，我钟院士可以驳回，明明是热邪，双黄连口服液才对症，最好是白云山牌的，配上血毒清，加点板蓝根，顺便补充几包蒙牛伊利奶，营养跟上才能痊愈。
我仝院士不同意楼上看法，统统驳回，明明是寒湿疫，火克新冠，雷克萨斯，用大剂量的龙肝泻胆丸，双黄连药效一般，加三黄片，什么邪火都给你灭了！
真正的称得上国士无双的汤飞凡院士泉下有知，拿出第二把剃刀，叫做，
汉隆剃刀：可以归咎于愚蠢的事情，不要归咎于恶意。
要说汤院士的院士徒子徒孙们都是蠢货？从概率上来说也不应该啊。
第三把，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曾实体。通俗说，两种理论都能解释同一现象，用简单，可证伪的那种。复杂的，不可证伪的，剃了。
新冠肺炎，现代医学证明由单股正链RNA病毒引起，奥密克戎是其变体，通过核酸检测，是否感染，可以证伪。目前没有可靠的特效药，主要依靠疫苗防治。
各院士非要来一套阴阳五行，经络经脉，寒湿冷热，五运六气，看脉象、舌苔、掌纹，实在遇到贵人，还有大招，尝粪问疾。最后一碗药水喝下去，重症看天意，轻症自愈了，都是功劳。反正不可证伪，最多再来一场寒火大辩论，谁声音大谁功劳多。
再来一刀，萨根剃刀，属于希钦斯剃刀的升级版：非同寻常的结论，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
张院士这么肯定是风邪，何必要什么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直接养足了正气，去天津国医堂坐诊，普通病人望闻问切，比院士更高大上的病人，尝粪问疾，一旦尝出味道不正，确是中了奥密克戎风，拿出密制特效祛风丸，一丸治愈。
还当什么鸟院士，直升中科院院长吧。
是真的，我就是那颗中医药。
你们这些砖➕能不能统一一下观点，难不成百花齐放？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摘自《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是陈独秀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请先解释清楚：
什么是“风”？
什么是“邪”？
如何测量？
有什么判定标准？
“中医治疗效果突出”，双盲数据是什么？
中医如何诊断和区分：新冠肺炎和普通感冒？
中国古代把大型传染病称之为“瘟疫”，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先对未知的恐惧！
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着头脑，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具体可靠的统计数据，但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等都曾袭击过中国古代大地，一个也不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一无所知，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展开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中医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表现出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中国古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法定传染病共39种，包括在历史上肆虐横行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瘟疫的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有病毒和原虫，而《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寒之邪……几十种传染病的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但在张仲景看来却很简单：“自然界之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
在现代医学没有揭示传染病的真相之前，也只好由得古代中医们胡思乱想、随意猜测。而现代中医们面对科学事实却往往辩解为：不能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理解中医……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思维和标准、西方和东方、西医和中医的问题，而是真假和是非的问题！！
古代瘟疫的伤亡数字如此之大，假如没有现代医学，“张仲景们”对病人一个一个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治一个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根据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古代“神医”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还是一钱不值！而现代中医在科学证据面前仍然胡辨乱证，如果不是蓄意欺骗则只能视为愚昧至极！
无论如何，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疾病的病因和病理也是如此！虽然认识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不代表认知结果可以无限脱离事实！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得出的结论，最终必须要回归事实，必须以事实来验证是否正确！而现代中医无视科学事实，任其中医理论在愚昧、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没有西医（现代医学），人类平均寿命将会是多少？
请认真思考以下事实：
1，传染病和疫苗。
对古代人类威胁最大、消灭人口最多的，除了战争就是传染病。病毒和细菌入侵人体器官，攻击器官细胞。这种微观水平的作用方式，没有现代显微镜和细胞学，古代医学是无法弄清楚具体细节的。
现代医学通过公共卫生管理阻断传染渠道，抗生素抑制细菌，疫苗注射激发人体产生抗体，基本消灭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霍乱、梅毒、血吸虫、疟疾、麻风、白喉，控制住了乙肝、狂犬病、肺结核、流感等传染病，避免了靠吃“人血馒头”治疗结核病的荒诞悲剧。
2，儿童健康和遗传病。
人类的妊娠生产过程非常非常危险！儿童免疫能力较弱，古代胎儿死亡、儿童夭折仅次于传染病。1949年之前，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现代医学通过无菌、输血、剖腹产等手段避免妇女和胎儿在生产过程中死亡。儿童护理，主要是疫苗预防，提高儿童的免疫能力。目前为止我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到0.6%。
3，外科和手术。
对人类生命构成危害的第三大疾病是内部器官病变和外伤。显微镜的帮助下，细胞学和解剖学弄清楚了器官的互动方式；通过麻醉消毒止血输血，切开人体，将病变部分切除，或整体移植，或调整骨位。而古代医学只能处理十分浅显的外伤和器官障碍。
4，癌症、慢症、内科病。
由于现代医学大幅提高人均寿命，癌症、心脑血管病、慢性病等中老年疾病成为当代社会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以致于有人误认为面对慢症，现代医学不如古代医学，其实，这仅仅是因为现代医学恰能让大家活到慢症出现的年龄而已。
标识医学科学成就最好的参数，就是人均寿命相比于古代，翻了一倍多。而这个医学成就，却是百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的。尽管现代医学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病菌耐药性、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但是在拯救生命的效率和效果上，短短一百年，人均寿命相比于古代，翻了一倍多。
所以，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那么今天，将有25%的读者看不到这篇文章。
曾自诩万物灵长的人类，回顾过往人类的历史也常迷茫：
1，两千多年的雅典瘟疫，几乎摧毁整个城市；
2，古代中国，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
3，中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导致一亿三千五百万人死亡；
4，霍乱菌的突然爆发，让英国数百万人多年生活在恐惧之中；
5，西班牙型流感造成近10亿人感染，死亡人数达上千万人；
6，16-18世纪的天花曾经横行无忌，无不让人闻风丧胆；
……
所以，正在全世界流行的传染病——新冠肺炎COVID-19，若没有现代医学抵挡，它对人类的危害难以想象。
2020年2月24日，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
在连线采访中，张伯礼院士说：“自古以来治急症是中医的强项，中医非常愿意看急症，你看立竿见影，一副药一个样。”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中医治疗急症的效果不亚于慢性病，中医真正的优势不在于慢性病，而在于急症。”
2. 央视《面对面》专访张伯礼：把“胆”留在武汉，英雄胆气未消，首次回首泪落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府网站
2月15日凌晨，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2月19日凌晨，张伯礼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
超负荷的工作，张伯礼胆囊炎发作，2月19日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这回我把胆留在了武汉，真的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了。”他笑着调侃道。
以下可能跟要回答的问题无关，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贴过来。
转自于“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麦田读书生活」原创文章，科普精华转载截图。
关键词是马兜铃酸。这是中药材「关木通」所含的毒性成份。
1996年，出口至日本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复方药导致消费者肾损伤，该药中含有的关木通的致毒性引发关注。日本方面决定委托张伯礼开展关木通肾脏毒性的研究。
在张伯礼研究之前，早就有比利时学者发现，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是损伤肾脏的罪魁祸首，它使肾小管坏死并肾脏间质纤维化，导致肾功能衰竭。它还有强烈的致癌性。
张伯礼想要弄清楚的是，关木通的致毒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安全剂量」。他的研究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回顾前人的研究。既然国外已经有病例和论文了，只要去找有食用过关木通的相关病例即可。他发现，不管是国内外，服用过含有关木通药物的病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肾损伤。足以可见关木通对肾脏的损害程度非常高。
第二步，张伯礼做了动物实验。他将小白鼠分为几个对照组，分别灌服了关木通单方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也就是含关木通的复方。结果发现，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都具有肾毒性。
到这一步基本上可以确定，马兜铃酸致癌伤肾的毒性很高，关木通没有「安全剂量」，一丁点都不应该摄入。
然而，张伯礼对动物实验的结果还不满意，并对之前病例的研究也抱以质疑，他在论文中说：
「病例回顾性研究，服药前肾功能未做检查，服用的药物也比较混杂，干扰因素很多，导致肾脏严重不良反应的因果联系是分析推测性的。」
所以他进行了第三步：人体实验。
毒性实验与诊疗实验，完全不是一回事。诊疗实验到了人体阶段，对参与的患者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为了治疗而冒的风险。比如疫苗的研制，最后都需要人体临床实验阶段。
但毒性实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体对药材毒性的反应程度。如果张伯礼选择在自己身上实验，如同中医鼻祖神农氏那样，或者如屠呦呦那样，那一定会赢来众人敬意。
但是，他选择的是拿别人来试毒。还不止一个。
他选择的实验对象是10位血虚寒凝患者，年龄最小22岁，最大59岁。说是患者，其实只有四肢、腹部发冷，痛经等小症状，肾功能都是健康的。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肾脏毒性研究及对策》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实验过程与动物实验相差无几。「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颗粒，每天服用2次，每次一袋。张伯礼在论文中也清楚写明了，每袋内含关木通0.3克。
实验时间呢？
8周。
实验开始没几天，就有3名实验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停药。但实验并没有停止，其他实验者的吃药时间最短39天，最长108天。
三个多月的时间，本来肾脏健康的患者在张伯礼面前成为活体实验对象，最后张伯礼总结实验结果：大剂量、长期、不辨证服用马兜铃酸会损伤肾功能。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复方肾毒性的临床前瞻性观察》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就为了这个结论，有必要在健康人体上试毒吗？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张伯礼做人体实验来试毒，是否把他的实验目标告知给患者，征得他们的同意？
论文中只字未提。
这就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张伯礼有没有严肃对待医学伦理，有没有给予患者知情权。
中医云：胆主决断。能听一个连胆都没有了的人下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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